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恒茂

不知从何时起，邯郸民众已经习惯了将弯弯绕绕、绿水长流的滏阳河称作母亲河。然而，若是追根溯源，母亲河实则“另有其人”，那便是发源于邯郸西部山区，自西向东穿城而过，最终汇入滏阳河的沁河。

北魏时期的郦道元在其《水经注》中，对这条当时还称作“牛首水”的河流是这样描述的：“（牛首）水出邯郸县西堵山，东流分为二水，洪湍双逝，澄映兩川……其水东入邯郸城，经温明殿南……其水又东经丛台南……其水又东历邯郸阜……其水又东流出城，又合为一川也。”可以窥见，此时的牛首水在入邯郸城前分成了两条河，水量大且流速快，水体澄清可倒映两岸。在穿城而过时，依次流经温明殿、丛台、邯郸阜等众多地标。出城之后，两河又归一。一座唤做“邯郸”的城市依偎在牛首水之畔，从城市与水的区位关系来看，穿城而过的牛首水是符合母亲河特质的。

此时的滏阳河是什么状态呢？在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对滏阳河描述的笔墨甚少，仅仅在漳河流经邺城西北之后，以“漳水又北，滏水入焉”短短八字来概括。可见此时的滏阳河还是漳河的支流，并不经过邯郸城。因而，从城市孕育、形成的角度来看，滏阳河是不能称作邯郸的母亲河的。

那牛首水又是如何转化为沁河的？原来，牛首水因源于邯郸西部的堵山牛首峰老浪窝泉而得名，又以源于堵山曰“渚”，雨季洪流滔滔曰“沁”，别称渚沁水。随着河流的变迁，其上游分为两支后，下游不再合二为一。后人遂将其南支称渚河，穿城而过的北支称沁河。

历史时期的沁河自邯郸西部山区发源，自西向东流经齐村、涧沟、酒务楼、百家村、邯郸等地。据考古发掘，这些流经地均有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存，表明沁河沿线很早就形成了人类活动的聚落，可为何偏偏邯郸形成城市，其他尚是村落呢？

在华北平原尚属浅滩水域时，太行山东麓的陆路大通道，相当于今京广铁路一线，是沟通南北的唯一通道。邯郸恰好处在这条南北大通道上，于是东西向的沁河与南北向的陆路大通道，形成水陆十字交叉的区位优势，这是沁河沿河其他聚落所不具备的，因而在沁河沿线独树一帜。

赵国迁都于此，自然也是看上了这样的区位优势。可为何不直接在沁河穿城而过的邯郸城营建王城，却另择西南十公里之遥的高亢之地建宫殿区呢？

从目前史料来看，赵国在迁都于此时，既看到了沁河穿城而过，引水、用水皆较为便利的一面，也看到了夏季沁河水量较大，对邯郸城有洪患威胁的一面。尤其是智伯水淹晋阳城的教训，是促使赵国将宫殿区营建于地势高亢之地的直接原因。其后的汉代，景帝曾派曲周侯郦寄攻打参与了七国叛乱的赵王刘遂，郦寄和栾布一起引沁水灌邯郸城，攻破，赵王遂自杀。进一步说明了地处沁河下游的邯郸城在战时易被水攻，平时易遭水灾。

沁河穿城的格局，直到明代才有了改变。明正德九年（1514年），邯郸知县韩骃也看到了邯郸城易遭受沁河水患的一面。他认为“河流不改则终无善策”，于是于城西南隅以西一里许，将沁水改道北流，再折而向东，形成今日走势。

虽然沁河改道绕城而走，但水患依然存在。如明隆庆二年（1568年），邯郸就曾被沁河水漫淹。万历年间，知县欧阳调律曾在西陂口修筑石堰，防止沁河直冲西门。到了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知县王曰善基于横跨沁河的木桥被毁，“易木为石”改建为石桥，并取“邯郸学步”之意，命名为学步桥。一直到清代，沁河还是威胁邯郸城的潜在隐患，比如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沁河堤被冲，洪水越过城壕，灌入城内。城内水深数尺，几成泽国。

在沁河给予邯郸城水患之际，流经邯郸东部的滏阳河则基于“漳滏分流”的实施，为邯郸带来了灌溉与航运之利，促进了邯郸经济的恢复与复兴，因而逐步有了“母亲河”的说法，但这一说法并不严谨。说滏阳河是邯郸的复兴之河似乎更为妥帖。沁河虽然有洪涝水患的一面，但其母亲河的历史是不能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