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洪军

信阳师范学院

2019年6月17日，北京翠明庄宾馆多功能厅内欢声笑语、其乐融融，这里正在举办一场具有特殊意义的聚会。在舞台上方，悬挂着一条：“团中央黄湖五七干校中小学50 周年聚会”的红色横幅。聚集在这里的10 位老师，已是银发皓首，处于耄耋之年；140 多位学生，最小的也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马上就要退休。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只为了与50年前的老师和同学们再次聚首，而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却是远在千里之外的那片难忘的土地——黄湖农场。50年前，他们曾经在那里共同学习、一起劳动，那里有他们生活的痕迹、欢乐的笑语，也有他们对远方的思念和遭受创伤的疼痛。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根据这些当年的中小学生的回忆，呈现50年前他们在黄湖农场学习、生活的情形。

尚未下放时：留守北京想父母

据回忆，1969年4月团中央整体下放时，有一部分孩子跟随父母到了黄湖，但是数量很少。孩子们大批量来到黄湖是在当年的11月，具体时间应该是11月11日和15日。[1]这次下放人数之所以很多，主要是因为中苏关系紧张，北京开始大量疏散人口。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在4月15日到11月15日这7个月的时间内，这些孩子在北京是怎么生活的？在来黄湖的路上，他们的见闻与他们的父辈有何不同？这些问题不是我在写这篇文章时自己想出来的，而是在阅读相关的回忆文章时发现的：他们几乎每一个人都回忆到了这些问题，可见，这些记忆在他们的生命中早已生根发芽，不可磨灭。

夫妻二人如果只有一个需要下放，那么孩子可以暂时跟着另一个——之所以说“暂时”，是因为这“另一个”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下放，比如丁午下放以后，他的女儿蹇艾曾长时间跟着他的妻子张馨。但是，如果父母都要下放，那孩子可能就无处安放了。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曾电话采访了当时在团中央“五七”中小学读初中的孙一江。据她回忆：当时，她的弟弟妹妹被送到了江苏老家，她一个人留在北京，白天在学校上学、吃饭，晚上住在邻居家里。丁磐石的小儿子丁众回忆说：1969年4月15日，父母和哥哥都要去黄湖，他“哭着喊着要和他们同去，责怪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一个小孩子独自扔在北京。老妈一边流泪，一边打行李安慰我说，等那边把家安好了，就一定回来接我坐火车过去”[2]。这样说来，因为父母下放，孩子被单独留在北京的恐怕不在少数。离开了父母，这些孩子是怎么生活的呢？孙诚回忆说：“大人都走了，就把我们这些孩子留在城里集中到原来机关的食堂大院，办了一个‘少年之家’，派了专人管理我们，还有做饭的大师傅。”[3]裘小鲁的回忆与其相仿：“我们这些孩子，因为父母双双闹革命去了，家里实在没有人可托付，故此，报社决定，这样的孩子临时集中在东四十二条原青年报幼儿园的空院子里。”“在少年之家里，大大小小的孩子不少，算来不下半百。”[4]在那样一个通讯远不如今天发达的时代，父母把孩子单独留在北京，自己奔赴千里之外的农村下放劳动，这样的情景可能是今天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我们需要铭记这样一些具体而微的历史时刻，因为正是它们塑造了一代人的生命，影响了一代人的成长；也正是因为它们，我们在反思历史的时候才会产生一种切身的体会，这样的反思才更有力量。

除了离开父母留守北京这7 个月的生活，他们很多人对当年去黄湖路上的场景也印象深刻。可能1969年11月中旬那几天信阳都在下雪，所以好几篇回忆录的开头都记录了大雪纷飞的情景。孙诚回忆说：“好像是下午两点多钟从北京上火车，整个车厢里都是团中央机关的家属和孩子。”“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火车已经过了郑州，车窗外开始下雪了。”[5]丁众的记忆是：“11月10日，天刚蒙蒙亮，我们到达河南省信阳市火车站。天上飘着雪花。”[6]黄艳描绘说：“不记得我们是怎样从北京坐火车，再换乘长途汽车到河南的，却有这样一个场景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妈妈怀抱着刚刚满月的弟弟，才上初中的姐姐拉着我的手，走在被雨雪覆盖着的茫茫原野上……”[7]严向群的回忆是：“那年初到信阳，迎接我们的是一场漫天大雪。”[8]既然在那么多人的回忆中，那几天的信阳都在下雪，漫天大雪、茫茫雪野这样的场景就应该是一种真实的自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站在2020年的北京回望1969年冬天的黄湖农场，这漫天大雪和茫茫雪野就不仅富有了心理的蕴含，同时还具有了审美的意味。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这些当年的孩子回望历史时的心理背景，同时也给这一段历史增添了一种苍茫的意味。

“五七”中小学：霸王台下起书声

团中央的这些孩子在黄湖农场待的时间并不算长，认真算下来也就3年左右。但是，他们在黄湖这个地方上学的经历却并不简单，有些事情现在甚至已经说不清楚。通过阅读相关史料，采访当年的老师和学生，我将尽可能呈现他们在黄湖读书时的情形。

整体上看，他们上学的地方共有6处：团中央“五七”干校校部、黄集小学、胡族中学、桃林中学、黄湖团中央“五七”中小学和罗山团中央“五七”中小学。先后有5 位校长主持过学校的工作：薛连科（校部时期）、刘廉儒（胡族时期）、王江云（霸王台时期）、戴云（霸王台时期）、高运甲（霸王台时期、罗山时期）。黄集小学因为距离干校较近，学生不用住校，没有任命校长。据王怀倜回忆：桃林中学时期，团中央自己的学生也没有校长，主要的工作由他负责协调。1969年4月团中央整体下放时，随父母来到黄湖的孩子并不多。据当时随母亲下放的唐晓芳回忆，大概只有三四十人。他们4月来到黄湖，6月开始上学。学校设在干校的校部，共有3 个班，采用复式教学：一二年级一个班，三四年级一个班，五六年级一个班。加上校长薛连科共有3 位教师，另外两位是顾志成和王瑞。因为各连队离校部较远，父母都住集体宿舍，在连队食堂吃饭，所以这些孩子也就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家，只能在学校吃住。据唐晓芳回忆，她当时的同学有著名画家黄胄的儿子梁穗、著名作家萧也牧的儿子吴家刚、新中国首任央行行长南汉宸的孙子南雁宾等。11月，大批孩子来到黄湖。干校的校舍和教师都严重不足。尤其是校舍，家属来了以后，连住的地方都很紧张，更谈不上给这些孩子提供教室。干校领导就与当地学校联系，希望能够借用他们的校舍开展教学。但是，在当时那种艰苦的条件下，一般的学校也没有多余的校舍。最终，他们把小学生安置在了校部南门外2 公里处的黄集小学，中学生则被安置到了20 公里以外的固始县胡族铺镇的胡族中学。无论中学还是小学，团中央的孩子都是单独建班，老师也都是团中央自己的人员。小学离干校较近，采用走读的方式；中学因为距离太远，他们都是在学校吃住，食堂和宿舍也都是单独建制，不与当地学生混合。据回忆，在胡族中学时，团中央的学生大概有将近200 人，分为4 个年级：小学六年级和初中一、二、三年级；包括校长刘廉儒在内，大概有10 位老师在那里任教。1970年春节过后，团中央的老师和学生全部从胡族中学撤回，迁到了距离干校更近的潢川县桃林铺镇桃林中学。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开始没有把学生安置到桃林中学而是选择了一所更远的学校呢？据采访，老师和学生都推测说，主要原因大概是桃林中学没有足够的校舍，而胡族中学的校舍相对比较富足。当时的中学生孙一江为这一推测提供了一个细节作为依据。她清楚地记得，他们在桃林中学上学时，教室都是新盖起来的。教室是新的，宿舍还是旧的，而且这些房子基本上都是草房。据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黄伊的女儿黄艳回忆：她姐姐当年就在桃林中学读书，“姐姐说宿舍里的蚊子特别多，晚上大家被蚊子咬得睡不好觉。于是，同学们自编自创了一首歌：‘……左边一个包，右边一个包，浑身上下都是包。半夜起来捉蚊子呀，害得我一夜没睡好……’[9]他们在桃林中学上了一个学期，1970年暑假以后，团中央“五七”中小学建成，这些孩子终于结束了在外面四处借读的日子，回到黄湖农场，在团中央自己的学校里上学读书。从此，霸王台下开始回荡起朗朗的书声。[10]

1973年4月，团中央大部分干部及家属回京或调至其他单位，剩余人员全部转移到信阳市罗山县的全国总工会“五七”干校，团中央“五七”中小学也随之迁到了罗山。不过这时候学生已经很少了。据当时的老师罗月英回忆：“包括教师的子女在内，五七小学每班只剩下了几个学生。”[11]当时在罗山读小学的黄艳，她的回忆能够与罗月英形成互证：“到了罗山以后，许多同学和小朋友相继返京……我们全年级只剩下一个班，班里也仅有六名同学了。”[12]1973年10月，校长高运甲和大部分教师调回北京，团中央“五七”中小学彻底停办。

在这些学校里面，学生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当然是黄湖农场霸王台下的团中央“五七”中小学，因为这所学校是他们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他们在这里学习的时间也最长。其次就要数胡族中学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回访黄湖的时候，几乎都会去胡族中学怀旧。他们之所以对胡族中学印象深刻，一个原因是这里距黄湖很远，上学期间，他们曾经两次步行走回干校。寒冬腊月，十几岁

的孩子步行20 公里，印象不可能不深刻。第二个原因是猛然间从首都北京的学校一下子来到河南农村的一所普通中学，生活条件的悬殊必然会对他们产生强烈的刺激。孙一江的《风雪胡族》详细回忆了当年他们在胡族中学的生活情况。刺激最大的可能要数“江淮之间那种冷”。“我第一次知道，我们所在的‘江淮之间’冬天很惨：比长江以南冷，又不像淮河以北有‘烤火费’。胡族别说暖气，连火炉子都没有。”“宿舍冷得像冰窖。”“那个巨大的仓库就是女生宿舍。”“这个高大的仓库只有几个朝东的小窗户，白天寒气逼人，比外边都冷；晚上钻进被窝的一刹那，更是需要一点儿勇气——尽管所有的棉衣、毛衣都搭在厚厚的棉被上了，依然禁不住一阵哆嗦。”“好多同学的手上、脚上、脸上第一次生了冻疮，又疼又痒，有的抓破化了脓，直流水儿。一双双小手肿得像小面包，拿笔都难；脚疼得走路一瘸一拐。”好在那个时代的孩子都比较坚强，愿意作“暴风雨中的劲松”，不愿作“温室里的花草”，自觉地把寒冷的胡族当成了磨练自己思想和意志的熔炉。在胡族中学，冬天用水是个大问题。洗脸刷牙、洗碗洗手、刷鞋洗衣服，用的都是池塘里的水，取水的时候需要敲开冰层。食堂里面做饭的水、平时饮用的开水，则需要到水井里面去挑。附近唯一一口水井坐落在池塘中间，连接井台和外面平地的是一个长约10 米的毛竹做的梯子。“天寒地冻的，洒出来的水在竹梯子上渐渐结成了冰。空着手在这样滑溜溜的梯子上走都胆战心惊，害怕一不留神掉到水塘里，何况肩上还挑着两桶水！”即便这样危险，“每次去井台挑水，同学之间都有一番拼抢。”孙一江为了练习挑水，“没课的星期日，一练就是一天。”“挑得肩膀肿痛，累得腰伸不直、头抬不起来了还继续挑，终于练得不打晃了。”下雪的时候，为了不让雪花飘进宿舍，她们拿出自己的被子、毯子挂在门上，遮挡风雪。为了取暖，老师们给各个宿舍都砌了炉子。为了让泥巴更好地粘连，需要女生的头发当作“麻刀”和在泥里。“女生宿舍立刻炸开了锅。”“很多人立刻找出剪刀，拆开辫子铰起来。”“虽然区区两个小灶，根本不足以抵挡一仓库的寒冷，但是，我相信大家都和我一样，感受到了这个集体的温暖，顺便也觉得自己很不凡。”[13]大概就是这样一种精神，让他们在那样一个艰难困苦的年代里依然生活得斗志昂扬；大概也是这样一种精神，让他们在50年之后依然对当年的生活场景感怀至深、念念不忘。

“五七”中小学学生参加建校搬砖

“五七”中小学学生修建向阳路

提到“五七”中小学，当年的学生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他们搬砖建校的历史场景。“多年以来，我们这些人之所以对黄湖情有独钟，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我们的中小学校舍，完全是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一砖一瓦地建设起来的！学校前面的那条向阳路，就像我们自己的歌里唱的那样：‘一条向阳路，两行梧桐树；路是我们开，树是我们栽。’”[14]“为了给五七中小学建新校舍，大家都去搬砖。这个活儿对于十三四岁的小孩来说并不轻。几趟下来就累得胳膊也酸了，腰也疼了，手指头也伸不直了。可是大家都咬牙坚持，还比赛着看谁搬得多。”[15]对建校过程回忆最为完整的是当年参与了建校工作的体育老师曾复胜。在他的回忆中，团中央“五七”中小学（现名潢川县黄湖小学）所在的位置原来是一片无人认领的乱坟和水坑。“举目远眺，尸骨、腐朽的棺材板四处可见。”[16]他找到原黄湖农场拖拉机手老胡和他一起把尸骨和棺材板推到水坑里，然后用土掩盖压实，一天时间完成了校园场地的平整任务。盖房所用的砖头，他们先是带领学生脱坯，但是由于没有苫布和草席覆盖，下雨的时候，土坯又成了泥堆。后来他们与窑厂联系，老师带领学生帮助窑厂烧10 万块砖，窑厂给学校提供3 万块砖。老师们带着初三的男生接连干了十来天，总算完成了10 万块砖的生产任务，他们也得到了3 万块砖作为建筑材料。因为没有运砖的车辆，校长王江云只好动员全校师生搬砖，高年级的多搬，低年级的少搬。于是，从窑厂到霸王台的路上出现了浩浩荡荡的搬砖队伍。这样的场景被当时在干校劳动的刘全聚拍了下来，50年来在关注团中央“五七”干校的人们中间广为流传。盖教室的时候，学校请来原黄湖农场留守的瓦工师傅作指导，干校领导又动员各连队有子女上学的“五七”战士帮助学校盖房。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教室很快建好了。据当时读小学的黄艳回忆，学校的北面是一排砖房教室，东面是老师的办公室和一间面积较大的活动室，北面和东面的两排砖房形成了一个L 型。学校中间是一个大操场，操场上竖立着两个高大的篮球架。50年过去了，团中央“五七”中小学早已不见了当年的模样，学生们回访黄湖的时候，也总会到学校里去怀念一番，然而，能够供他们凭吊当年岁月的东西已经所剩无几，唯有一个锈迹斑斑的铃铛仿佛还在诉说着那无言的历史。

霸王台时期的团中央“五七”中小学，“师资阵容强大”。“学校领导往往是原团中央学校部、少儿部、宣传部的头头，体育老师来自军体部，外语老师是来自国际联络部的专职翻译，语文老师则是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的编辑或记者，农业基础老师是少年报上的‘动脑筋爷爷’，历史地理老师是中央团校老师，其他人员中也不乏过去从全国优秀教师、优秀辅导员中选到团中央工作的。”[17]连秀平回忆：“真正了解中国的语言文学，是从黄老师（黄际昌——引注）开始，他是我的中文启蒙老师。”“姚文波老师是我最佩服的老师之一。”“后来我在初中、高中、大学一直数理化不错，很大程度上是受益于当年姚文波老师给我们打下的基础。”“曲春郊老师是初一班和初二班的历史和地理老师。他为人温厚，知识渊博，教学有方。”“我们的第一位英语老师是沈冰怡老师。”“跟沈老师学英语，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国际音标。”[18]胥小铁回忆说：“前后三位英文老师都是团中央国际联络部的翻译，我们叫Commander。班上同学们学习英文的兴趣很浓。后来才可能出现在我国外交、翻译领域颇有成就的同学。”[19]在李卫英眼里，王怀倜是一位“激情四射、身正为范、为人师表、带头吃苦耐劳的老师”，顾志成是“大家一致深深爱戴的老师”，曾复胜是一位“乐观活泼、刚正不阿、风趣幽默、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曲春郊是“博学精深，文化涵养很高，备课极为用心”的老师。[20]可能是因为出于对老师的感恩，也可能受发表场合的影响，这些学生对老师的描绘都给人一种庄严神圣的感觉。有一些同学则提供了老师工作中的另一个侧面。黄际昌老师在讲语文课的时候，对《林海雪原》提出了批判，认为小说描写杨子荣打死老虎时双手颤抖是对人民解放军的丑化。班主任曹小冰在处理班级男女生矛盾的时候被学生无意间扔出的水杯砸破了额头。王怀倜老师给参加抗洪抢险冻得瑟瑟发抖的学生端上一碗白酒。秦霞来老师带领学生捡麦穗时对喊腰疼的学生说“小孩儿没腰”。戴云校长为了给同学们模仿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傲慢无礼的样子，把脚翘到桌子上，没想到椅子质量出了问题，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从上面的回忆可以看出，学生对老师当年的教学效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当然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团中央“五七”中小学的教学水平，但是，我们也应该可以想到，这种评价里面很可能也包含着一定程度的为尊者讳的成分。有三个方面的材料也指出了当年团中央“五七”中小学教学所存在的问题：第一个材料是来自学生的回忆。有学生在回忆录中说：“失望的是，在学校里，能让你喜欢的好课几乎很少，以至于我在回忆‘五七’小学的往事时，课堂上趣闻竟然空空的，没有一丝余温。”[21]在回首50年前老师们对自己的教育时，这样的评价或许有些过了，而且也只是一己之见。但是，它毕竟反映了一些学生对当年教学质量的另一种看法。第二个材料是来自老师的反馈。在回忆录中，罗月英称自己是“五七”中小学的末代教师。1972年秋季学期开学前，中国青年报社的韩立栋代表连队找她谈话，说“五七”中小学又要轮换一批教师，连部决定派她去。“对于这个调动我表示不愿意接受。我有二怕：一是我没教过书，怕误人子弟；二是团中央机关的子弟不好对付。”[22]罗月英的回忆至少也反映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团中央“五七”中小学的很多老师都缺乏教学经验；二、团中央“五七”中小学的学生不好管理；三、教师队伍很不稳定，很多人不愿意去当老师。第三个材料是来自王道义的《干校笔记》。第一次中央机关“五七”干校工作会议召开以后，团中央“五七”干校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在让二级单位对干校的各项工作提意见时，1971年3月12日，团中央“五七”中小学的领导和老师反映了学校当时的情况。校长王江云、教师曹小冰提出的意见相当尖锐。他们认为，干校领导对中小学的工作重视不够。“很多会忘了中小学。学校变化迁移多，领导处理这些问题不够慎重。”“校部言谈之间对教师工作有看法。要一点东西很困难。”“教师当中有‘教师倒霉论’。这和我们有的领导同志及办事机构的同志对教师的看法有关。”5月19日，干校领导再次找中小学教师座谈，问题依然严峻：“总结没有提到中小学。”“老师的配备也比较紧张。”“总是在开学前三天才将老师定下来。”“从校长到工友就只18个人。”“老师办公桌也不够，桌椅没人给修，学校的门也修不了，排不上号。”“生产组单纯将学生当劳动力。”[23]老师们提出的这些意见十分突出地反映了这样几个问题：一、干校对“五七”中小学的建设不够重视；[24]二、干校对学生的学习不够重视；三、干校对教师工作存在偏见，大家普遍不愿去当老师，教师队伍极不稳定。在这种形势下，“五七”中小学的教学效果必然受到影响。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要说，团中央“五七”中小学的这些学生们是幸运的。在那样一种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他们还能有一个相对安静的校园，还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给他们传授知识，他们还能够接受相对完整的教育。放眼当时的中国，能够有如此幸运的孩子又有多少呢？

“五七”中小学当年的教室和铃铛

劳动与生活：黄湖农场天地宽

对于干校拿学生当劳动力使，老师们是有意见的，这自然是出于老师对学生的爱护。但是在50年以后，回首当年的劳动经历时，这些学生更多地却流露出了一种感激的心情。李斧认为：“经过双抢、秋收的劳动锻炼，经过了抗洪抢险的考验，我们都比以前更能吃苦。对这一切，黄湖岁月都有不可否认的作用。”[25]连秀平说，她关于“‘劳动’的概念，是到了黄湖之后慢慢建立起来的”[26]。在回首干校时期的劳动生活时，她认为：“黄湖岁月是我人生路上的一段骄傲，每当有人对我的劳动能力有所质疑时，我的杀手锏就是：你去过干校吗？”“我猜想，如果我不曾去过黄湖‘五七’干校，我长大后说不定会是一个鄙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人；而我去过了，于是我学着尊重劳动和劳动人民。为此我感谢命运的安排。”[27]

除“五七”中小学建校时期的和泥、脱坯、烧砖、搬砖和修路，这些学生还参与了干校的大量劳动：割麦、插秧、犁田、耙地、抗洪、抢险、养牛、放牛、收集中草药……抢收小麦、抢插稻秧的“双抢”工作，不要说对于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就是对那些极少从事农业劳动的知识分子干部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1969年参加“双抢”的时候，沙磊还是一个13 岁的孩子，“双抢”的经历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50年后，当他回忆这段生活的时候，当时的劳动场景似乎还历历在目：“‘抢’农活儿对我来说是第一次经历，起初还感到一种新鲜。”“随着时间的推进，太阳的温度上升了许多，我身上的汗水不住往下淌，麦芒裹满了我的胳膊、脖子，又痒又疼，还起了很多小红点，甚至还有很多小口子，我被折腾得不知怎么是好，一会儿蹭一下，一会儿摸一把，增添了很多零碎新动作，汗水流到被麦芒刺到的地方疼痛难忍，真正体会到了短打扮的后果。就这样我坚持和大人们一起干到了收工。回到宿舍，我什么都不想干，就想躺在床上直腰。”“下午3 点半，催人的哨声又响了，我只好强打精神起来和大人们一起来到了麦田，继续抢收麦子。”“夜里，讨厌的哨声又响了，我真不想睁眼，没办法，只好咬着牙起床。可一动浑身酸痛、刺痛，一身火辣辣的，皮肤只发烧。看着大人喊着难受也都起来了，我也只好忍痛坚持和大人一起出发。”割麦痛苦，插秧也不容易。“腰酸腿胀是插秧最折磨人的，整个腰就像要断了似的，特别对我们这些从没有做过这样农活的人，腰功更差，难受至极。回头看着水田中身后的一把把秧苗，真有直接躺在水里的心思。”虽然“双抢”的整个过程很不容易，但是，在最终完成以后，看着颗粒归仓、秧苗成行的成果，心里面还是会油然升腾起一种自豪感。“‘双抢’对于一个干部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从没有接触过，再加上发水的干扰，环境的恶劣，我们仍出色完成了‘双抢’任务，实现了来干校后的第一个丰收。‘五七’战士得到了知识上的丰富，技能上的提高，种田和体能上的锻炼。”[28]

“五七”中小学学生回访桃林中学原来读书的教室

“双抢”这种强度最大的劳动都有学生参加，其他的劳动自然也少不了他们，甚至每年的抗洪抢险都有他们的身影。严向群回忆：“五七”中小学的学生在参加抗洪抢险时，因为寒冷，上岸以后冻得直打哆嗦。王怀倜老师见状，赶紧端上半碗白酒，让学生每人一口，借酒劲儿抵御寒冷。严向群自己赶牛车拉豆饼的时候，因为不了解水牛的生活习性，导致连车带牛掉进水塘。见此情景，因为要抢救国家财产，他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竟然奋不顾身跳到水里打捞。沙磊在放牛的时候，因为要在泥泞中追赶跑散了的水牛，不得已只好脱鞋打赤脚，没想到被菱角扎进脚底板。一个阿姨给他挑刺的时候，脚掌的肉都挖开了，他自己疼得直流眼泪，挑刺的阿姨也心疼得直哭。类似的事情可能在很多学生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发生过。由此可见，老师们认为干校有把学生当劳动力使用的倾向，这种批评意见是有事实依据的。当年的学生刘石也有相似的感受：“干活的时候，一般是小学生当‘小工’，中学生就可以当个整劳力使用了。”[29]干校把学生当劳动力使用，不仅在老师、学生那里有所反映，就是在干校领导那里也有所表现。王道义《干校笔记》1971年6月25日对“中小学情况”有如下记录：“得过小儿麻痹症的女孩子，也坚持。有的跟‘五七’战士一起走，‘笨鸟先飞’。有的发疟疾，也坚持出工。抗洪中十二个同学，组织了抢险突击队。三连同学扛木桩抢大头扛。”“二八连李福，来回幸福闸六趟，报水情。从夜里两点一直到中午十二点。完了也不休息，继续参加修堤，跳到水里赶鸭子。”“九个同学从九连扛着三十个麻袋，过幸福渠到幸福闸后，因转移了，又扛到二八连。”“热了想想邱少云，渴了想想上甘岭，累了想想老愚公。”对待学生自然不能像对待一般的“五七”战士那样，用要求、命令的方式，这里主要是一种表扬和鼓励，而表扬和鼓励就是一种导向。这种导向不仅体现了把学生当劳动力使用的问题，而且体现了那个时代教育工作中普遍存在的“左”倾问题。在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思想教育时忽视了学生年龄、身体、心智等方面的特殊性，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就导致人们参加劳动或者抗灾抢险时，往往会把集体财产看得比人的生命还要重要，而忘记了人才是所有因素中最可宝贵的因素。

生活方面，因为还都是孩子，他们关注最多的还是吃和玩儿。在介绍这两个方面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他们的居住情况，因为这不仅反映了他们在干校时期的生活状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他们当时的情感世界。在有关居住方面的回忆中，黄艳家的条件可能是最好的。因为下放的时候黄艳的弟弟刚刚满月，为了照顾他们，干校没有按照性别把他们分别安排在男女宿舍，而是让他们住在了校部的家属宿舍。他们一家五口住在一间约15 平米左右的房子里。因为吃集体食堂，房间里没有锅灶，只能放下最基本的日常生活用品，暂时用不着的东西只好塞在床下，她爸爸黄伊心爱的自行车因为在黄湖农场派不上用场，也被高高地挂在了房梁上。房子虽然很小，但一家人能够住在一起还是充满温馨的。与之相比，胥小铁的回忆可能就没这么温馨了：“是夜，大雪纷飞，狂风呼啸。屋内只有一个小小的不足一平方尺的地炉，窗户是用塑料薄膜封住的，缝隙很宽的门被狂风吹得来回晃荡作响。”“室外白雪皑皑，反光透过糊窗的塑料薄膜，隐隐约约可见室内轮廓，有点瘆人。”“蜷缩在冰冷的被子里，把头捂上，极力挣扎着想用入睡来摆脱眼前的恍惚。然而，连日的馒头、凉水加上严重的寒冷，肚子受不了。只好起来上厕所。开门一个踉跄，寒风刮在脸上几乎失去了如厕的勇气。可肚子不争气，不得不硬着头皮冲出门。旷野白雪皑皑，寂静无声没有一点灯火，只有狂风呼啸。”因为厕所是那种蹲坑式的旱厕，人蹲在那里，不一会儿就成了一个雪人。“我哭了。哭得肆无忌惮、酣畅淋漓。几十年记忆中最恣意、最投入的一次嚎啕。”[30]在相关的资料中，最令人心酸的可能要数孙诚的回忆了。在黄湖，他们一家四个人分别住在三个地方，姐姐孙红住女宿舍，他和爸爸孙毅住男宿舍，妈妈田淑舫因为所谓的历史问题，被关在牛棚监督劳动改造，到干校以后很久，孙诚都没有见到过她。“妈妈住在果园，吃饭的时候要去南岗六连食堂打饭，我们住在北岗五连，每到吃饭的时候，我总是站在北岗的马路上望着对面，妈妈会按时从果园到南岗食堂打饭，后面还有一个看守跟着，当妈妈看见我的时候，我们总是相互挥挥手，表示问候。看见妈妈我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幸福。”[31]对于一个只有7 岁的孩子来说，能够看到妈妈的这种幸福无疑是最真实的，但当我们读到这段话，再去想象当时的历史场景时，却感到那样的心酸。

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曾经专门说过，团中央“五七”干校的伙食条件其实还不错，尤其是后期，可以说相当不错。但是，这种判断是建立在与当地农村或者其他干校作比较的基础上的。对于从北京来到黄湖的孩子们来讲，“吃”似乎还真是一个问题。说它是一个问题，不是说孩子们吃不饱饭，这样的现象不要说孩子，就是干校的成人，回忆录里面也几乎没有见到过吃不饱的现象。对于孩子们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干校的伙食有些单调，没有零食可吃，所以，这些孩子关于吃的回忆主要与零食有关。在孙诚的回忆中，“干校集体食堂吃饭没有油水，肚子总是爱饿，小孩也没有什么零食吃，我们每一次打饭，都愿意买食堂大锅焖饭时候底下一层锅巴，嚼到嘴里有点像北京的点心‘排叉’。”[32]因为贪恋零食，干校的小卖部就成了孩子们最向往的地方。高丹非回忆说：“校部小卖部那几间旧房子就是我心中的百货大楼。每次从关寨走到小卖部时心里都特别高兴。即使不买东西时也愿意在那间小平房里流连徘徊。”[33]小卖部的零食不仅有限，干校似乎也不鼓励家长给孩子买零食吃。保红漫听她母亲回忆，干校时期没什么好吃的，也不允许大人给小孩吃零食。有时候，孩子实在太馋了，家长只能偷偷地给孩子一块饼干或者一小把儿桂圆和葡萄干。这样的事情如果被人知道了，可能就会被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受到批判。[34]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们只好向大自然觅食。黄艳回忆说：“在物质匮乏、食品短缺的年代，生活在干校的孩子们没有现在那么多美味的零食。但是在黄湖广阔的天地里，菱角、鸡头米、莲蓬、野荸荠、桑葚、草莓、杜梨、青蛙等等到处都有大自然赐予我们的零食。”[35]

关于团中央“五七”干校，下放干部在撰写回忆录时似乎不如他们的子女积极，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下放干部几乎每个人都各怀心事，心理负担较重。而孩子们因为对时事不太关注，生活中除了吃饭、劳动、学习，剩下的就是玩儿了，而且，黄湖农场的广阔天地，也让他们切实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所以，他们更愿意回忆黄湖，怀念黄湖，而在他们的回忆中，娱乐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

黄湖农场虽然是一块很不起眼的滩涂湿地，他们所处的时代似乎也没有太多的娱乐活动，但是，因为有了这两千多人的存在，有了大自然提供的丰富资源，他们还是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而且从回忆录来看，他们的那种快乐可能是今天的孩子们很难拥有的。周末一帮人成群结队走夜路到校部去看已经看了不知多少遍的露天电影；放学回家时往往能看到自己养的小狗飞快地迎上来跟自己亲热；夏天的时候在黄湖的天然水塘里可以游泳、拉菱角、捉青蛙；冬天的时候可以在草屋里捉麻雀，在雪野中追兔子；过年了，小朋友们可以在一起放鞭炮，有时候还能看到自己的父母或者叔叔阿姨组织的文艺演出……

在所有的娱乐活动中，这些孩子回忆最多的就是看电影。“看电影的日子就像一个节日，大人高兴，小孩也高兴。”[36]“大家不辞辛苦，扶老携幼，拿着马扎，搬着板凳从四面八方赶来，汇聚到广场上。广场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大家兴致十分高涨。”[37]“放电影在校部的广场上，两根大木杆中间挂上幕布就可以看，如果正面的人多，还可以到银幕背面看，只不过在背面看所有的场景都是反的，看起来倒也挺有意思。”[38]虽然大家兴致很高，实际上所放的电影十分有限，“放来放去就是几个片子：《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打击侵略者》《铁道卫士》《奇袭》，还有阿尔巴尼亚、朝鲜、罗马尼亚、越南的故事片，八个样板戏等。”[39]“当时，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连周围方圆十几里、几十里外的贫下中农都能说得出来：‘团央儿’的电影，是放不完的《新闻简报》，[40]打不完的《南征北战》，挖不完的《地道战》，埋不完的《地雷战》，李双阳双枪永在手里，列宁老在十月，斯大林总在1918 的火车上。”[41]虽然电影资源有限，很多片子都像车轱辘似的来回放映，“但我们还是全神贯注看得津津有味。我们常常把电影里的一些‘经典’台词挂在嘴边上，相互开玩笑。比如：‘不见鬼子不拉弦’‘面包会有的’‘防冷涂的蜡’‘600 公分儿’‘乌里茨基，忘了，哦……’”[42]电影看完以后，“大家就三三两两往各自的连队走，有的需要走一个多小时，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还议论着刚才电影里的故事，意犹未尽。”[43]这样的场景现在读起来，很像历史小说，充满了历史感和怀旧的味道，而实际上，它们是一代人对自己童年往事的深情缅怀，这样的场景恐怕也只能停留在这代人的记忆深处了。

干校小卖部送货到连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