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梓

关键词社会治理 发展趋势 社会共识

一、社会治理话语从西方到中国的转换

英语中的"governance"源于拉丁文与希腊语，意为“控制、引导与操纵”，是指在特定范围内行使权威。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的"crisisgovernance"（危机治理）是当代治理理论的发端，自此，“治理”概念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然而，各国对“治理”的理解也多有不同，“治理”成为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面对如此具有包容性的概念，要想探究出社会治理工作的中国特色，我们必须对国际社会治理理论进行追本溯源。

（一）西方社会治理话语评介

治理的概念，众说纷纭，这其中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下的定义最权威，最有代表性。治理是调和各种利益冲突继而采取联合行动的整个过程，是各种私人的或者公共的机构管理各自内部事务的多种多样的方式的总和。正如俞可平先生所述的：治理是以协调为基础的过程，涉及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不是静态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俞先生认为：“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于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

治理理论在西方的持续兴起，是对传统行政模式的批判与检视。传统模式追求效益的短期化，追求单一的经济价值等，市场化下的公益缺失;相比之下，社会治理理论则包容得多，可以实现各不相同的学术旨趣或价值范式的共同作用，从而得出意想不到的好结果。

（二）社会治理理论的中国适用性

所谓治理理论的中国适用，是指我们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必须要形成和坚持我国的社会治理话语和创新中国自己的社会治理路向。我们必须要在中国实用性基础上注意扬弃西方治理理论的工具性价值，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实践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特色的市场.政府.社会之间的独特互动效果非常明显，形式多样的社会互动层出不穷。这种互动是治理理论中国适用性的前提，有了这样的前提，我们还应该更为关注的是如何将理念具体运用到中国实际，探寻社会治理的合适路径。

二、构建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范式

“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我们在几千年漫长的文明化历史进程中，时刻不断地学习其他文明中好的东西，把好的文明成果与我们传统的优秀文明成果相结合创造出更优秀的适合我们的东西，这样的结合才形成我们自己的民族特色。我国社会治理在理论与实践中的成熟与完善，亟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也需要借鉴与超越西方治理理论和中国传统治国理念，更需要在中国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得以具体呈现。

（一）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和中国视角

我国社会治理研究的可行策略应该是深化对我国相关问题的研究，借助世界上其他國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积极研究成果，批判理论陷阱，对照实践差异，实事求是地探究新方法，力争建构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找出中国问题的解决路径。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我们应该立足本土、具体分析，用中国的视角来建构中国的理论范式，而不是逮着西方所谓“先进”概念与理念不放，偏执于洋“药方”来医治中国的“病痛”。就社会治理而言，尤其需要结合西方治理理论中蕴含的非意识形态的、工具性的一般理论，立足于我国社会实践，恰当运用一切先进理论成果，有机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创设出中国自己的社会治理研究范式和制度体系，使社会治理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

（二）创设出属于自己的一套社会治理基本理论和概念

一是要对中国社会治理理论体系进行科学研究，坚持高度的制度自信和理论自觉。有了这种自信和自觉，才能有构建中国社会治理理论范式的前提和基础。二是要努力创设中国本土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新表述、新判断、新概念。中国社会治理理论范式的建构，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进行充分扬弃，深入挖掘、广泛吸取建国以来我国社会治理所取得的经验以及经历的教训。

（三）坚持社会治理话语系统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

形成自己国家的话语权，实际上是这个国家和民族各方面优越条件的合力所致，是国家综合国力象征，也是国家软实力最突出的表现，当然也深深地印上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因此，我国的社会治理，必须要有自己的话语权。值得庆幸的是，我国当前已经初步形成体现出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社会治理话语，诸如：“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改革目标。

三、推动我国社会治理良性发展的路径

行动逻辑两个基本维度是话语与制度，制度是话语的直观展示。未来的中国，社会治理需要诸多制度保障，而制度的形成必须打破现有的某些不合理的利益格局，破解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发展过程中可预见的或不可预见的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这就需要进行全面深化改革，通过改革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在改革的过程中积极探索推动我国社会治理良性运转的可行性路径。

（一）推动社会治理良性发展必须认识到社会治理当前面临的问题

社会治理权威弱化：在社会治理方面，权威大体分为政治权威和社会权威，在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发展进程中，政治权威将逐渐被社会权威所取代，这也与社会治理理念相一致，不过，社会权威取代政治权威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治理共识不足：社会治理在当代中国社会环境下的突出问题是社会治理的相关主体，特别是与社会民众直接接触的基层政府及其成员，对社会治理基本共识认识不足;随着社会发展，我国已不适合实行单向的社会管理，取而代之的是多元主体之间的有效互动，而互动的前提在于一定程度共识的生成。社会治理制度不完善：治理制度应该是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统一，即既有国家层面的总体规划，更有各个地方基于实际情况的积极尝试，在我国社会治理的整个过程中也能清楚地看出社会治理的某些制度亟待完善的问题。社会治理保障乏力：全面依法治国还在进程中，法治治理尚有不足等等都客观上致使我国的社会治理面临诸多亟待破解的难题。

（二）推动社会治理良性发展必须巩固执政党权威

执政权威的确立来自于执政合法性。从而，同样处于改革中的中国社会治理能否持续成功推进，也是要看执政党的领导作用的发挥。中国共产党是高度责任型政党，“这个重大责任就是对人民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对民族的责任。”西方的社会治理是基于政党竞争轮替的基础上的，而中国社会治理是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的和谐共进。中国的社会治理要靠党的领导，党的领导需要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政治“新常态”的高压反腐，赢得了民心，维护和巩固了执政党的权威。但是，在这方面能持续赢得民心的是严格的官员责任追究制度。如何化解责任追究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种种矛盾，对于巩固执政党在人民心中的权威意义重大，对推动我国社会治理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推动社会治理良性发展必须达成广泛社会共识

实施社会治理行为的基本前提是要有一定限度的共识。一系列符合当时国情民意的指导思想的高度共识为各时期国家的一些列社会实践奠定思想基础;具体到社会主义建设层面，从国家整体的人民小康生活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把人民的满意作为衡量党和政府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都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目标的高度共识。当然这些社会共识也成为社会治理成效的评判标准，也成为了社会治理目标的评价标准。为此，我们应该不难得出，随着改革的全面推进和深化，各种社会矛盾，深层次的矛盾必将凸显，利益博弈也必将加剧，利益诉求趋向多元化，这样，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在社会治理的核心治理理念和指导思想必须达成广泛共识，这是形塑党领导下多元主体共同促成良性社会治理的首要前提。

（四）推动社会治理良性发展必须健全治理制度

治理理念促发治理制度的跟进，治理制度倒逼治理理念创新。如何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并促发制度化跟进以推动社会良性治理是全面改革的当务之急。为了更好探索贴合地方实际的社会治理形式，将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纳入基层政府评价体系，是很好的选择。更广领域、更大范围、更多层次的社会民主制度化既是实现社会良性治理的基础也是实现善治的战略选择。

（五）推动社会治理良性发展必须全面依法治国

相较于传统的“统治”与“管理”，社会治理中的“治理”带有明显德里达（Jacque Derrida）的解构主义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后现代的“去中心化”“废弃元叙事”特征。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中国社會治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追求多元社会主体之间的和谐共进，各社会主体的地位平等并且治理程序公正。随着全面改革在全国的拓展和深入，社会治理所彰显的参与的广泛性和包容性特征对社会平等、宽容、公正等价值诉求愈加强烈，集中体现在如何在宽容的氛围中保障多元的社会主体之间的地位平等，从而实现社会公平。社会治理良性发展有赖于运用法治化的路径将社会治理的规则和程序上升为社会主体的共同意志，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合法性，强化社会治理的规则性。法治构成了社会治理得以良性推动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