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郁

今天的读者喜欢汪曾祺，一部分来自悠闲的感受，从他的文字中看到了超功利的美意；另一部分乃因为文本有一种对抗流行思维的热流，即在没有趣味的地方发现趣味。80年代初的汪曾祺，仿佛天外来客，给予世间的是美妙的光景。其实他自己是有所承传的，古的方面主要是沿袭了宋代以后的笔记、小品，士大夫的题跋、尺牍，加之民间的戏曲、文人画等。外国的影响则是先锋派的遗韵，伍尔夫、阿左林等人的作品都曾浸染过他。中国的现代资源，则主要集中在京派世界，或者说五四新文学中所分化的非激情的笔调，在他那里是散不掉的影子。

我们过去谈论汪曾祺的背景，仅仅止于废名、沈从文的谱系里，他自己说过类似的话题。从小说创作上来说，未尝没有道理。但是仔细体察其文本，在知识谱系与趣味上，他更接近的前辈学人，其实是苦雨斋的主人周作人。因为特殊的年代、特殊的语境，对周氏还不能公开谈论，苦雨斋的影子在他那里是深隐在文字背后的。

对于汪曾祺而言，周氏兄弟是丰富的存在。他自己常常游移在两人之间。在小说的才华上，他佩服鲁迅，而对文化史的态度，则衔接了周作人的某些遗绪。《蒲桥集》的序言说，中国现代散文有两个传统，“鲁迅、周作人，沉郁冲淡，形成两支”。(1)汪曾祺：《蒲桥集》，第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如果按照他的划分，他自然属于冲淡的传统。很长时间，在许多社会问题的看法上，他并不都认同鲁迅，如同对于周作人的肯定小心翼翼，他对于鲁迅的批评也是闪烁其词的。这种含糊性，自然不排除精神的暧昧，也有一种叙述的策略在里面。恰是这种策略，我们也看到了他与新文学传统的复杂联系。

汪曾祺了解苦雨斋主人的历史当是很长，他自己知道，周作人从世界主义走向大东亚的战争陷阱，无疑是一个悲剧，与这位新文化学人不同，汪曾祺有很强的民族国家意识，在许多精神层面，他与周作人都相距甚远。他晚年入党，看得出对于体制的某种认同，只是审美趣味不在主流的航道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与苦雨斋知识群落只是气味的某种呼应，而在根本点上，他的包容的文学品位，超越了前人的某些精神，尽管这种超越性还是有限的。

苦雨斋乃京派学人的重镇，这个周作人的书房，当年聚集着一批散淡的学人。除了周作人，钱玄同、张凤举、徐祖正、废名、俞平伯、江绍原、沈启无都有不错的文章流传。在京派的园地里，占了半壁江山。他们的特点是有点为学术而学术，在巨变的时代保持了不为时风所动的绅士之风和士大夫之风，写作方面有着安宁的一面，受到了域外趣味主义文学的影响。严家炎认为汪曾祺为京派的继承者，是看到了某些相似性。真实的情况也是如此，汪曾祺对于苦雨斋群落的学问品格十分留意，一些人的作品都曾寓目，喜欢中也有批评。这个阅读过程也无意中影响了他的写作，小说方面得到废名的启示，散文则暗袭周作人笔意。他自己在80年代形成的叙述风格，在苦雨斋的遗产里可以找到诸多对应。

重新发现苦雨斋的价值，是80年代以后。对于虚假的文艺腔的矫正，一是托尔斯泰的传统，二是新康德主义传统。而新康德主义催生出的民俗学研究及乡土审美，恰是周作人当年从日本引进的。但周作人的审美没有被自己的弟子很好吸收，汪曾祺觉得俞平伯、沈启无的文章不行，都是邯郸学步，唯废名独步江湖，得到了苦雨斋的真意。不过废名的格局有时候显得略小，精神不够广远，在低徊中蹒跚着，遂不被读者所注意。汪曾祺对于苦雨斋的注意，主要是发现了这些前辈治学的态度，那些对于日常性关注的文字，超功利的散淡之风，都是战乱后知识界最为缺失的部分。在革命理论充塞一切的时候，这些被遗忘的京派遗产，是审美自新的重要资源之一。

随着时风的变化，人们对于苦雨斋传统的研究渐渐立体化，其精神的明暗得以更为理性地清理。张中行在文章里就说文归文，人归人，不要以为周作人是民族的叛徒，便否定了其落水前的价值。(2)张中行：《周作人文选》序，《周作人文选》第1卷，第7页，广州，广州出版社，1996。连精神极为严肃的学者唐弢也认为，周氏落水是一种现象，但其前期思想还是有参考性的。(3)唐弢：《关于周作人》，《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5期。80年代开始，汪曾祺也开始购买相关的作品，他自己的写作涉及的内容广泛，有一些恰是苦雨斋主人提倡的东西。比如茶食、风物、岁时、民风，这是谣俗研究者当年鼓励人们田野调查的内容，他的小说、散文，多是类似的片段。而在面对文章转型的时候，他的看法也基本是沿袭周作人、废名、俞平伯的观念。可以说，汪曾祺晚年的许多精神调式，一部分来自苦雨斋当年的传统，只是以小说的笔调和随笔的方式，把那些学者的表述，更为丰富化地引向一个开阔的天地。

在汪曾祺的许多言论中，常常看到他对于周氏观点的引用，他多次承认自己的某些作品受到了周氏的影响，连人物的描述也略带一点苦雨斋的痕迹。一些小说里的人物，无意中染有周作人的气质，调子里是幽微的部分颇多。在面对文学史的时候，有时也从苦雨斋的文本里寻些参照，那些很少被注意到的思路，对于他都有意义。比如在谈论晚明文人的文章时，他和周作人的感觉类似的地方很多，而评价民国作家，也涉及到了苦雨斋这个参照，思路有左翼以外的野气。他在八九十年代多次推荐废名的作品，以为重新审视过去对于今人不无意义。无论从文风和意象来看，废名都提供了许多可贵的经验。1996年为《废名小说选集》写序的时候，他就承认自己的看法部分来自周作人的启示：

我的一些说法其实都是从周作人那里来的。谈废名的文章谈得最好的是周作人。周作人对废名的文章喻之为水，喻之为风……周作人的序言有几句写得比较吃力，不像他的别的文章随便自然。“灌溉潆洄”“披拂抚弄”，都有点着力太过。有意求好，反不能好，虽在周作人亦不能免。不过他对意识流的描绘却是准确贴切生动的。他的说法具有独创性，在他以前还没有人这样讲过。(4)《汪曾祺全集》第10卷，第38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在汪曾祺眼里，现代以来读书最多的无疑是周氏兄弟，他们都是通才，其杂学背景是文章通达的主要原因。周氏兄弟的翻译眼光，就让人佩服不已，他们的外语优势与国学研究优势，都非自己可以比肩。在文学鉴赏方面，周氏兄弟对于道学气的批评，对于个性化表达的肯定，也是自己心以为然的。鲁迅对于左翼作家的品读他十分熟悉，那思路有一般左翼文人没有的智性。而周作人对于左翼之外文人的关注，一些思路都对于矫正激进化的话语方式是一种提示。不妨说，那些多年中断的文学史观念，一般作家没有意识到其间的价值。汪曾祺是自觉或不自觉衔接了这个传统，且对于内在性的东西有所改造。

倘若我们对比汪曾祺与周氏兄弟的文本，当可以看见一种隐形的逻辑线条的延伸。他熟读苦雨斋主人的文章，对于其间的杂著颇为欣赏，自己也染有类似的阅读习惯。在他看来，读书有专业化的，也有杂览式的，作家不妨是个通才，许多学识都要接触一下。他的朋友黄裳、林斤澜等人都熟悉周氏兄弟的读书套路，受益于苦雨斋者颇多。就读书的习惯而言，不妨说，他也是一个随便翻翻的杂家。《谈读杂书》说：

我读书很杂，毫无系统，也没有目的。随手抓起一本书来就看。觉得没有意思，就丢开。我看杂书所用的时间比看文学作品和评论的要多得多。常看的是有关节令风物民俗的，如《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其次是方志、游记，如《领表录异》、《岭外代答》。讲草木虫鱼的书我也爱看，如法布尔的《昆虫记》，吴其睿的《植物名实图考》、《花镜》。讲正经学问的书，只要写得通达而不迂腐的也很好看，如《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差一点，其中一部分也挺好玩，我也爱读书论、画论。有些书无法归类，如《宋提刑洗冤录》，这是讲验尸的。有些书本身内容就很庞杂，如《梦溪笔谈》、《容斋随笔》之类的书，只好笼统地称之为笔记了。(5)《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36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接触过苦雨斋文脉的人知道，上述的书籍，也是周氏兄弟常提及的，趣味几乎一致。70年代，在与朱德熙通信的时候，所涉及的书目，当年京派文人也注意到，知识谱系是接近的。不过周氏读书除有自娱的部分外，还有研究的冲动，汪曾祺则为修身养气的一种偶得，经验都用到风俗图的描绘里了。他在90年代强调作家应当是一个通才，其意在于从狭小的知识体系中走出，作为杂家的人才能广阔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样式。他在文章中不止一次谈及鲁迅的知识丰富，也连带说出周作人喜欢说的一些观点。从他的关于民风、野趣、笑话、杂史的叙述里可以看到，杂家关注的图书，都是周氏兄弟当年提及过且研究过的。

苦雨斋主人对于他的意义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中之一是文章观念的相似。我们看汪曾祺晚年的文章，十分喜爱谈文章之道。他对于汉字的特点与词语构成的思考，都非自己的发明，乃与古人的呼应，其中无意间也与周作人有重合的地方。周作人的文章观念，是新旧杂存的，既有明清辞章的影子，也带有西洋随笔的痕迹，是东西合璧的。日本学人的走笔方式，欧洲文人的智性辞章，他都吸收得很好，在对于小品文的态度上，他与周作人是一个知音。《汪曾祺小品》有这样的话：

提起“小品文”很容易让人想起“晚明小品”。“晚明小品”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一种文化现象、社会现象，反映了明季的知识分子的心态。其次才是在文体方面的影响。我们现在所说的“晚明小品”，多着重在文体，其实他的内涵要更深更广得多。我们今天所说的“小品”和“晚明小品”有质的不同。可以说“小品文”这个概念不是从“晚明小品”沿袭来的。西班牙的阿左林的一些充满人生智慧的短文，其实是诗，虽然也叫小品。现在所说的“小品文”的概念是从英国的Essay移植过来的……中国现代小品文的兴起，大概是在三十年代。其时正是强邻虎视，国事蜩螗的时候，悠闲总是不好。悠闲使人脱离现实，使人产生消极的隐逸思想。有人为之辩护，说这是“寄沉痛于悠闲”，骨子里是积极的，是有所不为的。这自然也有道理。但是总还是悠闲。其实悠闲并没有什么错，即使并不寄寓沉痛。因为怕被人扣上悠闲的帽子，四十年代写小品文的就不多，五十年代简直就没有什么人写了。“小品文”一直带着洗不清的泥渍，若隐若现。(6)《汪曾祺全集》第10卷，第20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为了论证小品文的价值，他避免公开引用周作人的观点，而是从朱光潜、朱自清、魏建功这些京派学人的旧文里寻找佐证，可以说是一种叙述策略。了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30年代的文坛，小品文一时流行，其推动者与苦雨斋的关系很大。林语堂《人间世》《论语》的基本编辑理念，受了周作人的启示。而那时候大谈明末小品的也恰是苦雨斋主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对于明代小品以及言志派散文的勾勒，都有理有据，这些观点对于文学的发展都有不小的影响。像思想偏于“左倾”的郁达夫的散文写作，几乎也笼罩在苦雨斋的影子里。他在辞章上对于《雨天的书》《谈龙集》的模仿，看得出周氏文章影响之广。

苦雨斋周围的作家，在写文章的时候既有晚明的公安、竟陵传统，也有英国笔记的遗风。这些人的辞章有一点古风，文白夹杂中，怪味就慢慢出来，有了可以咀嚼的味道。周作人就主张白话文里不妨也有文言的基因，对于古文的好处不能忘记。汪曾祺对此心有戚戚，文章与小说有一般左翼文学没有的元素，又非象牙塔里拘谨的谈吐，似乎是大地里流出的声音，无意中也夹带着士大夫的典雅之气。那些美的流光，多体现在游戏笔墨里。我们讨论他的作品，不能不关注的恰是这些元素。《谈散文》就说：

文章的雅俗文白一向颇有争议。有人以为越白越好，越俗越好。张奚若先生在当文化部长时曾讲过推广普通话问题，说“普通话”并不是普普通通的话。话犹如此，文章就得经过加工，“散文”总是散文，不是说出来的话就是散文，那样就像莫里哀戏剧中的人物一样，“说了一辈子散文”了。宋人提出以俗为雅。近年有人提出大雅大俗。这主要都是说的文学语言。文学语言总得要把文言和口语糅合起来，浓淡适度，不留痕迹，才有嚼头，不“水”。(7)《汪曾祺全集》第10卷，第42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这种辞章理念我们并不陌生。对于无趣的笔墨无疑是一种消解。五四过去不久，周作人就认为中国的白话文学也出了问题，不仅也有文言八股的类似瑕疵，在表述的精致与婉曲方面，易流入平庸。1926年，他在《国语文学谈》里就说：“古文与白话文都是汉文的一种文章语，它们的差异大部分是文体的，文字与文法只是小部分。”这其实是一种包容的文章理念，多种元素的结合，方能刺激辞章的生长，“文章虽然含有不少的从古文或外来语转来的文句，但根本的结构是跟着口语的发展而定，故能长保其生命与活力”。(8)《周作人文类编》第3卷，第98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所以他周围的人都开始注意文白相间的句子的表述，打通古今，大胆借鉴明清小品之意，又从民间文学学习方法，遂有了一种新意。不过在对于古文的态度上，汪曾祺比周作人要更为宽容，他不像苦雨斋诸君那么排斥桐城派，对于辞章、义理、考据的遗风也有肯定的时候。而桐城派自然、平和、简洁之风，在汪氏那里是得到继承的。

除了文章观念，周氏提倡的民俗学对于他亦有熏染。民俗学的概念为周作人最早提出，他借用了日本人的资源，催促了中国文学里的谣俗意味。周作人欣赏柳田国男田野调查里的野趣，那是从民俗学的角度为之。但汪曾祺自己就含有诸多野趣，此乃生命过程的偶得，受到了周氏兄弟的暗示后遂有了认知上的自觉。同样是谈论野史与谣俗里的隐秘，周作人趋于学理与知识，趣味是其次的。汪曾祺则是趣味多于学理，审美的表述更多。周作人写乡邦文献，乃为了矫正正史里的思想，意在思想的突围。汪曾祺则属于个体生命的感受，犹如苏轼对于外在世界的凝视，多的是生命体味，画出人间的气象种种。

1950年代，因为工作的性质，他编辑的杂志重点刊登一些民间文艺的作品。那时候他能够运用的资料主要是鲁迅的言论，可是他最欣赏的是周作人，在论及民俗学与民间文艺时，周氏的文字最多，且最有启发，但他关于民间文学的论述文字，所举例子也仅限于鲁迅一人。我们梳理资料会发现，他们虽然同在一个城市，却无缘见面。50年代后，苦雨斋已经十分冷落，前去拜见周氏的，只有几个老友和学生，新式作家与其都无往来。李建新近来发现了一则新的史料，20世纪50年代，汪曾祺曾给老友王士菁写过一封信，推荐周作人整理的绍兴儿歌稿，建议从鲁迅研究的角度予以出版。此稿是由贾芝转到《民间文学》编辑部的，时任此刊编辑的汪曾祺认为根据当时的情况，由《民间文学》发表或出版，都不合适，而稿子中的绍兴儿歌，可能是鲁迅小时候也唱过的，作为鲁迅研究的史料当没问题。其用心良苦，可见一斑。汪曾祺对周作人的看重，也能从中折射一二。(9)李建新先生将发现的信件发给我，他的文章近期将在报刊上发出。

就民俗研究的深意而言，周氏兄弟的眼光可能是同代人中最为深切者。鲁迅小说含有的元素且不必说，在周作人那里，民风、鬼神、图腾、传说、俚语，都关乎生命哲学，精神博雅之气盛焉。汪曾祺亦喜欢在小说、散文里言及乡野之气，在僻壤里发现人性丰富的隐含。他注意地域里的风貌的差异，对于方言、戏曲、谣曲里的美质多加采集，民间文化里多意的表达神意地飘来，在安宁里也常有奇异的景观，给平庸的生活以诸多刺激。

许多作品里对于民风的描述，让读者久久不忘，他审美的特点在谣俗间熠熠闪光。《受戒》《大淖记事》《故里三陈》《仁慧》看得出废名、沈从文式的笔意，而在精神扫描过程中，那些关于草木虫鱼的文字，苦雨斋主人的味道依稀可见。与周作人那种好奇地、外在性地瞭望民俗不同，汪曾祺笔下的情境是刻骨的，气味、色彩也似乎成了生命的一部分。许多关于人性复杂性的表现，都与这些民间的图景相关。在民风里看世道的迁移，又从世道的迁移里发现变中的不变之心，文本的内蕴就非同寻常了。

在民俗学的背后，儿童文学的研究也吸引了汪曾祺。新文学诞生的时候，对于儿童的发现，是思想上的一个特色。《新青年》对于童话的介绍，就发现了游戏的意义。周作人是儿童问题研究的专家，他自己对于童话和儿童文学的介绍，也有冲破旧文化道学气的意味。他写的相关文章很多，有《童话研究》《童话略论》《古童话释义》《儿歌之研究》《儿童的文学》《读童谣大观》等。这些文章一是为儿童教育而做宣传，二是在审美上建立非道学的趣味主义文学。倘能够做到此点，则非教训的、艺术化的表达才成为可能。他在《童话研究》中指出：

中国童话自昔有之，越中人家皆以是娱小儿，乡村之间尤多存者，第未尝有人采录，任之散逸，近世俗化流行，古风衰竭，长者希复言之，稚子亦遂鲜有知之者，循是以往，不及一世，澌没将尽，收拾之功，能无急急也。(10)周作人：《童话研究》，《周作人文类编》第5卷，第679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打捞儿歌作品，从乡俗里觅出精神美意，其实是人类学关注的话题之一，从中可能找到人间本色的思想和趣味。废名小说散文中的童趣，无意染有这样的调子，其文本清晰、美妙的部分，恰含有类似的影子，将呆板的道学化的叙述驱走了。汪曾祺自己一直认可这样的思想，他也是在留意民间文学时，考虑到儿歌的价值。在《无意义诗》里，他这样写道：

这是这帮男孩子自己创作的歌。他们都会唱，而且在“表演”时感情充沛。我觉得歌很美，而且很使我感动。

若干年后，我仔细想想，这是孩子们对于强加于他们的过于正经的歌曲的反抗，对于廉价的抒情的嘲讽。这些孩子是伟大的喜剧诗人，他们已经学会用滑稽来撕破虚伪的严肃。

……

许多无意义诗都是有意义的。我们不当于诗的表面意义上寻求其意义，而应该结合时代背景、无意义中感受其意义。在一个不自由的时代，更当如此。在一个开始有了自由的时代，我们可以比较真切地捉摸出其中的意义了。(11)汪曾祺：《塔上随笔》，第159页，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

在拨乱反正的年月，公开谈论这样的话题，其实是恢复审美里的童心，这是重要的。极左的文化泯灭人性，让童心不再成为审美的部分，实在是一个悲剧。汪曾祺从流行色之外的世界发现人性之美，就回到了苦雨斋式的理念里。他后来在写作中不断借用苦雨斋资源，其实是寻找对抗道学气写作的一种自觉的选择。

苦雨斋群落的文人，是喜欢以童趣来表述诗意的结构，且每每多有心得的。废名小说里的儿童之音，就散出乡曲之调，清冷、寂静中有无量的哀怨传来，俞平伯、沈启无的作品也含有类似的遗绪。他们在童贞的意味里浸染文字，意在与世俗之风划分界限，其实也丰富了自己的写作。在新文学里注入童话与儿歌的元素，乃京派文人审美的一种期待。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学最为缺少的是童贞之美，废名在风俗里表现童心的笔墨，其实就把周作人的思想外化出来，冰心散文里的爱意，也多童话之音。汪曾祺自己就说：“风俗里保留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并对这种童心加以圣化。”(12)汪曾祺：《谈谈风俗画》，《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29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五四文学生长出的新绿，最为诱人的部分也包含这些。

遥想当年苦雨斋文人们对于人文学科的设想及域外知识的引进，有时候美丽的辞章多缠绕在概念里，对于知识论的结论的兴趣高于一切。而汪曾祺则是享受这些审美过程和知识味道过程的人。在许多方面他都不能企及30年代北平学人学理的深厚，但他自己的文字则深入生命的机体里，慢慢体味着乡村草木与市井的烟火之气。浦江清关于八仙的研究是考据式的，而他的八仙的议论则有绘画的感觉，是对于虚幻存在的诗意勾勒。学术被概念笼罩的时候，思想的提示多多，而当转化为生命的体验时，则会因为那感性的蠕动而敞开智慧之门，在气味、色彩、音律里感受存在的本义。苦雨斋是静穆的，汪曾祺则是飘忽的，前者欲笼古今于一瞬，后者往往得刹那于永恒。苦雨斋里的文学因纵深感而有悠扬之调，汪氏则俗曲雅奏，于传奇、野语里见出诗意。周作人的学养在于对中外经典的摄取之广，汪曾祺的诗趣乃是人间世冷暖的顿悟。在某种意义上讲，苦雨斋未能触及的生命的大哀凉，汪曾祺在明暗间悄然得之，且酿成老酒，多年过去亦能闻到醇厚之味。

汪曾祺的审美意识有自己独特的东西，他既继承前人的思想，也有自己形成的个人主义精神。这从对于妇女话题的理解上，也能够见出与五四那代人重合的观点。五四之后的知识界，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妇女解放，周氏兄弟于此用力深焉。与儿童研究的兴趣一样，汪曾祺的作品关于女子的描绘，都深得五四之风。要是说他的一些反道学的观点也有源头，那自然也包括周氏兄弟吧。其中苦雨斋主人对女性研究形成的审美意识，汪曾祺认可的地方很多。汪先生对于女子的描述，与巴金、孙犁略有相似的地方，看不到腐儒酸气的流动，一切都那么健朗。李建新曾言汪曾祺的女性观可能也受益于苦雨斋主人，也不是没有道理。

文学作品涉及性道德的地方，能够看出作者的基本价值走向。五四前后，关于女子贞节的问题，周氏兄弟有许多论述，他们对于伪道学式的文学批评不以为然。鲁迅在《我之节烈观》就对于旧道德多有抨击，周作人则在翻译日本学者谢野晶子和英国学者蔼理士的文字里，表述过对于女子解放的态度。他们从人性与社会学的角度看待人生，故与孔教的理念殊远。苦雨斋群落的文人们在描述女子的世界时，总有一种美的气息流出，那是深味性心理学的一种精神凝视。我们看汪曾祺笔下的女子，即便有些瑕疵，但都有理解之同情。他写了许多风尘里的女子，有些让人过目难忘。比如《小姨娘》写青年女子自由恋爱所遭受的围攻，苦楚里有着爱怜。作品带有点传奇之调，新旧交织的江南世界，离经叛道的女子其实多有迷人的地方。《辜家豆腐店的女儿》对于畸形社会的女子正当性的爱欲的刻画，不是批评，而是暗自的同情。无量悲欣，流转于词语之间。而在《受戒》《仁慧》等作品里，女性的美使作品流光溢彩，我们的作者内心柔软的部分也历历在目。

在汪先生眼里，人性是复杂的，古今以来，女性世界美好的部分被妖魔化处理者甚多。他在《〈聊斋新义〉两篇》的《捕快张三》后记里，就欣赏蒲松龄对于女子的态度，而自己的改编，就无道学气，对于女子的生活选择有诸多礼赞。汪曾祺在按语里说：“在那样的时代，张三能掀掉‘绿头巾’的压力，实在是很豁达，非常难得的。蒲松龄述此故事时语气不免调侃，但字里行间，流露同情，于此可窥见聊斋对于贞节的看法。聊斋对妇女常持欣赏眼光，多曲谅，少苛求，这一点，是与曹雪芹相近的。”(13)《汪曾祺全集》第3卷，第11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周作人当年在苦雨斋与友人谈论中国女子命运时，不无慨叹，他说“对于女性的狂荡之攻击与圣洁之要求，结果都是老流氓的变态(Roue)心理体现”，他以为“神性与魔性”才能立体呈现出存在的复杂性。传统儒教对于女子的“不净观”，其实遮掩了人性许多美好的存在。在周作人看来，这种“不净观”是一种野蛮文化的遗风，在《道学艺术家的两面》中，周作人就说：

这一派的教条是，假如男女有了关系，这都是女的不好，男的是分所当然的，因为现社会许可男子如是，而女子则古云“倾城倾国”，又曰“祸水”。倘若后来女子厌弃了他，他可以发表二人之间的秘密，恫吓她逼她回来，因为夫为妻纲，而且女子既失了贞当然应受社会的侮辱，连使她失贞的当然也在内。这些态度真不配说有一毫艺术气，但是十足地道学气了，道学云者即照社会公众所规定许可而行，自觉满足，并利用以损人利己之谓也。(14)周作人：《谈虎集》，第21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我们看汪曾祺在处理类似的话题时，不也是反道学气的吗？那种脱俗的认识，于小说里体现得颇为真切。他的对于女性的欣赏、礼赞里，看不到礼教的影子，处处有鲜美的写意在。我们无意说这是对于苦雨斋主人的模仿，说他们有不谋而合的情思也是对的。汪曾祺的女性形象有五四新文学主题的延伸，如将他的写作与苦雨斋的女性研究对比起来，当可见到20世纪文学里的一个未曾中断的主题。

这是两种不同的生命介入，彼此的区别显而易见。其实作为一个知识人，汪曾祺对于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的介入，比周作人更为直接，看待现代生活的态度也不太一致。但是有一点不能不让人深思，在对儒家的看法上，汪曾祺带有明显的苦雨斋式的“非正宗的儒家的品味”。他的所谓抒情的儒家思想，与周作人提倡的精神也有交叉之处。不同的是，周氏强调儒家资源乃缓解五四后的激进审美，汪曾祺则是从样板戏式的语境走出，脱离偏执思想的束缚。他在《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写道：“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情感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的思想。”他觉得《论语》美的部分和陶渊明美的部分，是“充满人的气息的‘人境’”。(15)《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27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他作品的和谐之美和冲淡之美，的确从儒家那里过来。而苦雨斋主人的不偏不倚的叙述方式赢得他的好感，也是自然的。

近人告别儒家遗产的冲动在新文学家那里常可以见到，这是苦雨斋主人后来警惕的地方。他后来说自己欣赏儒家精神，恰是那种自省意识的辐射。周作人认为儒家的好处是“重在适当地做人”，“疾虚妄，重情理”才是可贵的。(16)周作人：《我的杂学》，《周作人文集》第3卷，第495页，广州，广州出版社，1996。这些思想在《论语》《论衡》中有，于《孟子》《癸巳类稿》中亦多，这也是汪曾祺颇为看重的地方。他自己谈论儒家思想的地方甚少，主要据古代诗文里的温文尔雅之气来认识儒家传统，在创作中，将此传统透明化了。汪曾祺喜欢的陶渊明、苏轼、张岱、归有光都有儒气。这些人的作品错落有致，在纷纭多姿里的温润之气，透出文章的宁静之美。

汪曾祺谈的儒家，不是儒教和理学的传统，而是原始儒家的中正之风以及历代文人身上的平和之气。因为不关乎哲学与礼教，只在情感表述方面，故作品的精神与思想史关联不大，而苦雨斋主人的思考则在精神层面有相当的深度，这是汪曾祺不能与之比肩的。不过在一些基本思想上，他们表现了趣味的一致性。比如都喜欢《论语》里的平和、自然。周作人在《〈论语〉小记》中认为孔子的言行不属于耶稣类型的，倒是仿佛苏格拉底。“不谈鬼神，不谈灵魂，不言性与天道，所以是切实。但是这里有好思想也是属于持身接物的，可以供后人的取法，却不能定作天经地义的教条”。(17)周作人：《〈论语〉小记》，《周作人文类编》第2卷，第62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这种平淡无奇，乃儒家美好的品质，并未有后人高大上的概念，可以说到了儒家最为本色的东西。汪曾祺对于《论语》的喜爱，与周氏极为相似。看他对于孔子语言的感悟，几乎与周氏在一个层面上。《我的创作生涯》说：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还是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大一些。我觉得孔子是个通人情，有性格的人，他是个诗人。我不明白，为什么研究孔子思想的人，不把他和“删诗”联系起来。他编选了一本抒情诗的总集——《诗经》，为什么？我很喜欢《论语·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曾点的这种潇洒自然的生活态度是很美的。(18)汪曾祺：《我的创作生涯》，《晚翠文谈》，第422页，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

儒家的审美思想有不同的层次。早有学者指出，孔子的诗学理念重在“无邪”，修辞方面侧重于“达”和“诚”，虽然也看重道德作用，但他是善于调和艺术与思想的矛盾的。(19)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1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无论是周作人还是汪曾祺，都认可孔子审美观的基本思路，而且也善于以调和的办法，将文学或文章里的走向控制在合理的精神层面。具体到自己的写作里，汪曾祺一直坚持“辞达而已”的理念，自然谈吐自己的感受，这就把古老的文脉打通了。我们在他们的文章里，看不到宋明理学的味道，精神在早期儒家朗照里的时候居多，这种原始儒家思想与现代意识的融合，给文章带来了特别的趣味。

五四那代人反对儒学，多指孔教和道学的东西，要恢复的是孔子删诗的那种平和中正之气。后来因为革命文学的提倡，儒家的本来面目被渐渐遮蔽乃时代的错位所致。苦雨斋文人们对于儒家态度，一直偏离着时代的语境，有时候倒是延续了其温文尔雅的传统。废名在《孔门之文》中，就欣赏原始儒家的思想，对于孟子以下“质胜文”的野气不满，至于韩愈、朱熹的思路更是看不上了。(20)废名：《孔门之文》，止庵编：《废名文集》，第192页，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汪曾祺自己所说的儒家，也恰恰类似于废名的思路。将儒家审美与人格单纯化理解，也自然使自己的文字有了未曾污染的古风。

我们看当代文学的发展，从京派那里寻找或借取资源的不是很多。小说家关注周作人的也甚为寥落。在周氏学生中，引人的是那些学问的东西，所以，张中行、邓云乡都从学术随笔里继承其思想，一些学者也是从其文化理念中吸取其间的智慧。而一些与苦雨斋没有直接关系的学者如吕叔湘对于人类学与文章学的理解，基本从周作人那里过来，在整理古代典籍时也注意非正宗的儒家资源。与上述诸人不同，周作人的传统在汪曾祺那里是以小说与散文小品的方式得以继承的，而且成了审美的底色。这一点与沈从文很像，当年沈从文对于周作人、废名的文本的借鉴，也是走这样的路子的。

但是汪曾祺对于苦雨斋主人的弱点也是十分清楚的。因为那些学者对于日常生活隔岸观火的时候居多，不免踌躇和温暾。这也是他常常不满的地方。汪曾祺晚年写作也有愤恨之音，批判的意识很浓。这是苦雨斋群落里不太易见到的东西。他自己在《老年的爱憎》中就坦言自己与周作人的差异：

我写过一些谈风俗，记食物，写草木虫鱼的文章，说是“悠闲”，并不冤枉。但我也写过一些并不悠闲的作品。我写的《陈小手》，是很沉痛的。《城隍、土地、灶王爷》，也不全是无感慨。只是表面看来，写得比较平静，不那么激昂慷慨罢了。

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不动感情的人。我不喜欢那种口不臧否人物，绝不议朝政，无爱憎，无事无非，胆小怕事，除了猪肉白菜的价钱什么也不关心的离退休干部。这种人有的是。

中国人有一种哲学，叫做“忍”。我小的时候听过“百忍堂”张家的故事，就非常讨厌。现在一些名胜古迹卖碑帖的文物商店的书法拓本最多的一是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二是一个大字“忍”。这是一种非常庸俗的人生哲学。

周作人很欣赏杜牧一句诗：“忍过事则喜”，以为这不像杜牧说的话。杜牧是凡事都忍么？请看《阿房宫赋》：“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21)汪曾祺：《老年的爱憎》，《逝水》，第350页，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

话说得毫不温暾，在他那里十分难得。由此我们看到汪曾祺精神选择中的冷静与从容。他没有像周作人的一些学生那样亦步亦趋地走老师的路，而是回到了自身的经验重审世界。就自己的经验而言，周作人的知识与学术没有问题，但读人与处事，则未尝没有瑕疵。汪曾祺在写小说《金冬心》时，对于这位扬州八怪有一点微词，他欣赏金冬心的绘画，但对于其人“似放达而实精明”是批评的。小说无意中融进了对于周作人的看法，在《说“怪”》一文中承认，“这大概有一点受了周作人的影响”。(22)《汪曾祺全集》第10卷，第38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我们看得出，他对于苦雨斋主人，并非盲从，而是有所选择的。闲适是一味药，能够医治八股之病，但健全的人，是不靠药来维持生命的，健朗的毅力和批判性话语，也是知识人不能丢失的品格。汪曾祺的文字间常常有反雅气的癫狂的一面。他对于《聊斋志异》的改写里的怪诞与狂放，那是在苦雨斋里看不到的。

在汪曾祺众多作品里，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对于象牙塔气的消解，苦雨斋的暮色里的挽歌在他眼中亦消失在自闭的话语中。周作人晚年谈论民俗几乎都在重复旧语，俞平伯收敛的笔锋不免沉闷，江绍原则被专业限制了眼光，沈启无几乎毫无创意了。汪曾祺的作品有许多是反雅正的，不妨说有宁静里的放达，出奇的笔调和反道学的戏谑，使文雅的辞章里有了市井的烟火气。这烟火气就是苦雨斋诸人所稀有的东西。我们由此看到了他与老舍、赵树理传统的暗接。这些京派文学的变调，在《薛大娘》《聊斋新义》中常可以看到。平和中的骚动，散淡里的惆怅也时隐时现，他把五四的一种精神逻辑以非象牙塔的方式放大了。

这是显然的：汪曾祺是我们这个时代有原创性的作家，他的兴趣广泛，对于左翼文学和京派文学都能以客观态度视之，他在苦雨斋那里借取的资源还仅仅是其知识库的一部分。在精神气质上，他的审美感受可能比苦雨斋群落中的人更为灵动和自如。就思想的散淡与精神的宽度而言，他是京派文学的集大成者。苦雨斋的文人多无底层阅世的经验，对于市井文化与乡土还在远远打量的层面。比如废名、俞平伯就不懂京味儿艺术，百姓深层的痛感知之甚少，但汪曾祺象牙塔的功底有之，民间的体味亦深，他是唯一一位将京派与京味儿艺术结合在一起的人，这就把京派的传统拓展到另一个空间。一个作家能够来有源头，去而有方，行无所拘，而情思广远，则可能成为一个新路径的引领者。汪曾祺也是我们时代的探路人，由于他的存在，我们获得了母语的自信和表达的自信。他的字字句句，从性灵里来，从泥土中来，也从遥远的历史深处来。因了他的存在，周氏兄弟之后的文坛，多了可以深谈的人物。

2019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