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海波

成都体育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非正式制度在社会学中被定义为“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地形成的、不成文的、指导人们行为的道德观念、伦理规范、风俗习惯等。”[1]因而又称为“非正式约束、非正式规则”。[2]在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社会变迁之中，不同朝代虽有着性质迥异社会治理制度，但民族主流文化却似乎少有受到影响，这或许还得归功于一系列隐性的非正式制度文化对社会运行的维系作用，武术文化即是稳定社会正常运行秩序的重要非正式制度之一。中华民族特殊的感性认知使得每一位成员自诞生之日起便深受这些隐性制度文化的熏陶，本尼迪克特通过建构文化模式将这一现象解释为，“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3]

武术文化中的非正式制度在塑造民族性格中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认知体系，由此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和社会习俗。“由于非正式制度的传染延续性，其约束力往往比正式制度更加明显。”[4]于是，在今天依旧能感受到武术文化在民族生活中的影响，尤其是对习武群体生活方式和社会认知体系的架构更是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地位。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影响效力正在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而逐日弱化，武术非正式制度在斧正社会运行轨迹的过程中正面临着“在拳种生产方面的‘复制’与‘创新’功能的退化、师徒传承的动力不足，以及集体价值定位的缺失等问题。”[5]当前武术文化所呈现出的一系列“病态”表征，或许都与其在近代以来所处制度的生命周期阶段息息相关。

1 武术非正式制度生命周期的划分

武术非正式制度在社会的演进过程中一直辅助于社会管理体制，梳理其历史推演规律，不难发现中华武术相关制度文化在社会变迁过程中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制度周期性发展特征，余英时提出“虽然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频繁，但各个新兴王朝都不去刻意破坏原有的民间社会，有民间社会，就有民间文化。”[6]由此武术文化的非正式制度便在历史上得以繁衍，并逐渐形成了深厚的群众基础成为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根据制度生命周期在不同阶段所表似乎现出的时代特征，可以判定至今武术文化中的非正式制度已经历过制度形成阶段和成熟阶段，目前正处于制度形式化阶段或将步入制度消亡阶段。

1.1 形成与成熟化阶段

武术非正式制度由于其非正式性的特质，较少受到朝代更迭的影响，因而生命周期时长具有较大的延展性，其形成阶段相较于其它几个阶段经历了更为漫长的演进历程，这或许与中华民族的文明演进程度也有着较大关联。中国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三种经济形态的推演中，一直是内部自发式演进，极少受到外来世界的干扰，因而推进速度较为缓慢，而演进方式相对也较为温和。于是，武术非正式制度的完善程度和应用的范围以及相应功能的发挥均受到了一定限制。诚然，“武术文化传承是一个不断递进的过程”，[7]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文化同样具有自我演进的规律，其内部结构形态一直处于自我完善阶段，但是自武术文化出现伊始到明代之前，仍旧不能与社会组织体系完美契合。而武术的作用亦是主要应用于军事领域，主导着社会变革和革命，同时“穷文富武”的思想观念也钳制了武术文化的进一步推广，即便民间具有一定的草根武术文化基础，但似乎也难以形成共同的制度认知，使得武术相应的制度文化很难具有统一的评定标准，由此可被视为长期处于其生命周期的形成阶段。

明清之际，一方面由于热兵器开始在战场上崭露头角，武术冷兵器主导的疆场逐渐趋向末日黄昏，继而广泛地流入民间进行传承，器物层次的作用开始减弱，制度层次文化渐渐被民众认可。另一方面，理学的发展使得“克己复礼”“纲常伦理”等封建思想观念深入人心，而传统武术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则恰好印证了这一时代需求，其中“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8]的价值理念被广泛应用于家庭或社会管理和教育之中。此外，明代武术界形成了具体的流派门派，武术体系基本得以建立，武术非正式制度文化也得以进一步强化，武术文化的制度规范基本上处于制度成熟阶段。武术非正式制度在成熟阶段对促成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是“更普遍的群体共有认知或社会认知的外在显化”，[9]主要体现在从道德认知层面来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强化民族的认同意识，继而提升中华民族的聚合效应。

1.2 形式化与消亡阶段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残垣的封建社会末期和昙花一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最终得以步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制度发生了“剧烈变迁”，武术文化非正式制度在制度变迁过程中逐渐进入到了制度形式化阶段，甚至在某种层面上显现出制度消亡阶段的特征。费孝通先生讲到“从基层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0]武术文化的乡土性对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具有全局性的影响。封建社会制度的人文社会环境是武术文化的原生沃土，由此而形成的武术非正式制度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历经三次社会形态的巨大变革后，武术非正式制度形式化阶段的特征愈发明显。清末明初时期是武术非正式制度与人们的社会需求契合最为紧密的阶段，武术文化中所强调的群体意识与武者气节的被引入民族教育之中，在较大一部分国民的文化认知中，武术文化的非正式制度作用基本形成了一种自我运行机制，并出现定型化的特定运作模式。

武术非正式制度的形式化在某种层面上标志着其制度性社会功能的成熟，同时也预示着武术文化已全然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民族价值评价体系中的重要参考标识。民众对于武术文化中制度体系的接纳程度大有改观，运用武术文化的价值体系来约束和评价社会行为已是一种文化自觉行为。然而这与“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11]的正式制度形式化阶段又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性，武术非正式制度在这一阶段更多的表现为精神化。此外，由于较大一部分“非正式制度依旧存在着陈旧的一面”[12]，致使武术文化的非正式制度在当前社会又呈现出功能衰退的一面，宛若有着进入制度消退阶段的趋势。制度生命周期中的形式化与缓慢消亡亦是成为了武术非正式制度在近代以来的重要表征，而且在全球化语境下，随着武术文化的国际化推广和竞技武术的发展，其消亡速度或将进一步加剧。

2 武术非正式制度形式化成因分析

在近现代社会形态的剧烈变迁中，无论是人们的生存环境，还是生活需求，亦或是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对应的制度也在整体或局部上产生了相应的变迁。武术非正式制度“不像正式法规制度依靠外在强制力量发挥作用”，[13]因而外界社会形态的变化对其波及相对较小，即便在近代社会的变迁之中，武术文化的制度性质也并未就此总结。而是依旧处于同一阶段，只是演进的速度相较于前两阶段更快，所涉及到的影响因子更多，形式化的特征也更为明显。就武术非正式制度在近现代形式化的成因进行研究，大致可从内外两层进行剖析，隐性的内部因素又可从思想观念的价值逆反和功能衰减的自然规律来解读，而显性的外部因素主要又由乡土语境的社会变迁和西方体育的强势入侵两方面构成。

2.1 内部失调

2.1.1 思想观念的价值逆反

近代中国史上曾出现过三次规模宏大且意义重大思想解放思潮，即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或许是推动武术非正式制度形式化的最为中坚的内部力量。思想层面的波动直接影响到了人们对于传统文化价值意义的判断，有学者就曾提到“中国社会思想内部发生变化的原因则是‘价值逆反’作用。”[14]其中价值逆反就是“当某种道德本身被证明不可能实现或是坏的，那么，相反的价值系统就被认为是可欲的或好的。”[15]洋务运动中的“中体西用”实践，使得武术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更是微乎其微，但武术非正式制度所体现的制度文化却成为了众多将士在抵御外敌，匡扶中华民族气节的重要精神支柱，与当时人们所需正好吻合，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一种文化自觉性为；而维新运动中试图吸纳西方的政治体制，进而施行较为先进的社会制度，更是在思想观念上促使了武术非正式制度的形式化；新文化运动作为一次较为全面彻底的思想解放远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传统文化，但对于弘扬民族气节的武术文化人在无形中进行提倡，或者可以说是直接将武术文化中的教化功能和隐含价值用于唤醒民族思想意识。

今天武术非正式制度似乎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其中“主张‘无争’，崇尚‘和谐’”[16]的处世思想甚至成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生存法则。而武德作为“中国武术伦理道德观的核心”[17]也逐渐成为世人自我约束的重要道德准则。思想观念上的契合也就使得武术非正式制度成为了人们潜意识形态上的行为规范，尤其是对于习武群体，对于武术制度文化中规约内容的践行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化。制度的生命周期进入形式化阶段，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对于武术文化的认知已经成为一种潜意识的社会行为。制度的变迁如今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当然或许还存在迷恋于武术技击本质的认知群体，但其核心价值取向已不再停留于胜负之分，作为一种时代的非正式制度文化，它“成为一种道德教化的工具和手段”。[18]时下，由于传统武术习练者的减少，通过“操演来传达和维持”[19]的传统武术文化知识也逐渐变得艰难，与此同时，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制度文化也难以“弃根式”生长。于是，武术非正式制度文化的演进速度逐日放缓，形式化的固定功能模式在某些领域也与其实际目标产生了脱节，功能逐渐出现了消退.

2.1.2 功能衰减的自然规律

“武术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历史。”[20]作为历史范畴内的事物多有其自然发展的规律，社会制度的生命周期就需要经历形式化阶段的演进。明清时期武术转入民间发展，门派流派得以快速发展，同时还涌现出了大量的武术相关著作，民众对武术非正式制度及其相应文化的认知度得到了显著提升，这一时期的武术文化中的非正式制度已基本成熟。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与相应的社会正式制度之间的配合程度亦是逐渐完善经过成熟阶段的充分发展，武术非正式制度按期发展规律，随即呈现出进入形式化的文化自觉几段。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在近代以来武术非正式制度已经达到了制度形式化阶段的峰值状态，但无法断言其在巅峰时期能够持续多久，甚至还可以人为的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延续其峰值时间。“武术文化根植于传统哲学体系之中”，[21]中国的哲学思维中就颇为讲究遵循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在制度变迁的周期性律中，武术制度文化呈现出盛极而衰的现象表征，形式化的制度巅峰反之也是功能衰退进入消亡阶段的开始。

清代的武术非正式制度文化在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组织中发挥着举足轻重作用，同时还“推动传统武德的世俗化、约律化发展”，[22]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它在民众心中的认知度。在众多民间武术组织中，武术中规约制度成为了维系组织发展，凝集成员认同感与管理组织的重要手段，武术武德也就成为了组织成员社会行为规范的最高纲领标准“是社会伦理道德在武术领域的具体运用。”[23]清代至民国时期武术文化在民间的广泛应用，使得人们在日常行为中不自觉的便将武术文化的部分规约制度引来作为评价社会行为的重要指标，这一习惯化的价值评价参考方式，随即便形成了武术文化的自觉行为。在这种文化自觉的选择过程中同样表现出了一定的自然规律性，有学者言道：正式制度是群体选择的结果，非正式制度是决定行为选择的支撑和依据。[24]武术非制度文化在近现代社会变革中长期游弋于基层社会管理体系之中，因此或将受到制度变迁的一定影响，致使目前其中的部分价值体系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表现出制度消亡阶段的自然规律特征。

2.2 外部冲击

2.2.1 乡土语境的社会变迁

乡土性是中华民族具有的一项较为独特的民族特质，民族情感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因而任何抛开乡土性探讨出来的民族属性和特征都是伪命题。凡是涉及到传统的民族文化或习俗也大都离不开乡土文化，于是，近现代乡土语境的社会变迁便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传统事物的发展。“乡土村落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传统武术，为武术的萌芽、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基础空间土壤。”[25]当代传统武术文化衰败的根源即是“在于中国乡土语境的变化”。[26]引人思考的是传统武术抵御住了近代社会西方体育思想的强势入侵，反而在民族文化逐渐崛起的今日呈现出消退的迹象，武术非正式制度对民族社会活动的规范性和约束性作用亦是越发微弱，这或许就与当代乡土语境的改变有着较为紧密的关联。但这与完全处于消亡阶段的制度不同的是，正式制度的消亡多具有不可逆性，即便进行局部的改革也不能改变周期规律，而武术非正式制度目前还未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消亡阶段，只是简单的具有某些消亡特征，因而还可以从乡土变迁的角度来试图寻找到延续的有效出路。

首先，主导社会发展的经济制度在近现代发生了剧烈变迁，同时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人们的社会需求因此而产生较大的变化，由此影响到了武术制度文化的变迁。小农经济的瓦解使“乡村武术社会结构发生了系列变化”，[27]武术非正式制度的生存空间受到较大挤压，于是在形式化阶段就已经显露出消亡的迹象。其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原本固守于乡土之中的习武群体，都逐渐向城市中心聚合，传统的习武家庭或村落的社会结构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缺乏了完整的社会结构。由于“许多社会制度都是以集体行为开始的”，[28]习武群体内部结构的离散，致使武术作用于社会的非正式制度缺乏承载的主体，而只能流于形式与其功能目标产生脱节。最后，形成于乡土社会中的传统武术文化在制度层次有其适用范围和主体，一旦适用的时局和群体发生改变，这种制度便会表现出滞后性，产生制度扭曲，体现在“非正式制度的陈旧习俗已不适应时代发展”[29]上。由于乡土语境变迁导致的这种不相适应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制度生命周期的长短。

2.2.2 西方体育的强势入侵

催生武术非正式制度进入形式化阶段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便是在西方体育思想在近现代的强势入侵，诚然，作为外部影响因子对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作用并没有由其内部瓦解来的剧烈和彻底，但源于近代的“土洋体育之争”至今仍是研究中国体育制度变迁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中西文明的激烈对撞加速了中国从传统文明形态向现代文明形态的转变”，[30]同时也加速了武术非正式制度进入形式化阶段的进程。面对西方文明的入侵，中华民族首先想到的是自保，因为强烈的文化自觉，使得民族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如同清末战败后，人们首先想到的并不是文化制度的落后，而是一直认为是器物层次不如人。于是武术非正式制度很快被应用于提升民族认同中，企图利用这一具有民族共性的传统文化来拯救国民的认知，抵制西方思想的侵袭。在长时间的强化中，武术非正式制度文化逐渐成为了代际传承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形成了人们从小便耳濡目染价值观念，进而产生文化自觉，使其拥有固定的运行模式和自我运行机制，具备了形式化阶段的重要表征。

制度变迁视阈下其生命周期的形式化阶段，归根结底还是文化自觉的过程，而武术的文化自觉就要“避免在西方理论框架的笼中跳舞”。[31]西方奥林匹克式竞技体育思想已成为体育事业发展的主要指导思想，其中的价值观念正逐步吞噬各种独具特色的民族体育运动原本的价值理念。传统武术文化似乎也正面临着这一重大难题，短期内难以破解，面对这种困境，实际上武术的非正式性制度文化正在以其最接近社会需要的规律发展。传统武术的发展并不局限于竞赛主导的竞技体育活动，因为在诞生之初它本无这一属性，当前在技术层面，传统武术需要解脱西方体育理论是绑架，主要以养生健身和交流为主。更为重要的是文化精神层面，根据制度变迁的周期规律，当前武术非正式制度文化本就应该处于制度的形式化阶段，在对于道德认知和社会行为规范上，或许还有更贴近人们日常生活习惯的空间。中西体育思想的纠纷已然促使武术非正式制度成为一种社会行为的导向标，目前或许还能够进一步提升民族文化自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