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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双雪涛因其宏大的历史视野与现实关怀，突破了“80后作家”长期以来青春文学自我生产的阈限，在当代中国文坛崭露头角。《平原上的摩西》也成为目前双雪涛作品中被解读最多的作品之一：东北老工业区的悬疑叙事、“艳粉街”的文化表征、李守廉作为典型的工人阶级形象、双雪涛故乡记忆与文学创作等问题成为“外部批评”关注的焦点；多重第一人称叙述的作用与意义、“何谓平原、谁是摩西？”、双雪涛作品整体的美学风格等问题则成“内部批评”的主要论域。然而，在《平原上的摩西》所塑造的系列人物形象中，傅东心至今却没有成为文学批评关注的焦点。笔者以为，深入探讨傅东心形象塑造，从文本细读延伸至文化隐喻，可以发现《平原上的摩西》更多的意义蕴藉。

关于傅东心形象批评界目前总体论述不多，在有限的资料中，可以发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述。批评家黄平认为，“《平原上的摩西》如果有人物写的比较苍白，那正是傅东心。傅东心这个人物因其在小说结构中带有鲜明的功能性而显得概念化……所以她只能在故事之外，和今天的小资美学相似，以空洞的概念来把握剧烈的历史运动”。很显然，黄平对傅东心形象塑造的评价不高，“苍白”“空洞”成为傅东心的主要特征，她仅仅在小说结构中发挥一定的功能。与这种观点相反的是，作家张悦然在一次与双雪涛对话中，指出“在《摩西》里，一个最重要的承载着上一代人形象的角色，其实是女性，就是傅东心，我能感觉到你对这个角色的‘偏爱’”。双雪涛则回答，“她隐忍，她沉默，她寂灭，其实是诗的隐忍，沉默和寂灭……所以我需要她，不用去拯救现实世界的沉沦，存在就可以。”很显然，张悦然和双雪涛不论在叙事层面还是美学层面都对傅东心这一人物形象持肯定态度。这两种观点的交锋，至少说明两点问题，(1)傅东心形象的解读存在一定的张力，那么应该如何辨析？(2)如果傅东心形象体现出形而上的存在意义，那么这种存在论的现实文化指涉是什么？

回答上述问题，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谁是傅东心？她以怎样的形象存在于文本之中？这迫使我们回归文本本身。《平原上的摩西》本身的叙事就有一定的特色，它以多重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既制造出悬疑而有效地掌握故事时间的推进，同时这种“每个人只说自己知道的”叙述方式，体现了存在之维中每一个体对历史总体把握的遥不可及。这里我们跳出叙述时间，以故事发生的时间为参照，对傅东心形象进行简单的梳理。(1)在第一部分通过庄德增的叙述，可以获得如下信息：傅东心出生于1953年，父亲是大学教授，“反右”时曾被打倒；她喜欢看书，性格内向，言语不多；她在1980年和庄德增相亲并顺利结婚，婚后生下儿子庄树；傅东心因为在车间和工人们关系搞不好，庄德增发现她善于绘画，便通过关系把她调到印刷车间画烟盒。上述四点叙述者完成了对傅东心家庭背景、性格特征和社会关系的描述。(2)在第二部分李斐的叙述中，傅东心已经参与文学叙事的动力，即她主动提出要辅导邻居李守廉的女儿李斐。(3)在第三部分傅东心自己第一次叙述中，交错而又细致地讲述了两个故事，即李斐和庄树玩球的场景以及傅东心带李斐读《出埃及记》。(4)在第九部分傅东心第二次叙述(也是最后一次)中，她首先表达了对李斐教育的关心，她知道李斐的择校费对工人李守廉而言是一笔巨款，她去李斐家时准备好了择校费，但是李守廉没有收；紧接着傅东心告诉李守廉一个隐藏多年的秘密，即在“文革”中，李守廉救过他爸爸，同时把她爸爸同事(文学院的另一位教授)打死的就是自己的丈夫庄德增。这是傅东心第一次正面地讲述自己内在的事情，而傅东心与李守廉的这次交谈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这趟房要动迁了，咱们都得搬走，再找房子住”，这意味着庄、李两家不再是邻居，其时间截点是1995年。(5)在此之后，傅东心便已经退出叙述，文本中涉及到傅东心的内容也不多，通过对庄树的叙述进行梳理，可以知道在搬家之后，傅东心爱上了旅游和收藏，就连儿子的毕业典礼她也没有参加，而是去了南非。在故事最后庄树与李斐时隔多年再次见面时，李斐问了傅东心的情况，庄树回答说“很好，地球都要走遍了”“她一直在找你”。

在上述基础上，就故事发展来说，傅东心确实如黄平所言“带有鲜明的功能性”。首先，正是因为傅东心主动提出要辅导李雯、带着李雯读书，才促成故事的主人公李雯和庄树的深入接触，在这个过程中李雯产生了对庄树质朴真诚的好感。基于这份感情，李斐提出在圣诞夜为庄树“烧圣诞树”，而恰恰是这份童真的坚持，导致故事的悲剧性。其次，是在傅东心带着李斐读《出埃及记》，“摩西”的隐喻才在故事中出现。“摩西”在文本不是一种神启的象征，毋宁说是一种精神的启示，用傅东心给李斐上课的话说，“只要你心里的念是真的，只要你心里的念是诚的，高山大海都会给你让路，那些驱赶你的人，那些容不下你的人，都会受到惩罚”。第三，因为傅东心是以李斐为原型绘制“平原”烟标，这一“小物件”成为庄树在文末“分开湖水”的办法，“我不能把湖水分开，但是我能把这里变成平原，让你走过去”，这让故事以一种童真、美好且具有浪漫性意味结尾得以可能。

那么，傅东心形象塑造是不是“苍白”“空洞”的呢？她仅仅是在故事中发挥功能性作用，而本身没有美学价值吗？这里笔者赞同双雪涛本人的观点，即傅东心形象具有“隐忍、沉默、寂灭”的存在性意义。如何理解这种存在意义？其实，从整个故事人物塑造上看，傅东心既不如李守廉那般血性分明，也不如庄德增那样人情世故，双雪涛对其塑造实在是“太轻”，似乎还没有等读者感受到这个人物她就已离开读者视线。特别是在故事后半段，傅东心基本如消失一般，她选择了旅行，恰如“仙游”，形影无踪，恍如梦一般的存在。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正是在“轻描淡写”之中，傅东心的形象已经完成了一次内在的转变，即她从积极辅导李雯到热爱旅游，这看似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切换，但是我们将其置入文化政治的语境中，不妨将其视为是“介入生活”和“自我放逐”两种生命存在的状态，而其中的拐点就是1995年的“搬家”。

1995年庄、李两家搬家，不再住在同一大院中，这可以视为社会转型的文学表达，原先既定的“平原”不复存在。正是在这个角度上，笔者认为傅东心不得不以这样一种方式在文本中“淡入淡出”，是傅东心本身的沉默，驱使双雪涛这样写作。傅东心为何沉默？笔者认为是因为傅东心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在转型时期的内心困境。1995年的中国正是高速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在故事中庄德增从原先的工人转变为民间企业家，成为改革浪潮中先富的一批人，工人李守廉却面临下岗的困境。原先稳定的社会阶层布局的重构在故事中以“搬家”的隐喻体现，故事中庄、李两家的离别折射出现实生活发展过程中的社会转型。在此背景下，我们再审视傅东心形象，她“介入生活”的体现就是在学业上对李斐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一点不妨视为“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结合”的自觉实践。傅东心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如果说她的父辈还存在“改造”“再教育”的问题，那么以傅东心为代表这一代知识分子则是“生在红旗下”，她对工人阶级的热爱与拥护是衷心的、真诚的。正如双雪涛本人所言，“我的父母也是长在红旗下的那一代，是50后。他们这一代人的精神世界和思想意图其实很早就被树立起来，树立起来之后想把这个东西再摘除掉是非常恐怖的，至少对他们来说非常恐怖”。因此，她将培养李雯——工人阶级的下一代——作为自己社会参与的重要使命。

然而，傅东心这一理想被社会转型的现实境遇所中断。优秀工人李守廉下岗，无疑隐喻着在以“艳粉街”为表征的东北老工业区中工人阶级作为“老大哥”的社会状况不再，与此相反的是，以庄德增为代表的“资本家”社会地位不断上升。“当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工业革命以计划经济的形式完成之后，工人的主体性却分崩离析了。市场经济时代降临了，他们不再是创造价值的主体，成了被资本放逐的对象”，建基于这一社会结构基础上的知识分子理想追求也模糊不清。伴随李守廉、李斐一家的离去，傅东心终于愈加沉默。无可否认，傅东心本身是具有心灵创伤的，运动中他父亲被打、父亲的同事被打死，她心中记得很清楚，她知道施暴者就是自己的丈夫庄德增。当她把这秘密告诉李守廉的时候，李守廉告诉她，“人得向前看，老扭头向后看，太累了，犯不上”。可是，向前看，又能看到什么呢？在文末通过庄树的叙述，我们知道傅东心一直在寻找李斐，这是否又是一个隐喻呢？故事中的傅东心与庄德增是夫妻，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阅读后直观的印象便是有一些过度的“相敬如宾”。傅东心与庄德增保持着一种若有若无的关系，一方面庄德增的资金支持使得傅东心旅行得以可能，但是傅东心却以旅行的方式选择与庄德增保持一定距离、甚至是刻意疏远，这体现了知识分子在努力追求自我、回避资本同时受制并依赖于资本。

于是，傅东心便生活在这样一个自我构筑的困境中：业已成熟的思想信念促发其不自觉的“精神怀旧”，市场经济的现实又让她在资本前游移不定。傅东心的困境折射出一代知识分子在遭遇市场经济时的心灵困境。或许，他们的迷茫之源不在于资本的声势浩大，而更多在于信仰的落空迷茫。因此，傅东心的旅行更多地体现了形而上的意味：不仅仅是肉体的游荡，而是精神上的放逐。从这个角度上说，以傅东心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尽管在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终将被超越，但傅东心形象的创造则是一次历史的记录，傅东心因此也具有了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