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芝兰

早年我家住过的马架子房，距离现在已有五十多年了。

把五十多年的时间说成是半个多世纪，总有一种宇宙浩瀚、天空邈远、乃至人生沧桑的感觉。

设想一下，黄河上游一条刚出生不久的小鱼，它要游到东海去。缠缠绕绕地游过了半个多世纪，依然在旅途中。只是原本玲珑的身材在千山万水的涤荡中，变得硕大而丰盈。它有时在水中也打着旋儿，也想溯游回故里，然而命运的抛物线带动它一直向东，向东……

穿行在时光的隧道中，我就是那条向东海游去的鱼。

我家的马架子房，见证了我生命之初的记忆。

一盏火苗微弱的油灯，它安坐在半个世纪前我家靠近西墙的一只木箱上。旧木箱连同地面都在微光外，它们一律是昏沉沉的灰暗。房顶是赤裸的檩木，它离油灯有些远，所以屋顶也充满了灰暗。

离油灯最近的是我的母亲，她背靠西墙，坐在箱子北面的炕沿上。油灯和我母亲的肩膀一般高，又在我母亲头部的右前方。我母亲年轻微笑的脸，在微弱的灯光映照中温柔而美丽。

我母亲双脚交叉，搭在光滑而灰暗的木头炕沿上，怀抱吃奶的婴儿，那个婴儿就是我妹妹小红。暗淡的灯光模糊了我对母亲和妹妹衣服色彩的记忆，它们如同曝光时间不足的黑白照片，灰暗不清。

清晰深刻的是母亲微笑的脸，还有妹妹蹒跚着迈开的脚步。

母亲将怀中吃饱的婴儿放在灰暗的炕席上。晃晃悠悠的妹妹，试探着抬起了小脚，歪歪斜斜地迈出了人之初的第一步……

我比妹妹大三岁。我人生最初这幕记忆应该在四岁。

我最早的一张照片的背面写着1967年，那年我四岁。

照片是勃利县照相馆的工作人员给拍的。也是在一个昏黑的夜晚，母亲抱着妹妹，领着我，到连队部去照相。隐约记得妹妹哭闹不止，大概生人太多，惊得她说什么也不肯坐在我旁边。一个挨一个等着照相的大人孩子，不给母亲更多哄我妹妹的时间。

我母亲放弃了给两个女儿合影的打算，最终只给我自己拍了一张半身像。

齐耳的短发，头上扎着一个歪桃小辫兒，辫根系着绸花。棉袄上罩着一件崭新的条绒小褂，紫红色的条绒上罗列着小小的黑白两色的三角形。襟胸前断开处，与圆领的边缘一样，镶进了浅绿色的牙子。

我深爱母亲亲手缝制的这件新衣，任凭时空高远深邃，我对它记忆犹新。

我纤弱的右手紧握红宝书。左胸前别着两枚徽章，上面圆形的是毛主席像章，下面长条形的是毛主席的题字“为人民服务”。这是深远岁月里最时尚的装束。

照片上是我似是而非的笑。上唇向下努力伸长，紧紧包裹住上牙齿，嘴角轻轻咧开。

拍照的人告诉我：“笑一笑，再笑一笑。”

我为了遮掩满口的龋齿，用了九牛二虎之力，留下了这半个世纪前的经典一笑，你想象一下小猴子的嘴就知道有多可笑了。

有一天，我的孩子，孩子的孩子端详起这张照片时会不会说：“这是我妈吗，这是在笑吗？”“哈哈，她居然是我的奶奶，好像……”

忽然间，我好像没有了时间概念，我固执地以为妹妹迈步和我照相就在不久前的某个晚上。

马架子房对我来说又高又大。

东西两间，西屋北侧是一铺炕，南面是一只还是两只木箱，我记不清了。

东屋从外面进来那间是厨房，厨房里有一个大大的灶台，比我的腰还高。母亲千叮咛万嘱咐我们，不能靠近灶台，不能靠近灶台上的大锅。

上小学后看到女孩儿金花右侧的脸被炉火烫成橙红，心里对火和开水才真正畏惧。上初中，十九连张春红也像金花一样，有一侧被开水烫过的脸，只是张春红受伤的脸的颜色要浅一些。她们都是我的朋友，可我总不敢直视她们烫伤的脸。

厨房的房梁上垂下一个细细的铁钩，铁钩子上挂着一只用新破开的苕条编的大大的篮子。在篮子快要收口的位置，把破开的浅黄色苕条向外编了两圈儿，整个篮子就漂亮得像我镶了边儿的衣服一样。

这只篮子里装的是我母亲每天蒸的白白的发面馒头。那半个多世纪前的面团从未停止过发酵，施过面碱的馒头，浓浓的香味还持续弥漫在我的胃里、我的灵魂里。

篮子里偶尔还有金灿灿的发糕，黑土地的玉米面里深藏着蜜糖的味道。

五六岁的我，要踩着一个笨重的方木凳子才能够到篮子里的干粮。我不上托儿所的日子，每天都会从篮子里够下馒头或发糕，掰开一个，我和妹妹各捧一半，幸福而小心地大餐，尽量不掉一粒渣子。

母亲说：“粒米不成面。”多少年后我才明白，一颗麦粒是磨不成面的。如果掉个馒头渣，得浪费多少麦粒呀！

我与面的每一次接触，都会不自觉地想到“粒米不成面”的训诫，以至于我每次吃自助餐，无论是自费还是免费，我的盘子总是干干净净。

我还记住了母亲的另一句话：“浪费就是伤天理！”

我家的马架子房前是一个美丽的花园，在连队里独一无二。

花园里挤满了扫帚梅、地瓜花、步步登高、鸡冠子花、夹桃花和旱荷叶，它们层次分明，错落有致。

高高在上的地瓜花和扫帚梅，我得仰视它们的花朵。我不轻易摘下它们中的一枝。满园的花朵从来不曾枯萎在季节的河流里，它们一直开在我童年的蓝天下，开在半个世纪前我家的花园里。

我家的菜园却被我的记忆弄丢了。我找不到和菜园有关的任何蛛丝马迹。

马架子房西面和北面都是开阔的荒草地。水稗子草、蒿草、灰菜，还有扎人的苍耳，是它们联合起来，霸占了荒地的夏天。我走入其间，它们会把我遮掩得严严实实。在这里藏猫猫的话，如果不怕饿，不怕热，也不怕被扎，藏上一天也不会被发现。

马架子房的东侧是一个很大的水泡子。那里有数不清的小鱼和小蝌蚪。母亲不让我们靠近。我们离它稍远一些。有个老爷爷头戴草帽，用带长棍的网在水泡子里捞出一网网的小鱼和蝌蚪，直到装满了他的一只水桶。

我家的鸭子在水中自在地游泳，欢快地扎猛子。

它们一律是深灰或褐色的羽毛，偶尔带点白色。只有一只公鸭的脖子、翅膀和尾巴有闪亮的孔雀绿的羽毛，而且公鸭尾巴的羽毛还打着漂亮的卷卷。

我很喜欢捡鸭毛，看着上岸的鸭子在阳光下低头梳理展开的翅膀，羽毛光洁闪耀。我盼望那鲜亮的绿羽能像梳头一样掉下一支或两支。

我家的鸭蛋又大又圆，而且很多，我母亲在房后的草丛里拾回好几窝。

水泡子再往东就是连队的麦场。我在家门口向东遥望，能看到一排排像塔一样高高耸起的粮食囤子。

在麦场上班的阿姨每天都从我家门前走过。她们经常驻足花园前，品评我家的花朵。蓝蓝的天空下，它们骄傲地开放。

有个阿姨笑着对我说：“丫头，我们把花都摘走吧！”我急得想哭。

我七岁的时候，有了一个好朋友，她大名叫耿春燕，小名叫小燕儿。她和我同岁，她妹妹二丫和我妹妹小红同岁，她还有个小弟弟叫耿小子。

我们五个就是一小帮，走到哪里都浩浩荡荡。

我家花园南面是一栋女知青宿舍。宿舍的北面有一溜窗户。小燕儿曾领着我们走到窗下，我们试图从窗户往里看，玻璃又高又亮，我们什么也看不见。

有一次小燕儿刚到我家，就说：前面宿舍的窗户开了，有个白缸子上面有油条，让二丫和小红去拿。

我妹妹胆小，说什么也不去。二丫自己飞快地跑去。站在家门前我们就听到咣當的响声。二丫拿着一根油条跑了回来，她把油条递给姐姐。小燕儿把油条掰成三段，二丫、小红、耿小子在幸福的期待之后，就是喜悦的大吃。

母亲下班后就是劈头盖脑的一顿训。

小燕儿还偷过她爷爷的两元钱，跟我商量怎么花。明晃晃的两元。我都吓傻了。

我唯恐避之不及。商量的结果是，找来剪子，赶紧把这两元大钞剪得粉碎，然后往炕席下面藏，掉到地上的再扫进灶坑。

一切都在紧张与惊恐中进行，之后就是轻松与得意。

都怪我家的炕席不够密实，都怪我们扫地扫得粗心。

不然我母亲怎么会狠狠地打了我一顿。

时间能淡化一切，这话也不完全正确。我的确忘记母亲怎样打的我，更忘记了疼痛。但那两元鲜亮的绿钞，即便是剪成了碎沫，它的颜色依旧鲜亮。风风雨雨的半个世纪里，它不曾褪一点颜色。

小燕儿，我人生的第一个朋友。我牢牢记住了小燕儿告诉我的一个秘密。她奶奶死后，在南山已经变成了老虎。她见到我们一点都不咬，谁不跟我们玩儿，她就咬谁。

那只既温柔又凶猛的老虎，在我意识的南山里，稳稳地呆了半个世纪。她依然温柔，充满活力，但我还是有些怕她。

后来父亲说，有个老爷爷每次经过我家门前，我都攥着小拳头，高喊：“打倒……”父亲听到后，就不让我再喊了。

父亲说：“挺好个人，对咱家也好，怪不容易的。”

我记起来了，那个老爷爷曾被批斗游街，戴着一个又高又尖的白纸糊的帽子，上面有一溜儿毛笔写的黑字，我不认识。

他去麦场上班从我家门前走过，碰见我母亲或者我父亲，友善地寒暄。他还夸我聪明。

我不记得几岁时喊过打倒他，我对自己的不懂事感到后悔。

那个老爷爷在接受了众人的羞辱与打击之后，我这个连话还说不完整的瘦弱的小丫头又刺激他。那个走在阳光下的老爷爷，会不会感觉到人世间的寒冷，人性的险恶呢？

有关马架子房的记忆，是我生命深处原始的记忆。

七岁那年我家离开马架子房，往西搬到连队统一盖起的草辫子房。

我为我记忆中丢失的菜园伤心不已。我家的马架子房矗立在幅员辽阔的北大荒，满眼肥沃的黑土地，我家怎么会没有一个碧绿的菜园呢？

那条游过半个世纪的鱼，还在打着旋儿地东游。

我如一粒尘埃贴附于地球之上。我是一个生命的个体，我沿着我命运的轨迹，在生命的路途上匆匆行走，不曾有片刻的闲歇。

我不用操心终点在哪里，紧跟命运就好了。我努力向前，向前！

给了我生命最初记忆的马架子房，停留在时间的隧道里。

责任编辑  韦健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