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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北京大院里土生土长的70后作家，石一枫笔下的大多故事都以北京为叙述背景。承接老舍的老京味文学叙事而推陈出新，又异于王朔的戏谑与反叛，石一枫致力于向读者书写新北京的画卷，映射出更贴近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与虚幻。同样是记叙小人物的生存哲学，但与《世间已无陈金芳》所不同的是，《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不再是见证岁月推移与人心变迁、极具时代性的宏大叙事，而仿佛只是一出聚焦当代城市漂泊者的小型舞台情景剧。

一

小说文本仿佛是舞台剧剧本，由人物间的直接对话、动作行为和心理叙述构成。透过石一枫诙谐而生动的文字，人物的一言一行便不自觉在读者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詹姆斯的话语体系中，戏剧化处理即是将情境与时间，尤其是人物言语和行为进行舞台化的展示。在我看来，这部中篇小说《玫瑰开满了麦子店》就具备改编成为剧本的潜质，作者采用零聚焦的全知视角，将故事进行了隐形的戏剧性处理。

王亚丽坐在面包店前等每晚十点半价面包的情境，已然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现实生活经验，让读者并不感到陌生疏远甚至能产生某种共鸣。舞台的情境极具现实气息，很快便给读者留下了其北漂身份的典型特征：向往城市白领小资情调，培养西式饮食习惯，但又穷讲究爱占便宜。不仅是戏剧性情境令人印象深刻，人物间的直接对话也能分分钟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你说你是傻呀还是贱呀”，这个选择性疑问句几乎成了男友果粒橙的口头禅。世故的果粒橙在客户和领导面前装孙子，却把王亚丽当成情绪发泄对象，肆无忌惮地辱骂。极度市侩而又充满真实感，这种不满于底层生活由内而外散发的戾气也为最后他走向犯罪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

在北漂两年换了好几处出租屋的王亚丽眼中，麦子店比起回龙观、旧宫更能代表着北京。偏远的外环只有工地高楼和立交桥，而麦子店是充满了小资情调和烟火气的地方，这里的人们关心的不是功利的“眼前事”，而仿佛是在琢磨“虚无缥缈的事儿”。通过对王亚丽的内聚焦叙事也即心理叙述，作者不露痕迹地将北京划成了三个分区，麦子店处在中间地带，是新旧北京的交汇处，也成为了主人公心中想要扎根的理想地。不同于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叙事是时空体意义上的权力分级与交互运动，石一枫笔下的北京叙事则是以现实生活经验和情感心理为基础，更侧重于表现个人情感与城市集体特质的交融。

二

毛姆曾如此称赞亨利·詹姆斯说故事的本领高明：“在处理戏剧性场面时，他掌握跌宕的手法，又是如此罕见，使你从头到尾都被牢牢吸引。”石一枫的小说叙事节奏顺畅没有半点拖沓和多余的情节，像戏剧一样追求舞台演出的集中性和概括性，给读者以非凡的阅读快感。作者对整体情节结构的精准控制使读者置身在小说设定的场景之中，通过文字能明显感知人物心理变化与叙事节奏。19世纪德国批评家古斯塔夫·弗莱泰格在自己戏剧创作的基础之上写作《戏剧技巧》一书，书中解构了典型五幕剧的结构：开场——激发时刻——上升行动——高潮(逆转)——下降行动——结局(最后悬疑时刻)。石一枫的小说创作便是化五幕剧于无形，情节发展被赋予紧凑集中的戏剧效果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小说采取倒叙的模式，直接将剧幕拉开至高潮前夕的一场“钱色交易”，设置悬念使读者不自觉开始脑补接下来的故事情节。作者自言这一幕仿佛就是“追光灯之下的舞台布景”，一个念头将她的记忆拉回到几个月前，于是开始了故事的激发时刻。王亚丽为了实现和果粒橙一起开店的梦想，节衣缩食并为果粒橙保管钱财；在教友岳晓芬身上，王亚丽庆幸找到了缺失已久的亲人般的感觉，仿佛一座孤岛通过隐秘的通道(“团契”)打通了与广阔世界的联系。故事情节直到这里都处在上升状态。岳晓芬的突然搬家不辞而别，使得故事情节上演180度反转，王亚丽从开始的惶惑到“如临深渊的焦虑”，直至深邃的恐怖席卷而来。被骗十万元的王亚丽走投无路，只好剑走偏锋与果粒橙设计一场仙人跳，来偿还中介公司的罚款。令人意外的是，交易现场老大爷吐露丧女真相，果粒橙将错就错上演抢劫杀人桥段。结局意外频发的最后悬疑时刻，王亚丽用尽力气砸向果粒橙以制止他的疯狂行为。

突转、发现和苦难作为亚里士多德“情节中心说”的三大成分，在这部篇幅不长的中篇小说戏剧性叙事中一一得到了投射。果粒橙把钱交给王亚丽保管准备开店，店没开成却被中介公司通缉，四处逃命；岳晓芬姐妹义务组织团契，精心照顾生病的王亚丽，却反转成为了诈骗巨款的重症病人；“好色”的北京老大爷所说的交易原来只是为了得到一张酷似女儿背影的相片；岳晓芬之所以卷款失联，原来是为了做手术让自己活下去。其实这些行为的动机与初心都是情有可原的，果粒橙想出人头地，岳晓芬想活下去，老大爷思念亡女也想安慰前妻。但当这些冲突在王亚丽身上交汇时，却在偶然中的必然之下酿成了苦难的悲剧结局。

三

文学性与舞台性的结合成就了小说的戏剧性，它是“动作”与“语言”“冲突”与“悬念”的叠加，更是基于人物性格与人情思想的直观建构。苏童曾称赞以萨·辛格的小说观“朴拙”：在“人物”上下大力气，“饱满得让你闻到他们的体臭”。这一描述强调人物塑造是中短篇小说价值的重要维度。显然石一枫也将“人物塑造”置于作品叙事的核心，如果说陈金芳是转型时期类型化的人物代表，那么王亚丽则是彻头彻尾的小人物，这个普通的北漂女孩身上却也映射出了社会的百态。

以王亚丽为中心向四周辐射，人物的社会关系网主要有来自母亲的亲情、果粒橙的爱情和岳晓芬姐妹的友情。从小家庭破碎逃离乡村来到北京，王亚丽无依无靠，因为同乡男友果粒橙的“亲人”二字而甘愿为他节衣缩食甚至去“团契”蹭饭。当投奔家庭无望、果粒橙跑路失联后，得到教友岳晓芬姐妹收留和悉心照料的王亚丽便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认定了岳晓芬这个“亲人”并将10万元巨款交给她保管。原生家庭亲情的缺位，使王亚丽的潜意识里一直在寻求某种弥补，爱情和友情在金钱与人性的考验下终成虚幻。石一枫成功塑造了一个“深陷世俗勾当中的弱者”形象，在全知视角下描绘了她精神世界的“升华”过程。普通北漂女孩王亚丽在北京在这个时代的经历才是当下这个时代真实的感觉。

石一枫在其创作谈《麦子店的形而上学》中提到了辛格的短篇小说《市场街的斯宾诺莎》。研究斯宾诺莎哲学的老博士菲谢尔德住在市场街的阁楼上，他在遇见妻子多比之前长期禁欲。老光棍本来习惯“务虚”，整日抱着《伦理学》，对于世俗生活嗤之以鼻，仿佛只关心哲学与理想精神的形而上学；而住在麦子店的王亚丽则原本极度“务实”，从小熟稔“吃饭战术”，坚信“卖逼总比要饭强”，后来只因为聚餐管饭而选择走向团契。他们的故事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前者走向世俗与“堕落”，后者则走向精神彼岸与“升华”。

如果说“麦子店”是庞杂而充满欲望的城市隐喻，那么“玫瑰”则是精神超越的维度。小说中一共出现了五次“玫瑰”，“沙仑的玫瑰”不仅在教会唱诗的歌词里、老大爷的窗帘上，还降临在麦子店，落在岳晓芬与王亚丽自己的身上，落在每一个为生计忙碌奔波的普通人身上，它是开放在现实尘世间人们心中虚无缥缈的精神理想与追求。石一枫看来，王亚丽是现实生活中“看起来有”的人物，她在面临爱情、友情、亲情失落的精神困境后的“升华”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更有意味，最后是人性本能中的“善”在王亚丽“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选择放弃原计划而反戈救下痛失爱女的可怜老大爷。她在最后关头的决绝与勇敢，也指向底层普通人对基本道德与价值观的维护。文末镜头一转，王亚丽最后给岳晓芬姐妹唱起了《沙仑的玫瑰》，关于麦子店的故事在这首普通人的精神颂歌中走向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