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粟

（南京大学 文学院，南京 210023；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 100088）

初设于2004年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至今已有超过15年的发展历程。其中，2012年将“教育学”“艺术学”和“军事学”三个单列学科纳入评审对象，标志着“后期资助”完成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全学科覆盖”，体现出“后期资助”对各类学科兼收并蓄的整体统筹性。

从2011年独立为新学科门类的“艺术学”角度看，其“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弱到强”的资助发展过程，体现出后期资助项目规划上的学术敏锐性和资助专业性。本文通过对后期资助中“艺术学”门类入选项目的整体分析，尝试总结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申报技巧与中选规律，并进一步探究后期资助项目中艺术学学科的自身特色与发展态势。

一、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中，艺术学项目的入选数据分析

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对原有学科目录进行修订，并印发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1］，这标志着“艺术学”正式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成为与“文学”并列、下设五大学科类（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的“最年轻”的学科门类。2012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后更名为“工作办公室”）迅速作出反应，将艺术学纳入独立评审类别，从此，后期资助项目有了“艺术学”这一独立的申报门类。

事实上，早在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就已对带有“艺术学”属性的项目有了资助，并且首批资助的“准艺术学”类项目就达到4项。具体看，2008年申报并入选“哲学和语言学”大类的两项成果——《图像学研究》（译著）和《西方音系学流派》，可被归入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学”门类（具体分属于“艺术学理论”和“音乐与舞蹈学”）；而入选“考古学”大类的两项成果——《中国史前玉器的考古学探索》和《安徽繁昌窑遗址发掘与研究》，也都与艺术学中的“设计学”学科联系紧密。可见，2008年后期资助就已完成了针对艺术学项目的初次“涉水”。时至今日，后期资助中“艺术学”项目已有超过10年的申报经验，凝聚了丰硕的艺术学成果，形成了值得归纳的入选规律。同时，作为单列学科的“艺术学”，在“国家社科基金”中早已拥有了独立的命名——“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因此，作为同由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织评审的国家级项目，“后期资助”中的艺术学项目也已有了总结其整体规律特征的必要性。

笔者选取带有“艺术学”属性的项目入选“元年”（2008年）作为起始年，对2008—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中的艺术学项目进行归类，从不同视角介入分析，发现如下规律：

其一，从细分学科看，“戏剧与影视学”入选总量最多，发展态势最好；“设计学”入选总量不多，但2019年入选数量陡增，其发展值得期待；“美术学”历年入选量相对稳定，但整体突破性不足；“音乐与舞蹈学”历年入选量不多，且增长略显乏力；“艺术学理论”入选总量较少（但2019年增长明显），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见表1）。

表1 2008—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艺术学项目历年入选数量一览表① 统计说明如下：其一，因2008—2010年尚未有明确的“艺术学”申报大类，笔者收集了接近现今艺术学门类的选题，并分别归入下设的五大学科类中：将2009年申报哲学类的《行走的空间——江南古代都会建筑与生态美学研究》《画与真：梅洛-庞蒂与中国山水画境》分别归入“设计学”和“美术学”；将2010年申报社会学和新闻学的《中国云南少数民族音乐考源》《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电影放映研究》分别归入“音乐与舞蹈学”和“戏剧与影视学”。其二，2011年1月发布的“后期资助”申报公告中尚未提到将“艺术学”作为学科类型单列，但因该年3月新的学科目录印发，因此在该年共计三批的申报名单中，首次出现以“艺术学”作为独立申报学科的3项入选项目。值得注意的是，彼时“艺术学”门类刚刚形成，仍存在带有典型“艺术学”属性的项目通过其他学科申报的情况。例如2011年《汉墓壁画的宗教信仰与图像表现》《戏剧学导论》分别入选“宗教学”和“中国文学”大类，笔者将其归入“美术学”和“戏剧与影视学”。这种“模糊申报”的情况由2011年持续到2013年，笔者均以“就近原则”处理。艺术学项目的申报于2014年走上正轨，因此针对2014年及之后的项目，完全按照申报“艺术学”类的选题统计，不再模糊处理。其三，自后期资助项目设立“艺术学”专项以来，存在项目明显不属于艺术学门类，但被归入艺术学门类并成功入选的情况。如2013年入选“艺术学”项目的《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可视化与信息设计》，更偏向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笔者统计时仍将其归入艺术学门类中的“设计学”大类；有些入选项目属于“跨学科类”的成果，如2014年的《博物馆陈列艺术中的叙事性研究》既可归入“艺术学理论”，又可归到“设计学”或“美术学”，笔者按照就近原则将其归入“艺术学理论”类；有些项目所属学科仍有争议，如2017年《世界范围公共艺术最新发展趋势研究》按《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介绍》的原则应归入“美术学”，但按《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的原则，应算作“设计学”，笔者按照学科“就近原则”将其归入“设计学”类。（单位：项）

从2019年与2018年的数据对比可见，2019年后期资助项目入选总量为1000项以上，而2018年入选总量为613项，增长率超过60%。在此基础上对比表1数据，在后期资助的艺术学门类里，2019年“戏剧与影视学”入选成果（19项）比2018年（10项）翻了近一番。“设计学”2019年（17项）增长更为明显，是2018年（4项）的4倍以上。二者在2019年形成了领先于后期资助总体增长率的巨大突破。“美术学”入选量2019年（10项）与2018年（9项）基本持平。“音乐与舞蹈学”2019年（5项）也较2018年（3项）增长不多。这两类以“实践性”见长的学科，历年中选数量均未超过10项，侧面体现出它们在后期资助项目申报过程中缺乏学科优势，即相比理论性见长的学科类型，“美术学”和“音乐与舞蹈学”也许更适宜申报“国家艺术基金”这类提倡“创作”为主的国家级基金资助。此外，“艺术学理论”在2019年终于“破5”，且入选成果数（6项）超过2017年（3项）和2018年（2项）的总和，可见“艺术学理论”这一新兴艺术学科类型，正处于后期资助的“茁壮成长”期。值得注意的是，申报“艺术学理论”的学者，多由“文艺学”“美学”等迁移而来，其整体学科建设稍显稚嫩，成果凝聚尚需时间，但“艺术学理论”自带的基础理论性，在整个“艺术学”门类中较为突出。正如2019年申报公告第二条提到“重点支持文史哲等基础学科”，“艺术学理论”的学科特点在艺术学五大学科类中，最契合2019年“后期资助”项目的申报要求。从趋势上判断，“艺术学理论”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和提升空间。

其二，从入选地区看，艺术学后期资助项目总体呈现“五大梯队”架构，同时各地区教育资源、教学科研实力与其项目入选量呈正向关联（见表2）。

表2 2008—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艺术学入选项目所属地区统计表（单位：项）

根据表2，从申报高校（机构）所属的地区看，入选数量排在第一梯队的地区有北京、江苏和浙江，其中北京入选数量最多，12年间达到了45项，占总入选量的22%。平均看，北京地区的高校（机构）每年能入选3项以上，对于艺术学这一新兴学科门类来说，成果比较突出；江苏、浙江两个教育发达省份，入选数量分列二、三位，分别突破30项和20项，占总入选量的14%和10%，体现出较强的实力。第二梯队中的山东、广东、湖北和上海紧随其后，12年间入选数均超过10项。第三梯队中，河南、陕西、天津、湖南入选总量都在6项以上，平均每2年能中选1项；而福建、江西、四川均入选4项，相当于每3年才能中选1项。第四梯队中，山西、辽宁分别入选3项，相当于每4年中选1项；甘肃、广西、河北、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和云南各入选2项，相当于每6年中选1项；重庆地区12年共有1项项目入选。此外，2008—2019年艺术学后期资助项目中，除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外，还有部分地区12年来无项目入选，尚未实现艺术学项目“0”的突破。

其三，从高校（科研机构）情况看，入选艺术学后期资助项目的高校（机构），其对于艺术学专项的重视程度、投入力度与其项目入选量呈正向关联（见表3）。

表3 2008—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艺术学项目3项及以上的高校（机构）（单位：项）

从表3可见，后期资助入选量较多的高校（机构），并非皆为教育资源和科研综合实力较强的高校（机构），也并非全是艺术学五大学科类（一级学科）排名靠前的高校（机构）。总体看，具有特色的艺术学专业研究院校更能脱颖而出。如江苏师范大学入选数量排名第一，领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传媒大学。该排名体现出艺术学后期资助项目独有的入选特色——艺术学相比其他成熟学科体量较小，“船小好掉头”，这使得在项目科研上投入较大，同时重视研究申报规律的高校（机构），项目入选概率更高。

其四，从入选项目的关键词看，具有专项、深度和界定性研究性质的题目有更大的中选概率（见表4）。

表4 2008—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艺术学项目的题目关键词统计（单位：项）

从表4可知，入选题目存在普遍规律。首先，题目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词是“研究”，其出现次数（109次）超过了入选题目总数（207项）的50%，即平均每2个中选项目，就有1个题目带有“研究”一词。其次，像“艺术”“史”“论”“学”这些学术研究普遍使用的主流词汇，出现频次较高，而如“文化”“电影”“音乐”“画”“设计”这些带有具体界定性的名词也出现较多。最后，如“批评”“理论”“建构”这些词出现频次较低，甚至低于“评”“考”这些通常被认为较为精专的“生僻词”。总体看，申报题目时，可以更多借鉴“研究”“论”这些高频词。

其五，从入选项目的研究类型看，侧重于某一国家（地区）或某一时代艺术的专项研究类型，中选数量最多（124项）；对某一位名家的专项研究入选数量（26项），要比某一具体作品的专项研究入选数量（11项）多一倍以上；而针对某一类群体对象的研究入选成果数量较少（7项）（见表5）。

表5 2008—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艺术学入选项目的研究类型统计（单位：项）

如表5所示，首先，《先秦时期楚国设计艺术的多元融合研究》《西汉乐论集校集释》《宋元戏曲艺术思想史》《晚清民国戏曲现代化研究》等专攻某一时代艺术特色的项目，以及《当代非洲摄影文化研究》《当代俄罗斯戏剧作品研究》《山东戏剧史》《陕西电影发展史》等聚焦某一国家或地区的艺术研究入选数量最为庞大，共124项，占所有艺术学后期资助项目的59%，且其中绝大多数是从“中国”的某一时代或者“中国”的某一地区这两个维度切入研究艺术学的主体规律。

其次，《威廉·莫里斯的艺术观及其影响研究》《身体·空间·时间——德勒兹艺术理论研究》《李渔编剧艺术研究》《何绍基年谱》《丰子恺音乐实践与理论贡献研究》《“重写电影史”视野下的张石川研究》《张道一学术思想研究》《宗白华现代艺术学思想研究》等针对某位艺术大家的专项研究，成果数量也不少，占总量的12.5%。这类“名家研究”的入选量（26项）高于“特定艺术作品”的相关性研究（共11项，占比5%），如《〈中国画学全史〉与美术史学本土话语建构》《〈历代名画记〉注释与评介》《〈韩熙载夜宴图〉图像志考》《〈优语录〉整理与研究》《〈溪山琴况〉琴乐美学价值研究》《〈诗经〉之民族器乐研究》等。

再次，《多维语境下的哈得孙河画派研究》《汉剧坤伶群体研究（1923—1949）》等涉及某一群体对象研究的入选成果相对较少（共7项），但形成了一种针对研究主体的选题视角；而如《早期中国电影中的底层居住空间与都市文化研究（1905—1949）》《共和国音乐学论纲（1949—2019）》《从外来杂耍到本土影业:中国电影发生史研究（1897—1921）》等题目中明确研究“时间起止点”的入选成果，达到18项之多，占艺术学总入选成果的9%。可见，成果题目中具备“限定起止时间点”且带有“研究”等关键词的、针对“中国”艺术学的研究容易入选。

二、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艺术学项目的五大特点

根据上述规律，结合历年后期资助申报公告变化，可以看到在国家学科设置政策、国家后期资助项目申报政策以及艺术学学科研究的发展变化的影响下，艺术学后期资助项目已形成五大特点。

其一，艺术学独立为学科门类的政策调整，对艺术学后期资助项目的申报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根据表1，从申报年份看，2011年3月艺术学成为正式门类，该年艺术学项目的入选数（9项）显著提升，比2010年（4项）增加了一倍以上。在2012年申报公告明确了对艺术学这一单列学科的申报分类后，该年的入选数（19项）又比2011年（9项）增加了一倍以上。以上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艺术学专设为一个门类的政策调整，提振了学者对艺术学后期资助成果申报的积极性和学术品质。

其二，后期资助的申报标准既严格又灵活。2019年申报公告有诸多严格的调整，首先是将博士论文申报年限改为三年（含）以上，将博士后研究报告也纳入三年的年限要求，且要求博士论文或博士后研究报告的增删、修改比例明确为30%以上，体现出高标准。其次是形成了“优秀博士论文”这一特殊的申报形态，不仅规定了优秀博士论文的申报者年龄要在35岁以下，还要求论文要获得校级以上“优秀”等级，体现出严要求。与此同时，2019年公告里首次区分了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通过层级设计，形成差异化激励政策，体现出标准制定的灵活性。例如从数据看，2019年后期资助艺术学项目入选数量达57项，是2018年（28项）的一倍以上，体现出严进宽出的良好效果。

其三，“中青年学者”逐步成为艺术学后期资助项目的主力军。2013年起，后期资助申报公告增加了“要鼓励和组织退休科研人员申报”的要求，规定“退休科研人员申报成果完成比例可适当放宽”；2014—2018年公告里进一步指出退休科研人员书稿“完成比例不低于60%”（2019年和2020年要求不低于70%），相比于其他科研人员80%的完成率，后期资助已经专门为退休科研人员营造了很好的激励政策。2019和2020年申报公告对于成熟学者的表述进一步明确——“鼓励知名专家学者和有长期学术积累的退休科研人员积极申报”，但“鼓励……积极申报”这样的表述，侧面体现出后期资助对于书稿“完成率”相对较低的知名学者和退休科研人员来说，项目适用性明显不高的特征。此外，2020年后期资助申报公告特别将“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作为标题进行重点宣传，体现出对优秀青年学者博士论文的进一步重视；同时该公告特别指出，要“突出对优秀青年学者的科研支持”，从这个角度看，后期资助中的“后期”特性，与年轻学者们完成率较高的书稿特性更为匹配，后期资助对于中青年学者的倾斜度在不断增强。

其四，后期资助的学术影响力和出版品质日益提升。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中艺术学项目虽然整体成果较少，但其影响力却在逼近“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具体看，笔者梳理了2016—2019年的“国家社科后期资助艺术类入选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包括重大项目），整理形成表6所示的数据对比。数据显示，2016年后期资助中的艺术学项目（17项）与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包含重大项目在内共201项）的比例，约为1:12；而2017年和2018年这一比例均接近1:8；2019年这一比例缩减至1:4。可见，近四年来艺术学项目在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的表现日益强势，同时，由于此消彼长，有相当一部分艺术学学者正将视线转移到后期资助的申报上。

表6 2016—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含重大）与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入选数量对比（单位：项）

此外，如2012年《5—8世纪汉地佛像服饰》（彼时申报了“考古学”大类）和《中国话剧艺术史（九卷本）》等后期资助入选项目，都是由规格更高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转立为“后期资助”的，其学术质量本身就非常过硬。而有研究者利用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对2016年之前的后期资助入选成果检索与统计，从数据看，有649部后期资助成果被引9771次，平均每部著作被引15.06次，其中，被引数高于100次的11部著作中，艺术学项目占3席，分别为《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译著）（被引236次）、《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被引124次）、《南画十六观》（被引104次），它们分别位列被引次数的第二、第六和第十名。［2］在国内哲学社会科学诸多重要奖项的评选中，后期资助艺术学项目表现突出，例如《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一等奖等。可以说，后期资助中的艺术学项目在后期资助整体项目类型中呈现“少而精”的特点。总体看，艺术学类后期资助成果具有形象化的内容特质，往往图文并茂、文字优美流畅、内容饱含情感且情绪感染力较强，因此在读者中具备较好的可读性与传播力，成为推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建设整体繁荣的重要力量。

其五，出版机构对后期资助申报的推动作用日益彰显。相比“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与出版社的关系更加紧密，每年可推荐申报的出版社数量为50家左右。由于并非所有选题都由出版社推荐申报，因此对于当前累计入选的207项艺术学后期资助选题来说，可以估算出由每家出版社推荐入选的艺术学后期项目平均为3—4个，因此2008—2019年这12年间，平均每年由出版社推荐入选的艺术学后期项目为0.3个左右。而从笔者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来看，2017—2019年每年都有1项申报成果推荐并成功入选“艺术学”后期资助项目，超过了0.3个的平均入选数。并且，这些入选项目如《新中国工笔画中女性形象研究（1949—2010）》《中国电影地域空间的文化身份表达研究（1990—2019）》等，都很好地借鉴了上文提到的“中国”“时间起止点”等元素，并带有“研究”这一关键词，获得了很好的反馈效果。又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年都会由总编室牵头，通过微信公众号等，第一时间形成“一张表吃透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申报新变化”等解读文章，便于高校教师及时参考。综上所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历年“后期资助”的成绩也都非常突出。可见，对于申报经验和成果规律的研究，非常有利于后期资助申报者和出版机构获得良好的项目反馈。

结 语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具有激发高校教师的积极性和出版机构的主动性的双重优势，其中的艺术学项目不仅收获了艺术学成为专设门类后的红利，同时申报标准既严格又灵活，申报主力多为中青年学者，学术影响力直追“国家社科基金”，并在出版机构的推动下不断提升后期出版物的品质。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具备的诸多优势，在艺术学学科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尤其得到了专业体现和学术传承，值得其申报者和研究者进一步挖掘规律，共同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建设迈向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