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化交涉与比较文学》一书作者姚达兑，现为中山大学教师，一直致力于晚清中西文化交流和比较文学早期发展等课题的研究。此书是他在2007年至2017年间所做的论文合集，其中不乏新的研究范式的运用和新的研究材料的发现，如关于晚清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活动和翻译活动，不再停留于单向文化交流的研究角度，而是运用新近日本学界提出的东亚文化交涉的研究范式展开研究；又如作者使用2011年新发现的一批史料，集中讨论晚清傅兰雅“时新小说”征文竞赛在当时的影响等问题。本文将就这几方面重点做一评述。

“近代东亚文化交涉学”是日本关西大学研究团队提出的重要学术概念，12007年6月，关西大学历史、思想史、东西语言接触研究的学者们共同申请的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基地（ICIS）获得日本文部科学省的批准，2009年6月，东亚文化交涉学会（Society for Cultural Interaction East Asia）正式在日本大阪成立。关注不同文化体系在进行交流时，不仅是从中心向周边文化输出的单向发展过程，而是在输出并和当地文化融合后，被动方反作用于主动方，形成一个逆转。因此，文化交涉学的研究范式与文化交流不同，更侧重于双方的互动、互视与互涉，而不是研究以一方为主的单向文化交流。本书作者将他所作的晚清系列问题研究概括为“近代文化交涉”研究，有其深入考量。虽然自明清以来，“西学东渐”问题就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并且成果颇丰，但明清时期的中西交流有很强的“道—器”和“体—用”意识之分。明清之际，西学与基督教一起传入中国，大多数传统知识分子认为所谓“西学”仅是“器”层面的“小人之艺”而已。当时的“道”是指传统儒家伦理纲常，是中华文化的命脉，也是维持中国政治结构和统治秩序的基础，“器”是指西方科技，“道本器末”是当时的普遍主张。后来的“中体西用”则是在实践层面贯彻“道本器末”的主张，成为洋务运动几十年的方针。一直到晚清，曾国藩仍然认为“彼外国之所长，度不过机巧制造、船坚炮利而已”，而在政治上西学鼓动犯上作乱，甚至逐君弑君，不值得效法。即便如此，晚清时期仍有有识之士看到了西学的重要性。严复在译著和论述中都提到形而下之科学技术为形而上之道统提供原则和方法的主张，不可小觑西方之技艺。传统知识分子汤震认为，西洋人的科学技术除了有工具性特征以外，其背后必然有某种“道”的支持。2这部分内容感谢日本关西大学沈国威教授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李雪涛教授合作的论文《论全球史与东亚文化交涉研究》（刊于《中华读书报》，2017年5月17日第017 版）[SHEN Guowei,LI Xuetao,“Lun quanqiushi yu dongya wenhuajiaoshe yanjiu”(A Comment on the Study of the Global History and the Cultural Interaction of East Asia),Zhonghua dushu bao (China Reading Weekly),May 17,2017:17]的启发和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张崑将教授在“东亚文化交涉学会第八届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发言内容也简略见前述论文。可以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明在中国人眼里已不再是雕虫小技，而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影响中华民族生存的力量，当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出国学习西方的政治文化的目的是为了国家的救亡图存，国人开始真正认识西学之“道”。正是这种“道”的层面的思想碰撞，才构成晚清时期中西方的文化交涉，而不再停留于表层的文化交流。

本书作者在第一辑中收录的梁启超研究正是在文化交涉意义上展开，比如他在《梁启超、民族主义与历史想象》一文中指出，梁启超在“小说革命”和“史学革命”3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和《新小说》两个杂志，发起“小说界革命”；同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发起“史学革命”。中提出的新史学观并未一味仿效世界历史的模式，而是积极推动中国以民族国家的身姿汇入世界历史，中国和西方要以对等的姿态互视和交流。这是文化交涉研究中的题中之义，并未被动接受西方文明在“道”上对我们的冲击，而是坚持自身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作者提出梁启超选编的这些文学作品中所推崇的外族政治经验是以可借鉴为标准的，而不是以真实为标准。这就不是单纯接受西方的文化输出，而是有目的地服务于中国现实。究其原因，是因为梁启超将小说及其历史叙述视为解救国族危机的利器，他认为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中，小说比起信史更灵活，作者可以根据目的来增删内容。这种“借用”或“创造”历史的目的是“益民智”，是关切现在，是希望借历史与现今的民族国家紧密联系起来。

作者的其他文章如《晚清文学的奇理斯玛修辞》《斯宾塞福音：李提摩太译〈大同学〉及其对梁启超的影响》《离散、方言与启蒙：〈新小说〉杂志上廖恩焘的新粤讴》等也是文化交涉学研究很好的案例，尤其是对李提摩太和梁启超相互影响的多维关系的研究。作者首先指出李提摩太和蔡尔康合译的《大同学》（原著作者是英国学者基德Kidd）一书，把“进化”译为“天演”，很明显是借已被大众熟知的严复使用的“天演”一词来帮助民众理解“进化”概念，可见李提摩太深受严复的影响。另一层面，原著作者基德大量改造了达尔文和斯宾塞的理论并加入了宗教因素，对梁启超影响巨大。例如，梁启超认可自我牺牲精神对共同体的意义，对竞争、进化和利他等观念的推崇，以及梁启超的“公德”论，都是来自基德“应用宗教”的观念。然而第三个层面，梁启超又将基德所提的基督教改为佛教，大力提倡佛教的改变世道人心的力量。这真可谓是中西文化互涉、互为主体，不仅是西方思想影响中国这种单向的解读。

本书作者在第二辑中收录的论文是关于晚清中西文学作品翻译的研究。近二十年间，关于“翻译学”是“文学翻译”还是“翻译文学”、是属于外国文学领域还是国别文学的体系等问题，在国内学界曾掀起激烈论争。谢天振教授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提出“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并且提出“译介学”概念，把翻译研究纳入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中，试图摆脱长期以来翻译研究仅关注翻译实践和技巧的狭隘视界，而将翻译研究与文学交流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谢天振教授的努力终于得到学界承认，目前“翻译研究”不仅是比较文学的研究重镇，更有独立成为一门学科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翻译理论“文化转向”4西方翻译学“文化转向”的观点是20世纪90年代由勒菲弗尔和巴斯奈特在《翻译、历史和文化》（伦敦，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1992年）[Andre Lefevere,Susan Bassnett,eds.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A Sourcebook (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2)]一书中提出，很快蔚然成风。“文化转向”的推动力主要来自文化学派的积极主张，他们主张把翻译研究的关注点从文本自身转移到文本以外的文化语境上，反对翻译仅是一种简单的语言转换，极力改变翻译在文艺学中的附属地位，并积极推动翻译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启示和中国对近现代翻译实践的研究共同推动了翻译学的发展。中国也不是单向接受西方翻译理论的影响，而是通过自身经验的开掘而有所贡献和回应。晚清以降的翻译实践以其涉猎面向之广、存在形式之多元以及与历史进程的紧密关系而格外受到关注。

作者的《启蒙教育与政治宣传：太平天国〈三字经〉的英译和回响》分析太平天国《三字经》的英译本在英国获得的不同接受效果的深层原因。当时太平天国《三字经》有两个译本，第一个英译本由著名传教士麦都思完成并于1853年呈交给英国政府，麦都思以及当时的一些传教士之所以普遍对太平天国《三字经》持宽容态度，是因为他们了解中国的文化和清政府的统治状况，虽然对洪秀全僭越地冒称新的弥赛亚表示出离愤怒，但仍然承认此书能承担起一国之政治教育，并把当时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与清政府基于宗教思想和意识形态对抗的内战。第二个英译本是牛津大学汉学家马兰于1855年完成的，马兰并没有到过中国，据作者考证，他对太平天国的认识可能来自1855年10月发表在《爱丁堡评论》上的一篇匿名文章《中国的政治动乱》（“Political Disturbances in China”），文章认为太平天国《三字经》中那种高傲和专横的诉求（presumptuous claims），是一种僭越、渎神的不可原谅的行为，并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一种“宗教和社会的狂热”，与欧洲宗教史上许多例子一样，是由普遍的轻信和迷信带来的，结果只能是人类受难。因此，马兰对太平天国及其《三字经》的态度与麦都思截然不同，认为无论太平天国的政治重要性如何，他们的基督教仍然是一种欺诈（imposture）。这篇文章可谓是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中的上乘之作，将译者的文化、政治和宗教背景与翻译实践结合起来，分析中华外译文学在他国获得不同接受程度的原因。

另一篇值得一提的文章《灵魂城之圣战：班扬〈圣战〉的最早汉译本（1884）初探》则是分析了外国小说中译本的翻译策略和在中国的接受状况。这本书译者为传教士慕威廉，他尊重中国现实，时刻以传教为目的。比如原作者班扬在原版《圣战》中写作的细节映射着许多真实历史和现实，但慕威廉在译文中不拘泥于是否真实，而是提醒读者“不可因文而据为现实”，应思考其宗教寓意。这是因为中国人并不了解英国的历史，而慕威廉翻译的目的也不是教授英国历史，而是传教。因此慕威廉大量调整了原书内容来适应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工作。另一方面，《圣战》中译本《人灵战记》在中国学界从未引起过任何讨论，而这本译作是研究晚清传教士在华传教活动的很好材料，因此作者的这篇论文可以说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第三辑是集中讨论晚清傅兰雅“时新小说”征文竞赛。傅兰雅征文事件在近现代文学的转型、讨论近代基督教汉语文学的变化中都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参赛稿的遗失，在过去的一百余年间学界对这个事件研究不够充分。本书作者很幸运，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正逢参赛稿在百余年后被找到，并在2011年影印出版。作者遂研究这部分稿件并写了一系列文章，如《傅兰雅时新小说征文与梁启超小说界革命》《杨味西〈时新小说〉的插图、结构与主题》《张葆常的“少年中国”和废汉语论》等，对新材料做了深入解读和挖掘。这部分研究很有意义，随着新材料的发展，可谓是填补了学界的这一块空白。

如果说本书尚存在不足之处，笔者不揣浅陋试论之，可能是因为本书是论文集合，缺乏系统的思路统摄，导致这些研究仅停留于个案研究，尚没有形成体系。近代文化交涉学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但作者的个案研究并没有在理论潜力和范式意义上推进文化交涉学的发展，是一大遗憾。关于晚清翻译实践的研究，仍有许多有价值的译本遗落在外，而且现有研究也没有参与到近现代文学的翻译学研究框架建构中去，缺乏与学界最新翻译研究的互动与对话，这是未来可期之处。当然，这需要学界同仁的共同努 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