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怡雯／天津师范大学

一、前言

对于公共空间这一概念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城市及社会的角度进行研究，将公共空间视为不同社会生活发生、共存的平台。具体而言，学者们针对具体的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引入公共空间的概念，进而更好地促进城市相关功能的完整性以及城市的和谐。一类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将公共空间视为政治社会生活的平台，强调在无形的公共空间中所形成的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抗衡。

同时，许多西方的社会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公共空间在形成积极的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中的意义。他们认为公共空间所提供的由人共同存在而产生及可能产生的公共交往行为是维系不同层次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由此，部分学者在对公共空间进行研究时，就将目光定睛在公共空间作为维系社区社会关系和形成个人归属感上的意义。也有部分学者则将目光放在公共空间为有差异的社会个体提供了互相了解，交流和融合的机会上。

珠三角地区的姑婆屋也被称为“姐妹屋”。当地许多女性立志终身不嫁，在经历一定的仪式（当地人称之为“梳起”）后，被称之为自梳女。由于自梳女“梳起”之后，不能与父母同住，死后也不能被安葬在娘家，于是建起了姑婆屋，平时自梳女们居住其中相互陪伴，死后她们的牌位也安放在姑婆屋中进行供奉。

姑婆屋作为一个物理上的公共空间，将附近的未婚少女聚集在一起，聊天交谈，互诉心声；居住在其间的自梳女们也将这一公共空间视为其共同的家园，并通过这一物理空间与外界进行交往，可见姑婆屋早已超越了物理属性上的空间而上升为话语上、符号上以及观念上的公共空间，成为维系自梳女关系及未婚女性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的纽带。

二、姑婆屋与新的社会关系的形成

自梳女们所居住的姑婆屋有些是由宗族资助建立的，有些是父母为女儿盖的，还有一些是由自梳女出资自建的。在珠三角地区，女性自梳和建姑婆屋的传统古已有之并流传至今。时至今日珠三角地区仍保存有许多姑婆屋，其比较完好的有顺德均安的“冰玉堂”、西樵官山的“益善堂”、东莞的“姐妹屋”、肇庆的“观音堂”、广州黄埔村的“姑婆屋”等。

在少女时期，梳起前的姐妹多以女仔屋作为夜间居住和聚会的场所，成年女性白天在田间劳动、做家务，侍候父母亲，晚上则到女仔屋留宿，与同伴闲聊、做游戏、唱歌、讲故事、拜七姐等。在妹仔屋中居住的人数从十几人到几十人不等。这些未婚女性的家人及家族对她们的这一行为也表示支持，很多家族出资建姑婆屋、妹仔屋供其居住。其父母也会将其遣去女仔屋中，学习女红等女性必备的技能。

在这样日复一日的谈天、游戏中，原本关系疏远的未婚少女们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甚至其思想观念等也相互影响，从而助长了不婚意识的流传。不少自梳女就是因为在少年时代在女仔屋中的活动和彼此间的互相影响而立下终身不嫁的志向，进而相约自梳，成为了自梳女。

自梳女也居住在姑婆屋中，借助共同生活、闲聊与其他自梳女之间的感情逐渐深厚，甚至结为金兰姐妹，出双入对，情同夫妻。如此，在姑婆屋中这些女性们原本的社会关系被打破，形成了深入的、紧密联结的社会关系，从而导致整个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一定的变化。

三、姑婆屋的符号意义与个人归属感的形成

姑婆屋中的女性通过交谈的形式快速建立起彼此之间深入、稳固的关系。并逐步确立自己终身不嫁的婚恋观念，且在姑婆屋中完成其人生最为重大的仪式——自梳仪式，成为自梳女。这些都进一步使她们对姑婆屋这一物理空间产生深厚而强烈的感情。当时很多下南洋打工的“自梳女们从海外寄物品回家，很多人也会将物品直接寄送至此（姑婆屋），自有人帮忙送到家里。”由此可见，在自梳女心目中，姑婆屋已经成为了她们的家。因此，即使姑婆屋空间狭小，无法容纳人数众多的自梳女，她们也纷纷选择在姑婆屋附近为自己置办房屋。有记载称曾经“有不少自梳女在“观音堂”附近买了平房居住……她们原本不是当地居民……因为自梳，所以纷纷迁移而来，聚居在“观音堂”周围。由于经济不宽裕，她们买的房子大多是30～50 平方米的小平房。”建国以后，自梳女们不再被严格要求居住在姑婆屋中，很多自梳女便回到自己的家中养老，但自梳女们还是会去姑婆屋中消暇，同姐妹闲聊，每逢拜七姐的日子，她们都会聚集在姑婆屋中举行拜七姐的仪式。由此可见，姑婆屋已经由单纯的物理空间转变成一个满载自梳女们的个人归属感，充满符号意义的公共空间。

姑婆屋在自梳女心中是“家”和“回归”的代名词，而在其他人眼中，姑婆屋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同自梳女一样，姑婆屋也被赋予了精致、干净、纯洁、不与世俗为伍等符号意义。通常，在描绘姑婆屋的整体样貌时，大多会提及其整洁、清静。如肇庆的观音堂的对联就说到“一尘不染清修界，众善同修自在天“。称在冰玉堂买位的“自梳女百年之后魂魄的归宿便是供奉在此的长生牌位。每个牌上刻有一位自梳女的名字，牌上覆盖红纸，自梳女一旦去世，其他姐妹便会将长生牌上覆盖的红纸揭去，即成为去世自梳女的灵牌。”字里行间透露出自梳女们在姑婆屋这样的人间清修境中功德圆满，魂归故里的怅然若失之感。在描述姑婆屋的厨房或绣房等空间时，则会强调其精致与美好。称手艺精湛的自梳女们常常在绣房“一针一线地在桌子前制作各式花果女红、精美小巧的用具及玩偶，手工娴熟，制作工艺精美。”除了绣房外，厨房也被人们赋予了精致美好的内涵。荷花鱼、荷叶冬瓜卷、粉果等流传至今且令人念念不忘的妈姐菜就是自梳女们“闲来聚在姑婆屋内切磋烹技，时时随意巧制一两味捻手小菜、心水美食”而制成的。因此，姑婆屋除了给自梳女们带来了强烈的归属感外，还充满“家”、“清静”、“不与世俗为伍”、“精致美好”等符号意味。

四、姑婆屋与社会的互动

除了帮助自梳女们形成稳定的社会关系，充满符号意味外，姑婆屋也并非封闭、孤立的，它与社会间有着一定的互动。在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念中，女子的职责就是进入婚姻，相夫教子。女性不嫁人是不被主流观念支持的。国家或官员也时常下令，斥责和禁止这样的行为，让这些女子的父兄对其严加管束。但只要女子在姑婆屋中进行了自梳仪式，那么即使是其父母并不同意其终身不嫁，也无法再阻止。姑婆屋似乎变成了不愿进入婚姻的女性们的避难所，虽然她们终身不嫁的行为和观念不能被家人和整个世界接受，但只要躲进姑婆屋，就能名正言顺的终身不嫁。姑婆屋有着某种能够与国家权力以及主流价值观抗衡的权力，这种权力看似强大，却只能存在于一些不可逾越的限度之中，这一限度就是住在姑婆屋的自梳女们必须终其一生洁身自好。一旦自梳女被发现与他人有染，姑婆屋的这种庇护权就失去了其效力。这些失去庇护的自梳女将会被交还给其原来的宗族，由宗族权力对其进行相应的制裁。有记载称“村中出了穿底姑婆（与人有染的自梳女），族长和祠堂司理就抬着猪笼到该女子的娘家，要她的父母交出女儿，然后将其五花大绑，装入猪笼，抬到祠堂前，敲响铜锣，齐集族人，当众宣布罪状后，抬着猪笼到河边，绑上大石块，丢入水中淹死，称之为浸猪笼。如果父母不忍心女儿惨死，把自梳女藏起来的话，则这些父母就被认为违反族规，死后不得葬在族中人的山地，神主牌不得放进祠堂，子侄不得为其买水（葬俗的一种仪式）和尽孝。被浸猪笼的自梳女，尸体不得进村，不得用棺木盛殓，不得土葬，父母、兄弟姐妹及族人都不得送葬，否则开除出族。”

姑婆屋除了会给自梳女们提供一定的庇护外，还借着拜七姐等活动与社会进行互动。在乞巧节拜七姐是整个广东地区都有的习俗，比较特别的是当地除了会有集体的拜七姐活动外，还会以每家每户为单位拜七姐。而对于自梳女来说，这个节日尤为重要，因而自梳女们拜七姐的活动也是最为盛大、精致的。甚至成为了整个社会以及每家每户拜七姐的模范。每到这一天，每家每户的未婚少女们都会前去姑婆屋，观看自梳女们的拜七姐活动。

除了拜七姐外，自梳女们还会在姑婆屋中制作纸通公仔等精致的手工艺品，同外界进行交易，换取维持生活的资金。“番禺梅山的“自梳女”就是靠长年制作和出售这种纸通公仔来维持日常生计的。纸通公仔是她们经济生活的依靠，她们担心失去经济来源，只在姑婆屋里制作纸通公仔，其制作过程从不示外人，其制作手艺也局限在自梳女内部流传。做好以后，把纸通公仔放进装有炒米的铁箱里密封保存。因为纸通公仔一年才出售一次，保存方法很重要，据说炒米可以吸潮除湿，经常更换和晾晒炒米，就能避免纸通公仔受潮损坏。一板公仔大约可以换30 斤谷子，一年所得的工钱可以勉强维持简单的生活。”纸通公仔的制作工艺密不外传的形式也给姑婆屋及自梳女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除此以外，对外出售纸通公仔的行为也使得姑婆屋与外界始终保持一定的联系。

总的来说，姑婆屋是珠三角的未婚女性婚姻观念启蒙和构建的场所，它打破了女性们原有的较为松散的社会关系，通过谈心等独特的方式，使女性们在这里重新缔结稳固的、与从前截然不同的社会关系。从而带给自梳女们强烈的归属感。另外，这一物理空间也包含着不与世俗为伍、纯洁、精致的符号意义。姑婆屋作为自梳女们的庇护所，拥有一定的同国家与社会抗衡的权力，但这样的权力被限制在一定的限度之中。姑婆屋作为自梳女们拜七姐和生活的场所，也同社会进行着一定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