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杰 龙宇晓

1.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上海 200438

2.贵州师范学院中国山地文明研究中心，贵州 贵阳 550018

1 问题的提出

在武术研究甚至是整个体育科学的研究中，学界都非常重视理论方法的创新。理论方法对于一个学科领域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往往是学界高度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在如何实现理论方法的创新上，学界虽然意见不一，但在借鉴其它学科理论来推动和丰富武术乃至体育研究理论的创新发展方面，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跨学科的借鉴和引进是武术领域或体育学科理论方法创新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这一点业已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与此同时，以往的武术研究的理论方法创新发展实践也证明了借鉴其他学科理论方法的可行性。如郭玉成将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成功地引入到武术研究中,开创了武术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不仅拓展和丰富了武术研究的学科体系，而且也为“传播学研究本土化”做出了独特贡献。[1]而一些专家学者将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福柯有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产业的理论引介到武术研究中，开阔了武术研究的视角，也涌现了一批具有影响的系列成果；如戴国斌的《中国武术的文化生产》（2015）等论著就是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他将福柯有关技术的理论运用于武术文化生产的剖析中，对射礼的身体文化与技术、剑的技术与权力进行了全新独到的分析。[2]与之类似，胡小明是较早提出将人类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引入体育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之一，在《体育人类学》（1999）一书中明确提出了体育人类学，建构起中国体育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并最先提倡将民族志研究方法运用到体育研究中[3];而杨海晨《族群体育与认同建构：对黑泥屯演武活动的田野考察》[4]（2017）一书和龚茂富《中国民间武术与社会变迁：基于四川地区民间武术的研究》[5]（2018）一书则是具体将民族志理论方法成功运用于武术研究中的典型代表。然而，纵观近年来武术研究领域的发展动态可见，新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总体上并不多见，很多研究还依然囿范于传统的方法，武术研究似乎已在理论和方法上遇到了一些发展上的瓶颈，亟需进一步引进和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来推动该学科领域走向纵深发展。近十年来，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诸多学科领域（特别是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传播学、管理学）里兴起了一股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简称ANT）的热潮。但在体育学科领域，对于ANT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还鲜有涉猎，有待于做进一步的探索和尝试。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基本范式及其可为武术传承研究提供的启示略作论述，以弥补当前我国体育学界在这方面研究中的不足，为学界提供研究上的参考。

2 拉图尔及其行动者网络理论

2.1 行动者网络理论朔源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库恩的“科学的革命”遭遇到了阐释力上的瓶颈，世界进入“后库恩时代”，科学的社会学-文化学研究应运而生，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则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其中又以大卫·布鲁尔的爱丁堡学派和以拉图尔为代表的巴黎学派最为典型。其中，大卫·布鲁尔将人类集体认可的那些理所当然的、被人类制度化了的或被赋予了权威的信念称为“知识”，[6]围绕着“知识从何而来”，通过提出“强纲领”理论对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人类知识成因进行社会学阐释，强调了社会因素在知识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知识的社会建构性。尽管爱丁堡学派在一定程度上为知识的形成提供了一种理论进路，但却遭遇到了“反身性问题”：用社会利益解释科学实践，但最终的走向却是用“社会决定论”取代了“自然决定论”，[7]仍然未能摆脱自康德以来所确立的自然与社会相分离、主客体相对立的“二元论”。为了弥补自然与社会、主体与客体之间巨大的“鸿沟”，作为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拉图尔（Bruno Latour）与卡龙（Callon）、布劳（Law）共同提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形成了巴黎学派。拉图尔主张用主客体混元的本体论取代主客二分，将主体与客体、自然与社会统称为行动者，[8]行动者之间相互建构，形成了彼此关联的网络。

2.2 行动者网络理论范式

行动者网络理论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中，美国人类学家安德鲁·皮克林一直关注行动者网络理论，对该理论进行了肯定，认为：“行动者网络理论最具吸引力的特征就是：它对物质力量的承认能够帮助我们避开表征语言的‘咒语’，为我们指出了一条直接转向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的道路。”[9]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格雷厄姆·哈曼则强调了拉图尔对哲学的重要贡献，并评价指出：“通过描绘一个世界，其中所有事物都包含在其中，而不能完全还原为其他事物，拉图尔可能为我们提供了第一个面向对象的哲学。”[10]由此，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所主张的人与物的混合，终结了长期以来的“主客二分”，为社会科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颖的研究思路与范式。而行动者、网络、转译作为行动者网络理论三个核心概念，是理解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范式的钥匙。其中，行动者是拉图尔借用符号学概念对人和物建构的操作性语言，是作为网络中的节点而存在，而诸多节点能够形成网络的关键在于转译，“转译是行动者组网的基本方法”。[11]

2.3 行动者网络理论阐释力

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倡导对称性地看待人与非人（自然或物）、自然与社会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解释社会现象时，用行动者模式消解了以往的主客体模式，结束了长期以来的“主客二分”和由此带来的“人类中心主义”；将主体与客体、人与物或自然等统称为行动者，并通过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形成了一种反映行动者动态关系的网络。因此，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具有强大的理论阐释力，主要表现为用动态的关系来解释事物的发展，进而揭示其本质。因为拉图尔并非研究某一单独的自然或者知识，“而是讨论所有这些事物被连接到我们的集体或者主体周围的方式；讨论的并不是某些工具性思想，而恰恰是社会的本质。”[12]换言之，在拉图尔看来，所有事物并非孤单地存在和发展着，而是与包括人与非人（自然或物）在内的各类事物相互缠绕在一起，相互影响、共同进化。凸显自然或物与人在事物发展演化中具有平等的地位，这是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与以往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本质上的不同之处。正因为行动者网络理论强调非人与人类具有同样的能动性，体现了一种对称人类学。[13]更为重要的是，与爱丁堡学派相比，拉图尔的巴黎学派所倡导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更倾向于对生活实践的研究。按照郭俊立的话说，行动者网络理论“提倡行动导向的研究策略，走向科学实践考察。”[14]

3 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于武术传承研究的启示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研究范式和强大的理论与实践阐释力，似可给武术研究（特别是武术传承研究）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以下主要从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及实践阐释这三个方面来对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武术传承研究中的应用价值试作分析。

3.1 对于武术传承研究理论的补充价值

在以往的武术传承研究中，大多是“就武谈武”地从平面整体上去理解武术，并未过多地关注武术本体内涵的层次结构和多维关联。根据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武术传承的本体其实应当可以理解为一个包括人和物或自然在内的多层次结构和多维关联的系统，并非单纯的武术活动，而是包括武术器械及相关的制作与保养工艺、训练过程中所使用的的药物等在内的物的混合体。此外，在武术拳种及动作的象形取意过程中，人们大量借用了龙、虎、豹、鹤、鹰等自然物，将其符号化后融入武术拳种的创制过程中，出现了诸如黑虎拳、龙形拳、虎鹤双形、鹰爪拳等拳种，体现了人与自然的混合。而这也验证了拉图尔有关“自然-文化”的论述。拉图尔认为：文化的观念，恰恰正是通过抹杀自然而制造的一个人工产物。不管是具有差异性的文化还是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根本就不存在，自然同样如此，他们仅仅是自然—文化连续体。[11]言外之意，真正的文化应该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这就给学界以启示：武术文化并非剥离了自然或物的纯文化，而是混合了自然或物的自然-文化，这为武术起源于人与兽斗的研究学说提供理论依据。与此同时，根据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武术的传承必然是包括人和物在内的全面传承。也即是说，在武术传承中，老拳师既要将技术本体及训练方法传授给徒弟，又要将武术器械的制作与保养、药物的制作与使用一并传授。否则，就会出现武术传承内容板块缺失甚至导致整体濒危的情况。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这些启示和新的理解角度，应该都能给武术传承研究提供一些理论上的补充。

3.2 对于武术传承研究方法的拓展作用

不仅如此，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和丰富武术传承研究的方法。在以往的武术传承研究中，多关注于拳师和徒弟等人的活动及武术传承现象，而忽略了物这一本体。根据行动者网络理论，武术传承研究不仅要研究拳师及徒弟、学生、政府等社会主体活动，还要研究武术器物、传统武术所用药物及拳师与器物、药物等之间的关系，体现出行动者网络形成的“异质性”。按拉图尔的基本取向，科学是一个人类和非人类行动两者交互作用的场所（场域），在这个领域中，任何一方的因素并未被赋予特别的优先权[15]；武术其实亦复如此。这就是说，与拉图尔的研究对象——科学一样，武术也是由人和非人（或人和物）所组成的网络，包含了看似彼此毫不相干但实则相关联的各类事物；因而我们从方法上必须对人和非人的要素都齐头并重，缺一不可，要求我们在充分的田野或实地调查基础上，追踪武术传承中各类行动者的轨迹，并深描其作用过程和意义，否则就会造成认识上的偏颇和理解上的不完整性。此外，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所蕴含的关系性思维给武术传承研究带来了研究方法上的启示：研究武术传承不能仅仅停留在民俗、舞蹈、祭祀、军事等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而应当从与武术传承相关的方面进行全面考虑；不仅要全面考察与武术传承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及物，还要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进而探寻武术的深层次传承机制，为当代武术传承的全面阐释提供了新的方法路径。

3.3 对于武术传承实践的警示意义

行动者网络理论起源于实验室研究，形成于对实验室研究过程的人类学考察,是对科学实践过程的深刻剖析，因而反过来对于实践本身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拉图尔曾指出：不要听信哲学家们关于世界说了些什么，不要听信社会学家们关于社会说了些什么，也不要听信科学家们关于自然说了些什么，而要代之以观察科学家们实际上是怎样工作的；需要找出的是他们所做的事，而不是他们所说的话。[15]换言之，用中国人的俗语来说，就是不能仅仅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对于武术传承研究来说，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在实践的层面上主要具有两个方面的启示意义：一是武术传承实践的研究和再阐释方面，二是具体的武术传承活动方面。就武术传承实践中的考察和研究而言，行动者网络理论提示我们要对传承实践行为进行观察，尤其是实践全过程的观察，而不能只是听相关人员的言说。与此同时，对于同样的武术传承实践，不同的行动者出于立场和利益的不同，解释会各有不一，他们在协商和转译中会对实践不断进行重新定义和阐释，因而研究者也要注意跟进实践过程中的转折和变化，达成对于实践的正确理解和再阐释。就具体的武术传承实践本身而言，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也可以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警示我们在开展武术传承活动的过程中要协调处理好多方面的关系，要注意人力和物力资源的统筹安排。因为武术既有竞技性，也有符号性，又有文化性，既稳定又变异，所以在武术发展政策上，进行分级指导和管理，组建不同的传承网络，促进武术的全面发展。开展武术活动时，不仅要传承核心武技套路，更要传承武术器械及制作、药物的制作及应用，还要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物之间的关联。对于武术赛事的规划，武术人才的培养，要从行动者网络的角度，考虑包容更多的行动者，要考虑更多的人和物；不仅要考虑政府的政策、学校的体育规划等，还要考虑场地与经费的投入和使用、器械的制作或购买等。总之，武术传承实践要有网络化的思维，通盘考虑，统筹安排，在要明晰核心行动者和关键行动者的同时，对各种异质行动者应具有最大程度的包容性；既要积极动员政府文体部门作为武术传承行动者网络中的关键或核心行动者，更要注意对老拳师等行动者利益或兴趣的转译，才能达到协商或妥协，从而利于武术的传承和发展。

4 结语

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以人与非人混合的本体论而具有强大的理论阐释力，能够对武术传承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实践提供重要启示。尤其是行动者网络理论所体现的关系性思维和全面性思维范式有助于促进对武术传承进行全面立体的考察和关联性的思考。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角出发，有利于探寻武术传承的深层次机制及其所折射出的自然-文化本质，这似可达成对以往武术传承研究固守于人而忽略物及其关联的一种突破，为武术传承提供新的研究范式；可使我们在武术传承实践的本体内涵、体系构成、路径选择等方面获得新的认识，为武术的当代传承实践提供新的思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