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寿 张哲玮

2019年2月，由刘慈欣科幻小说《流浪地球》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各个地区同步上映，电影引发了现象级的社会讨论，让“科幻文学”这一小众文学类别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电影被热议的同时，学术界对科幻文学这一话题的探讨也从未缺席，对科幻文学与当今社会价值互相射映的探索也未曾止步。相较于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来讲，科幻文学因其始终被置于通俗文学的边缘处境而少有学者问津，其影响力也便略有不足，其受众只是它的爱好者，一般为少年时期曾喜欢科幻文学的成年人和正在喜欢中的青少年，较为小众。但即使是这样的小众文学，若仔细观察研究，仍然发现它还是与百年中国文学的大动脉相连，仍然具备一些基本的主题：宣扬意识形态、隐喻历史与现实、“寓言化”国家经验与未来预想。文学作品《流浪地球》的成功改编与《三体》近年来的广泛热议，其本质上都是对人类当下存在与国家现实主题的“寓言化”书写。它们的“广泛”影响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去审视百年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并结合影视改编与传播这一命题，为其寻找一条更为广阔的道路，使其在视听文明时代从小众走向前台，成为“大众”。即使这样的设想暂时无法实现，梳理它们也对科幻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极为有益。

引言：中国科幻文学与西方科幻文学的异同

百年来，文学界和影视界一直有一个错误的或懊恼的说法：中国没有科幻文学或影视。当刘慈欣的《流浪地球》被搬上银幕，2019年被称为“中国科幻电影元年”时，这种提法似乎得到了证实。事实上，有一些问题始终被悬置着：中国真的没有科幻文学和电影吗？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幻文学与电影？是中国人没写过科幻文学还是不会写？我们所认为的科幻文学与电影一定是欧美社会的科幻文学与电影的标准吗？科幻文学与电影是不是一定要在星空中叙事，还是也可以落实在人类生活的地球上叙事？等等。

这些问题的背后是文化的异同。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将人类文学分为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三大类，其中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都因为“内中不足”而“逐水草而居”或“深海捕鱼”、寻找殖民地，所以不断地侵略。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文明史就是因游牧文明或海洋文明的这种不足而诞生的外侵性而展开的，一切战争、消亡都是因为此生命之不足而驱使的。相反，农耕文明是自给自足、“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四合院文明，总是想保持内在的自足性，所以追求包容、和平、保守、中庸之道。若追求发展与强大，则一定选择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价值观，而这正是近500年以来在海洋大发展之后海洋文明崛起、地理大发现后整个世界被殖民或半殖民、资本主义兴起、欧洲中心主义不断确立和强大的原因，也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科技而独立、发展的原因。文学中的现代性以及整个社会所确立的现代性价值都基于此。但是，另一种文明始终在平衡着世界，这便是农耕文明的价值观，而这也正是人类的终极价值观。

这种观念被美国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从另一个视角所证明。这位大洋彼岸的历史学家在考察人类的历史时，当他下决心抛弃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时——其实也并未从根本上抛弃——他发现了亚洲，发现了印度以东的中国。他认为历史如果从纵向来讲可分为两个时期(文明时期)：公元1500年之前的历史主要是陆地文明史，之后的500年以来则是海洋文明史。从这种视角来考察中国的历史则洞若观火，同样对欧洲文明史也是数千年以来的大洞见。

当我们从这样一种宏大的历史观出发，就会发现，我们津津乐道的现代性也只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时期的发展向度，当西方文明真正遭遇东方文明的碰撞时，历史的向度在发生着弯曲，人类需要一种整体性思维来解决当下文明的冲突、国家利益的冲突以及民族信仰的冲突。这是一切文学、影视和文化的终极价值。如果我们背离了这种终极价值，便会一叶障目、不见森林，也会陷入欧洲中心主义观念或传统中国观念中。从这个角度来看中西方的科幻文学，我们也便可以区分面对，否则，我们只会以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来否定中国科幻文学，也可能会以传统中国文化观来否定西方科幻文学。

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就会发现，西方的科幻文学的精神理路是与游牧文明或海洋文明因内中不足而寻找殖民地的精神理路是一致的。在西方的科幻作家内心深处，我们所生活的地球一定会被破坏掉，人类必须寻找另一个星球栖息。同时，科学主义也是海洋文明的一种精神，它诞生了外星人和太空可以被人类殖民的信念。两种思想结合之时，也便是太空被殖民之时。总之，西方的科幻文学是西方人基于对现实的恐惧、反思、批判而产生的对未来乌托邦的想象。

中国的科幻文学则是基于农耕文明的文化精神，与西方文化精神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幻文学、武侠小说以及现在迅猛发展的网络文学中的玄幻类、新历史主义、新神话书写等，都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上而进行的新的乌托邦建构，这些文学试图替中国人乃至整个人类重新寻找新的精神家园。如果说现当代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纯文学是以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为主流，它们试图在解释或构建现实，想象力往往投注于日常或现实语境，也纠结于现实的种种桎梏，而科幻文学或武侠小说则将想象力投放到现实以外，试图合理想象人间有另一个乌托邦世界可供我们去安妥生命。在中国古代就有如孔子的大同世界、庄子《逍遥游》中的神人境界、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镜花缘》中的君子国等，甚至《西游记》也算是一篇古代的科幻文学，只是那时还没有“科幻”一词而已。这些古代的乌托邦想象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对生态的认识与西方不同。她始终不会放弃自己生存的大地与天空，视大地为母亲，永远守护着大地。当山川河流被破坏之时，一定会有惊醒之时，然后便会重新整理山川河流，使其重新焕然一新。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世界里，大地可能会有受难的时候，但一定会重新恢复生机，成为中国人的家园，所以在中国人的世界里，地球无论如何是不能抛弃的。假如有科学的参与而有科幻文学时，但中国的科幻文学应当是基于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精神之上，否则，中国的科幻文学便与西方的科幻文学没有什么两样，甚至说中国的科幻文学只是西方科幻文学的步尘而已。

然而，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学界、影视界都认为，科幻文学与电影都出自于西方，这是因为从五四以来我们已经确立了一种新文化的方向，这便是否定传统、接受西方文化的方向，所以，无论是科学还是现代文学基本都来自西方，现代性就这样牢固地矗立于现代以来的文学中，已经形成一个小传统。在这样的精神向度中，我们看到的科幻文学和影视也一定是基于现代性和科学性之上，也一定是打了深刻的游牧文明与海洋文明的烙印。相反，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科幻文学也就容易被我们忽视，甚至即使有，也会被认为不是科幻文学。这是一种误解。今年是五四百年，在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的同时，也应当反省这种现代性的精神向度。一方面，应当把五四当成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节点来看，续接传统，使中国传统文化与五四精神相融合，打通传统与现代的血脉；另一方面，仍然面向世界，继续吸收世界文化精神营养，不断壮大中国文化的脉络。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我们应当重新梳理世界科幻文学与中国科幻文学，理清两者的异同。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理清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科学性相融合的中国科幻文学的本质属性。

一、从晚清至民国：传统与现代性启蒙交替中的家国理想

中国科幻小说最早可追溯至晚清社会，1904年小说家徐念慈著的《月球殖民小说》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科幻小说，该书模仿凡尔纳小说《气球上的五星期》的内容架构，运用传统章回体形式讲述了一个流亡海外的反清革命党人，乘坐飞艇在世界各地旅行，并最终前往月球的故事。从小说的故事内容看，该书以清末社会声势日益浩大的资产阶级革命为背景，借助科幻小说的形式传播世界各地见闻，进而对读者进行现代性启蒙。显然，这深受西方现代性的影响。彼时中国内外交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文艺界需要一种新的手段去表达对传统社会的焦虑和现实政治腐败的批判，科幻文学与当时为适应反清革命宣传而兴起的文明戏等新兴艺术形式一道，成为文艺创作服务于现实的最新手段。

1908年，创作过《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晚清小说家吴趼人写下《新石头记》一书，书中贾宝玉穿越至20世纪初的中国，目睹种种吏治腐败、政治黑暗的社会现实后失望不已，后由于偶然机缘来到了一处全新世界，在这里乘坐飞车与潜艇见证了一个道德完善、政治昌明、科技极端发达的乌托邦盛世。(1)贾立元：《镜与像：〈新石头记〉与吴趼人的观看之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3期。吴氏将自己对中国社会的未来期待以幻想形式融入书中，书中新世界的划分是以“礼乐文章、忠孝廉洁”等中国传统德行作为区分，在现实中无疑贴合了吴趼人对晚清社会的失望，以及作者个人对未来中国社会注重传统价值的“复礼”想象。很显然，这仍然是孔子大同世界与陶渊明世外桃源的复兴。如果说徐念慈的《月球殖民小说》主要是现代性为核心精神支配下的科幻作品，那么，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便带有强烈的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品质。这也可能成为今天我们讨论中西科幻文学的极为重要的文本。

顺着这个思路，我们也会发现一个事实，即晚清时期的科幻文学与那时梁启超提倡的新文学的发展基本上属于同命运共呼吸的节奏，都是以如何振兴中国为己任。(2)李飞、张慧瑜：《“显影未来”的战争——新媒介社会文化史视角下的政治科幻》，《艺术广角》2019年第4期。中国传统儒家的观念是不可动摇的，但西方现代性启蒙观念也被大胆地融入，改良主义大行其道，但五四新文学革命也在酝酿之中。梁启超在1902年曾写过一篇名为《新中国未来记》的未完成小说，对20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万国来朝、昌盛繁荣的盛景进行了畅想。(3)席志武、蔡丽华：《文明论视域下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与创作实践》，《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1903年，鲁迅将法国科幻作家凡尔纳的《月球旅行记》与《地心游记》的日语译本转译至中国，甚至以此为起点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救国实践。既有译著启蒙，又有以原创手法反映民族主义的科幻文学作品也不时出现在读者视野之中。1909年9月，署名“高阳不才子”的科幻小说《电世界》发表于《小说时报》上。小说时空背景设置于宣统一百零一年(2009年)，以电力科学家黄震球为主角，在中国进行了一场全面的电气化工业革命，中国由此走向强盛，西方西威国君主拿破仑十世派出飞行舰队意图侵略中国，最终被黄震球制造的电力武器击败，战后黄震球用战争时发现的金矿铸造了金币，实现了全世界的富裕，同时设立大量学堂，使用电力驱动的教学设备进行多媒体授课，最终实现了夜不闭户的大同社会。《电世界》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受尽列强压迫后努力求生的政治隐喻，其中出现了相当多的朴素民族主义意象：主人公黄震球的名字可引申为“黄种人震撼地球”，西威国则暗示西方列强强大的国力，至于中国在最终决战中战胜西威国，无疑是在宣扬一种“尊王攘夷”式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文学想象在本质上是中国百年来民族复兴道路上的国家憧憬。

在20世纪最初十年问世的中国科幻小说，其本质上是由传统封建社会向资产阶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型的文化产物，这些处于社会剧烈转型期的文学作品，其基本的故事架构基于两点：一是主人公对现实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心生不满，在种种机缘巧合之下见到了社会制度与彼时中国完全不同的社会，并心生羡慕，这与《桃花源记》和《镜花缘》形成互文关系；二是中国人在自身努力下实现民族复兴，并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予以迎头痛击。这两种故事模式事实上为后世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两个方向，它们成为中国科幻小说的两个面向。这与追求民族独立与国家发展的中国人的心理有关。一方面，在五四前后全力接受西方文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开辟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另一方面，数千年的中国传统仍然在起作用，民族自尊感与文化自尊心会不时地在知识分子心中涌起，寻求民族独立和弘扬传统文化精神的使命使他们在文化上也奋起反抗。前一个方面成为五四之后新文学的主旋律，后一个方面则成为副调。

五四之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随着左翼文学的兴起，中国科幻文学受其影响，逐步偏向于描写市民文化，以城市生活为背景，并由此进入资本主义对自由生活制约下的“反乌托邦”或“恶托邦”式的语境之中。1929年，沈从文以美国人刘易斯·卡罗尔所著儿童文学作品《爱丽丝梦游仙境》为蓝本，创作了科幻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在沈从文的笔下，故事主角阿丽思来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对当时中国的混乱现状瞠目结舌，沈从文借助科幻文学这一艺术手段对彼时中国社会极尽嘲讽与批判。1932年，老舍发表科幻小说《猫城记》，小说中描写了一个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生活状态空虚颓废的火星社会，故事的主人公“我”因不堪忍受地球上的独裁政治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下的种种罪恶，来到位于火星的猫城，却见到了生活在火星中的猫人族的社会纷乱相较于地球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无法忍受猫城生活的混乱，逃回曾认为腐败丛生的地球，最终猫城在不断内讧中遭遇毁灭。(4)马兵：《想象的本邦——〈阿丽思中国游记〉、〈猫城记〉、〈鬼土日记〉、〈八十一梦〉合论》，《文艺评论》2010年第6期。

王德威认为早期中国科幻文学中的“恶托邦”式的社会描写与叙事方式，事实上是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互相碰撞、冲突的产物，(5)王德威：《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之二)》，《文艺报》2011年6月22日。其实不仅如此，深层次的仍然是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冲突。老舍笔下《猫城记》中光怪陆离的“猫人”社会，其实是与彼时现实中国社会的现状息息相关的，实际上则是对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起国民政府在北伐失败后全国范围内清算无产阶级政治力量，又赢得“中原大战”后在军阀混战的国内局面中胜出，依靠民族资本、官僚资本、以及买办资本的力量短暂复兴国民经济、在经济复苏的表面下则埋藏着城市与乡村、农民、工人、城市小手工业者与资本家之间无法调和的阶级矛盾等一系列社会现实的艺术写照，而这种写照则意在表达自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中“德先生”与“赛先生”对中国新一代青年的渗透与启蒙，以及那一代知识分子对传统中国社会的焦虑与担忧。

在艺术方面，民国时期的科幻小说在立意上具有明显的新派文学重启蒙的特征，但在叙事类型上则更近似于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具有重故事冲突、传奇色彩浓厚、消闲性强等特点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它更像是介于新文学与旧文学之间的混合物，在当时的科幻文学作品身上读者很难发现界定其新旧属性的界限。1939年，科普作家顾均正以“振之”为笔名，出版了科幻小说文集《在北极底下》，该书由《伦敦奇疫》《在北极底下》《和平的梦》三篇短篇小说组成，以故事主人公在世界各地的传奇经历为看点，主角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使民众觉醒，以此隐喻彼时烽烟正盛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国家用尽一切手段英勇抗争的顽强精神。1939年至1941年之间，张恨水连续发表了抗战时期在大后方最受欢迎的幻想小说《八十一梦》，该书以托梦寓言的想象方式，对有利抗战和危害抗战的现实问题进行了隐喻与鞭笞，对进入全面抗战阶段的中国社会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艺术隐喻。

在乌托邦想象方面，科幻作家深受当时的社会思想影响，比如孙中山在1919年发表的《建国方略》与张竞生在1926年发表的《美的社会组织法》两部著作所描述的未来图景与科幻文学可谓是殊途同归。总之，晚清以来直至全面抗战爆发，中国科幻文学作品的主要视角无一不是和社会现实相共鸣，与时代主题相关联，无论是传统小说家、左翼作家还是科普作家，其笔下科幻作品的创作意图，既暗含了对旧式社会现实的批判与嘲讽，更是对未来中国的社会形态提出一种符合中式价值观的国家理想。这种国家理想无疑可以看作是自辛亥革命以来至整个民国时期进步知识分子群体的主要政治抱负。

二、“十七年”时期：单纯动机下的科普读物与儿童文学

“十七年”时期，整个中国文学发生了转向，文艺创作转向为广大工农兵服务，成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科幻文学自然也如此。这一时期，现代性思维开始从西方现代以来的启蒙思想转向社会主义思想，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也遭到进一步批判，中国传统儒家式的社会理想转向共产主义理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对旧式文艺的彻底改造使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彻底脱离流行文学的序列，正式转变为科普类文学和儿童文学两种形式，从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科幻文学作品中不难发现，整个“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科幻小说在形式上以向少年儿童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为创作动力，内容则多偏向太空探索、地质探险等科普文学类型。同时文学界也第一次在理论上正式对中国科幻文学的创作实践进行理论梳理，1958年，科幻作家郑文光在《读书日报》上发表了名为《谈谈科幻小说》的理论文章，该文以郑文光的个人创作经验入手，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科幻文学创作的基础性理论问题与解决办法，例如中国科幻小说的文学分类、科幻文学与传统神话的接续以及如何正确看待科学幻想与真实科学等等，该文可以看作是中国科幻文学界最重要的理论文章，(6)姜振宇：《贡献与误区：郑文光与“科幻现实主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8期。时至今日，中国科幻文学的创作依然没有突破当年郑文光所划定的理论范围。

1954年，郑文光在《中国少年报》发表了新中国第一篇科幻小说《从地球到火星》，小说中讲述了三个渴望宇宙探险的小学生偷开宇宙飞船进入火星轨道，并在科学家拯救下终于回到地球的故事。《从地球到火星》篇幅不长，故事情节也简单，但发表后引发了读者竞相前往北京建国门古观象台观测火星的热潮；1957年，郑文光又创作了中篇科幻小说《火星建设者》，该小说在当年于莫斯科举办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大奖，成为中国首篇摘获国际奖项的科幻文学作品。1960年，剧作家、科幻作家童恩正从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在当年发行的《少年文艺》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首部科幻小说《五万年以前的客人》，小说取材于童恩正就读川大期间曾跟随考古学家冯汉骥教授在四川忠县一处新石器时期人类遗址的考古经历，以文学化的手法向青少年读者介绍了原始社会古代人类的生活方式；同年，童恩正进入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并出版了自己的科幻小说集《古峡迷雾》，同样以考古的视角向读者介绍地质学知识，一经发表便广受青少年读者好评。1962年，作家萧建亨发表了少儿科幻小说《布克的奇遇》，小说以主人公少年布克的“换头”手术为主要内容，首次将人体器官移植这一医学手段向读者进行科普。同年，作家刘兴诗发表了短篇科幻小说《北方的云》，小说用诗意的文学语言和唯美的叙事手法，通过小说的形式向读者介绍了气象控制技术。1963年，科幻作家王国忠连续发表了《黑龙号失踪》《渤海巨龙》《山神庙里的故事》《打猎奇遇》等多篇科幻小说，小说格局不一而同，内容构架上既有通过科技手段对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反映与联想，也通过日常生活反映新中国农户与猎户的崭新生活面貌。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十七年”中出现的科幻文学作品，几乎都是以短篇小说的形式见于读者。作为“十七年”文学的一个子项，科幻文学此时的转变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下的社会转型形成同步节奏，在故事色彩上简洁明亮，在人物描写上塑造了多个爱国科学家和正在接受新式科学教育的新中国第一代小学生的鲜活形象，憧憬或反映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社会发展所取得的科技进步，这是新中国成立伊始，人们在革命胜利后渴望获得科学知识以更好建设新政权的高涨热情的文学反应。这一时期的科幻文学形成这种转变是因为“十七年”时期中国科幻文学的目的发生了转移，不再以批判社会和建立一个美好“乌托邦”的国家理想为目的，而是转向了普及科学常识这一更为务实的应用型目的。它并不肩负严肃文学所承担的历史化叙事任务，也不参与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阶级改造和权力转换，因此在写作中不存在描写关于国家理想和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创作焦虑，因此，整个“十七年”期间中国科幻文学在艺术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架构上不存在太大的差异。

“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科幻文学对自己的定位是科普读物与儿童文学，这种定位实际上符合洪子诚所概括“十七年”文学类别细分与规范生产这一判断。洪子诚认为，整个“十七年”时期，中国文学的创作方式近似于工业化生产，这一时期的所有文学类别都被包含进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主体之下，由这一主体对不同类别的文学作品进行统一定位与规范管理。文学作品中的“文学性”已不再是其全部价值内涵，文学叙事的用途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要动力，实用性的功能意识应是文学文本所主要突出的部分，不同类别的文学叙事在本质上其实是在实践国家权力对社会分工的全面规划。(7)洪子诚：《当代文学的“一体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科幻文学也如是。

三、新时期：属性争论下的思想解放

“文革”期间，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几乎处于停滞阶段，本质上是“文革”期间中国科技工作的停滞，1966年至1976年间，中国高等院校停止招生，全国科研院所受到冲击，科学研究环境的丧失使科研工作陷入一片混乱的境地，科研活动的缺失表现在文学实践上则是众多科幻作家被迫停止了文学创作。

“文革”后期政治对文学的极端控制氛围逐渐松动，1976年春，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的叶永烈发表了科幻小说《石油蛋白》，标志着中国科幻文学的复苏；(8)张泰旗、李广益：《“现代化”的憧憬与焦虑：“黄金时代”中国科幻想象的展开》，《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6期。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的胜利召开确定了今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路线方针，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关键主要是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在会上着重阐释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理念的观点。在大会闭幕式上，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宣布“科学的春天到来了”。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在政治层面打破了全国科研系统在“文革”以来形成的环境桎梏，此后中国科幻文学创作春天的到来也因此水到渠成。会后不久，叶永烈发表了他在60年代期间创作的中篇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借助小说中记者小灵通的视野，展示了新中国成立30年来在科技发展上的诸多成就。1977年，叶永烈发表的科幻小说《世界最高峰的奇迹》讲述了中国登山队员在珠穆朗玛峰上发现了一枚尚未石化的恐龙蛋，在众多科学家群策群力之下恐龙蛋被成功孵化，恐龙再次复活在中华大地上。这篇小说以恐龙复活为隐喻，对中国科幻文学的复兴做了寓言化的艺术处理。这些小说的发表，使叶永烈成为“文革”结束后中国科幻文学的领军人物。(9)韩松：《时间旅行中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中国比较文学》2013年第4期。

在叶永烈的带动下，童恩正、郑文光等许多在“文革”中遭受冲击而被迫封笔的老一辈科幻作家重新投入科幻文学的写作。1978年，《人民文学》杂志刊登了童恩正创作的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这是中国主流文学刊物第一次刊登以成人读者为目标群体的科幻小说，该小说讲述了侨居海外的华人科学家一心报效祖国，为了躲避国外反华势力对科学研究的绑架，历尽艰险携带自己的科学成果回归祖国的故事。《珊瑚岛上的死光》一经发表，在经历文化产品枯竭的十年浩劫的广大读者群中立刻受到强烈欢迎。在1978年举办的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的评选上，童恩正创作的《珊瑚岛上的死光》与刘心武《班主任》、周立波《湘江一夜》、贾平凹《满月儿》、张承志《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一道，经读者投票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珊瑚岛上的死光》经《人民文学》杂志刊发后获奖，可以看作改革开放之初，经过思想解放的文艺界对科幻文学的一次重新定义，科幻文学在此时的创作方向再一次发生了位移，与“伤痕文学”等严肃文学一道主动参与政治生态中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同时也站在真理与科学的角度给社会主义本土化理论以艺术支撑。1978年，《光明日报》刊登了严家其的短篇小说《跨越时代的飞行：宗教、理性、实践三个“法庭”访问记(哲学幻想小说)》，时值真理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该文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基础上，将科幻文学的创作目的由科学文化普及转移至反映时代生活主题这一社会层面，为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一社会议题提供了可感的艺术具象。此后，严家其又发表了《漫游历史和未来：政治学幻想小说》，将科幻文学的创作目的进一步政治化。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郑文光的长篇科幻小说《飞向人马座》，使中国科幻文学在表现形式上分为以科普为主要目的的软性科幻文学和以社会寓言为目的的硬性科幻文学。《飞向人马座》讲述了三名青年航校学生被流放至太空，与此同时，地球上爆发了世界大战，宏观视野的战争与微观视野下被放逐的年轻人命运相交，最终中国获得战争胜利，青年们也在战争中获得了成长。在硬科幻的故事魅力下，科幻文学再度回到了科技发展与国家命运、个人命运相关联的宏大叙事当中。1980年，金涛的《月光岛》、郑文光的《地球的镜像》、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等科幻小说相继发表，这些小说在创作目的上也都聚焦于借助科学幻想手段对极左年代的社会现实以人文反思。

从1976至1984年间，中国科幻文学迅速复苏并自成规模，《少年科学》《科学时代》《科幻文艺》《智慧树》《中国科幻小说报》《科学文艺译丛》《科学画报》《科幻海洋》等一系列科幻文学刊物相继在国内发行，从辛亥革命起基本陷入停滞的国外科幻文学作品翻译活动在此时重启，198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在时隔22年后再版发行了《凡尔纳选集》，海洋出版社集中翻译了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著名科幻小说家所创作的17篇科幻作品，集结为短篇小说集《魔鬼三角与UFO》，新华出版社则引进了日本科幻作家久留岛龙夫的军事科幻小说《明斯克号出击》。在1979年召开的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上，冰心与高士其提出应当将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编纂成书，而在会后编选的《中国30年(1949年—1979年)儿童文学作品选》中，则在“小说卷”“散文卷”以外单独设置“科学文艺卷”，此时科幻文学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应该说，“文革”结束后至80年代中期的中国科幻小说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新锐文学形式，究其原因，从内部环境看，科幻文学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繁荣是文学创作者对十年浩劫中“四人帮”污蔑知识分子，迫害知识分子，打压中国文艺创作活力后的触底反弹。试想经历十年浩劫之后的人民生活水平亟待提高，各类生活必需品尚须凭票供应，各行各业百废待兴。社会生活的主要话题是高考、下海、知青返城、复员转业等时代主题，而科幻小说则在这些极其朴实的生活主题中突然引入了星球大战、星际航行、智能机器人、生物工程、时空隧道、高能粒子等相当超前的技术概念，这对当时读者群的震撼可想而知。从外部环境则可以认为科幻文学的繁荣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直接产物。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因此得以在改革开放后第一时间踏出国门全面拥抱国际社会，西方崭新的文学创作理论与范式开始涌入中国，并影响着包括中国科幻文学在内的文学创作实践，此后中国科幻文学创作不再是单纯向读者普及科学概念，而是在涉及社会议题的写作中加入科学符号，这一时期的科幻文学作品普遍借科学技术概念对极左年代的社会运动提出反思，并向“文革”结束后的所谓两年徘徊期内存在的思想盲从、观念保守等问题提出质疑。

由于科幻文学借助科学外衣对社会政治生态所存在的问题连续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最终也招致了外界对科幻文学的误解，从1982年起，社会舆论开始就科幻文学中“科学”与“幻想”的界线问题争论不休，争论的具体内容则包括了科幻文学中的科学技术性和文学艺术性之间谁应占据文本主体地位——科幻文学应当“姓科”还是“姓文”的问题，以及科幻文学中的科学错误、科幻文学的实质是否是反科学和伪科学等问题，这些对科幻文学创作形态的争论甚至一度上升到科幻文学是否具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嫌疑的政治高度。(10)吴岩：《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第272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科幻作家魏雅华的小说《温柔之乡的梦》描写了一位对丈夫百依百顺的机器人妻子，小说因而被扣上了“一篇下流的政治小说”的“反社会主义”帽子。

中国科幻文学之所以出现上述争论，则要追溯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科幻文学创作从苏联引进的“科学文艺”的概念，“科学文艺”与“科学幻想”在创作路径上有着本质不同。高尔基认为科学文艺和文艺作品不应有明显差异，对科学文艺应涉及的主题范围上，高尔基划分了19种主题，总结起来都是对科学技术的文学延伸；(11)黄伊：《作家论科学文艺》第二辑，第12、26页，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伊林在《论科学文艺读物及其性质》中认为科学文艺是用艺术形式服务科学；(12)黄伊：《作家论科学文艺》第二辑，第12、26页，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别林斯基在对“科学文艺”的定义上认为科学文艺的首要任务是用大众感兴趣的文艺形式来叙述“科学家的概念”，(13)叶永烈：《论科学文艺》，第1页，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0。文学艺术的创作应当以服从科学为前提，故事情节与人物设定不应当跨越科学发展的边界；1956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更是将中国科幻文学的创作目的影响为以科学普及为主，加之新中国第一代科幻作家几乎都有科学工作者的出身背景，他们的文学创作都来源于各自的科研工作经验，因此很容易将科学常识的普及带入科幻文学的创作过程中。而“文革”之后的科幻文学创作实践已经远远超出为少年儿童简单介绍科学常识的范畴，而更为深刻地进入到对社会运行状态的深度刻画以及探讨人类群体、民族群体和国家命运的宏大叙事当中。在关于科幻文学的争论中，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些科学家们对科幻文学天马行空的想象持反对观点，认为没有科学规范的单纯幻想与严谨的科学研究是背道而驰的。

1980年，《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等借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发起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的讨论，在涉及商品社会中关于人的异化这一议题上，讨论逐步升级为旨在清算文艺理论界传播对于党和社会的不满情绪的“精神污染”，科幻文学在这场针对文艺界的“清污运动”中被指责为倾向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14)李立超：《“清污”运动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文艺争鸣》2017年第2期。关于科幻文学性质的讨论结果使全国科幻文学期刊集体遭遇停刊、大量科幻文学作品被无限期推迟出版，中国科幻文学经历了自“文革”以来的又一次低谷。1984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国内经济发展初见成效，而文艺界的“清污运动”却有向社会日常生活进一步扩散的危险，中央担心“清污运动”的扩大化会波及改革开放的成果，所以运动被及时叫停，科幻文学作品得以重返读者的书架，不再被视为“精神污染”和异端邪说，90年代之后，新一代科幻作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滋养下开始野蛮生长。

四、新世纪前后：现实主义回归

20世纪90年代后至新世纪的中国科幻文学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加入WTO的产物，这一时期市场经济的活跃激发了社会生活对于财富的极致追求，贸易与金融市场的繁荣刺激了文化市场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浪潮的浸淫下，中国科幻文学的创作目的变得更为多元化和务实。1991年，位于成都的原《科学文艺》杂志正式更名为《科幻世界》，并以自身为平台有目的、分批次地开始扶植新生代科幻作家，培养科幻文学阅读市场，《科幻世界》在1991年、1997年、2007年、2017年先后举办了四次国际科幻大会，从最开始只有17名境外科幻文学界人士参加的小规模研讨会，逐渐成长为具有巨大行业影响力和产业聚集效应的全球性的国际会议，王晋康、刘慈欣、韩松、何夕、柳文扬、凌晨、飞氘、罗隆翔、迟卉、钱莉芳、郝景芳、夏笳、赵海虹等一众作家走进读者的视野，这些新生代科幻作家创作出了品种繁多的科幻小说，其中不乏刘慈欣《球状闪电》《三体》、钱莉芳《天意》、郝景芳《北京折叠》、韩松《地铁》系列等在国际国内都广受好评的佳作，然而看似正在走向繁荣的中国科幻文学，此时正迎来以回归现实主义与价值变现为目的的第四次创作转向。

新一代中国科幻作家的文学创作是具备共性的，他们大多数人曾在青少年时期接触过改革开放初期的科幻文学作品并受到触动，后来随着社会环境的进一步开放，他们由读者逐步转变为一线科幻作家，这些作家普遍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并具备深厚的科学理论功底，例如刘慈欣曾是山西娘子关发电厂的一名工程师；现供职于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的韩松拥有武汉大学文学学士与法学硕士学位；夏笳拥有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专业博士学位；郝景芳则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天体物理专业，后取得清华大学经济管理专业博士学位；被誉为“中国科幻界公主”的赵海虹则是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这代科幻作家善于将诗性的文学语言与大量技术细节相结合，来描述受经济发展影响而正在深刻转型的现实社会。他们的作品已经不能用单纯的科普文学、幻想文学、儿童文学的概念进行简单界定，在他们的笔下，科幻文学的创作目的在于关注现实生活并以此推导未来社会的演进方式，事实上作品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叙事风格。

刘慈欣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无疑是在2006年至2010年间创作的长篇三部曲科幻小说《三体》，这部被认为凭一己之力将中国科幻文学上升至国际水平的作品，普遍被认为在当代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三体》中刘慈欣通过大量篇幅去描写一位在“文革”期间遭遇迫害的天文学家叶文洁，在连续遭遇家庭变故和情感背叛之后对人类失望至极，甚至在“文革”过后面对当年毁灭自己家庭的红卫兵，在她们身上也看不到一丝忏悔的意味，在一次巧合中叶文洁与外星文明取得联系由此引发了地球与三体世界持续四个世纪的纠葛，刘慈欣在小说中通过描述人类历史走向，假想了未来社会的发展形态与生产关系，对文明间建立沟通的方式和兴衰历程进行了总结，《三体》在国内出版后经美籍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翻译后在美国出版，2015年获得世界科幻协会所颁发的“科幻成就奖”即“雨果奖”，这是自1953年该奖设立以来亚洲国家首次获奖。

刘慈欣特别善于将现实经验投射在文学作品当中。(15)段崇轩：《现实距离科幻有多远——刘慈欣科幻小说漫论》，《南方文坛》2019年第2期。在其创作的长篇小说《球状闪电》中，塑造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受不同时期社会主题影响的两代职业军人形象，女主人公林云的母亲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边境自卫战争中受到敌方生物武器的攻击而牺牲，从此后长期陷入对新式武器研究的执念，在研究“球状闪电”这一自然现象的过程中前往俄罗斯，发现了苏联时期由于僵化思维而使得几代人浪费数十年研究热情却最终一无所获的时代悲剧，回国后，林云等人对苏式浪漫主义科学研究风潮进行了反思，最终解放科研思想，在科学研究道路上找到自己的最终归宿。在中篇小说《镜子》中，刘慈欣通过讲述一个纪委官员顶住层层压力，坚持反腐斗争的故事，并隐喻现实是对真实历史的复现，社会生活通过直面真实而变得透明，在无秘密的社会演进过程中，历史的发展丧失了“试错”的机会，因而社会进化陷于停滞。在短篇小说《赡养上帝》中，刘慈欣创造了“终产者”这一社会财富集中到极致的产物；而在姊妹篇《赡养人类》中则提出了“社会财富液化”的均富或均贫概念，两篇小说均聚焦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贫富矛盾加剧的现状，属于文学创作中对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的想象。在短篇小说《乡村教师》中，讲述了一名为农村教育事业奉献一生的物理老师，在临终前还不忘让自己的学生们背诵物理定律，学生在老师遗体前集体背诵的物理定律被以为地球尚处于蒙昧文明的外星人无意监听到，因而避免了一场地球毁灭的误会。小说《圆圆的肥皂泡》以一家三口两代人坚持治理土地荒漠化为背景，颂扬了坚守故乡并以科学手段治理沙漠的传统中式价值观。《朝闻道》则塑造了一批为求得科学真理而主动献身的科学家形象。可以认为刘慈欣的文学创作事实上是一种现实主义写作的科幻变体。

韩松的《地铁》系列具有典型的先锋性特征，他以一种极其晦涩的方式隐喻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问题，一群乘客有生以来一直生活在永不停止的列车里，没人知道列车的起源和外面的世界，最后列车在高速行驶下终于脱轨。韩松以此来表达人们在面对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需要保持警惕，否则在现代化进程中埋头狂奔的人类文明随时都会迷失发展方向，而当前现实社会中出现的种种怪象如拜金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娱乐至死等社会陷阱都被小说中那列没有目的一直行驶的列车所隐喻。(16)丁杨：《韩松：在今天，科幻小说其实是“现实主义”文学》，《中华读书报》2019年1月30日。在《医院》中，韩松将整个宇宙都容纳在一所医院之中，在宇宙的所有生命个体都需要药物才能维持生存，社会管理与社会矛盾冲突被具象化为医患关系，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影响下，社会形态发生了颠覆性变化，而这种变化所带来的究竟是灾难还是福音，却无人可知。

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获得了2016年的世界科幻文学“雨果奖”，这是继刘慈欣《三体》之后，中国科幻文学又一次站在世界舞台之上。小说《北京折叠》中营造了三个在时间与空间尺度上互相交错折叠的世界，小说中北京被分为三个折叠空间，象征着上流社会、中产阶级与赤贫群体三个社会发展中的代表群体。故事讲述了生活在底层空间的工人老刀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实现阶级跨越，冒着生命危险来回穿梭于三个折叠空间为人送信，在送信过程中眼见不同阶层的人物生存状态，最终历经磨难回到底层空间。郝景芳的科幻文学创作意在描写经济社会下的阶层分裂，这种分裂则折射出当前人们对于当下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深刻焦虑。(17)沈杏培：《新世纪长篇小说空间叙事的旧制与新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0期。

在严肃的艺术创作中，新一代中国科幻文学作者们始终善于在文学创作中将自己的生活经验代入到社会现实，褪去技术的外衣，会发现诸如《三体》《北京折叠》之类的故事可能蕴含着中国式生活经验的朴素情感，而改编为电影的《流浪地球》则更是如此。《流浪地球》在叙事方式上基本上属于现代性叙事和西方式的焦虑，认为地球终将不适于人居而要逃离地球，人类得寻找新的星球，但是《流浪地球》显示出两种迷茫与焦虑，一是地球表面已经完全荒漠化，大自然已然不在，伊甸园或是绿色家园已经成为人类遥远的记忆，小说中的人物生活在冰冷的地下，像是宇宙的囚徒，这是科学的恐惧，是西方现代性发展中不可克服的焦虑，当然也是当下人类共同的焦虑；二是人类在走向另一个星球时的迷茫，使小说流露出人类对未来的恐惧。这些基本上都是基于西方文化的殖民特性而产生的焦虑。如果说小说有中国精神的话，则限于家庭伦理的坚持，和最后中国航天员杀身成仁的牺牲精神，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精神则荡然无存。这是这部科幻小说甚至很多中国科幻小说的不足之处。它说明我们仍然在西方科幻文学所设定的现代性价值中滑行，中国科幻文学还没有能力处理现代性问题，更无法续接传统，创造出真正根植于中国又属于世界的科幻文学。

当然，在改革开放持续40余年，中国文学在“走向世界”的潮流中，对现代性的反思非但没有成为中国作家与批评家的共识，相反，仍然在现代性的荒谬中盲目向前。科幻文学因为其基础在科学，所以科幻文学对现代性并未有任何反思。这是目前存在的问题之一。然而，在西方文化界和思想界则不然，早已有对现代性的诸多反思。美国后殖民主义代表人物萨义德便是鲜明的代表。他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提出了属于现代西方文学创作的两种动机：其一是西方社会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型的过程中确立权威话语权；其二则是通过叙述帝国主义的审美乐趣，构建帝国主义文化理论和社会伦理。(18)〔美〕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第2页，李琨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萨义德对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批判与伊恩·瓦特在其著作《小说的兴起》中，将现代西方小说的起源与现代资本主义相联系，认为现代西方文学是帝国主义扩张下的产物这一论断不谋而合。(19)〔美〕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第63页，高原、董红钧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实际上，西方科幻文学的一众经典诸如《孤儿远征军》《变人》《星舰战将》等在立意上均是意图脱离故乡，在太空中寻找殖民地。美国科幻理论家达科·苏恩文在《科幻小说面面观》一书中对科幻文学的特征做出了与苏联“科学文艺”派完全不同的定义，他认为科幻文学应当是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总体性思考，除了科学普及外，应将科幻小说置于一个更有意义的文学表达语境当中，即通过“安逸与苦难”的对话，使科幻文学成为科学和未来双重入侵现实的类现实主义叙事文学作品。(20)〔美〕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面面观》，第141页，郝琳、李庆涛、程佳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达科·苏恩文的认识基于18世纪工业革命、19世纪电气革命以及20世纪科技革命以来引发的人类社会近代化与现代化进程，自启蒙运动以来出现的符合“新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所谓“现代性”观念，在人类社会的三次工业革命当中，对“现代性”的追求是近代民族国家得以形成的历史结果，近代民族国家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政治与法制理论，并在各自的社会改良运动中不断将它们的理论推翻、重构。科幻文学正是在宏观视野中将这些社会变革浓缩并描写的绝佳方式。

但我们可以断言，这绝非未来中国科幻文学的唯一向度。世界需要中国科幻文学，是需要中国的作家创作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乌托邦世界，可能恰恰不是要去太空寻找殖民地，而是保持节制的理念，建立天人合一的生态地球。地球可能是我们人类永久的家园，太空只是供人类不断地旅行和寻求补给的边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科幻小说还只是走出了第一步，未来的路还很长，但是，它必将给世界以精神慰藉，也必将给世界新的未来图景。这是中国科幻的独特之处和价值所在。

小结

当代科幻文学理论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岩总结中国科幻文学发展至今，可以概括为四种职能，即表现当下科技现实、批判科技失控而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谋划未来、以及抚慰现实焦虑。(21)吴研：《科幻已衰落，但在中国还能繁荣》，《法治周末》2016年9月21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邵燕君则认为中国科幻文学的繁荣在于坚持本土化与中国化的创作路径，“它将西方式的民主制衡制度替换为中国式的权力关系”。(22)林品等：《中国科幻文艺的现状和前景》，《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2期。马克思认为，文学、戏剧等艺术形式对社会现实的描写，应当在避免席勒式呆板、机械传递时代主题的基础上，适当将文艺作品的创作形式“莎士比亚化”。(2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这为中国科幻文学的创作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当下，经过百年洗礼的中国科幻文学，应当对现代性和科学主义的精神向度进行必要的反思，要续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使中国科幻文学能够根植于中国传统，为人类提供新的精神向度和乌托邦世界，把那荒芜的太空重新变成绿色的家园，使人类在天人合一的伊甸园里安妥生命、停止流浪、驱散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