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继云 肖 亮 于建志

（华北理工大学体育部，河北 唐山063210）

1 研究思路与方法

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是具有高曝光度的大型盛会，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要积极申办国际足联男足世界杯赛事，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性意义[1]。而安全风险问题是举办足球世界杯赛事的重要话题，笔者从三个方面对安全风险问题进行研究：一是通过对世界杯官方安全保障报告的研究，体现国际足联官方的安全评估视角。二是通过对国际各大权威新闻媒体发布的相关信息的研究，体现中立客观的视角。媒体报道代表了中立的外部意见，提供了新的客观视角，与官方视角形成互补。三是结合近4届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主办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分析总结办赛经验，寻找普遍规律。

体育赛事安全风险包括球场暴力、抗议活动等方面的内容[2]。安全风险可分为“已知风险”和“未知风险”，“已知风险”是指已经发生的或明确存在的安全风险；“未知风险”是指参考已经发生过的且有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本文以2006年德国世界杯、2010年南非世界杯、2014年巴西世界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作为研究对象，对近4届足球世界杯赛事发生的“已知风险”进行研究。在“已知风险”的研究的基础上[3]，推演中国申办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可能存在的“未知风险”。

确定体育赛事的“已知风险”是减少此类不确定性因素的一个重要步骤，为“未知风险”的前期预案工作提供理论支持[4]，以消除世界杯筹备期和比赛期可能出现的潜在威胁和安全风险。最后，将“已知风险”与“未知风险”、历史性研究与前瞻性研究结合起来，生成一份申办世界杯足球赛的安全风险清单，以期为中国申办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提供理论参考。

2 2006年德国世界杯安全事件研究

2006年德国世界杯是1990年德国统一后第一次举办足球世界杯赛事。自二战以后，作为一个饱受国际争议的国家，德国将世界杯视为一个重建国际形象的平台，以改善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国家声誉。德国承办足球世界杯赛事的基本策略是确保球迷的安全和享受比赛[5]。赛事的安全性是其首要任务，因为足球暴力和恐怖主义威胁是比赛面临的最大安全风险。这些安全风险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特别是在欧洲足球比赛的历史上，曾发生英国足球流氓和德国球迷与警察间发生冲突的案例[6]。例如，2006年，在德国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英格兰与厄瓜多尔队比赛前发生了暴力冲突事件。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英格兰球迷与警察在斯图加特市中心一再发生冲突，起因是醉酒的英国球迷总是企图挑衅其他国家球迷。尽管在比赛前夕出动了大量警力，但仍有大量具有暴力倾向的英国球迷和德国球迷发生冲突。再如，在德国世界杯开始之前，德国右翼势力策划了几项旨在吸引媒体和公众关注的活动，这是德国极端右翼球迷团体和波兰球迷团体破坏足球世界杯赛事的典型案例。考虑到波兰是德国的邻国之一，在德国对波兰阵的小组赛中，两国球迷的对抗已经提前上演，无法排除这些极端右翼球迷团体的安全隐患。

3 2010年南非世界杯安全事件研究

由于南非政府无力保障公民的生活需求，又对解决贫困不作为，同时承办足球世界杯赛事产生高额的公共财政支出，而南非民众强烈认为应该把这些钱花在减少贫困上，这一观念的对立造成民众的实际需要与国家意志之间的矛盾[7]。在一些贫困人口较多的南非世界杯赛事主办城市，接近一半的家庭住在非正式定居点。将公共财政资金和资源分配给南非世界杯的筹备工作，是导致南非民众不满的主要原因。2010年3月，一场全国性抗议游行活动展开。在南非德班逾万人参加了抗议活动，反对动用公共资源举办世界杯赛事，反对不断增加的承办赛事的成本支出。南非政府使用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平息抗议活动，没有造成重大伤害，但是影响了超过半数的世界杯体育场的安全运转，迫使南非警方加强体育场馆内的安保工作。这一应急策略虽然有效解决了可能到来的风险和危机，但南非政府超量增派警力部署，无形中加大了承办世界杯赛事的成本[8]。南非世界杯比赛期间，警察保持高度警戒，以防止这类抗议活动升级为城市骚乱活动。南非世界杯基础设施建设不时被这些罢工和薪酬纠纷扰乱，这些罢工和抗议活动导致国际社会对南非世界杯场馆建设能否顺利完工产生怀疑。在南非世界杯赛事期间，因赛事工作人员的工资纠纷导致了一系列的示威和罢工活动。此外，一些南非右翼团体也利用足球世界杯赛事的影响力来引起人们对其社会活动的关注，试图让南非政府难堪。

4 2014年巴西世界杯安全事件研究

巴西世界杯为塑造巴西的正面形象开展了一系列的舆论宣传工作，有别于巴西过去的传统发展中国家形象[9]。在足球球迷方面，英格兰足球流氓、意大利和克罗地亚的极端球迷组织以及阿根廷足球流氓组织，对巴西世界杯的安全保障形成了挑战。由于阿根廷入围了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巴西情报部门预测，届时阿根廷足球流氓组织将会破坏公共秩序，针对阿根廷队的对手以及其他团体的球迷制造暴力冲突。而巴西当地球迷组织是针对当地球队而不是国家队而言的，他们的示威活动并不集中在国家队层面，他们也不把其他国家的球迷视为对手。

在巴西当代历史上，全国各地都发生过球迷抗议活动。历史上不存在由社区和社会活动所牵线和举办的抗议活动或大规模集会的例子。然而，在巴西联合会杯期间发生的骚乱显然是不一样的。抗议主题从腐败到同性恋权利，这些都暴露了这场社会运动的核心，即对筹备世界杯赛事以及2016年里约奥运会财政超支的不满。这与巴西大多数人日常面对的饥饿、贫困、不安全和肮脏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10]。此外，还有一些圣保罗市民抗议公交票价上涨，而在此之前的票价上涨很少引起或者压根没有引起过民众的不满。2013年6月初，政府为缓解通货膨胀，将巴西全国11个首府的公交车票价统一调高0.2雷亚尔(约合0.58人民币)却导致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联合会杯作为世界杯赛事的前奏与热身赛，发生这类抗议活动可以说是对足球世界杯赛事的挑战，是对赛事安保、体育场馆和交通方面是否准备就绪的一项测试。

基础设施是巴西政府设想从世界杯中获得的最重要的遗产。不论是翻新或新建体育场馆、新建现代化的机场，还是对公共交通和城市改造的重大投资，都是世界杯筹备阶段的重点任务，这些能够使巴西公民的生活质量得到切实地提高。然而，这些巴西世界杯赛事准备阶段的项目也存在较大的风险。在12个用于世界杯比赛的场馆中，有6个是在国际足联指定的联合会杯赛事期间完工的，另外6个场馆延期完工。另外，还存在诸如因采购流程缓慢以及资金、天气（如热带强降雨）等问题导致的规划无法得以正常实施，使得体育场馆建设成本不断增加。2014年1月，国际足联向巴西方面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其加快体育场馆建设。虽然体育场馆最终在比赛开始前几周验收完工，但基础设施建设的拖延给世界杯赛事规划的赛前安全检查工作带来了障碍。国际足联规定在世界杯之前，每个场馆要举行3次试运行演练。然而举办巴西世界杯开幕式的圣保罗体育场只进行了1次试运行演练。同时，急于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可能无法达到世界杯赛事所需的安全要求和质量，这给参赛团队和球迷的安全带来了潜在的风险。

5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安全事件研究

随着2014年巴西世界杯落幕，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转向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2010年俄罗斯获得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的举办权。2018年6月14日至7月15日，俄罗斯世界杯的比赛在俄罗斯11个城市的12个体育馆中进行。然而，就像所有足球世界杯赛事一样，在本届足球世界杯赛事期间，当地的人文、地理、经济和政治等因素对世界杯赛事造成特有的一系列风险隐患。12个体育场馆单独预算为69亿美元，其中新建6个体育场馆，翻新6个体育场馆。大多数场馆的建设甚至还没有开始，就引发了各方对世界杯筹备工作的担忧：如果在本届世界杯开幕的最后期限顺利完工，意味着最终的成本将会翻倍，而这将不可避免地由公共财政即广大纳税人承担。

俄罗斯足球世界杯赛事同样面临赛场暴力和种族主义的安全风险。比如，2012年欧洲杯足球赛比赛中，有球迷们向球场内投掷烟火，并展示攻击性横幅。巴西后卫罗伯特·卡洛斯（Robert Carlos）、刚果国脚克里斯托夫·桑巴（Christopher Samba）、科特迪瓦中场球员亚亚·图雷（YayaToure）等球员在俄超效力期间都受到种族歧视。其中，科特迪瓦中场球员亚亚·图雷公开呼吁黑人球员抵制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11]。

与2006年德国世界杯、2010年南非世界杯和2014年巴西世界杯相比，俄罗斯世界杯面临的安全风险在原因上、表现形式上和影响上都有所不同。俄罗斯面临的社会政治环境以及不充分的筹备工作，加剧了各方对俄罗斯世界杯安全风险的担忧[12]。在俄罗斯世界杯筹备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风险是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的不可预测性。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环境在足球世界杯赛事举办期间保持了稳定状态，为俄罗斯世界杯的安全保障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俄罗斯决心通过2018年世界杯赛事证明自己是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因此投入了大量公共财政资金来确保世界杯安全、顺利地举行。随着索契冬奥会、俄罗斯世界杯的成功举办，俄罗斯证明组织世界杯赛事的风险处于可控水平。风险永远不会被完全消除，但可以有效控制或者被最小化。提前做好策划和准备，制定应急预案，实施一系列有效地安全预防措施，是俄罗斯足球世界杯赛事顺利进行的关键所在。

6 中国举办足球世界杯赛事的可行性研究

6.1 中国具有丰富的赛事安全保障经验

进入新时代，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呈现出蓬勃向上的趋势，为申办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提供了政治体制和经济实力的有力保障。中国是国际和平的坚定维护者和践行者，对于各类犯罪活动采取零容忍态度，始终保持对暴力恐怖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在中国难有滋生的土壤，中国拥有的良好国内治安环境为中国申办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创造了良好的安保环境。对于赛场暴力，从中超联赛处置突发性赛场暴力事件来看，中国已经全面建立公共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体系，广泛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在处理赛事暴力问题上的成功经验，并融入本土化的体育赛事管理实践中，中国完全有条件也有能力遏制各类赛场暴力事件。

6.2 中国富强昌盛、社会稳定为举办足球世界杯赛事提供了坚实基础

中国申办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不可能出现抗议活动这一安全风险类型。中华文化历来崇尚维护家族利益第一的原则，对于公共财政的支出和安排民众缺乏热情。通俗一点来说，就是国家办世界杯赛事，又不用老百姓掏腰包，公共财政用在哪里都可以，用在足球世界杯赛事上，既能改善城市公共建设和全民健身的环境，又能够为人民提供现代“马戏”这一娱乐活动，有什么理由反对呢。如今中国富强昌盛，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普遍向好，犯罪率极低，这就缺乏产生有组织性的大型抗议活动的根本动机。结合北京奥运会的经验，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往往在重大体育赛事举办期间，借一般的城市犯罪问题做文章，将城市发生的小偷小摸事件生硬地往赛事安全问题上“靠”，断章取义，抹黑主办国安全保障形象。中国在申办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的舆论防范上，应制定城市犯罪问题的公共舆论预案，为回应美国炮制的“阴谋论”做好舆论准备，将舆论危机提前化解，为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和国际声誉保驾护航。

6.3 中国能够应对国际抵制风险

总结近4届世界杯赛事发生抵制活动的特点，抵制活动可分为国内抵制活动和国外抵制活动。由于中国采取高度集权的政治模式，从北京奥运会到北京冬奥会，再到我国一线城市举办的各类重大体育赛事活动，从来没有出现国内抵制活动，人民群众都是高度赞赏、乐在其中。同时，我国公共财政资源分配属于增量模式，也就是说，申办重大体育赛事属于政府财政专款增量支出，不影响人民群众的“钱袋子”，退休人员的待遇不会少，在职员工的待遇不会少，贫困人员补助也不会少。因此，中国申办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发生国内抵制活动的概率微乎其微，即便出现突发性事件，也有一套比较成熟的体育社会组织危机公关机制来应对[13]。中国面临的抵制风险主要来自国际社会，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发达国家，目的就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中美贸易战即为标志性的事件。

6.4 中国能够控制赛事举办的预算支出风险

回顾近4届世界杯赛事的投资建设问题，没有哪届世界杯赛事主办国不超预算的，只是超出或多或少的问题。北京奥运会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化解危机的法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源节流”财政策略。在面临阶段性的经济发展困境时，国家财政一般采取“开源节流”的现实策略，一方面注重盘活存量资金，提升现有财政资源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做好合理财政增量，释放合理的货币流动性，不搞“大水漫灌”。同理，在申办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的财政策略上，一方面要做好财政预算工作，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体育场馆的修缮力争节俭、高效[14]；另一方面面对预算超支情况，应当延续一贯的释放货币增量方式，因为中国房地产市场具有强大的“蓄水池”功能，可以最大限度地吸收增量货币（即M2增量），消解货币超发带来的通货膨胀影响。

6.5 中国经济高速平稳发展为举办足球世界杯赛事提供了财政保障

从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取得的伟大经济成就来看，坚定以投资拉动经济高速发展，在基建投资“压舱石”、房地产保增长、服务业高速增长、科技转型升级等产业发展的带动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人间奇迹。目前，中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释放大量的货币流动性，为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保驾护航，为申办重大体育赛事活动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如果成功申办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将会同北京奥运会一样，为世界呈现一届史上最壮观、最完美的世界杯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