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 霞

（上海戏剧学院 图书馆，上海 200040）

田汉是著名的戏剧家、社会活动家，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之一，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期刊编辑家。从1922年回国参与编辑《少年中国》始，田汉在40余年的时间里，编辑出版了大量的戏剧（文学）刊物，为中国的戏剧事业和报刊出版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田汉编辑的报刊中，尤为引人关注的是他早期编辑的“南国”系列刊物。①本文中“南国”系列刊物指的是由田汉在“南国”时期编辑发行的以“南国”或“摩登”为刊名的刊物。包括：《南国》半月刊，1924年1月5日发刊，田汉、易漱瑜编辑，共发行4期；《南国新闻》，系《南国》半月刊的附刊，1924年1月25日发行，共出2期；《南国特刊》，系《醒狮周报》的附刊，田汉编辑，1925年8月29日创刊，共出版28期（刊物标记为总24期）；《摩登》，国民党中央党报《中央日报》的文学副刊，田汉、王礼锡编辑，1928年2月2日发行，共发行24期；《南国》不定期刊，《南国》半月刊续刊，田汉编辑，1928年8月4日恢复出版，共发行2期；《南国》月刊，1929年5月1日创刊，田汉编辑，共发行2卷10期；《南国》周刊，1929年8月24日创刊，田汉编辑发行，但由于田汉忙于月刊及其他社务，自《南国》周刊第2期起编辑事务交给左明、赵铭彝负责，共发行16期；《南国之周》，上海《申报》本埠增刊《艺术界》副刊，田汉编辑，大致有1929年5月27日（栏目名为《南国》，该版日期署为民国十八年5月26日，实为5月27日）、6月23日、6月28日、7月24日、8月5日（以上栏目名均为《南国之周》）等数期，每期内容大约半版篇幅。

田汉编辑发行的“南国”系列刊物名目众多，包括周刊、半月刊、月刊、不定期刊、特刊、副刊等；刊行期数也不一，少则2期，多则达到28期；时间跨度长达7年。但万变不离其宗，经营“自己的园地”②田汉曾在1933年6月18日和19日的上海《晨报》上发表《回到自己的园地》一文。始终是田汉“南国”系列刊物的编辑宗旨。田汉早期编辑发行的“南国”系列刊物，基本上都是“我”办的（by myself）、写“我”的（of myself）、为“我”的（for myself），是典型的表达个人旨趣的“在野”刊物，是田汉经营的“自己的园地”。梳理与研究田汉“南国”系列刊物的编辑活动，对田汉戏剧活动以及对中国现代话剧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办（by myself）的“南国”系列刊物

所谓“我”办的，首先指的是“南国”系列刊物几乎都是田汉凭一己之力所编辑发行的。

1924年1月5日，一面帮着编辑《少年中国》，一面又因与“创造社”关系渐疏，田汉在上海创办《南国》半月刊（图1），它标志着南国社初创的雏型。

图1 《南国》半月刊创刊号封面

创刊号上刊登了《南国宣言》：

一.我们因欲打破文坛的惰眠状态，鼓动一种新鲜芳烈的空气，特创刊这南国半月刊。

二.我们在“艺术之社会化”，或“社会之艺术化”的旗帜下，从事第一义的创作，批评，介绍。

三.我们因欲免去资本主义的支配，虽一时不能像Blake印他自己的诗集那样：自己雕版，自己排字，自己发行。至少以自己集资印刷，自己意匠，自己校对，自己托人发行为原则。

四.我们欢迎社外同志的投书投稿，惟只能以《南国》相赠。［1］

当时的成员仅有田汉、易漱瑜两人。“那是启智书局张先生（他的名字我一时记不上来）替我们印刷的，编排、校对都是我自己经手，用道林纸精印，第一次介绍了Beardsley①Beardsley：比亚兹莱（1872─1898），英国画家。的《莎乐美》插画等。漱瑜写的几篇散文诗似的东西引起了朋友们的欣赏。”［2］就这样，田汉憧憬多年的“violin and rose”的世界初现轮廓。但由于易漱瑜之病，心力两疲，到第4期便停刊了。从第2期起附刊《南国新闻》，于1924年1月25日发行，该刊主要撰稿人除编者外有张闻天等，译作占有相当篇幅。因《南国》半月刊的停办而终刊，共出2期。

图2 《南国》半月刊第3期封面

《南国》半月刊虽然只发行4期，但它在田汉的戏剧活动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它是“南国社”得名的缘由。至于《南国》半月刊的命名，一般认为是得名于唐代大诗人王维的《相思》中的“红豆生南国”诗句。《南国》半月刊第3期封面（图2）标有一个法文刊名“Le Midi”，意思是“南方”。②《南国》半月刊第1期、第2期的封面的外文刊名则为汉语音译词“NAN-KUO”。施蛰存回忆道：田汉老师上课时曾提到，歌德的《迷娘歌》里说南方是“橙橘之乡”，是浪漫的青年男女的乐园。田老师就用这个典故，给他的文艺小刊物取名。后来他组织剧运，也就用“南国”为剧社的名称。［3］所以，董健才认为“南国社那一条艰难曲折、个性鲜明的艺术探索之路”都由此而发端，“贯穿整个南国社史的那种事业上奋发自立的苦斗精神，艺术上求真求美的创新精神和作品中那种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正是从这里点燃了第一把火炬”。［4］

1924年10月10日《醒狮周报》在上海创刊，左舜生任总经理，主要刊载政治时事性文章。左舜生与田汉是同乡关系，又是长沙师范的老同学。他们曾同在中华书局工作，还做了邻居。左舜生邀田汉在他主编的《醒狮周报》上写文章，田汉遂提出出版附刊《南国特刊》。《南国特刊》于1925年8月29日创刊，1926年3月20日终刊，共出28期。①《南国特刊》于1925年8月29日创刊，1926年3月20日终刊，一般说共出刊24期，但其中第20期、第21期的编号被重复使用了3次，所以实际上为28期。《南国特刊》之所以停刊是因为田汉不满于《醒狮周刊》本身极右的政治倾向，被人视为“同派”，损伤了“自尊心”：

当时我同时执教鞭于右倾的大夏大学，与左倾的上海大学，左右两派的斗争渐趋激烈化，我的超然的态度也渐渐维持不下了。理智与感情，政见与友谊，这两者非牺牲其一不可了。何况这时已被一部分人视为“醒狮派”，与在思想上初不一致，（最初发起时也没有明定主张）且立在反对方向的团体因刊物之友谊的附刊被视为同派，这已多少损伤了我当时的“自尊心”，兼又引起我的“独立癖”（左舜生评语）了。［5］

同样，《南国》不定期刊、《南国》月刊都是田汉尽个人之力而办的；《中央日报》副刊《摩登》王礼锡尽管参与主编，但其《中央日报》编辑身份起着重要的作用，从该刊发文的作者和内容倾向来看，田汉无疑是组织编辑的核心；《南国》周刊也是田汉创刊的，与《南国》月刊几乎发行于同一时期，是对月刊的补充与完善。尽管因田汉忙于月刊及其他南国社务，周刊编辑事务交给左明、赵铭彝负责，但《南国》周刊创刊号上的发刊词《序〈南国周刊〉》和刊末的《〈南国周刊〉创刊号编辑后记》也都为田汉所撰，为周刊的编纂工作指明了方向。因此，无论是发文数量还是编辑风格，田汉都是该刊的灵魂。

刊物里的很多文章都是田汉本人所作。纵观“南国”系列刊物，可以发现它们几乎成了田汉文学创作和评论的阵地，成为田汉传达文艺主张和政治主张的喉舌。据不完全统计，“南国”系列刊物共刊发作品450多篇，其中田汉作品有160多篇，占比超过35%。田汉在“南国”系列刊物上刊载有戏剧、小说、散文，也有诗歌、通讯、译作等，此外还有大量的戏剧与电影评论、发刊词与编辑后记、演出资料等。田汉长达10万字的《我们的自己批判》一文就发表在《南国》月刊第2卷第1期上，该文总结了南国社7年来的艺术活动，全面清算了自己的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颓废的“波西米亚”倾向。这是田汉“南国”时期最为重要的总结性的力作。

“南国”系列刊物里的文章除田汉所作外，大多是田汉亲朋好友所作。如“南国”刊物刊发有田汉舅父易梅园的遗稿，田汉的几任妻子易漱瑜、黄大琳（即田汉小说《上海》里白小璐的原型）、林素斐（即苏菲，本名林维中）、苏尼亚（即安娥）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苏尼亚的小说《莫斯科》，这位留俄女学生丰富的阅历与不俗的才情让田汉兴奋不已，他在“编辑后记”里对《莫斯科》给予极高评价：“这样的作品在现在是很unique的。”［6］除了田汉亲属的作品，“南国”系列刊物还登载南国社成员陈子展、陈明中、陈凝秋、左明、黄素（即黄芝冈）、郑重（即郑君里）、阎折梧、赵铭彝、葛建时、康白珊、吴似鸿、陈幻侬等人，以及田汉的朋友宗白华、郁达夫、徐悲鸿、王礼锡、王平陵、沈从文、欧阳予倩等人的作品。比如，《摩登》刊载的作品一半都是南国社成员的作品，例如田汉的剧作《黄花岗》和散文《蔷薇与荆棘》等，王礼锡的文艺评论《国风冤词》，欧阳予倩的小说《伤兵的梦》，徐悲鸿的《革命歌词》，左天锡的短篇小说《虚惊》等。此外还有君直（常乃德）、金满成、刘开渠、吴瑞燕、严仲达、沈从文等人的作品，以及陈西滢的译作等。

值得注意的是，田汉在编辑发行《南国》月刊和《南国》周刊期间，还在上海《申报》本埠增刊《艺术界》栏目里开辟《南国之周》副刊，每期内容大约半版篇幅。发表的文章除了南国社成员郑重（郑君里）的译作《现代剧与非现代剧的界线》之外，其余都是田汉的评论和书信：《我们今日的戏剧运动》《公演之前》《南国社第二次公演剧目预告》《给一个“茶花女”的信》《从南京回来》《站在战线上》等。

二、写“我”（of myself）的“南国”系列刊物

写“我”的，主要指“南国”系列刊物刊登的多是描写个人经历、表现个体情感、抒发主观感受的作品，其中尤以田汉的作品为甚。田汉后来回忆道：“南国社演的多是我写的或我们翻译的戏。我写的戏主要还是属于民主斗争性质的。但有些却带着浓厚的唯美主义倾向如《南归》、《古潭里的声音》之类。翻译也是两条线，一条是民主的，一条是唯美的，像王尔德的《莎乐美》便是为了自己欲望的满足，不知其他，比如代表着世纪末没落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7］

田汉在“南国”时期创作的作品多表现个人经历、灵与肉的冲突，以及艺术与美的幻灭等内容。如独幕剧《乡愁》（载《南国》半月刊创刊号，1924年1月发行）描写的是田汉同易漱瑜在东京归国前的生活；独幕剧《获虎之夜》（连载于《南国》半月刊第2、第3期，未刊完）融入了田汉自己的人生体验，表现了孤寂、感伤的情绪；“略写悲怀”的散文《从悲哀的国里来》（连载于《醒狮周报》之附刊《南国特刊》第1—5期，1925年8—9月）情真意切地抒发了田汉对亡妻易漱瑜的悼念缅怀之情：

“但是这这这间房子不正是我去年同漱瑜尝了千辛万苦经过汉口归湖南时住过的那间房子吗？当日漱瑜不是睡在靠窗子这个铁床上吗？我不是睡在侧边用两条凳支起的这张藤床上吗？我不是在这床上用极度紧张的神经听她的呼息，生怕她又气喘吗？我不是一听得她气喘便起来用预备好了的热水瓶里的开水，冲些杏仁露，或她喜欢的果子露去喂给她吃吗？我不是怕她吹了风把那边那扇缺了一块玻璃的窗子用手巾遮起过的吗？……我每一想到这里，我的心便碎了。现在不幸又恰好给我想到这里的最良的机会；于是我那蒙糊了的意识全然清醒了。我隐匿着我的说不出的悲哀，脱了衣鞋，便睡在这铁床上即近窗的易漱瑜当日睡的这一头，把窗子打开，满拟寻些旧梦。”［8］

其长篇小说《上海》（连载于《南国月刊》第1—4期，1929年5—8月）则以自传性的笔法写出了田汉与三位女性的情感纠葛。这部长篇小说以主人公邓克翰写给S君（即再一次帮助田汉安排生计的好友左舜生）的一封长信结束，但信的落款处没有使用小说主人公的名字邓克翰，而是干脆用上了田汉的本名。这一明显的疏漏可能是有意向读者彰显小说《上海》的自叙体特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正处在普罗文艺、左翼文艺运动萌芽和发展的时期，田汉难免会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南国”系列刊物也刊载了大量的田汉创作的表现民主斗争的反映“大我”的现实主义作品。田汉在《南国特刊》上连载《黄花岗》一剧（图3），这是田汉“三黄史剧”（《黄花岗》《黄鹤楼》和《黄埔潮》，《黄花岗》写的是辛亥三月二十九日的广州起义，《黄鹤楼》写辛亥十月武昌起义，《黄埔潮》写1925年上海“五卅事件”）写作计划的第一部，这很好地反映了田汉“对于社会运动与艺术运动持着两元的见解”的思想。《黄花岗》之第一幕发表在《南国特刊》之后，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

图3 《南国特刊》上连载《黄花岗》一剧

但其时的田汉并非一个只知摇旗呐喊的文艺界的斗士，经营“自己的园地”才是“南国”时期田汉最高的理想。他认为艺术同政治既是朋友，又是敌人关系，“政治时常是维持现状的，而艺术时常是对于将要停滞、将要固定的现状之冲破力”，“南国没有什么显明的ism，要说有，那就是‘求真’的ism”［9］。田汉坚守艺术的民间的、独立的、个人的、“在野”的立场，他说：“政治为保守的，保持现状的，很迟疑的。而艺术乃同情民众，为民众，代表民众的，为多数谋幸福的”，“艺术家是反抗既成社会的。艺术家少有代表个人痛苦的，这样便是个人主义的艺术。代表多数的是社会主义的艺术”［10］。他在为《黄花岗》写的序中一开头就表明了其“并非立意要写一篇非欲为任何党作宣传的戏曲，而不能禁其创作热者，则此种珠玉般的人性使人不能不为之歌泣兴起而已。非独作者为然，任何作家的艺术不曾因写仅仅的宣传品而成功，成功的艺术都写的是永远的人性”［11］。

三、为“我”（for myself）的“南国”系列刊物

为“我”的，指的是“南国”系列刊物的创办有着为南国艺术学院和南国社的生存考虑的初衷。1928年田汉主编《中央日报》之副刊《摩登》就有经济方面的考虑。《摩登》副刊主编是田汉、王礼锡，田汉的同乡左天锡也参与编辑工作。田汉何以在《中央日报》上开辟副刊？一则是其好友彭学沛相邀。上海的《中央日报》创刊于1928年2月，彭学沛任主笔。他邀请田汉为其编一文学副刊，于是有了《摩登》一刊。①一说由王礼锡约请创办。参见赵铭彝：《关于摩登社的补充和说明》，载《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史料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版，第199页。二则是从经济上考虑的。1928年2月，田汉在欧阳予倩和徐悲鸿的支持下，创办南国艺术学院，学院包括文学、戏剧、绘画三科，其全部费用均由田汉个人稿费版权收入支付。由于学校经费紧张，田汉主编《摩登》副刊，每月能收入编辑费300银元，这成为南国艺术学院办学资金的主要来源。《摩登》的创刊号刊登了署名“记者”的《摩登宣言》，其中说到：“摩登者，西文近代modern的译音也”，“《摩登》之发刊，本摩登精神以为新时代的先声。摩登精神者，自由的怀疑的批判的精神也”。［12］《摩登》封面上徐悲鸿创作的那幅在清晨的曙光中，一只雄鸡站在山头打鸣的画作形象，具体地阐明了《摩登》的办刊宗旨（图4）。《摩登》副刊刊载的作品一半都是南国社成员的作品，这些作品形式多样，思想包罗万象，体现了田汉兼容并包的办刊思想。1928年3月13日，《摩登》副刊发表一篇署名“民文”的小说《亚娜》，小说很明显地影射蒋介石出于政治目的追求宋美龄。小说中那个滥施淫威的“江司令”，即是以“江”谐“蒋”之音。①张武军的《“红与黑”交织中的“摩登”——1928年上海〈中央日报〉文艺副刊之考察》（《文学评论》2015年第1期）一文认为《亚娜》系田汉小说，不知证据何在？需要说明的是，田汉1927年创作的自传体小说《上海》里提到“亚娜”这个人物。她出自田汉第二位妻子黄大琳写的小说《哀蝉曲》里的白小璐。其中亚娜指的是易淑玉，即田汉第一位妻子易漱瑜；伯青是白小璐自己自谓：亚娜的爱人指的是克翰，即田汉本人。《中央日报》主笔彭学沛随即发表“近日摩登特刊编者有病，无人负责，已特嘱停刊”的启事，《摩登》副刊夭折，南国艺术学院遂断了财源，不久被迫停办。

图4 徐悲鸿作图的《摩登》副刊封面

“南国”系列刊物的创办更是给田汉提供了施展个人才华、传播艺术与政治理念、广交朋友的阵地。《南国》半月刊的创刊原因之一就是田汉夫妻“欲打破文坛的惰眠状态，鼓动一种新鲜芳烈的空气”［1］。《南国》半月刊的复刊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田汉主持南国艺术学院期间，有感于“单办学校而无杂志以为喉舌，吾党精神无由表见，吾人创作欲无由得到刺戟”［13］，于是恢复出版《南国》半月刊，改为《南国》不定期刊。因为《南国》半月刊当时出到第4期，所以续刊开刊为第5期，1928年8月和12月共出版发行2期。《南国》不定期刊发表的文章依然以田汉的创作为主体，主要有田汉的新作《湖上的悲剧》《苏州夜话》，田汉与谷崎润一郎的通信，田汉的剧评《〈怒吼啊支那〉与〈黄埔潮〉》等。在后文中，田汉以俄国作家的《怒吼啊支那》来与自己的创作进行对比，深刻反省了自己没有完成“三黄史剧”创作的原因。同样，《南国》月刊和周刊的创立也都是因为田汉意欲随时传达消息，发表意见，宣传自己的文艺观和社会观。

《南国》月刊和《南国》周刊是南国社成立后田汉创办的重要期刊，两刊的发行有着经济考虑和传播思想的双重原因：因南国社演出有了更多的观众，书店老板认为可能有更多的读者，会给书店和期刊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于是现代书局的创办人洪雪帆便与田汉他们订合同，发行《南国》月刊和《南国》周刊。《南国》月刊创刊主要是“想慢慢地发表几篇比较有自信的、比较坚实的作品。同时想慢慢地吐露一些我的和我们的文艺观、社会观”［14］。由于“月刊太久了，不定期刊更是‘太不定期了’”，田汉便又于第二次南国社上海公演之后发行《南国》周刊，以便“随时传达我们的消息，发表我们的意见”。两刊为履行田汉各部门（话剧、出版、电影、绘画、音乐等）“统一于一点，使成一个整个的艺术运动”［15］的思想，发表了大量的剧本、小说、散文、电影、评论等文章。《南国》月刊还在第2卷第4期开辟了苏俄电影专号，译介苏俄电影成就。田汉之所以关注电影，除了其“整个的艺术运动”观之外，也与他的艺术、政治“两元观”有关。田汉认为电影是“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的最良工具”，“新俄便是把这工具使用得最好的国家”，“他们的电影运动只是革命运动之一翼，不独反映着革命而且指导着革命的”。［16］这种观点迎合了当时如火如荼的“普罗戏剧”高涨的革命形势。《南国》月刊和《南国》周刊办刊期间正是普罗戏剧兴起之时，也是田汉顺应时代的呼声“左转”时期，为此，田汉在《南国》月刊第2卷第1期（图5）上通刊发表一篇长文《我们的自己批判》（图6），文章对田汉前一时期的戏剧活动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下一阶段的奋斗目标。现代书局还推波助澜，在该期封面上画上了镰刀和斧头，形象地表现了田汉转向的决心。

图5 《南国》月刊第2卷第1期封面

图6 田汉长文《我们的自己批判》首页

《我们的自己批判》详细介绍了田汉在主持上海艺术大学期间所举办的“艺术鱼龙会”的演出剧目、演员情况，以及关于新旧剧的理论争鸣等。此外，《我们的自己批判》一文中还介绍了南国社1928年和1929年之交第一次在沪和旅京（南京）公演，及南国社1929年7月的第二次旅京公演和在沪公演。对比两次公演的剧目，可以看出南国社时期的田汉正面临着明显的向左转的政治倾向。第一次公演的作品，不管是创作剧，还是翻译剧，大都有一种感伤的“灵肉生活之苦恼”的情调，弥漫着一种无政府主义的颓废的味道。第二次公演除了“充满着诗，充满着泪”的创作剧《南归》和“怪异而眩惑”的翻译剧《莎乐美》之外，还有表现“被压迫之爱”的社会剧《第五号病室》、展现阶级斗争的《火之跳舞》、呼唤“一切被压迫的人们集合起来……一致建设新的光明”的《一致》，和歌颂伟人的悲剧《孙中山之死》（因审查未过，故未演出）。鉴于当时革命潮流的影响，南国社成员的“兵谏”出走，加之两次公演后观众对其演出的剧目所做的真诚而尖锐的批评，田汉在该文中仔细清算和批判了南国演剧“奉事着绅士阶级而拒绝了无产阶级”的“误入歧途”的错误做法，主张将来努力的焦点是“使我们的艺术真成为民众的”，而把艺术当成报告新时代到来的“红色的号音 ”。［5］《我们的自己批判》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重要的理论文献。

结 语

南国社被查封后，田汉加入左翼剧联，领导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南国”系列期刊的编辑工作也告一段落。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配合如火如荼的抗日壮举，田汉先后主编了《抗战戏剧》半月刊（1937年11月16日创刊）和《戏剧春秋》月刊（1940年11月1日创刊）。这一时期的田汉在期刊编辑思想上基本上放弃了艺术与政治“两元的见解”，因为在民族抗战中，戏剧运动的唯一任务就是动员全民族奋起抗战。两刊主要刊发各种抗战题材剧本，报道抗战演剧情况，及介绍适合抗战需要的戏剧理论等。后者还积极开展“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历史剧问题座谈”等讨论，以配合抗战的政治需求。

1949年后，田汉先后担任过《人民戏剧》主编（1950年），《剧本》月刊社社长（1952年），《戏剧报》社长（1954年），《戏剧论坛》编委会召集人、主编（1957年），《戏剧研究》双月刊编委（1959年）等职，但这一时期的田汉已由编辑“南国”系列期刊时的意气风发的“在野”状态转变为政策方针的忠实执行者的“在位”状态，由表达个人旨趣经营 “自己的园地”的“小我”立场转变为抒写“宏大叙事”的“大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