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慧

一

时政漫画（political cartoon），也被称为社论漫画（editorial cartoon）或政治漫画、讽刺漫画等。这类漫画往往用风趣、幽默、讽刺以及夸张的艺术手法，对重大事件、社会问题、政治人物等进行道德评判，或对其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令人印象深刻的时政漫画往往简单而又切中要害。

从“图像证史”的角度看，时政漫画也属于图像的一种，并且兼具文字资料的抽象性和图像资料的直观性。与档案类的直接史料相比，由于时政漫画属于艺术作品，存在夸张、变形等艺术特点，渗透着漫画家个人的主观色彩，不能作为研究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在史学界，专门针对时政漫画的研究并不多见，大多是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顺带提及。尽管如此，时政漫画的史料价值依然不容忽视，尤其在研究社会舆情和民众心态方面，时政漫画是难得的资料。

社会心态是社会成员对其所处社会中人、事、物的看法。社会心态不是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的，是一定时期内社会状况的反映。从横向上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社会心态既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也具有一定的地域性，以及因不同历史文化的影响而呈现出特异性，这种特异性有时会以“民族性”或“国民性”的方式体现出来。台湾学者庄泽宣认为：“民族性是一个民族中各个人相互影响所产生之通有的思想、感情和意志，对个人深具压迫敦促的势力。”①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3 页。从纵向上看，依稳定性来分析，社会心态既体现为在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超稳定状态、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状态，也存在一些暂时性、变动性的特点。

在一定时期内，社会心态可谓是社会状况的“晴雨表”。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社会心态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但是，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和地区，一些具有稳定性的社会心态，尤其是具有“民族性”或“国民性”的超稳定型社会心态，往往不易发生显著变化，而是会通过不同方式，在不同时期体现出来，并与一些具有阶段性、变动性的社会心态要素交织在一起。

当然，社会心态并非仅仅被动地反映社会状况，社会心态也是社会状况的一部分，社会心态的传播和扩散，还会影响社会舆情，进而间接影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社会舆情“是指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主要表现为民众对国家管理者的认同、尊重、依赖、服从和帮助，或是对抗、冲突。依据是民众对国家管理者及其行为的评价、认同倾向和水平。”①克特·W.巴克主编：《社会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年，第444 页。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社会舆情是社会心态的集中体现，通过网络、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媒体表现出来，可能掀起更大的社会影响，甚至影响政府的政治决策。比如，1830年，法国漫画家夏尔·菲力朋（Charles Philipon）创办《漫画》杂志，并在其作品中将当时法国“七月王朝”国王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的头描绘成一个可笑的梨子形状。漫画家因此受到法庭的传唤并被判有罪，因为在法文的俗语里，“梨”含有蠢材、傻瓜之意。但法庭判决的结果适得其反，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整个法国迅速将国王的形象梨形化。全法国都在画梨，嘲笑梨。在路易·菲利普统治的余下时期里，国王和“梨”几乎合为一体，被人嘲弄。19 世纪30 年代，时政漫画在民间的广泛流行，令法国政府深感不安，并不断加强新闻管制的力度。在1835 年9 月颁布的新闻管制法令中，不仅把煽动反对国王及王室列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还把侮辱君主也列为危害政权罪。②参考韩伟华：《法国19 世纪新闻管制政策中的时政漫画》，载《文艺研究》2015 年第5 期。

在这个案例中，时政漫画成为法国社会舆情的窗口，传达出民众对七月王朝专制体制的不满心态，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以至于法国政府不得不调整统治政策。法国民众的这种心态，既是19 世纪30 年代法国社会变动的体现，也与18 世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社会心态一脉相承。由此可见，时政漫画虽不能让我们直接进入当时的世界，却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人们对所处世界的看法，并进一步分析这些看法的成因和影响。

图1

二

本文尝试以两组同一题材的时政漫画为例，管窥潜藏在时政漫画中的社会心态，并分析这些社会心态产生的原因。两组漫画分别诞生于一战后和二战后的美国，均以“红色恐慌”（Red Scare）为主题。为方便叙述，首先介绍漫画的基本信息。

图2

后一幅漫画刊登在1919 年3 月27 日的《生活》（ ）杂志。作者是美国人哈里·格兰特·达特（Harry Grant Dart，1869—1939）。漫画左边是山姆大叔公司（美国），高薪招聘全职工人（Full Time，Good Pay），一名工人手提饭盒前往应聘，饭盒上写着“充足的晚餐”（Full Dinner Pail）。右边的瘦弱男子和小孩寓指布尔什维克（Bolshevik），正试图劝说这位工人到俄国去：“加入我们吧，看看我是如何在不到两年时间内改善了自身处境的！”（Join Us!See How I’ve Bettered My Condition in Less than Two Years!）在漫画中，顺着瘦弱男子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战争和革命后的俄国一片废墟。

第二组漫画的背景是二战后，也有两件作品。《共产主义下的美国》（ ，图3）作者不详。作为漫画书《这就是我们的明天吗？》（ ？1947）的封面，作品内容寓意浅显：红色火焰指共产主义，正在吞噬美国星条旗，美国人正在与之抗争。《美国队长重击共产主义》（，图4）是连环漫画《美国队长》（ ，1954）第76 期封面。画面表现美国队长打败了共产主义，美国民众欢呼雀跃。

图4

图3

在美国历史上，红色恐慌漫画的大量出现是在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挪威历史学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曾分析道：“最初在1917 年时，很多美国人对沙皇政府的倒台表示欢迎，因为他们把沙皇统治视为欧洲最反动的统治形式，希望新政权能够走上多少类似于美国革命的道路。但是很快地，布尔什维克的威权集体主义，以及他们对‘继续革命’和国际主义的强调，就使得美国精英当中曾经存在过的善意消失殆尽。相反，在此后很多年里，苏维埃共产主义越来越被认为是美国精神（Americanism）的死敌，因为它把自己阐述为一种替代性的现代性，而且还是一种贫穷和被压迫的民族借以在不必复制美国模式的情况下改变现状的道路。”①转引自胡腾蛟：《冷战早期美国对苏联“敌人形象”的塑造》，载《俄罗斯研究》2015 年第2 期。

一旦资本主义将共产主义视为可能危及自身的异端，“红色恐慌”心态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在20世纪的美国，一战后初期和二战后冷战时期，曾两次出现“红色恐慌”浪潮，其间涌现出大量红色恐慌漫画。本文所列举的两组时政漫画，仅是冰山一角，但见微知著，能够从中管窥美国在两次“红色恐慌”期间的社会心态。

三

首先，两组漫画折射出的美国社会“红色恐慌”心态，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社会面临诸多新问题：战争使大资产阶级发财，但普通民众并未从中受益；战后工业产值下降，失业人数增多；战争中很多黑人自南部北上进入城市工业区；妇女解放运动提出了新的女权问题；在欧洲共产主义影响下出现了美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组织和运动；苏维埃俄国的建立使美国更加感到共产主义的威胁。对于这些问题，美国政府没有及时制定政策加以调整。战后重建计划搁浅，加上国内原有红色恐慌情绪的蔓延以及工人罢工运动频繁，导致“红色恐慌”兴起。黑人、劳工和激进分子爆发出来的反抗能量，使主流社会将其塑造为“布尔什维克”形象，进一步加剧了“红色恐慌”的蔓延。这种情绪在漫画中的折射，就是对共产主义的刻意丑化，如图1 中的巨人相貌丑陋，且被明确标示极具破坏性，无形中将社会动荡归咎于共产主义；图2 中代表布尔什维克的男子和小孩衣衫褴褛、贫瘠瘦弱，而俄国则处于混乱的废墟之中，暗示共产主义与贫穷、灾难相连。其实，造成美国社会动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图1 中，作者并未严格区分“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而是将其统统打包，折射的社会心态是美国统治集团和主流社会对包括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内的一切激进主义的担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的冲突，以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美苏矛盾日益尖锐化。再加上美国媒体对当时核研究领域中苏联间谍案的报道和渲染（如1945 年古津科间谍案、1948 年阿尔杰·希斯案件和1949 年罗森堡夫妇间谍案），给美国民众造成了一种印象，即苏联间谍已经渗透到美国政府和科研机构高层，正在窃取美国的机密情报并影响美国政策。这种不安情绪与历史上已有的“红色恐慌”心态相结合，产生了又一波红色恐慌高潮。因而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时政漫画中，延续一战后的风格，继续丑化共产主义。如图3 中共产主义者面目可憎、行为粗暴，图4 中共产主义者形象猥琐且被打倒在地。

其次，因不同时期历史条件的差异，两次“红色恐慌”浪潮传播和扩散的程度、范围有所差异。

将两组漫画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一战后的红色恐慌漫画仅将共产主义视为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异端”，可能会对资本主义构成威胁，但这种威胁并不致命，比如，图1 中的布尔什维克巨人悬于上空并未实际进入美国，图2 中的布尔什维克则瘦弱不堪，视觉上就不足为虑，这是由于一战后的俄国面临国内战争、经济残破等多重困境，尚未具备挑战西方社会的真正实力。此外，一战后刊载“红色恐慌”漫画的，主要是一些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主流媒体。《亚特兰大宪章报》是考克斯企业（Cox Enterprises）的旗舰出版刊物，在美国南方报业市场颇有影响力；《生活》是美国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杂志。同一时期其他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等，也刊载了大量的红色恐慌漫画。可见，一战后的“红色恐慌”心态，主要是在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中蔓延。

二战后的红色恐慌漫画则更凸现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正面较量，这与苏联在二战后的迅速崛起和扩张以及美苏冷战息息相关。美国开始从实力角度考虑共产主义的威胁，这种“红色恐慌”的心态不仅存在于统治集团，而且在普通美国民众中也扩散开来。如图4 中，“美国队长”打倒了共产主义，美国民众也参与其中并欢呼雀跃。与第一组漫画刊发于主流报刊媒体不同，第二组漫画均为当时流行的漫画书的封面设计。连环漫画《这是我们的明天吗？》由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个教育公会编写印制，旨在说明共产主义对美国的威胁，在美国发行量高达400 万册；①Michael Barson and Steven Heller，Chronicle Books： San Francisco，2001，p.156.连环漫画书《美国队长》中超人英雄形象产生于二战期间，由美国编剧乔·西蒙（Joe Simon）和漫画家杰克·科比（Jack Kirby）创作。超人英雄拥有强大的超能力，最初的主要事迹是反法西斯，深受成人和儿童的欢迎。红色恐慌漫画的载体从主流媒体扩展到坊间漫画书，说明二战后美国社会的红色恐慌心态进一步扩散，宣传也更加直接，对象从成人群体扩展到青少年以及儿童。

第三，两个时期的“红色恐慌”心态，都受到同期其他社会心态要素的影响，多种社会心态的交织，加剧了“红色恐慌”心态的蔓延。

一战后的“红色恐慌”心态主要与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的恐惧心理交织在一起。一战后，美国社会的经济繁荣随着战争的结束而逐渐走向低落，许多企业被迫停产，再加上一战退伍军人未得到有效安置，导致失业人数剧增，此外，战后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严重，工人的不满情绪日益累积。据统计，1919年，美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罢工浪潮——总共达3600 多起，前后涉及400 万工人，①艾伦·布林克利：《美国史（1492—1997）》（第10 版），邵旭东译，海南出版社，2009 年，第666 页。甚至有些工人运动还与共产主义运动结合起来。尤其是1919 年3月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成立，列宁公开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的世界革命主张，让已如惊弓之鸟的美国政府更加惊恐。

这一时期的时政漫画，普遍存在对工人形象的刻意美化现象。比如，在第一组漫画中，作者在丑化共产主义的同时，将美国工人塑造为朝气蓬勃、健康有力的正面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无论作者是否有意为之，漫画反映出资产阶级希望传达给工人阶级的一种心理暗示，即：你的处境比你认为的要好，更比共产主义的俄国要好。从这一逻辑出发，暗示工人运动与共产主义结合是不明智的抉择。这种心态在其他方面也有体现，比如，据著名记者沃尔特·李普曼的统计，从1917 年11 月到1919 年11 月的两年时间内，美国《纽约时报》就曾“91 次预测布尔什维克政权即将垮台。”②转引自刘祥：《第一次红色恐惧研究（1919—1920）》，载《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2013 年第2 期。与此同时，共产主义在漫画中的落魄形象，也反衬出在美国社会的“红色恐慌”心态中，并未将其视为致命威胁。

二战后的“红色恐慌”心态中，夹杂着对刚刚落幕的法西斯主义的抵触心态。1947 年3 月12 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在给一个名叫莫菲特的选民的信中这样写道：“就今天这种世界范围的民主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分裂而言，历史上肯定没有任何‘先例’。然而，如果我们回忆一下以前民主和纳粹主义之间发生的分裂——在这种分裂中我们学会了不能通过逃避来摆脱问题，而且‘绥靖’被证明是一种致命的投资——我们肯定能从中发现某些‘类似’的东西。”③转引自金海：《20 世纪40 至60 年代美国的“红色恐慌”与保守主义的发展》，载《世界历史》2008 年第2 期。图4 中的美国队长曾经代表正义的反法西斯力量，在二战结束后，这个漫画人物的历史使命发生了转移，改为与共产主义展开较量。换言之，在这里，共产主义替换了法西斯主义，被丑化为新时代的邪恶势力，这种内在逻辑反衬出美国社会对共产主义的排斥，其中夹杂着法西斯主义留下的阴影。同时，在一战后的“红色恐慌”心态中，美国人相对自信，而在图4 中，通过美国队长所传达出来的自信，恰恰说明二战后的美国社会对苏联崛起存在不安心态，因为在漫画中最终战胜共产主义的，并非真实存在的人物，而是一个虚拟的英雄。

第四，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两组红色恐慌漫画的表现手法、艺术特征，折射出一个民族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心态。

综观美国红色恐慌漫画，共产主义的漫画形象普遍肮脏、丑陋，且以非白人的形象出现。仔细比较第一组漫画和第二组漫画，代表共产主义的漫画人物很容易让人在潜意识里将共产主义与有色人种联系起来。相反，代表美国的漫画人物，无论大小、身份，一定是白人，且以健康向上的勇敢者形象出现。此外，共产主义的形象使人很难将其与同一幅画面中出现的美国白人归为一类，也就是说，漫画暗示共产主义者不仅是有色人种，还是外国人。这里同时潜藏着种族主义和本土主义的心态。

美国的白人意识，并非是在接触黑人后才产生的，而是源于英国文化中早已沉淀下来的自我认同心理。曾有诗这样赞美女王：“她的脸颊，她的下颚，她的脖颈，她的鼻子，这就是百合，这就是玫瑰；她的双手之白，洁如鲸骨，她的指尖，闪烁着淡紫；她的胸脯，光滑如巴黎凝脂，托起两峰雪花石膏。”④高春常：《文化的断裂——美国黑人问题与南方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15 页。白色被赋予了积极的意义，是健康、美丽、诚实、高贵的象征，而与之相对的黑色，则被赋予了相反的意义，与邪恶、堕落相联。尤其是后来多数黑人是以奴隶的身份出现在美洲大陆，处于文化优势地位的美国白人，必然以自身的尺度衡量处于劣势的文化。奴隶制度在美国的长期存在，更强化了这张种族主义心态，南北战争中林肯政府颁布的《解放宣言》，虽然从法律上解除了黑人身上的枷锁，却无法根除人们心中的偏见。

美国“本土主义”的心态也可以追溯到建国前。18 世纪中叶，一些英格兰移民就已经感到欧洲“非新教徒”移民的涌入是一种威胁。富兰克林在1751年曾经认为德国移民将会对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利坚民族不利。他认为，如此大规模德国移民的到来，“几年之内我们这里将变成德国的殖民地，不是德国移民学习我们的语言，而是我们要学习他们的语言或者感觉好像生活在外国一样，我们这个英语民族已经在荷兰邻居的包围之中，已经被不协调的习惯所困扰。现在，大量的德国人到来将很可能给我们带来同样的问题”。①转引自董小川：《美国本土主义运动评析》，载《美国研究》2004 年第3 期。这种心态持续到20 世纪，伴随外来移民的持续涌入，非英语人口的剧增，引发了美国社会关于族群分裂、文化对立、犯罪现象等问题的担忧。这种心态与“红色恐慌”心态相结合，具体到相关的红色恐慌漫画中，就是将共产主义这一外部威胁与外国移民相联系，暗示二者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联。

对共产主义的这种标准刻画模式在一战后和二战后的红色恐慌漫画中反复出现，无论漫画家是有意为之，还是下意识的行为，都说明在美国的红色恐慌浪潮中，始终渗透着种族主义和本土主义，或者至少是种族中心主义和本土中心主义。

综上，两组漫画均是当时美国社会中“红色恐慌”心态的反映。大量这类漫画的出现，也会反过来推动“红色恐慌”心态的扩散和传播，并对已有的社会舆情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进而可能对决策者的政治决策起到间接的导向作用。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展开分析。

正如彼得·伯克在《图像证史》中所言，在报纸发明之后和电视发明之前，漫画在政治辩论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它撕掉了权力的神秘色彩，鼓励普通民众参与国家事务。②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101 页。透过这些漫画作品，我们不仅能了解当时的人如何看待自身所处的世界，也能进一步分析他们何以这样看待。作为社会成员之一的漫画家们，在有意无意之间将各种模式的社会心态行诸于笔端，即便他们可能并未想过时政漫画与社会心态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刻意去引导社会舆情，更没有想到他们的作品会成为后人用于历史研究的素材。但正因为如此，时政漫画才少了刻意，多了自然，少了矫情，多了真实，不经意间从另外一个角度为我们书写了一段独特的历史，包括漫画所折射的历史，也包括漫画自身的历史。从这个角度出发，时政漫画的史料价值，还存在相当广阔的待发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