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谷立立

[美]露易丝·格丽克 著柳向阳、范静哗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16年5月定价：65.00元

与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一样，新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的写作得益于心理分析。不同的是，托卡尔丘克是医生，格丽克是病人。这意味着，格丽克比她的前任有着更为深切、直观的疼痛体验。于是，“悲伤”就成了她诗作中频频出现的关键词。《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月光的合金》两部诗集，就像两种宣言，用同一种声音、同一种语调，缓慢地重复着最具格丽克气质的句子。而细细读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悲伤”不过是诗人眼中寻常的处世之道：既然世界始终在制造悲伤，我们又何必要求所有诗句都天真纯善、人畜无害。

流行的观点告诉我们，理想的生活就是“诗与远方”，就要“把日子过成诗”。格丽克反倒是不同的。她的人生与诗作高度统一，既没有风花雪月，也没有浪漫幻想。甚至，就连她的名字，都会让人联想起她的犹太身份。当然，格丽克无意掩饰上天为她预设的身份属性。《雪花莲》一首，开篇重复着“我是谁”“我来自哪里”的哲学追问。紧接着，诗人笔锋一转，引入对“绝望”与“意义”的思索。“你知道/什么是绝望；那么/冬天对你应该有意义”。显然，冬天对格丽克是“有意义”的。虽然出生在美国的她永远无法像她的犹太同胞一样，在冰天雪地的欧洲荒原上，绝望地等待未知的命运。

在《自传》中，格丽克用一句话道出了她的遗憾：“在二十世纪的下半叶/大屠杀的阴影/几乎没有触及我。”即便如此，她仍然是天生的幸存者。一方面，她来自欧洲，承继了自古希腊以来的人文传统；另一方面，她是病人，强烈的疼痛让她陷入了低潮。本质上，她和托卡尔丘克一样，将写作当成了诊室的延伸。只是在格丽克这里，治疗不仅是解开心结、互诉衷肠，更是抛开过去、重获新生。1959 年，16 岁的她还是一名高中生，就患上了严重的厌食症。此后7 年间，她放弃学业，转而求助于心理治疗，并在治疗中渐渐激发出写诗的潜能。

在《赋格曲》的第16 首，她回顾这段经历，只留下一句“那时我醒了过来。/梨树。苹果树。/我曾经坐在那儿/从心上拔出箭矢”。是的，“从心上拔出箭矢”，这该是多么痛彻心扉的感受。我们不知道彼时像她这样温婉的女孩，是如何熬过漫长、孤寂的诊室生涯，又是如何写下如此决绝的句子——因为疾病就是那枚深深插在她心上的“箭矢”。治疗则是缓慢地“从心上拔出箭矢”的过程。格丽克应该感谢生命曾经赐予她如此极端的疼痛。否则，她不会成为今天的桂冠诗人，我们更不会在她77 岁的时候，知晓她的一切。

多年以后，这段经历成了她打开心扉、认识世界的开始。她不断质疑“诗人”的概念，又一次次重新定义她眼中的诗人。在《预兆》中，格丽克这样写道：“我们诗人放任自己/沉迷于这些无休止的印象，/在沉默中，虚构只是事件的预兆，/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相似的句子出现在《棱镜》里：“世界/动荡不定，因此/无法读懂，风向转换，/那巨盘无形地转动，变化——”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接受这个动荡的世界？按照格丽克的说法，如果我们能够坦然地“接受一个敌人”，或许就能真正地接受这个世界。

面对这个早已让她失望的世界，格丽克多少有些看淡。因此无论她写什么，她的语气中总是透出一点超然。正是有了这份超然，她才能彻底摆脱内心的煎熬，轻描淡写地说出一句，“心理分析教会我思考，教会我用我的思想倾向去反对我的想法中清晰表达出来的部分，教会我使用怀疑去检查我自己的话，发现躲避和删除”。毫无疑问，格丽克就是这样一位怀疑论者。她不止一次地把自己的身体反应，比喻为“完美地亲合于我灵魂的需求”。这意味着，既然厌食症为她带来的折磨，会是“最贴近她灵魂的需求”，那么爱与生命、诞生与死亡，又为什么不可以？

在她看来，诞生不是开始，爱情并非愉悦，死亡不是结束。它们是生而为人的“三位一体”，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人类生活的“范式”。仅以爱情为例。格丽克对爱情并不抱有太多浪漫的期许。相反，她一眼看穿了婚姻的真相：“似乎婚姻的隐私/是一扇门，把两人关在一起，/没有一个能单独出去，妻子不能，丈夫也不能。”那么如果不能挽留恋人远去的脚步，倒还不如将他的样子永久地封存起来，装入记忆的深处。因为“心爱的人/不需要活着。心爱的人/活在头脑里”。

显然，这才是格丽克灵魂最深层的需要。她深知，我们每个人都被外部的世界牢牢捆绑。作为诗人，她必须拥有更多勇气，去揭开世界的真相。于是，她索性放开手脚，不带一丝伪装地描写她眼前的一切：她回顾童年，将它比作一只被禁锢的小鸟，终日郁郁，“不见天光”；她看到河流被冰消减，阳光下的“番红花如癌一样蔓延”；甚至，她将自己比喻为战场上的伤员，或者被烈火吞噬的圣女贞德。只有这样，她才能真真切切地成为“幸存者”，而不是活在恐惧中的病人。没有经历过伤痛、没有见证过离别的人不会懂得她的独特。很多时候，她就是那只被禁锢的小鸟，脚上带着沉重的镣铐，偏偏又向往轻盈的飞行。于是，情愿将大地的束缚幻化为天空的自由，以想象为自己插上一双轻舞飞扬的翅膀。

只是，这一切终究要流于想象。因为她和她笔下的人物一样，都是现实世界的受害者。比如《漂泊者珀尔塞福涅》。表面上，格丽克讲的是古希腊神话故事，但其实，她想到的是“频频发生在现代女孩身上”的悲剧。“珀尔塞福涅/返回家里/带着红色果汁的污点，像/霍桑作品中的一个角色——”她追问，“她是/无处为家吗？她/生来就是一个漂泊者吗，或者说/是她自己母亲的/一个存在的复制品，而不是/被因果律的概念致残？”而珀尔塞福涅的故事，说到底不过是“一种困局或冲突的方方面面”。幸好，格丽克还有诗歌。写诗好比“幸存者游戏”，给了她倾诉的自由。于是，在日复一日的内心剖白之后，她渐渐从痛苦中抽身而出，成了一位谦恭的诗人。此时，她终于可以骄傲地告诉世界，“死亡也不能伤害我/像你已经伤害我这么深，/我心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