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 静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历史系， 北京 100062)

19世纪末，在埃及中部的阿玛尔纳(Tell el-Amarna)地区发现了一批用阿卡德语书写的泥板。这些泥板是公元前14世纪中叶埃及法老与两河流域和东地中海诸国君主的通信，现代学者称之为《阿玛尔纳书信》。书信记录了法老阿蒙何太普三世(Amenhotep III)和阿蒙何太普四世/埃赫那吞(Amenhotep IV/Akhenaten)与近东各国外交往来的诸多细节。在两河流域，君主之间相互通信的传统由来已久，但对埃及法老而言，与外国君主书信往来却是前所未有的，因此，《阿玛尔纳书信》作为研究埃及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第一手材料显得尤为珍贵。

阿玛尔纳泥板一经发现就受到了学界的关注。1892年，由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部分泥板得以整理出版。(1)C. Bezold and E. A. Wallis Budge， Tell el-Amarna Tablets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British Museum， 1892.1889年至1890年间，柏林博物馆和开罗博物馆的馆藏得以出版。(2)Hugo Winckler and Ludwig Abel， Der Thontafelfund von El-Amarna， Berlin： W. Spemann， 1889—1890. 其中还包括“卢浮宫泥板”与格兰尼舍夫(Vladimir Golenischeff，俄国埃及学家、古物收藏家)收藏的三块泥板。1896年，温克勒(Hugo Winckler)翻译出版《阿玛尔纳书信》，是当时较为全面的译本。(3)Hugo Winckler， Die Thontafeln von Tell-el-Amarna， Berlin： Reuther & Reichard， 1896.随后几年，不断有新的泥板被发掘出来。1908年，挪威亚述学家克诺逊(Jørgen A. Knudtzon)编辑出版了新的译本。(4)Jørgen A. Knudtzon， Die El-Amarna-Tafeln， Leipzig： J. C. Hinrichs， 1908.这一译本成为《阿玛尔纳书信》研究的基础，克氏所使用的泥板编号体系也一直沿用至今。(5)泥板皆以EA加数字为编号。在克诺逊的译本之后又有24块泥板相继出土，(6)阿玛尔纳泥板总计382块，其中350块是通信，32块记录了当时的文学作品。新的翻译版本也出版成集。(7)目前最新版本是Anson F. Rainey and William M. Schniedewind， The El-Amarna Correspondence： A New Edition of the Cuneiform Letters from the Site of El-Amarna Based on Collations of All Extant Tablets，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4. 关于阿玛尔纳书信的发表历史，见该书第6—10页。本文所用文本依照莫兰(William L. Moran)在1992年编辑出版的带有语法注释的英译本。(8)William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在中国学术界，《阿玛尔纳书信》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其中较为全面的研究是袁指挥的博士论文《阿玛尔那泥板中所见的近东大国外交》。(16)袁指挥：《阿玛尔那泥板中所见的近东大国外交》，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6年。论文涉及近东各大国间的外交历程及其特点、惯例、文化冲突等，并附以大国间通信的汉语翻译。王欢在《古代埃及文献中的赫梯国王形象》中探讨了由国王形象所引申出的埃及对外国文化的认识与看法。(17)王欢：《古埃及文献中的赫梯国王形象》，《古代文明》2013年第2期。金寿福在《战争、阴谋和爱情：区域网络中的埃及与赫梯关系(1350-1207 BCE)》一文中也是将视野集中到社会关系网上，详细论述了埃及与赫梯从连年征战到缔结条约并联姻的外交关系演变。(18)金寿福：《战争、阴谋和爱情：区域网络中的埃及与赫梯关系(1350—1207 BCE)》，《全球史评论》2017年第十三辑。

在诸多著述中，专门针对埃及与巴比伦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比较重要的研究包括韦斯特布鲁克所作《〈阿玛尔纳书信〉中的巴比伦外交》一文，(19)Raymond Westbrook， “Babylonian Diplomacy in the Amarna Letter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120， No.3， 2000， pp.377-382.以及新近发表的《〈阿玛尔纳书信〉中跨文化对话的爱情与黄金》。(20)Graciela Gestoso Singer， “Love and Gold in Cross-Cultural Discourse in the Amarna letters，” in Proceedings of the X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gyptologists， Florence Egyptian Museum， Florence， 23-30 August 2015， ed. by Gloria Rosati and Maria Cristina Guidotti， Oxford： Archeopress， 2017， pp.233-236.此外，还有袁指挥、刘凤华在2004年发表的《阿玛尔纳时代埃及与巴比伦的关系》。(21)袁指挥、刘凤华：《阿玛尔纳时代埃及与巴比伦的关系》，《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4第3期。与其他近东国家相比，埃及与巴比伦的关系具有一定特殊性。埃及地处非洲大陆东北角，是近东地区最西端的国家，而巴比伦则位于两河流域最南端，这两个相距遥远的国家并没有共同的边境线，无论是从陆路还是从海路都无法直接连通。在公元前两千纪的古代世界，相距甚远的两国是很难建立起直接外交关系的，而《阿玛尔纳书信》却生动地呈现了两国间包括联姻、贸易、互赠礼物在内的一系列外交活动。(22)《阿玛尔纳书信》中有12封埃及与巴比伦之间的通信，其中2封(EA1，EA5)是阿蒙何太普三世写给巴比伦国王卡达什曼-恩利尔一世(Kadašman-Enlil I)的，3封(EA2，EA3， EA4)是卡达什曼-恩利尔写给阿蒙何太普三世的，1封(EA 6)是卡达什曼-恩利尔的继任者布尔纳-布里亚什二世(Burna-Buriaš II)写给阿蒙何太普三世的，之后他又给阿蒙何太普四世写了5封信(EA7，EA8，EA9，EA10，EA11)，还有1封巴比伦公主写给埃及法老的信(EA12)。另有两份礼物清单(EA13，EA14)，不算作书信之列。那么，这样的外交关系是如何展开，又是如何维持的？其目的究竟为何？本文将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一、“家庭比喻”

在《阿玛尔纳书信》中，近东各大国君主以兄弟称呼彼此。当然，他们并非真的兄弟，兄弟的称谓在此只是通用的外交辞令，本质上反映了大国之间对等的外交关系。(23)金寿福：《战争、阴谋和爱情：区域网络中的埃及与赫梯关系(1350—1207 BCE)》，《全球史评论》2017年第十三辑。拉美西斯二世(Ramses II)给哈图西里三世(Hattusili III)的信也强调了他并非将对方视为自己的仆从，而是自己的兄弟，见Trevor Bryce， Letters of the Great King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The Royal Correspondence of the Late Bronze 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83-84.埃及、米坦尼、赫梯与巴比伦君主之间的“兄弟情义”构成了复杂的多边机制。有学者用“大国集团”(The Great Powers’ Club)这一术语来描述当时主导国际事务的几个大国，(24)Mario Liverani， “The Great Powers’ Club，” in Amarna Diplomacy： The Beginn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 by Raymond Cohen and Raymond Westbrook，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5-27. 另见Marc Van de Mieroop， 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Ca. 3000-323 BC，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pp.129-148.因为这些国家的君主都清楚认识到他们属于同一体系；(25)指概念上的“集团”，国际会议的概念尚未出现在公元前两千纪的政治视野中，我们应避免使用现代思维方式去理解上古时代的国际关系。尽管政治体制不同，但随着沟通的增加，他们对自身的社会等级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同属掌控国家财富与权力的精英阶层。(26)Marc Van de Mieroop， 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Ca. 3000-323 BC， p.114.换言之，各国君主从彼此身上找到了对照；而埃及法老则在历史上首次正视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强大君主，并与之通信。

在“大国集团”中，埃及法老与巴比伦国王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两国君主互称“兄弟”，向彼此的配偶与家庭成员问好，甚至向对方的官员、马匹、战车问好。利韦拉尼(Mario Liverani)将这种现象称为“家庭比喻”(family metaphor)或“村庄扩大化综合征”(enlarged village syndrome)，即以家庭或村落中的亲缘关系映射各国王室之间的关系。(27)M. Liverani， “The Great Powers’ Club，” pp.15-18.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如此大范围进行外交活动，各国君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型关系，而“家庭比喻”恰恰是将这种新的外交关系纳入他们所熟悉的亲情语境下。在第18王朝的埃及， “家庭比喻”对于法老而言尚属新鲜事物，法老历史上第一次与他人称兄道弟。古埃及王权是神圣的，法老是创世之神的化身，(28)Jan Assmann， Ma’at： Gerechtigkeit und Unsterblichkeit im alten gypten， Munich： C. H. Beck， 1990， p.219.其神圣性来自祖先的神圣血统；法老的王位继承自王权之神荷鲁斯，荷鲁斯是第一位国王奥赛里斯(Osiris)的儿子，而奥赛里斯是大地之神盖博(Geb)的后代。(29)Donald B. Redford， “The Concept of Kingship during the Eighteenth Dynasty，” in Ancient Egyptian Kingship， ed. by David O’Connor and David P.Silverman， Leiden： Brill， 1995， pp.158-160.从这个意义上讲，法老在世间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在《阿玛尔纳书信》之中，阿蒙何太普三世与其子阿蒙何太普四世/埃赫那吞积极回应了巴比伦国王的“家庭比喻”，承认了外国君主是其名义上的兄弟。

巴比伦国王还将“家庭比喻”扩大到了整个埃及王室。在一封写给阿蒙何太普四世/埃赫那吞的信中，布尔拉-布瑞阿什(Burra-Buriyaš)向名为玛亚提(Mayati)的埃及公主赠送了特别的礼物。(30)EA10： 43-49， M.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p.19.玛亚提可能是埃赫那吞的长女美里特阿吞(Meritaten)。布尔拉-布瑞阿什在信中并未提及他赠送礼物给玛亚提的真实目的，可能的原因是他得到消息，美里特阿吞升迁到了王后的位置，在宫廷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写信给其他王室成员这一外交手段并非巴比伦国王所独创。米坦尼国王图什拉塔(Tushratta)写信给阿蒙何太普三世的遗孀提伊(Tiyi)太后，抱怨她的儿子阿蒙何太普四世/埃赫那吞没有送来令人满意的礼物。(31)EA26， M.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pp.84-86.布尔拉-布瑞阿什也试图在埃及法老的宫廷中找到自己的支持者。在另外一封信中，布尔拉-布瑞阿什向某位“宫廷女主人”赠送了天青石，并向法老抱怨某位玛亚图(Mayatu)在他生病时没有写信慰问。玛亚图可能是埃赫那吞的王后奈弗尔提提(Nefertiti)或安柯斯恩帕阿吞(Ankhsenpaaten)公主。(32)M.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pp.22-23， n.22.随后，布尔拉-布瑞阿什在信中写道：“尽可能快地让他们给我带来许多只属于你的黄金。”(33)EA11： 24-34， M.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p.22.在这里，虽然自认为受到了王后或公主的怠慢，但布尔拉-布瑞阿什通过“属于你”一词重申了他与法老的友好关系。这个细节是富有深意的：一方面，向法老抱怨自己受到了怠慢，为索要更多黄金提供了合理性；另一方面，抱怨这一行为本身暗示了布尔拉-布瑞阿什对两国关系有着更高期待，即希望与埃及宫廷中其他当权者保持联系。通过这种方式，巴比伦国王在信中渲染与法老及其家庭的亲密感情，将官方联系赋予“家庭比喻”的含义。

如果说阿蒙何太普四世尚未完全理解“家庭比喻”含义，那么到了第19王朝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公元前13世纪)，法老及其宫廷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一位埃及王子写信给赫梯国王哈图西里三世，感谢对方问候自己的健康。在信中，埃及王子称呼哈图西里三世为父亲。拉美西斯二世的王后奈弗尔塔丽(Nefertary)也写信给赫梯王后普杜哈帕(Puduhepa)并附送了上等的衣服和珠宝，称呼赫梯王后为姐妹。(34)Gary M. Beckman and Harry A. Hoffner， Hittite Diplomatic Texts， Atlanta， Ga.： Scholars Press， 1995， pp.128-129.此时，家庭关系的比喻扩大到了整个王室，两方面王室成员之间甚至建立起一一对应的“亲属”关系。这正是巴比伦王热切期待却没有完全实现的。

二、“虚拟社交”

如果说“家庭比喻” 代表了静态的象征性亲属关系，那么将“家庭比喻”动态化，就构成了“虚拟社交”，即在“家庭比喻”的语境下，巴比伦国王希望法老以“兄弟”的身份与其进行名义上的社交活动，并将这些活动视为外交关系中的惯例与仪式。

在一封信中，卡达什曼-恩利尔(Kadašman-Enlil)抱怨阿蒙何太普三世没有邀请他参加埃及的重要节日庆典。(35)EA3： 13-22， M.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pp.7-8.信中所指的节日庆典可能是法老的赛德节(Sed Festival)。(36)见M.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p.8， n. 8.赛德节是使年迈的国王恢复年轻而举行的仪式，一说是在登基30年后举行。然而，《阿玛尔纳书信》中并没有法老邀请其他大国君主参加赛德节的相关信息。也就是说，巴比伦国王并非受到了“不公正”待遇。随后，卡达什曼-恩利尔慷慨的邀请阿蒙何太普三世参加他的宫廷盛宴，信中写道：“请你亲自前来，与我一同宴饮！”这样的措辞就仿佛巴比伦王与法老是居住在同一社区的邻居。卡达什曼-恩利尔并非不知埃及与巴比伦相距甚远的事实，也明白请法老来巴比伦赴宴是不现实的；相反地，即使阿蒙何太普三世邀请卡达什曼-恩利尔，他也不可能亲自前往埃及。(37)拉美西斯二世曾邀请赫梯国王哈图西里三世访问埃及，并承诺会前往迦南迎接，但哈图西里三世以患病为由谢绝了邀请。见K. A. Kitchen， Pharaoh Triumphant： The Life and Times of Ramssses II，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1982， p.90； 另见金寿福：《战争、阴谋和爱情：区域网络中的埃及与赫梯关系(1350—1207 BCE)》，《全球史评论》2017年第十三辑。利韦拉尼认为，卡达什曼-恩利尔用这一请求进一步扩展了“家庭比喻”。(38)M. Liverani， “The Great Powers’ Club，” p.18.然而，这封“邀请函”不仅仅局限于以亲属称谓来描述双方关系，而是在“家庭比喻”的象征意义之外加入了动态的社交活动，即“虚拟社交”。

相互邀请出席节日庆典和宴会的言外之意是两国王室之间应当建立起频繁的外交关系并回避两国距离遥远的事实。换言之，卡达什曼-恩利尔试图跨越现实中的地理距离来构建一个虚拟的社交情境，以这样的情境拉近两国关系。

卡达什曼-恩利尔的继任者布尔拉-布瑞阿什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当他写信给阿蒙何太普四世指责对方没有询问他的病情时，(39)EA7， M.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pp.12-16.他也将对方置于“虚拟社交”的语境中，希望对方接受这样的话语体系来拉近两人的关系。然而，信中接下来的内容却发生了戏剧性转折。根据布尔拉-布瑞阿什的说法，埃及使节似乎并没有理解他所设置的 “虚拟社交”场景，或有意忽视了他的期待。使节告诉布尔拉-布瑞阿什，埃及是个十分遥远的国家，阿蒙何太普四世无法及时得到布尔拉-布瑞阿什生病的消息，因此不可能送上问候。之后，布尔拉-布瑞阿什回答道：

我这一方对他(指埃及使节)说了如下的话：“对于我的兄弟、伟大的王而言，真的有遥远的国家和临近的国家吗？”他那一方(指埃及使节)对我说了如下的话：“问你自己的使节，(埃及)是否是遥远的国家。正因如此你的兄弟没有听说(你的事情)并派人来问候你。”现在，我既然问了我自己的使节，而他告诉我路途遥远，我不生气了，我也不再说什么了。(40)EA7： 26-32， M.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p.13.

在这段对话中，显然布尔拉-布瑞阿什并非真的在与埃及使节探讨埃及与巴比伦之间的地理距离。在信中，布尔拉-布瑞阿什首先表示他因为没有收到阿蒙何太普四世的问候而感到生气，但其弦外之音是希望阿蒙何太普四世能够以仪式性的问候来构建“虚拟社交”场景。然而，埃及使节未能理解这一弦外之音，不仅没有参与其中，反而为法老对布尔拉-布瑞阿什的忽视给出了看似合理的解释：埃及与巴比伦之间距离遥远。使节的这一“现实主义”的回答毫不留情地打破了巴比伦国王所期待的“虚拟社交”情境。在布尔拉-布瑞阿什看来，埃及使节传达的信息是埃及方面认为巴比伦是一个遥远的国家，因此在情感上也十分疏远。之后，布尔拉-布瑞阿什只好询问他的使节，并且说自己不再生气，以挽回自己的颜面，(41)T. Bryce， Letters of the Great King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The Royal Correspondence of the Late Bronze Age， p.79.并就此结束了“虚拟社交”，同时也对阿蒙何太普四世一贯的忽视态度表达了不满，他这样写道：

更进一步，正如我被告知的那样，在我兄弟的国家中，什么东西都有，而我的兄弟绝对什么也不缺；再进一步，在我的国家，什么东西也都有，我这一方也绝对什么都不缺。我们从先王那里继承了长期保持的良好关系，因此我们需要向彼此送上问候。我们之间需要维持这样的关系。我会送去我的问候，你也应当给我你的问候。(42)EA7： 33-41， M.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p.13.

布尔拉-布瑞阿什将两国的关系基础定位于传统与荣誉，而非现实的经济与贸易关系。被迫结束“虚拟社交”的巴比伦国王决定减少向埃及送出的礼物，他说：“正如我所被告知的，路途艰辛，水路被切断，天气炎热，我将不会赠送太多华美的礼物。”(43)EA7： 49-62， M.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p.13.

关于布尔拉-布瑞阿什的态度，布赖斯(Trevor Bryce)认为，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来与埃及讨价还价，希望以最少的代价获得最多的回礼。(44)T. Bryce， Letters of the Great King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The Royal Correspondence of the Late Bronze Age， p.79.琼森(Christer Jönsson)则认为，巴比伦方面使用了“通行惯例”(prevailing conventions)作为谈判策略来降低因削减赠礼而带来的负面影响。(45)Christer Jönsson， “Diplomatic Signaling in the Amarna Letters，” in Amarna Diplomacy： The Beginning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 by Raymond Cohen and Raymond Westbrook，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98-199.韦斯特布鲁克也认为，这一外交事件是巴比伦国王有意为之，以此来作为少送礼物的借口。(46)R. Westbrook， “Babylonian Diplomacy in the Amarna Letters，” pp.379-380.然而，上述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巴比伦国王真的不愿意或难以送出更多礼物吗？实际上，没有证据表明当时的巴比伦宫廷难以支付送给埃及的礼物，更何况以当地富余的物产来换取埃及的黄金是十分划算的。更进一步，距离遥远对于巴比伦而言并不是一个好借口，因为埃及也会以同样的借口削减赠礼。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现代人在看待这一事件时常以成本-收益的尺度进行考量，认为当时的君主应该送出尽可能少的礼物而获得尽可能多的回赠。然而，在古代世界，人们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常以自身社会地位为优先，并非以最大利润为目标。(47)Moses I. Finley， The Ancient Econom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p.51， 59-61.如布尔拉-布瑞阿什所言，巴比伦与埃及都是富饶的国家，并不缺乏物产，互赠礼物是出于世代交好的传统。两河流域的国家用自己的物产来交换埃及盛产的黄金，而埃及也需要从两河流域获得战车、天青石等物资，双方是互惠互利的。因此，布尔拉-布瑞阿什此举并非旨在“降低成本”，而是向法老表达自己的不满，希望法老能忽略两国遥远的距离，重新加入“虚拟社交”之中。通过削减赠礼，他试图使阿蒙何太普四世意识到，如果外交关系疏远，相互赠送的礼物就会减少，这对两国均无益处。正如他在信中所言：“一旦天气转好，我下一位信使回来时，我将给我的兄弟带去丰厚的礼物。”(48)EA7： 60-62， M.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p.15.言外之意，布尔拉-布瑞阿什期待着埃及方面能够有所回应。接着，他又写道：“愿我的兄弟能送给我许多成色好的黄金，这样我就能用在我的工程上。但是那些我的兄弟送给我的黄金，我的兄弟不应交付给任何代理人。我的兄弟应当亲自查看，之后我的兄弟应当封印了送给我。”(49)EA7： 64-72， M.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p.14.布尔拉-布瑞阿什宣称之前送给他的黄金分量不足，因而要求法老亲自检查礼物的重量。这实际上也是“虚拟社交”的情境构建，就仿佛亲朋好友之间亲手准备赠礼一般。现实中，埃及宫廷赠予外国礼物时，不可能每次都由法老亲自检查称量，因此，巴比伦君主所期待的仍是法老对“虚拟社交”情境的参与，在“名义上”亲自检查称量，并在外交信件中付诸言辞，以显示两国的亲密。

三、政治联姻

“家庭比喻”与“虚拟社交”毕竟是“纸面文章”，就当时的现实条件而言，若要将埃及与巴比伦两国切实联系起来，只能通过两种途径——联姻与互赠礼品。通过联姻，两国王室成为姻亲，进入对方王室的公主可以成为祖国的代言人，有利于王室之间传递信息、加深联系；公主若能诞下子嗣，王室之间建立起血缘联系，就能成为真正的“一家人”，“家庭比喻”与“虚拟社交”的象征意义也就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现实性。在两河流域，国家之间的政治联姻早已不是新鲜事物，因此，联姻的提议成为巴比伦国王书信的主要话题之一。

阿蒙何太普三世在其统治的第10年至第15年迎娶了巴比伦国王库里加尔祖一世(Kurigalzu I)的女儿，也就是卡达什曼-恩利尔的姐妹。在迎娶首位巴比伦公主大约20年后，他又向卡达什曼-恩利尔发出请求，希望迎娶他的一位女儿。

基钦(Kitchen)认为，这可能是第一位巴比伦公主已经年老失宠，而沉迷女色的法老希望再迎娶一位年轻的公主。(50)Kenneth A. Kitchen， “Amenhotep III and Mesopotamia，” in Amenhotep III： Perspectives on His Reign， ed. by David O’Conner and Eric H. Cline，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pp.253-254.然而，这一说法值得商榷。法老通过向属国索要或购买美丽的女仆来充实自己的后宫，而迎娶异国公主的目的是政治性的。在卡达什曼-恩利尔继位后，阿蒙何太普三世考虑与新王结盟，因此希望迎娶他的女儿。然而，卡达什曼-恩利尔既没有立即接受这一请求，也没有拒绝；相反，他在信中向法老抱怨，怀疑自己的姐妹是否健在，因为没人能见到她。他声称他的使节看到的女性可能只是平民的女儿或属国的公主，并不是他的姐妹。(51)EA1：10-42， M.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p.1.

这一事件是从阿蒙何太普三世给卡达什曼-恩利尔的回信中得知的。法老引用了卡达什曼-恩利尔来信中的原话，并在之后附加了自己的评论：

“这里，你索求我的女儿，但是我父亲嫁与你的、我的姐妹已经在你那里，没人见过她(以便能知道她)如今是死是活。”这些就是你寄给我的泥板上的话。然而，你曾派遣过一位显贵人物到这里来吗？你那边一位认识你姐妹的显贵人物，有资格同她讲话并能认出她的人。你派遣到这里的人什么都不是。……没人认识她，他们中没有人是你父亲的亲信，没人能认出她。(52)EA1：10-21， M.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p.1.

在法老看来，卡达什曼-恩利尔的来信措辞荒唐，毫无道理可言。他对卡达什曼-恩利尔说，巴比伦使节地位低下，根本就不认识巴比伦公主，甚至可能也没有资格见到她。因此，阿蒙何太普三世请卡达什曼-恩利尔派一位高贵的使节(可能是指贵族女性或宫廷中的官员)前来，这样就能知道公主在埃及是如何生活的了。阿蒙何太普三世接着说道，如果公主过世，他没有任何理由隐瞒，因为公主已经在埃及生活了很久，巴比伦国王如果派人来调查，很容易就能知道真相。

法老似乎并没有读出卡达什曼-恩利尔这封信的言外之意，而只是针对其字面上的意思加以解释。卡达什曼-恩利尔的措辞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巴比伦公主来到埃及之后，无法自主地与父兄取得联系，因此巴比伦方面才有了“不知她是死是活”的说法，这就引申出第二层含义——巴比伦公主在宫廷内地位不高。

卡达什曼-恩利尔的想法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历史上确有巴比伦公主嫁入西亚其他国家后获得显赫地位的例子。(53)M. Liverani， “The Great Powers’ Club，” p.26.嫁给赫梯国王图塔里亚四世(Tudhaliya IV)的巴比伦公主敢与王太后抗争，甚至在王室内部造成了分裂。(54)T. Bryce， Letters of the Great King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The Royal Correspondence of the Late Bronze Age， p.111.布尔拉-布瑞阿什本人也迎娶亚述公主为王后，他们的儿子则被立为太子。(55)Marc Van de Mieroop， 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Ca. 3000-323 BC， p.138.在这里，卡达什曼-恩利尔显然是希望埃及法老能将巴比伦公主视为主要的妻子，他暗示法老没有给他的姐妹足够的特权，还在信里抱怨他赠送给埃及的战车也没有得到特别的待遇。(56)EA1： 88-89， M.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pp.2-3.

造成误会的原因是两国在文化与婚姻财产制度上的差异。埃及王后或者本身就是法老的女儿，或者出身于与王室密切相关的贵族家庭。与其他国家不同，埃及王室成员被限定在小范围的核心圈子内，以保证王室财产继承与王位传承。(57)Besty M. Bryan， “The 18th Dynasty before the Amarna Period (c. 1550-1352 BC)，”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ed. by Ian Shaw，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14.王后与太后通常享有“伟大的阿蒙神之妻”的头衔，是国家主神阿蒙神的最高女祭司，拥有大量财产，(58)Bestsy M. Bryan， “The 18th Dynasty before the Amarna Period (c. 1550-1352 BC)，” p.252. 在新王国时期的埃及，夫妻双方均可拥有私人财产，妻子继承自父母的财产是其私人财产，夫妻双方不能继承彼此的财产，见Jac. J. Janssen and p.W. Pestman， “Burial and Inheritance in the Community of the Necropolis Workmen at Thebes (Pap.Bulaq X and O. Petrie 16)，”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11， No.2 (June 1968)， pp.164-165.甚至还可能被赋予统治国家的权力。例如，第18王朝第一任法老阿赫摩斯(Ahmose)的王后阿赫摩斯-奈弗尔塔丽(Ahmose-Nefertari)享有“王之女”“王之主妻”“王之姐妹”“王之母”“阿蒙神之妻”的头衔，其中“阿蒙神之妻”的头衔继承自她与国王的母亲阿赫何太普(Ahhotep)王太后，她们母女二人都被授予了“上下埃及之主”这一称号，阿赫何太普王太后甚至还曾平息过上埃及的叛乱。(59)Bestsy M. Bryan， “The 18th Dynasty before the Amarna Period (c. 1550-1352 BC)，” pp.218-219.阿蒙何太普三世的王后泰伊来自显赫的家族，(60)Bestsy M. Bryan， “The 18th Dynasty before the Amarna Period (c. 1550-1352 BC)，” p.253.她从未失宠，她的名字总是紧跟着法老的名字出现，他们的塑像也以同样的大小并排出现。(61)Lawrence M. Berman， “Overview of Amenhotep III and His Reign，” in Amenhotep III： Perspectives on His Reign， ed. by David B. O’Connor and Eric H. Clin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pp.6-7.埃及王后在政治和宗教中的特殊地位是外国公主无法企及的，后者不能担任女祭司的职务，没有自己的庄园，在朝廷里也没有支持者，而祖国远在巴比伦的公主更是无法指望父亲或兄弟给予她任何实质上的帮助。在第19王朝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拉美西斯二世迎娶了一位赫梯公主，她的母亲普杜哈帕王后(Puduhepa)也曾写信为她谋求王后的地位，而这位公主居住在法尤姆(Fayum)地区的后宫中，虽被赐予了玛阿特-荷尔-奈弗茹拉(Maat-Hor-Neferure)这一埃及名字，名义上成为法老的“主妻”，却并不享有主妻的权力。(62)T. Bryce， Letters of the Great King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The Royal Correspondence of the Late Bronze Age， pp.109-111.

卡达什曼-恩利尔并不知道埃及宫廷与王室婚姻的运作模式，更无法理解巴比伦公主在埃及宫廷中的处境。当他向法老指出，他嫁给邻国国王的公主都能给他送去礼物时，阿蒙何太普三世感到十分不解，他甚至尖刻的指出，巴比伦公主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送回祖国，(63)如前文所言，巴比伦公主在埃及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和财产。而卡达什曼-恩利尔把女儿嫁到埃及是为了换取黄金：

毫无疑问，你邻国的国王很富有也很强大。你的女儿们能从他们那里获得些什么给你送去。但是，你那个在我这里的姐妹，她有什么呢？要是她能获得些财产，我就会给你送去！你嫁女儿是为了从邻国得到黄金，这可真是一桩好事！(64)EA1： 52-62， M.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p.2.

在埃及现存的文献中，这封来自阿蒙何太普三世的信可以说是非同寻常了，因为在其他文献中，埃及君主极少表现出人性化的一面，更不要说直接的情感表达，绝大多数信件都是平淡的外交辞令，而在这里，阿蒙何太普三世所表现出的嘲讽语气是绝无仅有的。

实际上，虽然巴比伦一直期望与埃及建立起平等亲密的外交关系，甚至希望在法老那里获得特权，但埃及却一直抱有优越感，采取了高人一等的姿态。阿蒙何太普三世在孔诺所(Konosso)竖立的石碑上写有宣布自己为巴比伦王的铭文。(65)Wolfgang Helck， Urkunden Der 18. Dynastie，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57， pp.1161-1163. 铭文中写道：“4片土地由阿蒙神授予阿蒙何太普三世：特洛伊、迈锡尼、亚述、巴比伦。”参见Lawrence M. Berman， “Overview of Amenhotep III and His Reign，” p.19.巴比伦国王对此当然毫不知情。当卡达什曼-恩利尔在信中表示希望能够迎娶一位埃及公主时，法老简单回复道：“从远古时代开始，埃及君主的女儿就不会嫁给其他任何人。”(66)EA4： 4-22， M.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p.8.巴比伦国王不是唯一遭到拒绝的外国君主，米坦尼国王图什拉塔也曾试图向阿蒙何太普三世提议，希望能迎娶埃及公主。(67)EA24： 51， n.1， M.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pp.63-71. 这封信是用胡里安语写的，泥板多处破损，莫兰将第51行翻译为“将你的女儿嫁与我做妻子”。

迈耶尔(Meier)认为，埃及单方面迎娶其他国家公主，而从不让埃及公主外嫁的行为在外交上达成了双赢局面。从西亚诸国的角度，将公主嫁与他国意味着自己的主权凌驾于他国之上；从埃及的角度，将外国公主纳入法老的后宫反而是对对方国家享有主权的一种表达。(68)Samuel A. Meier，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Marriages，” in Amarna Diplomacy： The Beginning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 by Raymond Cohen and Raymond Westbrook，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71.然而，这一观点无法解释为何图什拉塔与卡达什曼-恩利尔都写信向法老表达了迎娶埃及公主的意愿。卡达什曼-恩利尔在遭到拒绝后甚至表示不介意法老以平民女子作为公主的替身。他这样写道：

你是王，你根据你的喜好做事。你若嫁女儿，谁会说什么？既然我被告知这一讯息，(69)指埃及公主不外嫁的事。我对我的兄弟写下如下的话：“其他人的成年女儿和美丽的女子一定有待字闺中的，给我送来一位美丽的女子，就如她是你的女儿一般。谁会说‘她不是王的女儿’？但你固执己见，未能给我送来任何人。你难道不是寻求兄弟情谊与亲善关系，才就联姻之事写信给我，以使我们彼此更加亲近的吗？我这一方难道不也是完全出于同一缘由——兄弟情谊和亲善关系——才就联姻之事写信给你，以使我们彼此能更加亲近的吗？那么，为何我的兄弟没有给我送来哪怕一位女子？既然你没有给我送来一位女子，我可能也应当拒绝给你一位女子，正如你对我做的那样？但我的女儿们正待字闺中，我不会拒绝给你一位。”(70)EA4： 4-22， M.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pp.8-9.

布赖斯认为，正因为埃及从来不将公主许配给任何外国君主，请求法老将公主嫁给自己，目的在于通过打破埃及的传统来贬低法老的地位， 至于公主是否是法老的亲生女儿，或者只是替代人选，是无关紧要的。(71)T. Bryce， Letters of the Great King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The Royal Correspondence of the Late Bronze Age， pp.107-110.韦斯特布鲁克则认为，卡达什曼-恩利尔想在道德上占据优势，阿蒙何太普三世在信中声明“埃及公主不会嫁给任何人”，从而给了巴比伦国王索要“替身公主”作为婚配对象的机会。(72)R. Westbrook， “Babylonian Diplomacy in the Amarna Letters，” p.381.然而，法老并没有同意西亚诸国的请求，西亚诸国只能被动地接受埃及公主不外嫁的习俗。巴比伦既不能以军事力量威胁埃及，用削减贸易或赠礼的手段也只能使自己遭受巨大经济损失。利韦拉尼认为，埃及与西亚诸国之间地位的不平等是当时世界体系的核心特征。(73)M. Liverani， “The Great Powers’ Club，” pp.18-19.

如果从“家庭比喻”与“虚拟社交”角度，我们不难理解联姻是卡达什曼-恩利尔巩固他与法老兄弟情谊的最有效手段。他以为法老只是舍不得亲生女儿远嫁，因而提出了“替身公主”的主意，因为即便是“替身公主”，巴比伦国王也可以通过她将自己的讯息传递给法老， “家庭比喻”与“虚拟社交”的外交手段也能凭借双重的姻亲纽带更加有效。但阿蒙何太普三世其实没有说谎，在第18王朝，埃及王室女性地位很高，公主通常只嫁给法老。(74)T. Bryan， “The 18th Dynasty before the Amarna Period (c. 1550-1352 BC)，” pp.216-217.例如，哈特谢普苏特(Hatshepsut)是王后的长女，庶出的图特摩斯二世(Thutmose II)需要通过与她结婚来继承王位。(75)Catharine H. Roehrig， Renée Dreyfus， and Cathleen A. Keller， “Introduction，” in Hatshepsut： From Queen to Pharaoh， ed. by Catharine H. Roehrig，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6-7.卡达什曼-恩利尔或许听说过埃及公主不外嫁的习俗，但两国文化上的差异令他无法真正理解其中内涵。在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

关于我的兄弟写信向我求亲，说“我倾慕你的女儿”，你怎会不应当娶她呢？我的女儿们待字闺中，但她们的丈夫必须是君主或王族。我只能接受我的女儿嫁给这样的人。没有国王会把女儿嫁给不具有王族血脉的人。你的女儿也待字闺中，你怎么不能嫁一位给我呢？(76)EA2： 6-13， M.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p.6.

在卡达什曼-恩利尔的认知中，自己与法老都是王族，因此自己可以将女儿嫁给法老，但法老却不愿意将女儿嫁到巴比伦宫廷。这样的现实令他感到十分无奈，他通过联姻来巩固“家庭比喻”的愿望也只实现了一半。从这个角度，向埃及法老求婚这一举动并不能贬低法老。之后，卡达什曼-恩利尔回到了索要更多黄金这一主题。他特别强调，法老应该按时将黄金送到巴比伦，如果不能按时送到，他就不会再接受了，也不会将女儿嫁到埃及。这样的言论无疑是在挽回求婚失败的颜面，同时也希望阿蒙何太普三世送来黄金以证明埃及对迎娶公主的重视。

四、黄金外交

巴比伦国王对黄金的渴求几乎在每一封信中都有所体现。他们希望借由“虚拟社交”语境使两国关系更加密切，这样往来的使节与商队就会带来贸易的繁荣，埃及的土特产就会源源不断地进入西亚。当然，在西亚各国眼中，黄金就是埃及的土特产。亚述国王在给法老的信中这样写道：“黄金在你的国家如同尘土；人们只需要将其收集起来。为何你(对黄金)如此吝啬？”(77)EA16：13-18， M.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p.39米坦尼国王在信中也写了类似的话。(78)EA19： 59-71， EA26： 30-48， M.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pp.44， 85.据文献记载，埃及的黄金主要有三个来源：科普特斯(Koptos)，位于上埃及，开采自东部沙漠金矿的黄金在这里汇集；瓦瓦特(Wawat)，即阿斯旺(Aswan)以南今北苏丹的阿拉奇旱谷(Wadi Allaqi)与噶布噶巴旱谷(Wadi Gabgaba)一带，属于下努比亚(Lower Nubia)；库什(Kush)，即尼罗河第二瀑布以南到喀土穆(Khartoum)的上努比亚(Upper Nubia)。(79)关于古埃及的金矿开采，见Jack Ogden， “Metals，” in Ancient Egyptian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ed. by Paul T. Nicholson and Ian Sh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61-162.第18王朝的第二位君主阿蒙何太普一世(Amenhotep I)将整个努比亚地区纳入埃及的控制之下，才得以控制黄金的产地。(80)T. Bryan， “The 18th Dynasty before the Amarna Period (c. 1550-1352 BC)，” p.213.

黄金的开采与对努比亚地区的控制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因此法老无法做到如亚述与米坦尼国王所说的那般视金如土。然而巴比伦国王却并未在信中有过类似的措辞，相反，他向法老发出了请求：“如今，倘若黄金富足，送我你先祖送我的那么多；倘若黄金紧缺，送我你先祖送我数量的一半。”(81)EA9： 6-18， M.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p.18.

韦斯特布鲁克认为，这种谦卑的态度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卡达什曼-恩利尔是以此表达对法老的蔑视——如果不能送出如以往一样多的黄金，那么就证明埃及缺少黄金。(82)R. Westbrook， “Babylonian Diplomacy in the Amarna Letters，” pp.378-379.然而，这一观点并不合理。在一封信中，阿蒙何太普三世针对巴比伦提出的聘礼要求给出了回应，提议聘礼应由伴随新娘来埃及的使节带回，同时，法老还随信附送了家具。(83)EA5， M.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pp.10-11.这样的安排说明法老清楚何时应该给巴比伦送去何种礼物，并不会为对方的言辞所左右。如果引入“虚拟社交”的概念，那么卡达什曼-恩利尔“送一半黄金”的说法其实是将外交礼物置于亲情的语境下，营造出体恤亲人难处的氛围来拉近与法老的心理距离。

这一点在巴比伦国王索要野生动物木雕的请求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84)EA10： 29-42， M.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p.19.布尔拉-布瑞阿什二世请法老命令木匠为他制作野生动物塑像，要求与实际大小一样，毛皮也要刻画得栩栩如生。他特别叮嘱法老，如果手头有现成的雕像，可以让使节立即带回，然后再制作一些新的，让下一批使节带回巴比伦。从之前的信件中，我们知道这位国王正在修建宫殿，那么这些雕塑很可能是用来装饰宫殿的。巴比伦国王不远千里运回法老的木雕，即便不是新制作的也可以接受，这样的“随和”态度再一次构建了“虚拟社交”情境，仿佛他与法老是熟识的亲属一般。此外，用埃及的木雕来装饰宫殿不仅增添异国情调，还能向外国使节展示巴比伦与埃及的密切关系，可谓一举多得。

礼物交换带来了经济利益，也具有经济价值之外的意义：官方使节的频繁往来可以确保商路畅通无阻，外交礼物则是两国交好的物质保证。布尔拉-布瑞阿什曾在信中回忆两国的传统友谊，强调法老作为兄弟应该送上黄金。(85)EA6， EA 9， M.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pp.12， 18-19.埃及与巴比伦的良好关系有利于维持各国势力均衡。(86)巴比伦要求埃及承认其大国地位，因为法老在政治上的轻视会对其商贸利益与经济地位造成负面影响；同时，巴比伦主动与埃及交好能够起到牵制亚述的作用，袁指挥：《阿马尔那泥板中所见的近东大国外交》，第30—31页。有了和平的局势与国家之间相互沟通的意愿，才有地区的商贸与经济繁荣，而巴比伦与埃及都是近东贸易网络的受益者。在希腊城市底比斯出土了巴比伦的滚筒印章，而来自爱琴海的船只可以从地中海驶入尼罗河。(87)Marc Van de Mieroop， 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Ca. 3000-323 BC， pp.140-141.埃及所需要的蜂蜜、橄榄油、辣木油等产品也主要来自其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属国。(88)Ellen Morris， “Exchange， Extrac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ological Money Laundering in Egypt’s New Kingdom Empire，” in Policies of Exchange： Political Systems and Modes of Interaction in the Aegean and the Near East in the 2nd Millennium B.C.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t the University of Freiburg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Studies， 30th May-2nd June 2012， ed. by Birgitta Eder and Regine Pruzsinszky， Vienna：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2015， pp.172-173.埃及需要的战车、天青石、马匹是西亚诸国的特产，与其他国家相比，巴比伦距离埃及最远，在商贸往来中处于劣势，为此，巴比伦国王不惜奉上慷慨的赠礼来与黄金进行交换，正如布尔拉-布瑞阿什所写：“送我黄金。从你那方面，无论你想从我国要什么东西，写信给我，我都会送给你。”(89)EA9： 19-38， M.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p.18.

结 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巴比伦国王的外交策略是十分清晰的，他们的目的不是只为了获得黄金，更是为了获得认同与优待，维护传统友谊和地区和平。从当时的国际关系来看，米坦尼王国持续扩张，赫梯帝国与亚述帝国也日益强大，巴比伦君主希望与埃及结盟以平衡西亚诸国的势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巴比伦是将整个国际社会视为由大国所组成的“社区”，(90)R. Westbrook， “Babylonian Diplomacy in the Amarna Letters，” pp.378-379.并将埃及视为最重要的盟友，因为与埃及保持联系的前提是地区和平，如果埃及重视与巴比伦的关系，那么也必将重视地区和平与稳定。在一封信中，巴比伦国王提到了一起抢劫案。(91)EA7：73-82， M.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p.14.巴比伦使节被埃及的属国抢劫，他希望法老能审判此案，补偿使节的损失。在另一封信中，巴比伦国王提及巴比伦商人在迦南被杀，钱财也被尽数抢走，他因此向法老呼吁：“处死杀死我的臣仆的那些人，为他们复仇。如果你不将他们处死，他们又会对我的商队或你的使节大开杀戒，这样我们之间的使节来往就会被切断。”(92)EA8： 22-33， M.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p.16.巴比伦国王深深明白，如果地区和平无法得到维护，那么埃及与巴比伦之间的关系也会随之终结。因此，无论是书信中对两国传统交往的回顾，还是提及他国的看法与君主的荣誉，巴比伦所期待的是平衡近东各大国的影响力并维护国际环境的稳定。无论埃及方面的反应如何，对于巴比伦而言，与埃及的结盟是其最佳策略，因此，巴比伦国王跨越地理距离，积极构建“家庭比喻”与“虚拟社交”的情境，并通过联姻与礼物交换来将两者落到实处。

与巴比伦及西亚诸国的关系也给埃及社会带来了深刻影响。在新王国之前，埃及人一直认为尼罗河畔的黑土地才是宇宙中心，周围所居住的都是蛮族。进入公元前15世纪中叶，从西亚到东北非洲的政治格局开始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埃及与周边国家的联系不断增加，埃及人对外国的态度也开始转变。阿蒙何太普二世(Amenhotep II)在一块石碑上将米坦尼、赫梯与巴比伦称为“伟大的国家”。(93)Bestsy M. Bryan， “Antecedents to Amenhotep III，” in Amenhotep III： Perspectives on His Reign， ed. by David B. O’Connor and Eric H. Clin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pp.33-34.到了阿蒙何太普三世在位期间，邻国不再是敌对势力或是远离文明的蛮荒之地，法老的宫廷成为外交中心，各国使节纷纷来朝，移民大量涌入，带来外国文化与宗教。对埃及人而言，外国人如今也成为太阳神的子民，受到太阳神在人间的代表——法老的馈赠与庇护。(94)Jacobus van Dijk， “The Amarna Period and the Later New Kingdom (c. 1352-1069 BC)，”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ed. by Ian Sh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66.在阿玛尔纳时期写成的《阿吞颂歌》中，外国与埃及并列，这或许代表国家之间相互平等的观念已经开始在埃及人的宇宙观中萌芽。(95)Miriam Lichthei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A Book of Readings， Vol.II，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No.4， 1976， pp.98， 100； 王欢：《古埃及文献中的赫梯国王形象》，《古代文明》2013年第2期。

从《阿玛尔纳书信》可见，即便是埃及与巴比伦这样距离遥远的两国，也开始致力于建立稳固的外交关系与稳定的国际环境；在当时的国际体系中，一些基本的外交观念也开始为各国所接受，例如，君主之间的“兄弟”称谓所代表的平等理念，“家庭比喻”所代表的国际社会的雏形，以及“虚拟社交”之下的国际外交礼仪与惯例等。作为“家庭比喻”与“虚拟外交”的倡导者，巴比伦国王通过外交书信积极地向埃及法老宣传他们的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讲，《阿玛尔纳书信》反映了公元前两千纪时各文明之间谋求和平而进行的努力，体现了人类文明摆脱蒙昧、征服与掠夺而逐渐走向协商与合作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