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尧 韩春燕

汪曾祺在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传说”而不是“神话”。这位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便师从沈从文的作家，虽然在40年代中后期开始创作，但在文坛赢得大名则是在80年代之后。这中间并不是创作的空白，有与时代相关的故事和文本。因为《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汪曾祺以非同凡响的创作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是近40年最快被经典化的作家之一。我们在汪曾祺那里读到了“传统”，读到了“现代”，读到了汪曾祺对“传统”和“现代”的创造性转换。汪曾祺曾被称为20世纪“最后一个士大夫”，这是强调汪曾祺充满个人特质的文化心理、性灵和审美趣味。汪曾祺以自己的方式保留了汉语、文学、文人等最具魅力的要素，而这些要素曾经在一段时间内消失了，这便让创作者和批评者们肃然起敬。汪曾祺的方式成就了汪曾祺，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汪曾祺。所以说，汪曾祺是“传说”而不是“神话”。本期作者孙郁是一位融通传统和现代的学者，他对中国现代文人的理解和研究出神入化。《汪曾祺对“苦雨斋”资源的借用》讨论汪曾祺的承传问题，孙郁指出：“其实他自己是有所承传的，古的方面主要是沿袭了宋代以后的笔记、小品，士大夫的题跋、尺牍，加之民间的戏曲、文人画等。外国的影响则是先锋派的遗韵，伍尔夫、阿左林等人的作品都曾浸染了他。中国的现代资源，则主要集中在京派世界，或者说五四新文学中所分化的非激情的笔调，在他那里是散不掉的影子。”如何看待现代资源对汪曾祺的影响，孙郁论述了长期以来被疏忽或含糊其词的“苦雨斋”之于汪曾祺的意义：“我们过去谈论汪曾祺的背景，仅仅止于废名、沈从文的谱系里，他自己说过类似的话题。从小说创作上来说，未尝没有道理。但是仔细体察其文本，在知识谱系与趣味上，他更接近的前辈学人，其实是苦雨斋的主人周作人。因为特殊的年代、特殊的语境，对周氏还不能公开谈论，苦雨斋的影子在他那里是深隐在文字的背后的。”这篇文章是近几年来汪曾祺研究的重要收获，特别向读者朋友们推荐。另两篇是潘莉博士翻译的美国学者专论汪曾祺《复活》的文章，以及汪曾祺词典，亦可做我们研究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