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翠

一、引言：民族典籍外译硕果累累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传统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各少数民族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历史史诗或民族典籍，如藏族的《格萨尔王》，蒙古族的《蒙古秘史》，新疆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等。作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少数民族典籍各具特色，享有极高的文物和文化价值，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和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外翻译更是“中国文化典籍外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目前，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和成就，王宏印主持的“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丛书”陆续出版，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邢力编著的《蒙古族典籍翻译研究—从〈蒙古秘史〉复原到〈红楼梦〉新译》、梁真惠编著的《〈玛纳斯〉翻译传播研究》、李宁的《维吾尔族（西域）典籍翻译研究—丝路遗珍的言际旅行》、王治国编著的《藏族典籍翻译研究—雪域文学与高原文化的域内外传播》、刘雪芹的《西南诸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等。此外，民族典籍英译课题立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李宁主持的新疆维吾尔族古典长诗《福乐智慧》的翻译研究，王治国主持的藏族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的翻译研究都已经结出丰硕的果实。［1］

二、比较文学变异学与翻译研究

翻译是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的社会对话过程，当两种不同语言进行转换时，译者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帮助两种语言、文化和社会进行交流。但是，由于文化的独特性、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以及读者的期待视野等的存在，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无法达到完全对等，在翻译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异。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如果不发生一定的变异，文学将永远拘泥于本土范围，只有让翻译在异质文化内积极融通，本土文学才能跨越民族界限，真正走向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发生变异的文学，没有翻译的变异，文学传播和接受将举步维艰，也就不会有世界文学的形成。［2］

变异学聚焦于跨文化对话中出现的意义碰撞、阻碍、误读和扭曲等问题，即在跨语言和跨文化的阐释过程中，翻译要考虑不同的文化因素，既要参照源语文本，又要有所限度地发生变异，以达到目的语文本的传播接受。［3］

三、民族典籍《蒙古秘史》及其异域传播

成书于774年的《蒙古秘史》是蒙古文字诞生之后的第一部大型书面作品，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永久的文学价值，被誉为蒙古民族“创世纪”式的文化元典。《蒙古秘史》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世界文化遗产，是蒙古族三大历史著作之一，内容面面俱到，涉及13世纪中叶前蒙古族军事、政治、语言、文化、经济、思想等方方面面的历史资料，是蒙古族宝贵的历史、文化和文学遗产，被誉为“蒙古族百科全书”。

作为一部旷世奇书，《蒙古秘史》很早就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在国内，先后出现了多种文本，如注释本、音译本、汉译本、蒙文本等。

自19世纪60年代传入外国，《蒙古秘史》先后被译为俄、德、日、法、土耳其、波斯、意大利、西班牙、捷克、匈牙利、波兰、韩等多种语言文字，遍及多个语种，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魅力和价值，关于《蒙古秘史》的研究甚至引发造就了一门风靡世界的专门学科——“秘史学”。

相较于其他译本，英译本虽起步较晚，但数量众多，意义重大，近年来又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早在1957年就出现了第一部针对汉语总译的英语全译本，由印度的孙维贵（Wei Kwei Sun）完成。随后，在1963年，著名英国汉学家，同时也是文学翻译家的阿瑟·威利（Arthur Waley） 翻译了《蒙古秘史》的故事部分，并将其收入《蒙古秘史及其他》（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nd other Pieces）。1970年至1975年，澳大利亚蒙古学家罗伊果（Igor de Rachewiltz）陆续发表了散韵结合的《蒙古秘史》英译文，名为《蒙古秘史：13世纪的蒙古史诗编年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于2004年出版。1982年，最具影响力的首部《蒙古秘史》全英译本由柯立夫（F. W. Cleaves）完成，由哈佛大学出版。2001年，俄岗各·奥侬（Urgunge Onon）教授编译出版《蒙古秘史：成吉思汗的生活和时代》（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Chinggis Khan），是较新的英译本。［4］2006年，蒙古帝国成立800周年，道尔基（N.Dorjgotov）和额仁道（Z. Erendo）带领翻译团队共同完成了目前最新的一部《蒙古秘史》英译本（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5］

四、变异学理论对《蒙古秘史》异域接受的启示

翻译是一种跨越异质文化的交际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源语作者、翻译发起人、译者、目的语读者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结合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来决定译入语文化中文本的“变异”及其翻译策略和方法。

1.英译本中语言层面的变异研究及接受

语言层面的变异研究，即跨语际变异研究，主要研究在翻译过程中发生的语言变化，包括语义、形态和句式等方面。文学作品穿越语言的界限，流传至他国时，通过翻译被目的语读者所接受，在此过程中，为了迎合目的语读者的需求，会在语言层面发生一定的变异。①本文中所有奥侬译本引文皆出自奥侬《蒙古秘史》2001版译本：Onon， Urgunge.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Chinggis Khan ［M］. Richmond： Curzon Press， 2001.

奥侬译文：At the time of the killing，the Tatar Qargilshira escaped and became a bandit. Suffering and hungry，he entered［my］ mother’s yurt. “I seek alms，” he said. “If you seek alms，” he was told，“［then］ sit over there.” While he was sitting on the end of the bed， on the western side of ［the yurt］ next to the fire ［by the door］，Tolui，then five years old，came in from outside. ［Tolui］ ran ［back towards the door］，followed by Qargil-shira，who ［snatched］ the boy，tucked him under his arm，and left ［the yurt］.（P106）

现代汉译：只身逃出的塔塔儿人合儿吉勒失剌因饥饿难忍又返了回来，闯进了我母亲的家中。当他说：“进来乞讨食物”时，母亲一边说着“乞讨施舍，可坐那边等候”，一边让他坐于门后右边床头。那时，五岁的托雷从外头跑进屋里，又要跑出去时，合儿吉勒失剌起身跳起，一把将托雷夹在腋下。（P200）

分析：汉语、英语分属于不同的语系，在句式表达方面存在极大的差异。汉语不受形态的约束，具有很强的灵活性，现代汉译中，造句少用形式连接手段，更加注重句意间的隐性连贯，且句式相对较简短，流水句一句接一句，呈流散型。奥侬译文体现了语言层面的变异，使用了介词短语（at the time of the killing），分词短语（suffering and hungry， followed by），if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while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和who引导的非限制性定语从句，注重显性衔接，以形显义，从而显得主次分明，层次清楚，更多地体现了英语重形合的特点。此外，奥侬的译文通俗化倾向显著，采用松散的释译法，对原作中某些语言点进行释意和拓展，分别增译了at the time of the killing和and became a bandit，从而使译文更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

2.英译本中文化层面的变异研究及接受

自1990年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以来，学术界对翻译的研究不再局限于语言层面，而是将历史、社会、文化等因素纳入研究范围，就像文化翻译理论研究代表所提出的那样，文本不是在真空中写成的，因此，翻译也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尤其是文学作品的翻译。毋庸置疑，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必然会产生相互的碰撞，或相应或相违。②本文中所有现代汉译引文皆出自特·官布扎布和阿斯钢《蒙古秘史》现代汉译版本：特·官布扎布和阿斯钢. 蒙古秘史：现代汉语版［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奥 侬 译 文：Qudu， Qal， and Chila’un—the sons of Toqto’a became frightened ［of us］ and retreated，［all the while］ shooting arrows at us，［but］ they fled like wild asses with lassos ［round their necks］，like deer with arrows ［in their flesh］. If they grow wings and fly up into the sky，will not you，Sübe’etei，turn into a gerfalcon and fly ［up］after them？（P96）

现代汉译：世仇之敌脱黑脱阿那，夺命逃去的儿孙们，如同受惊的野马，又似中箭的山鹿，跳过河水跳过了山，逃向远方的天际边。若那逃匪忽都、赤剌温变做飞禽蹿上天空，我的勇士速别额台你，化做雄鹰捕住他！（P173）

分析：由于中英生态环境不同，使得中英两国人民对动物的喜好也各不相同。蒙古族是一个马背上驰骋的民族，马是蒙古族人民在草原生产生活中的重要伙伴，蒙古族在长期的草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关于马的大量词汇，如传统节日马奶节和赛马节、马奶酒、马头琴、封神马等。现代汉译用“受惊的野马”形象地描述了脱黑脱阿别乞之子在战败后仓皇逃窜的狼狈形象，符合中国文化特点。但是，英国古代主要靠马耕，因此马在英美文化中则是一种勤劳和吃苦耐劳的正面形象，所以奥侬翻译成了“wild asses with lassos”，因为英语中“ass”除了意为“驴”，还有“蠢人、蠢驴、傻子”之意，符合成吉思汗对脱黑脱阿别乞之子的形象判断。此外，蒙古族将雄鹰作为民族英雄的象征，现代汉译中，“雄鹰”是成吉思汗对其四员虎将之一速别额台的表述，奥侬没有译成普通名词“eagle”或“hawk”，而是译成了特称“gerfalcon”，意为“矛隼”，因为矛隼凶猛敏捷，既能捕捉飞行中的鸟类，又能逮住地上奔跑的兽类。

3.英译本中民族形象的变异研究

20世纪中叶，基亚在《比较文学》中专列一章“人们看到的外国”对形象学进行论述，形象学也在不断的发展中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形象学的研究对象是在一国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他国形象，而这种形象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文学输入国对输出国的文学并非照单全收，而是有选择地吸收，甚至是带着强烈主观意愿的转化和改变。

奥侬译文：Chinggis Qahan was born with his destiny ordained by Heaven above. He was descended from Borte Chino, whose name means “greyish white wolf”, and Qo’ai-maral, the wolf’s spouse, whose name means beautiful doe, who crossed the lake and settled at the source of the Onon River at Burqan-qaldun, where Batachi-qan was born to them.（P29）

现代汉译：成吉思汗的根祖是苍天降生的孛儿帖赤那（苍色狼）和他的妻子豁埃马阑勒（白色鹿）。他们渡腾汲思水来到位于斡难河源头的不儿罕山，生有一个儿子叫巴塔赤罕。（P2）

分析：此句是关于蒙古族族源的神话传说，即孛儿帖赤那（旁译苍色狼）和他的妻子豁埃马阑勒（旁译白色鹿）来到斡难河源头，结为夫妻，繁衍后代，成为蒙古族的先祖。因此，“苍狼”与“白鹿”代表蒙古族的美好形象，是蒙古族的图腾。奥侬在翻译此句时，对“苍狼”和“白鹿”采取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同时又采用释译法对其进行解释说明，充分考虑了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

五、结语

民族典籍是我国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保存下来的珍宝，其翻译对于传承和传播中华文明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可以增强我国各民族之间的沟通和了解；其次，可以丰富世界文化，促进世界多民族和谐交流；最后，促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