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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梦游天姥吟留别》看唐道教文化对李白的影响

2020-11-23徐林

文艺生活·中旬刊 2020年9期
关键词:李白影响

徐林

摘要:《梦游天姥吟留别》(一作《别东鲁诸公》)是一首记梦诗,也是一首游仙诗,历来被人们广为传诵。这首诗写梦游奇境,不同于一般的游仙诗,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底蕴在支配着诗人呢?笔者认为,唐代道教文化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本文对此进行分析探讨。

关键词:《梦游天姥吟留别》;唐道教文化;李白;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20)26-0003-02  DOI:10.12228/j.issn.1005-5312.2020.26.002

《梦游天姥吟留别》(一作《别东鲁诸公》)是一首记梦诗,也是一首游仙诗。历来以其内容丰富,意境雄大,艺术形象辉煌流丽,表现手法新奇诡谲,惝恍莫测,曲折多变,而被人们广为传诵。天宝三年,即公元744年,李白被“赐金放还”,结束了他曾梦寐以求的宫廷生活。当年奉诏入京时,李白以为从此可以君臣遇合,实现其政治抱负了,不料只做了“倡优蓄之”的文学侍从。他向往自由的生活态度,平交王侯的兀傲性格,招来了忌恨与谗毁,不得已辞别帝京,开始他另一个十年的南北游历。此诗当为南游前留赠东鲁诸公而作。天姥即浙江天台县西的天姥山,传说因登山的人听到过仙人天姥的歌唱而得名。题作“梦游”,是未曾见到,兹以此告别东鲁诸公,表达自己访名山、憎现实、向往自由生活的思想感情。这首诗写梦游奇境,不同于一般的游仙诗,他感慨深沉,慷慨激昂,并非真正依托于虚幻之中,而是在神仙世界虚无缥缈的描述中,依然着眼于现实。诗人在惊奇中返回现实,发出“古来万事东流水”的感慨,但这种消极情绪却淹没不了他那“且放白鹿青崖间,须时即骑访名山”的傲岸不羁、潇洒出尘的格调。

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底蕴在支配着诗人呢?人们总是习惯于用“浪漫主义”来对标诗人李白,而“浪漫主义”并不是诗人与生俱来的精神特质。这种“浪漫主义”根植于现实社会,也根植于社会意识形态。笔者认为,唐代道教文化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

道教至唐代,繁衍发展到鼎盛时期。其原因如下:其一,道教徒曾积极参与李氏集团灭隋的政治活动。道教被封为李唐王朝的“国教”。李唐王朝皇帝自李渊始,尊奉老子为皇族先祖。公元625年,李渊到国子监正式宣布三教地位:道教第一,儒学第二,佛教第三。公元637年,太宗李世民进一步尊道抑佛。他宣称:李耳是我的祖宗,太上老君的名位应当在释迦牟尼之上,道士、女冠的地位在僧、尼之上。这样,在佛、道两教的长期斗争中,第一次出现了道胜于佛的局面。其二,道教仙哲著作被封为道教经典。《老子》为“上经”“、真经”,列为群经之首,《庄子》为《南华真经》,《文子》为《通玄真经》,《列子》为《冲虚真经》。同时设立“崇玄馆”,规定“道举”制度,置“玄学博士”,以《老子》等四部道家经典为士人考试必读之书。从学术文化与考试制度上,全面推行道家思想,强化道教文化意识。其三,以道教思想治理国家,实现“无为而治”。李世民即位以后,魏征运用道教道家思想辅佐一代帝王,成就了“贞观之治”,又成就了“开元盛世”。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李白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把道教思想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时代。

道教文化是一种根植于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的宗教文化,其思想支柱是以老庄哲学为内核的道家哲学。从历史的线索来观“道”,道教的思想渊源杂而多端,以“自然”为核心的道家思想是道教文化的根源活水。“道”是万物之本然,是天地万物形成产生的总原理,虽无始无终,却生生不已,轮回永存,于是“道兼于天”“、道法自然”。自然之物,难以用具体而特指的名称去命名和形容,它自有它生长的规律和路径,无时无刻不在顺应发展,迁移变化,如梦似幻,有其“自为之道”。于是道家讲求“无为而治”,苟顺万物自然之性,各得其德,修养心性,便能顺应本心,超脱尘俗,逍遥天地,获得精神的自由。唐以前的道教文化宗旨是寻得神仙之法,以修仙长生为要,魏晋玄学家们饮食清淡、沐浴修禊、练映金丹等寻求仙方道术的行为盛行一时。唐道教文化大量吸收道家思想,老庄哲学中的“虚静”、“无欲”、“素朴”等思想进入文人士大夫阶层,有了更为理性的发展和延伸。人的自然朴素的本心与道性需要靠个人品德与心智的修养。在道教的社会政治哲学中,主张自由与平等,摆脱对身外之物的强烈欲望,才能坚守本心的正道,顺应自然之性而获得心灵的幸福。唐道教文化将个体生命质量的关注点转向自我精神的解放与道德人格的超脱。

“诗仙”李白曾被赞有“仙风道骨”,其思想性格、生活哲学、精神信仰都与道教渊源甚深。李白自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上安州裴长史书》),所谓“六甲”指道教术数一类的书籍。又说“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所学内容颇为驳杂,但道家思想当置其首。少年李白与梓州赵蕤交往颇多,赵蕤是一位隐士,开元中唐王朝曾召他为赵阙,他不肯应诏,李白与他为友,可谓气味相投。此外,李白曾与东严子同隐于岷山之阳,绵州太守举二人赴有道舉,均不赴。与李白交契极深的元丹丘后来做了道士,李白大约在蜀中时与他交游。从《登峨眉山》诗中可以读出李白青年时代向往神仙的志趣。唐皇室尊崇道教,玄宗时道教尤为得势,青年李白即好道,这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分不开的,对隐逸术仙生活的喜爱,贯穿于他的一生。

李白的抱负很大,希望做皇帝的辅弼大臣,在政治上有赫赫建树,然后再像范蠡、张良那样,舍弃卿相之贵,浮游江海,栖隐山泉。唐前期政治比较清明,国家日益富强,地主阶级士人政治出路相对而言较为宽阔,因而他们对于前途一般都充满信心。李白志向之宏伟,对自己才能的高度自信,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而其功成身退的想法,从思想渊源而言,来自道家。

开元二十六年,李白终于入翰林,接近皇帝,但只是以文词秀逸供奉而已,并未授以正式官职,他此时作过一些描写宫廷歌舞享乐生活的诗文,如《泛白莲池序》等。但他的行为举止也仍然保持不肯屈己下人的故态。对于玄宗,他当时是歌功颂德的,而对于官僚显贵,则采取“平交”态度,即所谓“揄扬九重万秉立,谑浪赤墀青琐贤”(《玉壶吟》)。他常以东方朔自比,东方就具有傲视群小、不拘礼法的精神。《国史补》里有李白令贵宠当时的高力士脱靴事,就充分显示了他的兀傲精神和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某种蔑视。他在宫廷的结果是可以想见的,翰林并不能成为他实现政治抱负的通途,却反而助长他的兀傲品质。

《梦游天姥吟留别》正是作于出翰林之后。天宝三载,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离开长安,曾与杜甫、高适游梁、宋、齐鲁,又在东鲁家中住过一个时期。诗人有一个不安定的灵魂,他有更高远的追求,而政治上遭受挫折的愤怒仍然郁结于怀,功成身退的愿望难以实现。“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海上三山,自古传说为仙境,可烟涛微茫,从无人见。瀛洲,虚无缥缈,不可寻找,而现实中的天姥山在浮云彩霓之中时隐时现,这种神仙般的所在成了诗人寄托的地方。政治上的失意,使他思想中的消极因素有所发展。李白在失意的时候总是想到道教,想到炼丹隐遁,想到纵酒游历。他在求仙学道生涯中寻求精神寄托,并以此睥睨尘

俗,傲世帝王。李白的失意不同于其他文人碰壁现实后的沮丧,而是一种蔑视群小,蔑视权贵的兀傲“,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一吐长安三年的郁闷之气。这种孤傲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道教思想与现实社会碰撞的结果。

总之,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以梦游视角切入,大量选用日、月、风、云、山、水、海、洲等宇宙空间与时间中永生的自然意象,与洞天、神府、金银台、仙人、烟霞等具有虚幻色彩的道教文化意象,开创了一个梦境中神奇瑰丽、辉煌灿烂的神仙境界。然而梦中的憧憬再美,最终也会幻想破灭,匆匆而逝,正如现实中所追求的理想抱负与政治功名,绚丽辉煌之极后又跌入沉重与悲凉的人生现实。此文既是似真似幻的游仙记梦,又融入了李白自身渴望心性双修,摆脱世俗束缚重返自然的仙道理想,充满道教文化的神秘美感。

唐代的道教文化影响李白的一生,虽然没有使他“功成”,实现他“愿一佐名主,功成还旧林”的理想,却帮助他成为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文学大师。

参考文献:

[1]王琦注.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蔡镇楚.唐诗文化学[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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