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 波 金 垚

2019：中央巡视剑指十大典型问题

2019年1月下旬，十九届中央第二轮巡视即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情况集中反馈。3月20日，十九届中央第三轮巡视部署对3个中央单位和42家中管企业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围绕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检查党组（党委）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情况，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本轮巡视重点之一。8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集中公布十九届中央第三轮巡视反馈情况。至此，十九届中央巡视已完成对中管企业的全覆盖。那么，巡视发现了哪些突出问题呢？

1.“文山会海”仍突出

会议多、文件多，党建工作存在形式主义等问题被多次提及。国资委和南航集团、东航集团分别存在“文山会海”现象比较突出，“文山会海”等形式主义整治不力等问题。中国一汽、中国宝武、中国大唐、国家能源集团等被通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中铝集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仍有发生；中国移动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仍然较多，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时有发生，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存在廉洁风险等问题。

【点评】“文山会海”就是形式主义的体现，也是官僚主义的结果。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是巡视发现的比较突出的“老大难”问题，30多家被巡视单位均存在不同形式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就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就有形形色色的廉洁风险。

2.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不够坚决

国家电网党组存在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不够坚决，履行主体责任不到位，层层压紧管党治党责任不够，监督执纪仍然存在宽松软现象，违纪违法案件时有发生，二级公司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屡禁不止等问题，表述较为严厉。

【点评】我们所开展的巡视是政治巡视，重点是从政治高度发现被巡视单位或地区在贯彻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时所存在的问题，很多具体的工作为什么会出问题？往往就是因为政治路线的执行上出了偏差，如主体责任、管党治党、执纪监督等方面都可能不到位。整改中围绕这些要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3.“三桶油”弘扬“石油精神”不够

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和中国海油三家能源企业均存在弘扬“石油精神”不够问题。中国石油弘扬“石油精神”真信笃行不够，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责任感、使命感不够强；中国石化存在弘扬“石油精神”不够，持续修复政治生态不够到位问题；中国海油弘扬“石油精神”用心用力不够，推进高质量发展存在薄弱环节。

【点评】习近平总书记曾对大力弘扬石油精神作出重要批示，他强调，“石油精神”是攻坚克难、夺取胜利的宝贵财富，什么时候都不能丢。以“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苦干实干”“三老四严”为核心的石油精神，一直都是石油石化行业的灵魂和根基。弘扬石油精神，就是不忘初心，带着新的目标继续前行，而不能靠油吃油，坐享其成。巡视所指的石油精神缺失，就是指企业党员干部的意志有所松懈，信念与风骨仍需复原。

4.服务质量与群众期待有差距

在工作落实方面，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三家企业均被指出“服务质量与群众期待有差距”问题。三家企业分别存在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欠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够到位、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存在不足等问题。

【点评】巡视指出了垄断行业常有的毛病：自我感觉甚好，但是群众满意度还不够，问题就出在未能全身心地以人民的需求为导向，落实新发展理念。找差距并努力解决就是巡视整改努力的方向。

5.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廉洁风险比较突出

针对廉洁风险问题，各巡视组在反馈中的用词轻重有所差异。如中国华能招投标、煤炭购销等领域存在廉洁风险；国家能源集团对招投标、资金管理、物资采购、煤炭购销等防范不够；中国联通则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廉洁风险比较突出，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廉洁风险较大。

【点评】不少国有企业存在廉洁隐患。但巡视工作不是直接查案，其目的不是指出“存在”这种状态，而是想方设法找出原因，特别是风险点所在，“重点领域廉洁风险防范不够”就指出风险防范制度之疏漏，必须重点加强；“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廉洁风险较大”则警告仍有发生腐败问题的危险，应有针对地采取措施。

6.落马“老虎”流毒影响仍需肃清

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两家企业党组书记、董事长均在巡视反馈会议上明确，要彻底肃清周永康、苏树林等腐败分子的流毒影响。中国石油要“彻底肃清周永康、蒋洁敏、苏树林、廖永远、王永春等人流毒影响”；中国石化要“彻底肃清周永康、苏树林、王天普等腐败分子的流毒影响”。中船重工要“把立知立改和全面整改紧密结合起来，同孙波案件以案促改紧密结合起来，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

【点评】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准确研判被巡视地区政治生态环境，从而精准发现存在问题，是巡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每一次巡视都是对被巡视单位或地区的“政治体检”，每一份巡视报告都会有专门的政治生态部分，甚至有专门的政治生态报告，目的就是对政治生态进行研判，为政治生态精准画像。从“老虎”们的“小圈子”关系图谱可以看出被巡视地区是否仍有“老虎”们的残余势力或影响，这都是整改的重中之重。

7.未能“尽锐出战”

1月30日，十九届中央第二轮巡视——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情况向社会公布。在对教育部、住建部、人社部的反馈意见中，均出现了“尽锐出战”一词，引发关注。教育部被指选派扶贫干部“尽锐出战”有短板，住建部选派扶贫干部未充分体现“尽锐出战”，人社部“尽锐出战”意识不够强。

【点评】脱贫攻坚，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说要“尽锐出战”，要一鼓作气，尽锐出战，不获全胜不收兵。这充分表明总书记对脱贫攻坚的高度重视和对困难群众的挂念和关怀，也对派出的扶贫驻村干部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提醒我们注重检验派出的是不是不能经受锤炼的走读干部、习惯于坐在办公室里的温室干部、面对问题从不打头阵的跟班干部。对于被巡视单位党组织而言，问题清单和整改路径均已明晰，必须切实担负起整改主体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抓好整改落实。

8.脱贫攻坚主体责任“降格落实”

1月25日，中央第二巡视组向湖北省委反馈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情况时指出，湖北省执行“两不愁、三保障”政策不够到位，一些政策存在偏差，产业扶贫推进不够有力；落实脱贫攻坚主体责任不够到位，形成合力不足，脱贫攻坚规划频繁调整，有的市州脱贫攻坚主体责任“降格落实”、层层下卸。

【点评】“降格落实”是贯彻中央精神中常见的不到位问题，往往是指上级以文件贯彻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精神，没有真正去落实，自身没有担起任何责任，只把自己当成检查组，所以“降格落实”就是没落实，到了下一级，下一级也会这么做，直到责任落到镇村最后一级，便成了无法落实的责任，然后企图写注水报告往上报。精准贯彻落实中央脱贫攻坚决策部署，必须立足现阶段客观实际，统筹考虑扶贫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坚持实事求是，防范急功冒进，同时也要分清每一级主体的责任，明确目标要求。对巡视组指出的问题，更要切实担负起巡视整改主体责任，以重点问题整改带动全面整改。

9.存在扶贫政策“大水漫灌”现象

1月17日，中央第一巡视组向青海省委反馈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情况指出，青海省落实党中央脱贫攻坚方针政策不够精准，存在扶贫政策“大水漫灌”现象。

【点评】“大水漫灌”就是没有吃透中央精神，在具体工作中采取盲目的、粗线条的方式进行部署、落实，这样做既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和宝贵的扶贫资金，也起不到帮助脱贫致富的实际效果。巡视工作就是要从中揭示出背后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作风问题，以及专项治理未能形成强有力的合力，给出其整改的路径。

10.存在“数字整改”现象

1月26日，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向云南省委反馈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情况指出，“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责任压得不够扎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有的产业扶贫项目搞“名股实债”。各类监督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有差距，有的存在“数字整改”现象。

【点评】巡视的视角是政治高度，而视点则是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及其背后所折射出的政治态度、政治责任和违背政治原则的问题。巡视整改不落实，就是对人民不负责。我们要紧盯脱贫攻坚主体责任的落实，紧盯数字背后的工作实绩，紧盯数字水分背后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紧盯数字整改的责任人，通过整改“回头看”紧盯新发现的问题。

2019：追逃追赃十大典型

2019年是“追赃工作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各项制度优势正日益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效能，追逃追赃工作不断走向规范化、法治化。中央追逃办加大反洗钱调查力度，持续发力打击地下钱庄，对国内涉案动产、不动产依法应冻尽冻、应收尽收，实现赃款在境内“藏不住、转不出”。

2019年10月17日，国家监委与联合国签署反腐败合作谅解备忘录，进一步推进双方在预防和惩治腐败、资产追回、信息分享和交流等方面的务实合作。这是国家监委成立后首次同联合国签署反腐败合作文件。

“天网行动”开展5年来，全国共追回外逃人员6690人，追回赃款151亿元，“百名红通人员”已到案60人。此外，还有多名外逃人员归案。本文梳理的就是这一年发生的追逃追赃“十大”典型。

直接遣返型

【案例】2018年3月出逃的谢浩杰，是江苏省纸联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国有企业）原总经理，利用职务便利将公司巨额资金挪用给其他公司使用，涉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2019年1月，谢浩杰被菲律宾警方抓获，随即被遣返回国。

【点评】从国际执法合作来看，最好最简便的方式就是外方根据我方的请求，并根据之前签订的谅解备忘录，对我方的法律文件完全予以认可，外国警方直接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并遣返至中国。谢浩杰作为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属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新增的监察对象，依照我国法律，对他的追缉具有完备的法律手续。他是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后，中国通过反腐败国际执法合作成功抓捕的第一个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说明我国的监察制度在全球范围产生了显著效果。

直接遣返的事例也发生在其他国家，2019年4月，新加坡执法部门将深圳市田心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村集体企业）原董事长梁泽宁抓获并遣返回中国。

联合缉捕型

【案例】2019年7月，“百名红通人员”、2014年2月外逃的辽宁省委宣传部办公室原出纳兼辽宁省互联网宣传管理局原会计石阳的前妻于荡在柬埔寨被抓获归案。于荡因帮助石阳转移赃款，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先后藏匿于新加坡、柬埔寨等地。

同月，中国和柬埔寨执法机关开展集中缉捕行动，将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下陈街道同心村原党支部书记项亨达抓获。

【点评】这两个追逃案件都是中国与柬埔寨两国深度执法合作的具体举措。联合开展集中缉捕行动体现了外国对我国惩治腐败的高度支持，并在警务合作方面给予全面配合，这将为今后开展反腐败追逃追赃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对其他国家也具有示范意义。

亲情劝返型

【案例】2019年5月28日，杭州西溪阳光实业有限公司原项目负责人莫佩芬回国投案并积极退赃。莫佩芬是第57名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

莫佩芬出逃后，专案组光约谈莫佩芬关系人就有上千人次，不断跟他们特别是她的女儿、女婿讲政策、讲法律、讲出路，破除其侥幸心理。2015年“天网”行动启动后，莫佩芬就被列为“百名红通人员”。莫佩芬也从新闻媒体不断了解到党中央追逃追赃决心始终坚定，力度一直不减，自己躲在国外，怕连累别人，不敢联系亲朋好友，对亲人的思念越来越盛。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也自感身体逐渐走下坡路。不希望在国外了此残生的她，在一次聚会中偶尔得知家人一直在找她，马上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与家人建立联系。省市两级追逃办多次与其家人沟通，向莫佩芬传递精确信号，助推其顺利归案。

【点评】与法律的威力，政策的威力，追逃的威力相比，亲情的效力也是必不可少的。莫佩芬当年是在得知纪检监察机关正在调查自己的丈夫时，仓皇出逃境外的，此前她曾将丈夫、女儿共同受贿部分所得转移至国外账户。虽然她在境外找到了工作、获得了身份，甚至还有了房子、买了车子，但毕竟是孤家寡人一个。且她也知道丈夫、杭州市政府原副秘书长王光荣也已经锒铛入狱，对儿女的思念和孙辈的期盼，都让她无法定心。莫佩芬归案是追逃部门综合运用各种手段，落实中央追逃追赃工作部署取得的重要战果。

断其后路型

【案例】2019年5月29日，于2012年12月外逃的云南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云南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正厅级）肖建明主动回国投案并积极退赃，成为第58名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外逃前，肖建明通过各种手段安排主要关系人移居海外，并在海外购置了房产。他给云南省追逃办写信，称“不要找我了，不回国了，就要客死他乡”。

【点评】肖建明所以主动归案，并不是他有多高的觉悟，而是追逃部门彻底斩断了他的所有“后路”。第一步，我方积极与外方开展司法交流合作，依法冻结他和家人在国内银行的涉案存款；第二步，将其列为“百名红通人员”，2017年和2018年，中央追逃办两次集中曝光外逃人员线索，他都榜上有名；第三步，2018年8月，国家监委等五部委《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发布，给了他一个主动的机会，他的态度大为转变；第四步，查实肖建明在出逃前，就涉嫌安排亲属在云锡集团境外投资企业“吃空饷”，两人涉嫌共同贪污数额巨大，于是由受害单位依法在境外对肖建明等提起民事诉讼，对其造成巨大压力，下决心赶紧回来主动退赃！内外并举，经济和政治战略双管齐下，肖建明后路全无，只能选择主动归案。

主动投案型

【案例】“你们辛苦了，我一直都想回家，经常幻想怎么回家，也在找各种途径。见到你们我感觉自己终于解脱了。”2019年8月15日，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林桐村原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副主任兼封上村小组组长谢贻琼回国投案并接受审查调查。谢贻琼涉嫌挪用公款罪，案值120多万元，于2018年11月外逃马来西亚。

同月，外逃18年的中国华通物产集团海外贸易部原副经理李海鹰回国投案，并积极退赃。李海鹰其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国有资产，涉嫌贪污罪。

【点评】2019年，有多名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主动回国投案并积极退赃。这都是通过精心部署、主动出击，采取强有力的工作措施，打好亲情牌、政策牌、法律牌组合拳，才取得成功劝返的良好效果。谢贻琼虽然只是一个村干部，但他却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负责人侵害群众利益的典型，虽然潜逃时间只有几个月，但性质一样严重。不论是谁，只要违法犯罪，无论逃到哪里，都要把他追回来！这一点已成定律。

国企攻坚型

【案例】2019年9月11日，十八大之后外逃的广东广弘华侨铝加工有限公司（国有企业）原法定代表人、总经理黄平回国投案并积极退赃。黄平涉嫌受贿罪，2014年5月外逃，是第60名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

2019年3月28日，外逃近17年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原广东健力宝集团副总经理于善福回国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并积极退赃。

【点评】黄平是这一年归案的国企领导人员职务犯罪典型。潜逃在外的国企领导人员，一直是追逃追赃工作的重点攻坚对象。据统计，广东省潜逃境外的嫌疑人中，国企工作人员占比约41%，民企负责人占比约34.4%，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比18.9%。其中，涉嫌在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的职务犯罪涉案金额往往十分巨大，犯罪分子很容易利用监管漏洞将资金提留并汇出境外，随后潜逃。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制度不断完善，外逃势头得到有效遏制，追逃工作有效地让黄平等人感受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形成的制度治理威力，最终彻底放弃幻想，主动回国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金融攻坚型

【案例】2019年4月9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浙江省追逃办和杭州市有关方面扎实工作，外逃25年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原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分局管理检查处干部袁国方回国投案，其犯罪所得赃款已被追缴。1994年2月，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对涉嫌贪污罪的袁国方立案侦查，然而袁在案发前潜逃国外。

【点评】金融领域向来是职务犯罪高发区，也是外逃嫌疑人比较多的领域。对此，中央追逃办重点攻坚，周密部署，各地方职能部门也都密切配合。袁国方外逃25年后仍回国归案，正是因为他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其生存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这也再次证明“有逃必追、一追到底”决不是一句空话。惩治腐败的天罗地网已经布下，决不会任由腐败分子销声匿迹、逍遥法外。

同样，6月29日，外逃18年的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彩田路证券营业部原总经理刘宝凤回国投案并积极退赃，成为第59名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

制度治理型

【案例】2019年10月，外逃仅两个月的安徽省蚌埠市民政局原局长凌建东主动回国投案，并积极退赃。

【点评】凌建东出逃发生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的“坚决惩治腐败，巩固发展压倒性胜利”振聋发聩，言犹在耳。显然，在其他外逃嫌疑人都纷纷考虑如何归国投案自首的情况下，凌建东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虽然他出逃时未关注和充分评估形势，但他一出去就感到处处受限，外逃不是出路，看看形势不对，加之追逃手段十分有效，他只能赶紧“回头是岸”。如今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加坚强有力，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全覆盖体系更加严密，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更加巩固，追逃追赃工作国际合作日渐增强，这就是新形势下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优势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效能。

法治合作型

【案例】2019年10月12日，湖南省武冈市烟草公司原收款员戴跃兵被遣返回国。戴跃兵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司公款，涉嫌贪污罪。2002年，戴跃兵外逃，并变换身份长期藏匿境外。湖南省追逃部门发现戴跃兵在国外化名从事贩毒活动，已被当地判刑。2019年初，又了解到戴跃兵可能会被提前释放。国家监委立即协调外方有关部门，请求开展执法合作遣返戴跃兵。戴跃兵被释放后很快被强制遣返回国。

【点评】推动新时代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高质量发展，需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入了解和掌握有关国家法律和引渡、遣返规则，提高追逃追赃工作的针对性。戴跃兵归案就是灵活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开展对外执法合作的最新成果，追逃部门把准了嫌犯在国外成为毒贩的法律事实，又及时捕捉到他可能会被提前释放的信息，这些都为跨国司法合作谈判取得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前需要更多运用司法执法合作渠道开展追逃追赃，如引渡、司法协作、异地追诉、遣返、请外国承认和执行我法院冻结令或没收裁定等，不断提高追逃追赃的规范化、法治化水平。

疏而不漏型

【案例】2003年4月8日，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对涉嫌贪污罪的原中国建筑（南洋）发展有限公司副经理席飞立案侦查，席飞闻讯潜逃国外。2019年3月，海淀区监委调查发现席飞从国外潜回北京。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果断行动，终将席飞抓捕归案。

【点评】外逃嫌疑人都非常狡猾，除了长期赖在国外不愿回来、刻意销声匿迹者，也有一些人企图制造“灯下黑”，以为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再潜回，这样既能与亲人有所接触，又避免在国外寄人篱下。自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来，纪检监察机关追逃追赃能力水平大幅度提升。对外逃嫌疑人，不仅紧盯国外，也没有对国内疏忽大意，并且综合运用多种法律手段加大追缉力度，留给外逃嫌疑人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