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帆

时隔五年，经乔叶重新修订后的《拆楼记》被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再次出版。在再版《后记》中，乔叶这样写道：“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越来越知道，没有什么完美之书。尽管在每一部书出版之前慎之又慎，但面世之后总会发现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还会越来越多。这些问题也许读者并不怎么在意，却成为我的心上之斑。祛斑之术，唯有再版时修订而已。”①乔叶：《拆楼记·后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64页。“祛斑”之说，是作家乔叶的自谦之词，但是再版相较于第一版（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而言，确实也在局部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突出表现在，再版插图数量的大幅减少，以及每一节后注释数量的显著增多。那么，再版后的这两处变化，说明了什么问题？或者说，这两处变化彰显出作家乔叶怎样的创作历程？这是本文试图探究并解决的问题。在笔者看来，相较第一版而言，再版插图数量的减少、节末注释的增加，体现了作家乔叶从用插图解释文字到用文字解释文字的转变过程。不论是“以图释文”还是“以文释文”，都彰显出乔叶作为一个阐释者②［英］齐格蒙特·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一个由解释性话语活动所构成的文本的作者，在试图让不同话语和领域之间达成沟通与理解时的焦虑。

一、第一版《拆楼记》“以图释文”的焦虑

关于“插图”，《辞海》称其是“插附在图书报刊中的图片。通常分为艺术插图和科学插图两类，对正文作补充说明或供艺术欣赏”③夏征农、陈至立主编：《大辞海 美术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大美百科全书》同样指认插图是“一种附随于本文的图画或画面……它的功能是替本文做更明晰的图面注释，并具有装饰美化的功能”①《大美百科全书》编委会：《大美百科全书》第14册，北京：外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458页。。也就是说，一般意义上随正文附着的插图，其功能是为正文作出注释与解释。而用插图解释正文，或者说“以图释文”，其作为一种文学传统，古已有之。较早有“六经首《易》，展卷未读其词，先玩其象矣”②萧云从：《离骚图序》，《刻画雅辑 离骚全图》上，箫云从原绘、门应兆补绘，董楚平译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之后有元代建安虞氏刻《全相武王伐纣平话》，全书四十二幅插图，均是对全书语言叙事的表现；而最典型莫过于《红楼梦》，不论是程甲本的《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还是双清仙馆本绣像，以及之后的石印、铅印系统绣像，个中插图，作为文本的组成部分，在解释、说明、补充正文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到了现代，“以图释文”的文学现象俯拾即是。如林白在2004年刊行的“新视像读本”《一个人的战争》，文本中几乎每一页都有插图作说明。又如在2006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编年体鲁迅著作全集（插图本）》内有插图四千多幅，其时的《文汇读书周报》点评“透过几千幅老照片，我们可以解读鲁迅文章，感知鲁迅笔下的人和事”③转引自韩丛耀主编：《中华图像文化史 插图卷》上，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可以说，用插图来解释、说明正文，用插图来表现语言叙事中的重要场景，是插图的重要功能之一。而作家乔叶在创作《拆楼记》时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她曾言：“近年来，因为外出开会比较多，我对摄影产生了兴趣。在《拆楼记》写作过程中，我多次到老家采访，也拍了很多照片……后来发现这些照片也是另一种语言，是无声地诉说，就把它们插到了书里。”④方家禾：《乔叶：〈拆楼记〉里不仅是我的故乡》，《焦作日报》2012年7月31日第13版。这便直接导致了在第一版《拆楼记》中出现了一张扉页图与十五张文本内插图的状况，平均每节一幅半的插图频率，也足见乔叶对这些插图的重视。而这些插图，确实也以“另一种语言”的形式，对文本进行着补充说明。

具体而言，扉页图是乔叶的手绘图，她用铅笔画的形式描画了一张山阳市高新区的平面指示图。这里有张庄、乔庄、田庄三个庄在高新区的总体地理区位，也有这三个庄的相对地理区位，也还有张庄内牵涉到拆迁的“姨妈家”“姐姐家”、赵老师弟弟家、赵老师家、王强家这五家，在村内的位置走向。因为拆迁问题的核心是补偿款，而政府发放或村民拿到补偿款的依据是建筑所在的位置，所以地理位置在拆迁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基于此，乔叶用扉页插图的形式精准勾勒了张庄在高新区的位置，以及上述五家在张庄的位置。正是借助这一扉页插图的表现，我们得以更直观、更容易地理解文本内“姨妈家”等四家联合王强家一同抢盖房屋的原因，以及紧邻养殖厂的“姨妈家”“姐姐家”等违建可以保留五米的结果。至于文本内的十五张插图，它们或以“上图下文”，或以“上文下图”的形式出现，对当页文字进行解释说明。这其中有牵涉张庄风土人情的插图，如鱼塘、老房子、公家大楼，但更多插图反映的是张庄村民在拆盖过程中的房屋动迁实际情况，从“姐姐家盖楼阵势铺开”到“一层已起”，从加盖三层已完工到听说拆楼插红旗，再到村里广告栏张贴《山阳新区管委会关于进一步整治违法占地违法建设的通告》，从“盖楼”到“拆楼”，这中间的一桩桩一件件，插图都有所表现与说明。可以说，作家乔叶用图像解释文字的形式，让整部作品的主旨更容易被读者理解，作品中人物的各自立场与出发点也更容易被读者捕捉，“以图释文”，不仅降低了文本的阅读难度，而且大幅提升了读者体悟文本中各自人物内心活动的可能性。

但是，图像对文字的解释作用，并不简单只表现在正面。也就是说，图像对文字的解释，不仅表现为图像对文字的有效阐发，也有可能表现为图像对文字的曲解破坏，而后者，无疑会影响人们对文字的理解。因为就美学角度而言，文字以抽象性与想象性见长，诉诸纯文字的文本，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产生良好的阅读期待，加深读者阅读思考的深度。而图像，则以直观性与具体性见长，相比较文字的想象性阐发，图像更依赖视觉产生效果，更诉诸于眼球等外在感官系统。“以图释文”的结果，无疑是将文字的深义感性化和直观化，为阅读带来便宜，就第一版《拆楼记》而言，插图确实对相关文字进行了良好的补充说明，是古代传统“以图释文”在当代的良好延伸。但是，太多插图进入文字作品中，却也部分搅乱了文字原有的叙事格局和逻辑，部分中断了文章的内在文脉，将读者的注意力从文字引向图像本身，并暗藏着破坏读者对文字沉思默想式的感悟方式的可能性①周宪：《“读图时代”的图文“战争”》，《文学评论》2005年第6期。。也就是说，第一版《拆楼记》中过多出现的插图，虽然部分程度上对正文起到了补充说明的作用，但是却也在部分程度上伤害了整个文本的内在文脉，造成了读者阅读过程中的停顿。更进一步而言，插图以其视觉优先性对文字施加的话语霸权，也部分削弱了读者通过文字获取创作主旨的可能。而这一点，是创作《拆楼记》时的乔叶所无法接受的，因为这牵涉到了文本的创作意图是否实现以及是否被读者理解的问题。

在谈到《拆楼记》的创作初衷时，乔叶曾说：“我主要不是为了表达农民个体和国家体制的利益博弈，当然也含有这方面的意思。我想写一个个个体，代表国家意志的官员其实也是个体。在小说中，他们都有自己的声音，不是一张公章脸。他们都是蛮可怜的个体，其实都很不容易，都在煎熬，都是一群受苦的人，而且大家都像在泥塘里打滚一样。”②卢欢：《当代著名作家访谈录》，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54、255页。也是由此，有人曾指摘她在《拆楼记》中塑造的“我”这一人物没有什么明确的道德立场③乔叶：《拆楼记·后记》，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49页。。为此她曾辩白过，而且是以极强烈的自我代入形式。据她看来，她怕自己像个很有道德立场的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的道德立场，不是冷眼旁观就是高高在上，这对她一个“卑微者”而言，是极度别扭的。一般意义上，作家对城乡二元关系的刻画，侧重点大多在现代城市对乡村的剥夺与压榨，展现的主题也大都是农民生活的困窘与市民生活的靡费，作家也是据此对城乡二元对立结构进行批判，以悲悯情怀对农民农村进行哀悼。典型如路遥笔下的乡村。同样出身乡村的乔叶，她没有选择用老生常谈、却也历久弥新的知识分子道德立场去批判乡村，她选择拥抱乡村，但是，她拥抱乡村生活的结果，以并不是为农民代言，因为她自己也坦承，当混在这样一种阶层中时，她觉得“很不舒服”。在这个意义上，乔叶也与大部分“进城作家”一样，深感“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鲁迅《题〈彷徨〉》）。但是，她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当她体悟过知识分子阶层、农民阶层、市民阶层各自的生活后，她发自内心地认为农民与官员“他们都是蛮可怜的个体，其实都很不容易，都在煎熬，都是一群受苦的人”④卢欢：《当代著名作家访谈录》，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54、255页。，她既不愿意单纯站在知识分子立场，又不愿意局限于农民阶层立场。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开放性的写作态度与写作立场，也才有了她在第一版《拆楼记》中试图用“以图释文”的形式，让读者去了解各个阶层人物的艰辛与不易。也就是说，借助“以图释文”的形式，借助用图像说明文字的文本结构，表面上看是乔叶试图将文字直观化，以让读者更好地体味每一个体的立场与行径，呈现农村阶层与城市阶层的各自苦衷。

更深层次而言，作家乔叶试图借助“以图释文”的方式，在《拆楼记》中建构一种话语，一种不再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城市阶层或统治阶层）等单一阶层的话语，一种试图沟通农民与官员、农民阶级与统治阶级的话语，而这样一种开放性话语，无疑指向了这样的终极创作目标：那就是每个个体、每个阶层都应跳脱自己所处的个体位置与所属阶层，试着去与他者以及他者所属阶层沟通与交流，去试着理解彼此所处的立场以及各自背后的苦衷。作家乔叶在《拆楼记》中扮演的这一角色，其实也就是前文提到的“阐释者”角色。所谓“阐释者”，在鲍曼看来，其由形成解释性话语的活动构成，这些解释性话语以某种共同体传统为基础，它的目的就是让形成于此一共同体之中的话语，能够被形成于彼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知识系统所理解①［英］齐格蒙特·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也就是在“以图释文”的第一版《拆楼记》中，在充满解释性话语的这一文本中，作家乔叶试图用插图解释文字的形式，让农民阶层与官员阶层都能够了解各自阶层的所思所想，进而体悟每个个体及其背后阶层的困窘与不易。在充分了解了乔叶的创作初衷之后，再回顾前文提到图像对文字的解释，既有有效性，同时也有干扰性，第一版《拆楼记》中过多出现的插图，部分影响了读者更深层次阅读文字、进入文本、理解文本主旨的可能，因此，在五年后重新修订《拆楼记》时，乔叶选择将这些插图转换为每一小节末尾的注释，用文字解释文字的方式，替代先前的用图像解释文字，以更有效地传递信息，进而实现每个个体都能彼此沟通这一创作初衷。

二、修订再版《拆楼记》“以文释文”的焦虑

在中国古代，“训诂”的治学方法一直比较盛行。郭璞称其是“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黄侃认为“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②转引自周大璞：《训诂学要略》，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也就是说，古代训诂的目的是为了解释古今语言之异、通方言殊语之异，为了今人更好地理解古典文献典籍的思想内蕴。至于“训诂”这一传统在现代的创造性转化，便是“注释”。提到“注释”这一文学现象，其在现当代文学中的应用更是不胜枚举。这其中有作者原注，如鲁迅对其小说《长明灯》中的两条方言作注，郁达夫、闻一多、茅盾等文人为其所作旧体诗词作注；也有他人作注，如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在1945年出版时，编者在文末加注27条注释等。整体而言，现代文学的“注释”与古代典籍的“训诂”相比，可谓纷繁复杂，不仅增加了外国人名、地名、书名等的翻译与介绍，还增补了有关社会历史事件与文坛掌故的说明等等。但是，在“注释”对“训诂”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过程中，“注释”对历史人物、风土人情、方言俗语等的词汇的解释功能没有变，其扫除时代地域因素，使文本通俗化、便于读者理解的功能也没有变③金宏宇：《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232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作家乔叶在修订再版《拆楼记》中增加的注释，起到了进一步解释说明正文、便于读者理解的目的。

纵观第一版《拆楼记》，文本内注释条目共有27条，而修订重版的《拆楼记》，在乔叶有意增加注释后，文本内注释条目达到63条，相比初版增加了一倍还要多，而且在注释条目出现频率上，修订重版也以每小节平均出现3条的频率远高于初版每小节1条的频率。那么，增加后的注释，主要都解释了正文的哪些内容呢？整体而言，这些注释的内容可以被分为两大类：一是对正文具体字句的解释，二是对正文牵涉到的相关历史背景的解释。先来看增加的注释中对具体字句的解释。如上部《盖楼记》“情况”一节中对“一头沉”的解释。普遍意义上，“一头沉”这一词汇并不常出现于文学作品中，因此作者将其单独拎出并解释，有效扫除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又如上部《盖楼记》“首战”一节对“镐”字的解释，讲其“一指刨土的工具，二指古代的一种武器。《说文解字》中言：‘镐，温器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杨泓先生在专著《中国古兵器论丛》言道：‘镐亦为古兵杖之一，形式奇特，长一丈三尺，柄端安一大拳，拳握一笔，纯以铁制，其重量不亚于斧钺，旧式仪仗中时见之。此器大约始于周秦之世，非猛勇之将，不得其用也，近来习此者，已寥若晨星，盖古法失传矣’。”①乔叶：《拆楼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49、25、68、40页。作家乔叶为读者通顺阅读体验的努力，由此可见。还有下部《拆楼记》“道理”一节对“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的解释，则充分兼顾到了网络流行语传播的局限性，以注释的形式使这句话的内涵更为广大读者所熟知。至于增加的注释对相关历史背景的解释，更是俯拾即是。这其中有对国家重大历史事件背景的解释，如对南水北调工程的解释：“南水北调是缓解中国北方水资源严重短缺局面的重大战略性工程……”②乔叶：《拆楼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49、25、68、40页。如对新农合的解释：新农合，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指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③乔叶：《拆楼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49、25、68、40页。。其他像是土地流转制度、低保制度覆盖全国农村等特定历史时期的名词，在注释中也都有所说明。这其中也还有对土地爷等地方人文语境的解释，通过列举江西三清山某土地庙挂有对联“头上有青天，做事循天理；眼前皆赤地，存心不刮地皮”、河南洛阳某土地庙有对联“有庙无僧风扫地，香多烛少月点灯”、浙江嘉善某地土地庙“土生物以为功，故生金、生水、生木、生火；地时行之谓顺，愿时寒、时燠、时雨、时晹”等④乔叶：《拆楼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49、25、68、40页。，乔叶对全国各地土地爷的态度以戏谑性语言概说。其他也还有乔叶在注释中对住建局公务员“无敌”这一绰号的微语境的解释。乔叶在2016年接受采访时，这样谈及这些注释的功能：整个文本“我写的是个人视角与感受，某种意义上太单薄，而官方层面对社会生活领域都有一套理论或政策。比如低保政策怎么出台、效果如何之类，而民间情况又是怎样，也摆在那里。我希望两者形成相互补充的作用”⑤卢欢：《当代著名作家访谈录》，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56页。。在这个意义上，相比较第一版的《拆楼记》，乔叶在修订重版中增加上述注释的目的，是对官方层面情况的进一步解释与补充，也是对文本正文内容的进一步解释与说明。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注释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文字，它们已经融入了文本人物群体的血肉和灵魂中，它们表面上外在于这些人物和关于他们的叙事，而实际上内在于这些人物及其叙事的骨子里⑥李遇春：《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00页。。阅读这些注释的过程，就是体味文本《拆楼记》中各方人物心路历程的过程。

整体而言，通过对文本《拆楼记》中涉及的相关文字、历史背景的解释，这些注释起到了降低阅读难度、方便读者阅读的目的，相比较第一版《拆楼记》，乔叶试图在修订重版《拆楼记》中通过“以文释文”的方式，降低文本的阅读难度，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其创作意图。但是，评论家李敬泽也在为《拆楼记》作的序中指出“这些注释或许应该删掉，因为它们增加了阅读的难度”⑦李敬泽：《拆楼记·序》，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确实，大量历史背景的插入、复杂社会现象的阐释，都存在在每节末尾的注释中，虽然阅读这些注释能够对正文文本起到一定的理解作用，但是大量注释无形之中也增加了语言阅读的数量与篇目，不可避免地造成读者阅读量上的负担。而且，语言数量的增多，必然意味着相关文字阐释的多义性与复杂性，而这也可能增加了文本的阅读、理解难度。为保文本阅读的有效性，提高读者对文本内蕴获取的可能性，作家乔叶选择在修订重版的《拆楼记》增加节末注释，但是，“以文释文”的形式同样也存在着信息传递部分歪曲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乔叶所说“我尽力在我的文学世界中表达出尽可能丰富的道德图景和尽可能多彩的精神风貌，期望人们能从中得到火焰般的理解、悲悯和安慰”⑧乔叶：《文学，我相信》，《文艺报》2011年6月1日第3版。的创作意图，以及试图让每个阶层的人都能真正沟通、了解彼此苦衷，以悲悯情怀互相安抚的创作目的，还是未能真正实现。这也再次彰显了她作为一个阐释者，一个由解释性话语构成的文本的作者，在试图沟通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人们的过程中的焦虑。

在第一版《拆楼记》出版时，记者问乔叶：“《拆楼记》中写了家乡的很多人和地方官员，他们知道自己被你写到书里吗？有没有遇到责难？”乔叶回答：“因为是在特别的情境下去接触他们的，所以面对我的时候，无论是村民还是官员，他们的状态都很放松。张庄村的人把我看作同一利益集团的自己人，官员们把我看作通晓潜规则的可以说事的‘明白人’。我如一只蝙蝠，又禽又兽，或者说非禽非兽，飞翔在他们二者之间，听到了他们最大程度的真话。书稿写完之后，因为怕有硬伤，在发表之前我给一些官员看过，让我意外的是，他们都表示了认同，没有人责难我。他们反而为我担心，问我：你这样写，能有地方发表吗？发表之后我遇到了一些‘底层代言人’的责难，这些责难出奇地一致：严厉谴责我对那些官员过于理解。扪心自问，我不过是尽量居中说了实话。这个世道，谁都不容易，包括那些官员。”①宋燕：《乔叶：〈拆楼记〉中有很多自我的东西》，《燕赵都市报》2012年6月10日第14版。一般意义上，在城乡二元对立问题上、在农民与官员这两个对立阶层的问题上，较少有作家能够站在官员角度，表达对这些人的同情与理解。但是，换个角度而言，这种对某一阶层（如官员阶层）的根深蒂固地鞭挞与斥责，部分程度上也造就了另一种隐性话语霸权。作家乔叶在文本《拆楼记》中有意地将这种一元价值判断导向多元化，即不再局限于站在农民立场批判官员，而是试图以自己的解释性话语，让彼此对立的两大群体能够被各自阵营的话语体系所理解，由此可见其谋篇布局的苦心。学者蒋勋在点评《红楼梦》中贾瑞的人生悲剧时说：“贾瑞虽然活得这么难堪，但其实是一个值得同情与悲悯的角色……他经过人世间的沧桑，受过人世间的磨难，所以他修道成功了，只有他才知道什么叫宽容。太过顺利的生命，其实不容易有领悟……当你有身体上的痛苦，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悲悯”②蒋勋：《蒋勋说红楼梦（第二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53页。。在这个意义上，一向以“卑微者”③乔叶：《拆楼记·后记》，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49页。自居的乔叶，因为经历了人世的悲苦，看到了太多生命的悲凉，她真正拥有了悲悯情怀，她也因此用悲悯情怀去拥抱《拆楼记》中农民、官员等每一个在尘世中挣扎的个体，希望他们都能跳脱各自阶层束缚，拥抱自我、拥抱彼此、拥抱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