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代的青年苦闷

2020-11-19宋剑华甄旭

名作欣赏 2020年11期

宋剑华甄旭

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革命文学”发酵盛行的时代，在众多描写“五四”青年成功转型为“革命者”的文本中，陈铨创作于1927年的《革命的前一幕》却提供了青年学生在“个人恋爱”与“报效祖国”的抉择上，选择“恋爱”“结婚”的案例。小说主人公陈凌华和徐梦频在追问人生意义中，滑向“一切皆虚幻”的结论，体验着烦闷、悲哀等情绪。本文认为，《革命的前一幕》不仅还原了大革命时代青年学生在人生道路选择上的苦闷，也揭示出“个人主义”转向“民族主义”的罅隙——青年人“智识薄弱”，在“重新估定价值的时代”，很难形成“固定的人生观”“坚定的信心”，这正是“五四”时期“人的觉醒”的后遗症在青年人身上的延续。

关键词：大革命;苦闷;青年学生;个人主义

《革命的前一幕》是陈铨的处女作，完稿于1928年1月，直到1934年才作为良友文学丛书出版。①由于写作时间与出版时间间隔较长，当时的评论家在解读小说上存在误判。据考证，小说于1934年10月初版3000册，次月，即有读者在《中央日报》发表书评，认为作者用“投身革命”作为“失恋后之结果”已经过时。②一年后，《革命的前一幕》引起茅盾注意，他也认为在“革命+恋爱”的小说模式发展了三个阶段后，这篇小说像“独轮小车”一般逆历史潮流而行。③直到三年后的抗战初期，才有人指出“作者描写到一个变动时代里青年的苦闷”。

在今天，把小说放置到“五四”与“大革命”之交的时代背景下重新阅读，同为青年的笔者也发现，小说描写的重点在于突出凌华、梦频人生道路选择的困境和思想烦闷，衡山投笔从戎则是为激发民族情怀设置的榜样情节。二人苦闷的导火索源自知识和爱情，前者指向现代大学教育，后者呼应“五四”时期“爱情至上”的价值观。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改革最见成效，也对青年影响颇深的内容：教育问题与恋爱问题。作者通过自觉的历史叙事，有意识地突出二人的“新青年”身份。在知识体系上，小说反映了青年对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误读;在人生观上，小说体现了怀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五四”新思潮对青年的影响。

陈铨与《革命的前一幕》

小说将大革命时代青年的苦闷与“五四”联系，并非偶然。其一，陈铨以作家的个人经验表达了对青年價值取向、人生道路的关怀与隐忧。陈铨、凌华都生于1903年，在大学学习七年后赴美留学，凌华经历的时代苦闷里有陈铨的影子。其二，陈铨作为从“学衡派”走出的新文学家，受导师吴宓反思“五四”和新文化运动视角的影响，尤其对“输入学理”、学生运动有理智的判断。

和多数现代知识分子相同，陈铨接受了儒学、新学两套教育思想。童稚时代，他接受了子曰诗云的启蒙教育;在四川省立第一中学就读期间，16岁的陈铨第一次广泛接触到“五四”新思想。学校的主要老师“都是北大毕业或肄业”，学校的教科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文教科书”⑤。但与“五四”时代出走家庭的青年不同，他对传统文化的情感认同更深厚。由于幼年时代对古典文化建立了深刻体认，陈铨入清华学校后创作了大量旧体诗词，表达对故乡的浓厚情感。同时，尚儒的家庭环境也培养了陈铨的伦理观念。陈铨自述，父亲的“孔教哲学和封建思想”、母亲“对弟兄姊妹的情重”⑥对他幼时教育影响很大。在这种思想基础下，陈铨对“五四”新思想的接受并未走向盲目认同的地步，反而有更多客观审视其不足的可能。

1921年，陈铨入清华预备学校。当时是“清华新旧学制交替的过渡阶段，校内正兴起改革运动，校外有南北政治对抗”⑦。受此影响，陈铨日益表现出对政治的兴趣，并由人道主义的同情者逐渐转向主张武力的革命者。五卅运动发生后，他在《京报副刊》的《上海惨剧特刊》发文，声明“无论英人日人，只要主持正义的都是我们的朋友”⑧;沪案运动后，他认识到强权真理：“处此国家主义盛行时代，只讲强权，不讲公理的时代……我们不要再做和平世界的梦了。”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立刻号召青年“养成势力作革命的预备”⑩。陈铨不仅有为国家献身的革命志愿，在学校也是“左右清华文坛”的人物，其《读王国维先生评红楼梦之后》被毕树裳先生评价为“极有见地”。1927年，陈铨即将毕业，面临人生道路的选择。对有志于国家民族的青年而言，或把自己培养为学术人才，或南下革命。陈铨最终选择留学深造，同时，他将对此的思考融入《革命的前一幕》，许衡山的革命可以视作他对自己另一种人生选择的想象。

清华学校时期的陈铨，也受到吴宓的思想影响。1925年，吴宓开设翻译课，陈铨就在其中。吴宓还介绍陈铨的翻译作品到《学衡》发表，陈铨小说《革命的前一幕》（原名《梦频》）写成后，曾拿给吴宓审阅。吴宓是《学衡》的灵魂人物，20世纪20年代，“学衡派”站在了新文化运动主流的对立面。他们认为，主张新文化运动的学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并不全面，引入的西学“，不过欧美一部分流行之学说”?，“有害于中国之人”?。这与《革命的前一幕》中衡山对凌华阅读《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态度一致。对待礼教方面，他们认为儒家的伦理价值具有超时空的普适性，不可全盘废除。《学衡》坚持“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的办刊宗旨，这种相对理智的人生态度，挽救了陈铨免于盲目追随“五四”激烈反传统的大潮。此外，20世纪20年代学潮运动此起彼伏，吴宓反对学生运动，主张学生应努力钻研学术，陈铨未必完全认同吴宓的观念，但吴宓的思想倾向在陈铨的价值观和作品中体现为一种冲突的声音，为陈铨理智看待“五四”和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一种学术前辈的视角。

“新青年”的危机

五四运动以后，青年作为新兴势力崛起，“新青年”的内涵在文化批判和文学创作中被层层建构“，新青年”成为反抗旧势力、弘扬新思想的历史主体，包裹着政治诉求的“主体精神”（如自觉、独立、个性）被不断夸大，青年在自然属性上的弱势特征（如易冲动、情绪化）被文学审美化，遮蔽了它们在现实意义上的负面影响。不仅如此，由于青年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声誉，导致其无所畏惧，多起暴力性、破坏性的学潮事件中，他们的盲动、过激难逃其咎。青年对自身的问题也进行了反省，如《学生杂志》在1922年刊登了一篇名为《青年的危机》的文章，作者直言“好自恃”“尚虚荣”“喜浮躁”“务空想”为当下青年面临的四大危机。?在《革命的前一幕》中，凌华、梦频遵守家庭伦理观念，并非从传统家庭出走的叛逆之子。他们虽不至于演变成“新青年”人格异化的怪胎，但多少也会受到时代氛围和自身年龄阶段的影响，表现出浮躁、盲目、行动力不足的缺陷。

首先，小说借梦频的视角，指出高等学校青年虚浮造作的生活状态：

所谓最高学府，不是专门研究学问的地方，乃是多数人讲究社交的场所。学生上课是随便的;书是不读的;考试是虚假的;论文有男朋友代作的;有工夫就是浓妆艳抹地出去活动;高兴时厚起验皮随便写两首肉麻的新诗，只要认识两位报馆的编辑，不上几天女诗人立刻就名震骚坛了。?

追名逐利成为高歌猛进的时代氛围的真实写照，青年学生也不例外。在求学的城市轨迹中，凌华（贵州—上海—美国）、梦频（葛岭—杭州—北京）感染了学校的虚浮气息，受到大都市商品化的诱惑。同乡会演讲中，凌华调侃自己上学七年以来由勤俭到奢华的变化：由光头到时髦头，由穿家公鞋到穿十二块大洋的皮鞋，他批判自己“贵族化”，“处惯了安荣富贵的生活”，在民生凋敝、家庭困苦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太少同情心”?。梦频升至北京女子大学后，开始用城市生活标准来判定自己和原生家庭：不喝酒、不打牌、不抽烟、不听戏，反而成为令她苦闷的原因。

其次，青年的盲从、情绪化在学生运动中被放大。“五四”以后，学潮更加频繁。学生由于单纯的爱国心和无利益牵扯，成为游行的主力军。但学生游行后，诉求是否得到了当局正视和解决？大多數情况并不如意。所以梁实秋建议：“青年的苦闷不应以游街诸手段为发洩的方法……这一股纯洁天真的感情，别发洩掉，要积蓄起来，为将来用。”?小说同样指出这一问题，在第23、24章，小说详细描绘三一八游行和惨案经过，目的有二：一是表达对学生做无谓牺牲的惋惜，揭示青年在学潮中的从众心理。燕京大学学生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所谓的帝国主义走狗，热心参加学生运动，成为反对教会运动的牺牲品，梦频不能离开是因为他的同学都参加了集会，可见是否参加学潮已经对学生形成道德评判的“暴力”。二是以血淋淋的教训，揭开暴动在即，人人只顾逃窜的个人主义，这既是衡山走向革命的最后推力，也激励广大青年要有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陈铨并不赞成学生盲目参加学潮，他心目中“真正的革命者”不仅要有智识积累，在人格上保有同情心，同时“在态度上不做无谓之牺牲，养成民众的势力”?。正如历史所展现的，三一八运动成为国民大革命的前奏，陈铨以清晰的历史笔触写出了暴动年代青年经历的社会现实，并为他们指明了正确方向。

再次，青年学生爱空想，行动力不足，在需要做出抉择时犹豫不前。《革命的前一幕》中的主人公，思虑过度，热爱研究他们的行动，而不是去行动。这种选择的焦虑在大段的内心独白及对话中得到验证。如凌华萌生表白想法后，不是去向梦频直接挑明，而是跑到葛岭苦苦思索爱情的痛苦哲学，错过表白时机;恋爱后凌华仍心存疑虑，咨询衡山意见，但上述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引发他关于个人和国家孰轻孰重、“人生究竟为什么”的哲学追问，后者也导致梦频陷入思想烦闷的危机。这种心理状态有其时代背景。凌华、梦频读书时，高校正掀起“整理国故”运动，胡适倡导的“问题主义”“进研究室主义”，使青年沉溺于追根究底的思维游戏，在封闭的知识生产中消耗热情与智力。陈铨也曾在短篇小说《萦扰》中讥讽大学中埋首古书、不问现实的学生。此外，大学封闭的知识生产、体制化机制也削弱了青年的行动力。由于在大学获得了相对稳定且稀有的教育资源，凌华、梦频不一定通过革命来实现人生价值，他们缺少革命的深层动机——阶级上、个人经验上，因此，他们有更多犹豫的时间，革命与否只作为时代浪潮对青年人生道路选择的压力而存在。

西学输入的误区

西方思想、学说作为《新青年》杂志进行文化革新的一大武器，对青年产生了“思想炸弹”般的效果。但由于西学仅仅作为一种革命手段，在选择上有倾向性，加上知识界对西学的理论研究也浮于表面，青年学生对西学的接受程度可想而知。在《革命的前一幕》中，可以看到青年在课堂上接受西学的真实情况：

他们挂的招牌都是西洋留学生，个个都得过博士的头衔，上讲堂总离不了用两句英文说：“当鄙人留学美国的时候”，或者“鄙人在伦敦时亲自会着萧伯纳，萧伯纳拍着我的肩，携着我的手问了我许多关于中国文化的事情”……学生既已经不读书，教授上堂除非是天字号的傻子，谁肯把远涉重洋，费心努力，抄回来的笔记，轻易授人？结果当然是敷衍了。?

小说指出，由于“留学生”的形式化，去西洋深造的“五四”学人并未学到西方文化的精神实质，只能讲些“萧伯纳拍着我的肩”的场面话;由于教授胸无点墨，教学“敷衍”，学生们无法得到系统的知识训练。有学者做过统计，在《新青年》“七君子”中，除胡适外，“其他人的英文译说能力几近于零”，这些“不通英文的‘五四文学作家，却大量引用外国人名或作品”?，最终，只能获得“西方人文主义的零碎知识”。教授们既已如此，学生们的接受情况也不会乐观。他们获得的，只是一个空泛的名词，一种激烈的情绪，一种反叛的态度。

具体到凌华、梦频身上，他们主要受到了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但由于传统文化的强大根基，在跨语境的文学接受中，二人的情感态度、行为表现带有显著的古典文学色彩。事实上，二人对浪漫主义一知半解，走入了“化西”的误区。开学第二学期，衡山在北京女子大学做“19世纪英国的浪漫诗人”的长期演讲，梦频每次都去听，并同宝章经常谈论哲学问题。学期结束后，她发觉自己的个性发生了转变，心中总是充满莫名其妙的悲哀，听见萧瑟秋风就感到心境凄凉。浪漫主义诗歌反对理性，主张强烈情感的自然漫溢，梦频又正处在青春期敏感多情的年纪，这种主观性、抒情性的倾向迎合、催化了梦频触景生情的感伤，同时这种感伤与中国古典文学的闺怨情结表现出相似之处。

陈铨曾在1923年游历西湖，第一站参观的就是葛岭和抱朴庐：“清幽的风景”“美丽的湖山”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自叹为生平所未见”?。几年后，他将占全书大半篇幅的人物活动背景安置在抱朴道院，表面描绘了一幅文人游山乐水的写意画，内在不断强化了西湖净化心灵的功能，使西湖成为凌华无力面对现实的象征。凌华对西湖情有独钟，度假两个月除游玩名山胜景外，最常去户外小亭和葛岭峰顶观赏西湖美景，小说详细描写到的有五次。他沉醉于湖光山色，借西湖净化心灵，将西湖视为唯一的精神安慰剂。19世纪，英国浪漫诗人济慈、华兹华斯歌咏自然，视自然为陶冶情操、提高精神境界的力量，但他们意在反思工业文明，而凌华意在精神归隐。在文学的虚构空间中，宝林的家在“葛岭的半山，西湖当前”;在现实的经验世界中，葛岭半山坐落着道家三大道院之一的抱朴道院。另外，凌华观赏西湖，发出“美即是真”的感叹，将济慈所指的艺术和想象的真实简化为美人（梦频）、美景（西湖）中的真实，嘲笑孔子等积极入世者们建功立业的努力，曲解了济慈的文艺理论。

1922年4月，《少年维特之烦恼》的郭沫若译本首次面世就连出四版，整个民国时期，“至少印过不下于五十版”?。青年人纷纷将《少年维特之烦恼》奉为“爱情圣经”，凌华自然难以免俗。衡山首次出场，凌华正在读德文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衡山一针见血地评论道：“《少年维特之烦恼》并不是歌德成熟的著作……近人对于他别的著作不介绍，单单先把这本书介绍进来……真是害人不浅。”凌华反驳，认为它“虽然带一点感伤主义，但文笔真流利，也很有它存在的价值”?。“真”“很”这两个字眼，说明凌华对此书极佩服，连自己的恋爱观都效仿维特：他将爱情视为至圣至神的存在，将梦频视为纯洁与美的化身，如“她是太华峰头的灵芝，她是冰清玉洁的仙人”;如把她看作心灵的寄托和拯救他逃离丑恶现实的避难所，如“心情已经是枯窘的凌华，忽然得着梦频的爱力，不替起死回生的仙丹”?。他的烦恼也起于“理智与情感”的冲突，只不过情感的对立面不是门第观念，而是时代要求他负起的救国救民的责任。

“五四”新思潮的负面影响

“五四”事件以后，新思潮风靡于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之间。这种思潮的多元，使得在一个时期内“，中国新知识分子的思想混合着怀疑主义、浪漫主义、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因素”?。学生将新思潮灌输下的人生观过度发挥，脱离家庭，改名换姓：“从某月某日起，我不认你是父亲了，大家都是朋友，是平等的。”一位青年主动取消了自己的名字，换作“他你我”。在短暂的时间内，两千年的传统文化观念被推翻，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青年人的心智又处在不稳定的阶段，因此极易出现思想的动荡、偏激。凌华在上海的求学阶段，正是“五四”新思潮产生大范围影响的时期，小说通过自觉的历史叙事，揭示出充满干劲的青年的另一面，是无所依凭的苦闷和迷茫。

小说开篇的“洋服”与“马褂”之争，勾勒出“五四”以来价值多元冲突的历史背景。宝林取笑凌华预备下车见长辈的穿着——“回头我们一回家，他们一定以为我同一个外国人回来了！”?洋服“太轻浮”，大褂、马褂显得“少年老成”。为维持自己在徐父心中的一贯印象，凌华脱洋服换马褂，到家后即使热汗涔涔仍不敢脱下来。这则服饰的笑料表明凌华内心虽不认同但又无力反抗传统服饰价值观念，因此只能化为自嘲。在张老表穿着长袍马褂来到家中，大汗淋漓却不肯脱下时，他对此也附上了自己的嘲笑。服饰之争，是思潮混杂对生活的直接影响，在价值观层面，“重估一切传统”则将青年导向虚无主义。“‘五四事件之后的十年中，批判传统与权威的著作风行于新知识分子中。那时的时代精神的核心就是，重估一切传统。”?青年将胡适的“怀疑论”奉为圭臬，用评判的态度看待一切旧文化：孔子、释迦、墨翟，英雄、辩士、志士……都是“社会上道德风俗的傀儡”“演化长途中的可怜虫”;“一切社会的制度风俗，一切的圣哲教训，一切的科学定律，一切的耳闻目见，都是糊里糊涂”?。当他们将本应贯彻在学术上的“怀疑”应用于人生观上时，就走向了虚无。

“五四”时期“人的觉醒”将个人的生存发展置于国家、社会、民族的基础之上，虽然意在宣扬西方“个人主义”思想以实现社会、文化的改革，但不分青红皂白的批判思维，却造成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凌华阐述他对学校的厌恶即是一例。在凌华的生活中，除去与徐家和男女朋友的交际、同乡会演讲，没有其他投入社会实践的活动，只局限于个人交往的私人空间，对于代表公共空间的社会有天然的抵触和恐惧。学校是社会化的重要场域，通过学校教育、朋辈交往，青年将内化行为规范，树立理想信念。但对凌华而言，明华大学“处处拿功课分数来束缚我”，是“压迫骨气的地狱，奴隶性的养成所”?。因此，拒绝竞争规则的凌华无法完成社会化。

“人的觉醒”对个人本位的宣扬，也使青年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首先看到的是“我”，首先解决的也是“我”的问题。凌华的价值取向，是先顾及“我”的“快活”与否，他认为个人情感的满足远比救国救民的事业更重要。对个人的过度关注，一旦丧失约束，就会走向享乐主义，一如小说中秉持“戏剧人生观”的张老表。五卅案起，他在“搓四圈”;打章士钊公馆，他却“打头阵”;三一八游行，警卫队放枪后，女学生对他喊“救命”，他“一翻身滚出墙外”。这么做全凭自己高兴不高兴：“快活也好，悲哀也好，有益國家也好，有害国家也没有办法，牺牲也好，享乐也好，高兴做什么，做就得了。”?新文化运动学人也看到了过度强调个人本位的问题，胡适指出“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是“为我主义”，是“假的个人主义”?;鲁迅也及时止损，提出“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纵欲”?。但处在断裂带的青年，既没有成型的现代个人观念，也缺乏足够的自我牺牲精神。因此，小说把衡山辞退教授职务，放弃梦频，南下革命作为光明的结尾，旨在倡导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要有不为名利、牺牲自我、献身国家的勇气，甘愿上前线做一个“小兵”“无名英雄”，唯此，中华民族的未来才有希望。

①据《吴宓日记》记载，1928年1—2月，吴宓一直为介绍陈铨小说奔忙。“一月五日5—6点陈铨来，以所著小说《梦频》二册请为审阅”;“二月十二日晚7—8点陈铨、张荫麟来，为介绍文稿事”。但由于未知原因，小说暂未出版。

②荒草：《革命的前一幕》（书评），《中央日报·副刊》，1934年11月8日。

③何赖：《“革命”与“恋爱”的公式》，《文学》1935年第4卷第1期。

④王樹鋒：《革命的前一幕读后感》，《津汇月刊》1937年第119期。

⑤季进、曾一果：《陈铨：异邦的借镜》，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⑥孔刘辉：《烽火岁月家国忧思——陈铨抗战家书（1938—1939）》，《新文学史料》2017年第3期。

⑦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57页。

⑧陈铨：《认清题目》，《京报副刊》1925年第176期。

⑨陈铨：《从沪案运动里表现出来的中国国民性及今后应取之态度》，《京报副刊》1925年第184期。

⑩陈铨：《时评天方夜谭与中国政局》，《清华周刊》1926年第376期。

?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1922年第1期。

?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19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