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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诗十九首》的抒情主体对其抒情艺术的影响

2020-11-25马红霞

中国民族博览 2020年10期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艺术效果

【摘要】《古诗十九首》中诸多篇章或从游子视角,或从思妇视角出发,书写了对于岁月光阴、功名事业、男欢女爱的独特感受,代表了那一时代文人士大夫们的精神气质,也从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而这组五言抒情诗中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从不同的人物视角,即以不同身份、特质的人物作为诗歌的抒情主体,从而获得不同的抒情效果,给人以丰富的情感体验。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抒情主体;人物视角;艺术效果

【中图分类号】G632.3 【文献标识码】A

众所周知,诗歌的抒情主体不同,诗歌所呈现的艺术特质、带给人的审美体验便不同。比如,同是写词,好以女性之口吻书写缠绵凄恻的柳永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而惯写旷意豪情的东坡词则“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古诗十九首》作为汉末五言抒情诗之典范,正是通过采用不同的视角,选取最贴近情感特质的人物作为诗歌的抒情主体,来传达不同的情思感悟。

通观整组诗,大体上可以将其抒情主体分为两大类:一为闺中思妇;二为天涯游子。《古诗十九首》中对这两种人物视角的成熟运用以及对这两种艺术形象极具神韵的塑造,正是这组诗的可贵之处。

一、“谁能别离此?”——思妇主体视角

《古诗十九首》中以闺中思妇视角抒发对远行之人的思念、表现离愁别恨的诗歌占据了相当一部分。似《行行重行行》《迢迢牵牛星》《明月何皎皎》《青青河畔草》《客从远方来》《孟冬寒气至》等篇,皆是写思妇怀人的佳作。这类以思妇为抒情主体的诗在描写细腻感性的女性心理时,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一)善用比兴手法,通过对日常生活、景物环境的描写生发对人物情感心理的刻画

《行行重行行》中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来比对远行不归的游子,从而映照闺中之人的殷切担忧与期盼。更兼有对“衣带日已缓”这一极具生活化的情境的描写,侧面烘托出女子“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苦心思念。诗末更是将满心的思念与牵挂化成了“努力加餐饭”这样一句极具口语化和生活气息的叮咛,这样的设定十分符合女性细腻隐忍的心理,因而读来尤为感人。《明月何皎皎》則是先通过对皎洁月光的描写,映照了一个月夜独眠难寐的思妇的形象。诗中的女子因见月光皎洁,思念起远在异乡的恋人,心生愁苦,披衣起行,独自徘徊。诗歌通过对女子一系列动作的描写刻画其辗转反侧、忧思愁苦的心理,十分细腻传神。女子望月怀人的形象也成为古代闺怨诗歌中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符号。而同是运用比兴手法,《青青河畔草》则是通过对河畔青草、园中绿柳这些美好事物的描写激起女主人公这一“倡家女”“荡子妇”内心的离愁别恨。诗中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女主人公美丽的外貌:“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如此美人,当此美景,却要独守空房,正是“良辰、好景虚设”纵使她有万般风情,又“更与何人说”。因此,诗中的思妇除了有对丈夫的思念牵挂,更有对这“荡子”的一丝怨愤。这样细致生动的心理刻画,最能服务于真挚深切的情感表达。

(二)多用重言叠字塑造人物形象、刻画女性心理,符合女性的精神与情感特质,生动贴切

《古诗十九首》这类诗善用叠字,极具民歌特色。诸如“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明月何皎皎”等句,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当属《迢迢牵牛星》。全诗十句中共用了六个叠词:“迢迢”“皎皎”“纤纤”“札札”“盈盈”“脉脉”。诗歌通过这些叠词的运用,鲜明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忧愁凄苦的思妇形象,全诗的情感也一唱三叹、婉转动人。

总体而言,《古诗十九首》中这类以思妇为抒情主体的诗篇,既是对先前女性代言体诗歌的成熟的总结,也为后代闺怨题材诗歌的创作提供了典范样式。

二、“欲归道无因”——游子主体视角

故园之思、桑梓之念自古以来便是诗歌中反复吟哦的人类亘古不变的一种情感。《古诗十九首》中的部分诗篇正是以漂泊在外的游子作为抒情主体,对这种人类共通的、鲜活的情感加以表现,从而获得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

時空阻隔始终是诱发游子思乡之情的直接因素。诗人善借远在他乡的游子之口,道出思乡怀亲这一传统主题。空间的阻隔,在于一别两地,关山难越,有家难回,正如“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还顾望故乡,长路漫浩浩”等诗句所写。古代交通不便,因此在外的游子常因山高水远而生难归故园之慨。而除了空间的阻隔之外,时间的阻隔更增添了“思乡”这一文化情感中的悲情色彩——譬如离乡经年、时过境迁而使得游子无家可归。这种悲情,正如《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描写的那般最能令人心碎动容——毕竟空间的阻隔尚可以跨越,而时间的阻断却只能留给人永恒的遗憾。《古诗十九首》之十四《去者日以疏》一诗,正是把这种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新”生与死总是不可逆的过程,过往的人事总会离我们越来越远。“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写的则是眼前所见肃杀的景色,由此引出下文游子心中所想。“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一句的妙处则如《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融情于景、情景交融,在对白杨悲风的凄凉景色的描写中,融入不尽的故园之思,凄厉深婉,真挚动人。

单从抒情主体来看,这些从游子的视角表现思归题材的诗歌能够结合具体景物、情境塑造人物形象,又能紧贴人物形象抒发内心情感,足见其抒情艺术之精妙。

三、“为乐当及时”——文人主体的自我排解

除了以上所述的思妇及游子两种主体视角外,《古诗十九首》中还有几首诗看似没有明确的抒情主体,如其三《青青陵上柏》、其四《今日良宴会》、其五《西北有高楼》、其七《明月皎夜光》、其十一《回车驾言迈》、其十二《东城高且长》、其十三《驱车上东门》、其十五《生年不满百》。这些诗歌或表达对现实的不满,鼓吹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如《青青陵上柏》之“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驱车上东门》之“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生年不满百》之“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或感叹知音难遇、知己难寻,如《西北有高楼》之“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希”;或借人生短暂宣扬建功立业,如《回车驾言迈》之“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细细分析,其实不难发现,这些看似没有抒情主体的几首诗中所描绘的事物、场景,无不充斥着汉末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旨趣:斗酒饮宴、策马驱车、登高弹歌、秉烛夜游、求仙问药……而这些诗中所表露的种种思想情感也正是那一时代士人阶层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因此,可以说,这类诗歌正是汉末文人从自身出发、以自我为抒情主体所创作的“我手写我心”的属于那一时代的最真实的声音。只是由于当时所处的时代朝堂混乱、時局动荡,士大夫们精神上的苦闷寂寥难以排遣,因此这些诗歌中不时流露出种种消极的情感,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古诗十九首》中这类着重抒发士大夫心灵意趣的诗作对魏晋时期的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四、结语

正如前文所述,对同一首诗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解读,将会产生不同的理解;而从不同的人物视角抒写情感也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艺术效果:写儿童多奇趣,写女子多缠绵,写壮士多坦荡,写文人多寒酸……而《古诗十九首》这组五言诗虽然篇数不多,却选取了至少两种人物形象作为抒情主体,表现汉末文人士大夫们的精神情感与旨趣追求,反映当时的社会风气与人文面貌。特定的抒情主体服务于特定的情感表达,因此我们才可以在这组诗中看到那些闺中思妇:她们或担忧远行在外丈夫而又体贴隐忍;或感叹年华易逝、抱怨恋人不归;或触景伤情、彻夜难寐。还有那些天涯游子:他们或离乡背井、感慨山重水阔;或睹物思人、感慨孤身漂泊、忧心故乡亲眷;或怅惘时光易逝、故园不再……不同抒情主体、人物视角下呈现出的人物情感丰富生动而又细腻贴切,给予人不同特质的抒情美感的体验。

其次,《古诗十九首》集中以思妇与游子两种人物视角创造了一系列同中见异、生动饱满的人物形象,深化了这些人物形象的内涵,丰富了“闺怨”与“羁旅”这两种古典诗歌情境的意蕴。采取不同的抒情视角是为了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而不同的人物形象则可以承载其各自丰富的情感表达,甚至寄寓不同的文化意蕴。也正因此,《古诗十九首》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方能以“真”动人,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方能成為同类题材诗词中的经典与符号。

综上,《古诗十九首》这组文人五言诗集中表现了思妇怀人与游子思乡这两种古代诗歌文化中经典的情感类型。这些诗的作者采用了不同的抒情主体来表达人类共通的情感,呈现人物多样的内心世界,塑造了丰富而又具有符号性的人物群像,取得了生动贴切、真挚感人的艺术效果,形成了细致深婉、隽永绵长的抒情特色,标志着汉代五言诗的成熟,不愧为“五言之冠冕”。正如钟嵘《诗品》所言:“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一字千金。”《古诗十九首》以其杰出的艺术成就为后世五言诗乃至诗歌创作艺术提供了典范。

参考文献:

[1]吴云,冀宁注.汉魏六朝诗三百首注[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2]傅宗璇,蒋寅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先秦两汉卷[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

[3]李辉.《古诗十九首》中的孤独游子形象分析[J].新乡学院学报,2018(3).

[4]崔玲.《古诗十九首》的美学特色[J].兰州大学学报,2016(1).

作者简介:马红霞(1980-),女,汉族,山西霍州人,大学本科,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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