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庚，田 嵩

（1.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文化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24；2.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基础科学部，北京 100024）

一、研究背景及目的

在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作为我国国际化战略的重要一环，来华留学生的人数大幅增加[1]。总人数从1999年约4.5万人，到2018年攀升至49.22万人[2]，人数增长了10倍以上。留学生在中国学习、参与当地社会生活，对中国有了更加真实的了解，这将极大地影响他们未来在中国工作或回国后对华的印象和态度。因此，探讨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性现状及问题，对留学生政策的制定和教育实施，都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跨文化适应的定义和内涵，多角度的思考呈现出不同侧重。跨文化适应一般指“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两种不同文化的群体在连续接触的过程中所导致的两种文化模式的变化”[3]。有日本学者指出“在跨文化环境中为实现工作或者学业等目标，与文化、语言背景不同的人建立友好关系，使个体有可能实现有意义的生活”[4]。本研究把“跨文化适应”定义为置身于跨文化环境的人理解居住国的文化，在学业、交流方面得到满足，在情绪、环境等方面鲜有不安的状态。

电脑、手机以及多种形式的社交媒体的使用日益频繁，因此，从媒介接触行为研究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性时就不得不从原来的面对面交流，延伸到探讨数字互联网和智能移动终端环境等媒介领域，关注复合传播手段对跨文化适应性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媒介接触与跨文化适应性的因果关系至今尚未明确。因此，本研究旨在调查留学生使用传统媒介、手机和电脑现状的基础上，明确留学生媒介接触行为与跨文化适应性之间的关系，进而分析媒介接触与跨文化适应性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在对已有文献研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设计了适用于实证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型，用以分析诸多变量间的关系（见图1）。同时，通过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具体分析各影响因子间的相互关系。

图1 研究所用的结构方程模型图

本研究将针对以下的三个研究假设展开论述：1.传统媒介在留学生的学习生活中仍然发挥作用；2.新型社交媒介的接触行为频繁，成为影响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性的重要因素；3.社交媒介对跨文化适应性影响显著。

本研究希望验证以上三个假设，并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为提高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提出建议。

三、研究方法

（一）调查对象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涉及在京的六所大学，包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在内共586名外国留学生。调查过程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实现，共发放问卷586份，回收有效问卷507份，问卷回收率86.8%。

（二）调查项目

本研究设计的调查问卷，主要涉及以下四个部分：

1.个人基本信息

问卷采用匿名形式收集，问卷采集的留学生个人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国籍、经济状况、来华留学时间、汉语能力等，这部分数据由留学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填写，填写数据用于最终结果的差异化分析。

2.来华后媒介接触状况

来华后的媒介接触状况主要包括：广播、电视、手机、网站、电子邮件等媒介的使用频率，以及使用目的、输入信息的熟练程度等相关状况，调查问卷以选择形式回答。主要用来分析在华留学生汉语学习与媒介接触的相关性，以及由此造成的差异，其中着重分析网络媒体使用给留学生语言学习和跨文化适应带来的深刻影响。

3.社交网络应用的使用状况

社交网络应用在虚拟世界中构建了一个公共或半公共化的个人空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被认为是影响人们生活习惯和知识获取方式的最重要应用之一[5]。本研究着重调查了留学生社交网络的使用频率。同时，问卷调查还测量输入中文的熟练度，探讨中文输入的熟练程度对留学生使用社交网络应用与中国人进行交流的影响。

4.关于跨文化适应性

本研究为评价跨文化适应性，设置了包括“适应度”“满意度”“好感度”三个维度的测量题目。其中“适应度”包括五项测量题目，文化适应性不仅包括心理适应，也包括对当地社会文化的适应。考虑到研究对象为了取得学位而来华留学，问卷添加了“有信心拿到学位”“能够学到研究方法和专业技能”两个测量项目。考虑到留学生难以形成顺畅的人际关系有可能因汉语能力不足所致，本调查中还设置了两个与语言能力相关的满意度测量题目。

本研究假设留学生对中国学生及中国社会的好感度越高，跨文化交流则越活跃，获得包括信息提供等社会援助越多，因而跨文化适应性就越好。所以，在调查问卷中还设置了“你喜欢中国学生吗？”和“你希望和中国学生一起学习吗？”两个问题。留学生毕业后的职业选择及离开中国后的行为，也能反映出对中国社会的认可程度，可以评价跨文化适应性的优劣，因此，调查问卷中增加了毕业后“你希望在中国工作吗？”、“你希望继续在中国生活吗？”、“你愿意向朋友们介绍中国吗？”等三个项目。以上所有问卷项目都采用李斯特5星法进行评价。

（三）调查问卷的语种

为避免留学生因汉语能力差异给理解问卷内容带来影响，调查问卷特做成中英双语版。英文版由在华访学的美国社会学学者进行了语言上的确认。在进行正式调查前，请6名本科留学生（男女各3名）进行了预调查，根据他们的意见和反馈对问卷进行了修正、完善。回答方式除了“个人基本信息”需要文字填写外，其他均采用选项式回答。

四、问卷调查结果及分析

（一）被调查留学生的基本信息

本次问卷调查采集到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问卷采集的男女生比例达到2：3，这主要是由于发放问卷的高校主要是文科类院校。留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3.86岁。留学生来源国共有2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六成以上来自韩国。所属学历课程七成以上为本科生，其余为研究生。在华学习时间，约有45%以上达到3年及以上，同时有七成留学生在来华前就已经有过汉语学习经历。另外调查访问的留学生每月生活费的花费普遍在2000元以上，与同期国内本科生月均1629元的生活支出相比[6]，在生活费的花销上要高于国内学生的消费水平。

表1 调查对象的个人基本信息

（二）媒介接触情况

本研究对留学生群体使用传统媒介、桌面计算机及网络媒体、移动媒体进行了调查，具体情况如下。

1.传统媒介接触行为

传统媒介主要指广播、电视这类信息传播媒介。调查结果显示广播和电视的媒介接触行为大致相同，只有20%的留学生使用传统媒介。传统媒介主要作为留学生语言学习的工具，因为广播和电视媒介中的发音更为标准，内容更为正式。但同时也有35.5%和40.2%的学生从不使用广播、电视这类传统媒介。

2.计算机设备及网络接触行为

计算机及网络媒体主要指传统桌面计算机设备的使用，以及通过计算机设备实现的互联网访问和语言学习应用。几乎所有留学生都有每天使用计算机访问互联网的习惯，且每天使用1小时以内的人数与使用3小时以内的人数基本持平，前者32.8%，后者31.8%。另有26%的被调查者每周只浏览一次中文网站或者从不浏览。留学生使用桌面计算机互联网更多的是关注来自本国的信息，即使是与中国相关的内容，也多用母语获得。

使用计算机发送电子邮件是与他人沟通的重要手段，有47%的留学生每天发送1至3封电子邮件，且多为发送作业和公文类邮件。同时，从不使用电子邮件的人也达到了24%，可见电子邮件正在慢慢地被其他信息沟通方式所代替。

3.移动媒体接触行为

使用移动媒体是近年发展最为迅猛的媒介接触行为，其主要基于智能手机和移动网络，以及安装在智能手机中的各类应用程序。半数以上的留学生使用手机经历超过8年，同时每天使用智能手机8小时以上的人数达到了34.7%，另外智能手机中的免费语音通话、免费视频聊天、社交网络等应用的比例最高，达到了90%，而拍照、文件存储、自媒体等应用的使用比例也达到了55%。

可以说移动媒体已经成为留学生群体接触最多的媒介平台，其中社交网络应用的使用由于其社会化学习和社群交流的特点而成为本次调查的重点内容。有62%的留学生每天使用社交网络应用达到3小时，有21%的人甚至在7小时以上，只有15.8%的人使用频率较低。社交网络媒体是留学生生活的重要工具，社会网络媒体不仅建构了我们的社会文化心理、政治变革与社会变迁，也在建构着个体日常生活极其重要的价值观念、社会认知、情感体验、行为方式及社会化过程[7]。

另外，有90%的留学生加入了不同的网络虚拟社区或虚拟社群，这些虚拟社区，大部分由留学生自发建立在使用相同母语的同学或朋友圈中，大家用母语频繁互动，每天花很多时间与相同文化背景的朋友进行交流。这也导致了留学生与中国同学间的交流更多变成了事务性沟通，缺乏精神、思想层面的深刻交流。令人担心的是，长此以往，虽然留学生们长期生活在海外，但是却出现了虚拟社交圈仍然盘踞于母语文化圈的情况，并不利于汉语学习，更妨碍了留学生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接触中国社会，从而对留学生跨文化进程产生不利影响。这一趋势，在手机使用频率、社交网站使用频率中也有所体现。

（三）跨文化适应性状况

调查问卷的第二部分是对留学生在文化适应性、满意度、好感度和文化认同感方面的评价，共包含四大类20个问卷调查项目，每个问卷调查项目都采用李斯特5星法进行统计，其中0分代表最不认同或最不满意，5分代表最认同或最满意，这20个问卷调查项目的总体信度指标Cronbach’s Alpha＝0.742，表明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8]。表2显示了满意度相关的10个子项目得分的基本统计信息，表3显示的是文化认同感、好感度和适应性这三大类的10个子问卷调查项，从计算结果中可以看出适应性的平均分最高，为2.941分，而好感度的平均分最低，为2.467分，但是各问卷调查项目都处于合理的区间范围内。

表2 调查问卷满意度相关项基本统计指标（N＝507）

表3 调查问卷文化认同感、好感度、适应性相关项基本统计指标（N＝507）

本研究利用SmartPLS软件建立了适应性、满意度、好感度与文化认同感间的路径结构图[9]。根据调查问卷的设想，在华留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的适应性、满意度和好感度应该会对留学结束后形成的文化认同感产生积极的影响。图2显示的是本研究设想的模型结构图在SmartPLS软件计算的路径相关结果。图2中共有28个因子，其中：TM1和TM2分别对应问卷调查项目的8和9，主要调查留学生的传统媒介接触行为；NM1、NM5分别对应调查问卷项目的10-14，主要调查留学生的新媒体接触行为；CH1对应调查问卷的项目7，用于询问留学生来华前是否学过中文。针对调查问卷第二部分中关于留学生在京学习期间对留学生活的适应性、满意度、好感度及对文化认同感的考察共有20个因子项，其中：A1-A5为适应性因子，对应第二部分问卷调查项目的1-5；S1-S10为满意度因子，对应第二部分调查问卷项目的6-15；L1和L2为好感度因子，对应第二部分调查问卷项目的16-17；C1-C3为文化认同感因子，对应第二部分调查问卷项目的18-20。从SmartPLS软件的运算结果来看，适应性、满意度和好感度对留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均有正相关影响，特别是留学生在华好感度的评分对留学生文化认同感的提升具有最高的正相关影响。

图2 对跨文化适应性影响的模型结构图和相关路径系数

另外，性别差异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始终是一个重要领域。本调查从性别角度显示，男性留学生在适应性、满意度和好感度几个部分选择了更高的分数，但是在认同感类别的评分中，女性则选择了更高的分数。表4中显示了按照性别区分后，男性和女性留学生在路径相关系数和问卷调查项评分均值的差异。男性在满意度和好感度对认同感影响的路径相关系数都要高于女性，适应性、满意度和好感度的评分也都高于女性，但是在适应性与认同感的路径相关系数上，男性为负值，女性的相关系数得分则远高于男性，在最终的认同感评分上女性的得分也要高于男性。调查结果从一个侧面说明留学生的性别差异对于文化认同感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且女性对于留学生涯在适应性、满意度、好感度等方面给出的评分更低，已有的研究显示社会文化传统对女性社会角色的定义，使得较之男性，女性对社会环境、社会活动的评价不积极[10][11]，本研究验证了这一观点。此外，调查结果还显示女性留学生容易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建立起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

表4 男女间在调查问卷不同类别中得分平均值

利用SPSS软件，本研究对参与调查的留学生群体进行人口统计学属性计算后得出了相关系数矩阵。从中发现，学生年龄越大与使用手机、社交媒体应用越少，中文输入熟练度越弱，年龄与三者之间均显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即年轻人在移动媒介的使用上有更大的优势。同时，留学生每月生活费情况与满意度和跨文化适应能力都显出明显的负相关，即经济宽裕的群体更有可能对留学生活感到不满意，同时跨文化适应的意愿也更低。另外，手机使用时长与其他选项间也显示出较低的相关度，特别是手机使用时长与适应性、满意度和好感度三个类别的选项都显现出明显的负相关，这可以理解为使用手机熟练的群体更加倾向于通过手机与母语圈的亲人朋友进行交流，尽管他（她）们人在中国，但是虚拟社区却建构了一个依赖性更强的母语环境，从而导致对真实的留学生活环境的隔离和不满，并最终影响到留学生活满意度和适应性的体验。

五、结论及建议

本研究在实证调查基础上，对在京留学生媒介接触现状以及跨文化适应性的相关状况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留学生较为频繁地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应用，移动媒体在为留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语言和人际交往平台的同时，也有可能诱发留学生与中国人交往的人际区隔和现实疏离。在性别影响因素方面，女性对传统媒体和社交网络媒体的依赖度更大，男性相对于女性群体更愿意使用桌面计算机环境。

其次，在媒介接触行为与跨文化适应性的相关性方面，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都具有积极影响，传统媒体的影响要强于网络媒体。留学生使用手机和使用计算机的频率，对跨文化适应性都产生了正向影响，社交网络平台有可能导致留学生更加倾向于与母语环境或有着相似背景的人交流，从而直接影响对本地文化的了解和接受，在一定程度上会出现阻碍跨文化适应能力的情况。

第三，在人口统计学特征与跨文化适应性的相关方面，其中以性别因素为差异化变量来分析，可以看出性别因素在跨文化适应性上体现出明显不同。尽管女性留学生群体在适应性、满意度和好感度等方面都表现出较低的认可度，但是女性相比男性却有着更高的文化认同感。也就是说，较之男性，女性留学生对留学生活显示出不适，但是在文化认同这种形而上的抽象层面表现出了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这个看似有些矛盾的结论，个中原因，耐人寻味。笔者认为在日常生活的便利程度、精致程度上，女性的要求也许更高，女性的天性敏感和对生活细节的追求、对家庭生活的依赖，有可能妨碍她们获得较高满意度和适应度。可是，文化认同可解释为一种肯定的文化判断，女性在母国接受到的关于中国的各类信息也许有别于男性，对信息的选择性接触影响两者形成不同的中国印象，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判断。本研究没有涉及留学生在来华前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状况，笔者认为既有文化认同起了很大作用，是否如此需要在接下来的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检验。

综上所述，为发挥媒介作用，提高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增加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本研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挖掘社交媒体优势增强跨文化适应

在把握留学生媒体接触行为现状的基础上，挖掘社交媒体的优势，发挥其个性化传播的特点，向留学生们提供留学帮助，对于留学中国的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现状的改善具有积极意义。使留学生这一旅居者（sojourners）——一个新文化环境的陌生人，尽快地了解东道主国民的态度、情感、信仰和价值观，尽量消除他们留学生活中因不确定性产生的焦虑。

2.发掘智能手机在汉语教学及传播中国文化中的作用

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在留学生的生活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对语言初学者来讲，传统媒体在语言入门学习过程中仍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语言学习的深入，留学生对中文及中国文化的了解不断加深，传统媒体将越来越难以承载学习媒介的重任。考虑到现代人对智能手机的依赖，本研究认为在重视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作为知识传播渠道的同时，还要充分挖掘智能手机在留学生学习汉语及了解中国文化上的作用，更好地发挥新媒体便捷、多样的沟通形式，引导不同文化背景的留学生融入中国文化，避免将社交网络应用变为不同文化背景人群的自我封闭空间。搭建聚合多种媒介优势的跨文化适应平台，助力留学生更好地适应中国社会和文化，这也将对建构多元文化共生的校园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3.在国际教育中重视人际传播的有效性

提升对中国文化认同感是我国留学生政策的重要出发点之一，因此留学生教育中应帮助留学生有效利用在华留学的宝贵文化体验时间，建立与中国人的人脉网络，促进留学生群体理解中国文化和风土人情，以增强留学生在华学习生活的好感度，最终实现对中国文化的认同。高校可以开发设计中外学生可以共同参与的课程，找到当代青年共同关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议题进行探究，这类课程可以在中外学生学习后，展开讨论，增进对彼此文化的了解，通过人际传播改善留学生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思维定式。

超越文化差异，吸引世界中的青年学生关注中国，对中国社会产生兴趣是塑造新时代中国形象的重要途径。通过深层次的人际交往，不仅使留学生加深了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理解，且接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各个层面的话题，通过交流促进跨文化理解，提高跨文化适应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