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宝镛

在我的书架上，珍藏着几张信纸，那是我1983年8月在入党宣誓大会上的发言稿。而这份发言，在我以不惑之龄入党前，已在我心底酝酿了20多年。它蕴含了我的初心、我曲折的成长历程和履行入党誓词的决心。

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当时我在辽宁省实验中学读高中，作为班上的学习委员和团支部宣传委员，我带领同学们认真学习大会文件和新通过的党章，心中充满了对党的热爱和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憧憬。

就在眼前一片光明的时候，高中毕业前夕，我父亲作为一名曾经改造国民党高级战俘的解放军干部，被说成是“军统特务”，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我也受到批判，失去升学资格，被送到农场种菜。

1963年，我终于获准报考大学，成绩达到了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线。没想到，“政审不合格”，成为一名大学生的梦想又一次破碎。

在此后的动荡岁月里，我先是被送到于洪区沙土石管理所当开票员，又被送到沈阳鼓风机厂，当了9年装卸工、起重工、勤杂工。在工厂里，我偷偷自学文化知识，寻找机会展露才华，但始终无力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处境。

当时工厂宣传科有个干事叫刘齐，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几年前，他曾撰文回忆了我那时的境遇：

事实上，由于宝镛兄的所谓出身问题，他不可能被真正重用。随着政治风浪的起伏，他多次进出政治部、宣传科、保卫科，甚至还被区公安局交通科借用过……而极左路线嚣张的时候，他又被迫穿上那身脏兮兮的工作服，重返生产一线，在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的房梁上钻来钻去。

那场浩劫终于结束了。“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让我振奋，父亲的平反更让我感受到党的政策的温暖。1978年，我被落实政策，到于洪区畜牧副食局上班。1978年9月，《沈阳日报》刊载了我撰写的通讯《活鱼登市记》，这是我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让我没想到的是，文章受到广泛好评，以至于后来新闻学界在表达新闻素材应该鲜活生动这层意思时，常用的一个词就是“记者要善于‘抓活鱼’”。从此，我笔耕不辍，写了许多通讯、报告、散文、短篇小说等，歌颂党的正确领导和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

广播电视大学成立后，被耽误了十年光阴的莘莘学子趋之若鹜。不久，辽宁电大办了一个学习辅导月刊《电大理工》，我被推荐去做编辑。在编辑部，我多年自学的理工和英语知识发挥了作用，加上强烈的社会需求，我们的杂志很受欢迎，订数年年翻番。1982年秋，两位大学毕业生充实到编辑部，我们如虎添翼，订数突破8万份，而当时全国电大理工科学生仅有6万人。

1983年8月，我终于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在入党宣誓大会上，我眼含热泪，朗读了这份在心中酝酿了20多年的入党发言：

在庄严的党旗下面，我举起了自己的手。可是，我不觉得这仅仅是在举手，而是在把一颗赤子之心奉献给慈爱的母亲……同志们知道，我曾经做过装卸工、勤杂工。“四人帮”把从事这一工作作为惩罚加之于我们，是对这一神圣工作的亵渎。在建造共产主义理想大厦的艰苦劳动中，我愿永生永世作为这大厦搬砖运瓦的装卸工、勤杂工！

如今我已是耄耋之年，但每次拿起发黄的信纸，浏览这份发言，心中仍感到无比激动和温暖。是党的好政策，让我破格评上了副编审和编审；是党的教导，激励我在退休后自费跟踪拍摄“人民的好校长”包全杰，将影像资料无偿提供给中央电视台等各级电视台；是党的“一带一路”倡议，启发我在古稀之年单骑走西域进行实地考察，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班超》。重读这份发言，我想对敬爱的党说一句：您的儿子一直在践行党旗下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