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阳阳

80 年代中期，文坛上出现了以探讨形式、颠覆叙事逻辑和反叛传统文学观、回归文学本体的诸多作家和作品。他们以虚构为利器，高举形式主义旗帜，撕裂了沉寂多年的中国文坛。然而，伴随着90 年代市场化的冲击，先锋思潮式微之后，作家们纷纷转型，或调整叙事风格，或寄身于学院归隐，或通过一些新特征的作品完成华丽的转身。而在这些喧哗尘埃落定之后，皖籍作家潘军为先锋小说开辟了一条具有新的“审美高度”的新路，他以对城市生存的体认切入当下现实的小说，放弃了先锋文学对于形式技巧的过度迷恋模式，转而追求一种朴素的与当下日常生活同步而行的叙事方式。

李吉非在《现在的写城市的潘军》中说到：“这是一位很适合去解读城市的小说家，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某种意义上是隐性的城市风格与显性城市叙事合二为一的产物。”城市带给潘军太多的记忆与感触，他的小说也绝大多数选择城市作为背景，在海口归来之后，有着丰富经商经历和城市生活阅历的潘军，更是将“书写城市”作为写作的主旋律，他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潜入城市，以心照心的、城市人对城市人的叙事，透过都市纷繁错杂的表象背后准确地把握和解读现代城市人的内心世界。

一、空城：现代城市人的迷茫

中篇小说《合同婚姻》正是一篇透视城市生活、解读现代都市男女爱情婚姻的代表作。小说所叙述的故事属于隐喻层面的现代城市人的婚姻纠葛。男主人公中文系的苏秦与女主人公外语系的李小冬因省里的一次文艺汇演相遇相恋，两个优秀的人看起来很般配，却在几年辗转之后优雅而平静的结束了婚姻回到独身状态，各自寻觅肉欲上或精神上的快感。苏秦抱着“不主动、不负责、不拒绝”类似于游戏的爱情态度游刃有余的同女性们周旋，与李小冬也是藕断丝连，甚至还在一套房里住过一阵子，并未出现传统“中国式离婚”下怒目而睁、老死不相往来的敌对状态。南下经商闯荡之后，苏秦带着一笔意外的横财来到北京扎根，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北京的街头他遇到了曾经的同事，离异的风韵女人陈娟，两人火速点燃了激情，由恋爱直接同居起来，尽管他们相处的和谐融洽，陈娟也完全符合苏秦对女性的审美要求，“看着顺眼，聊着开心，睡着舒服”，但由于婚姻曾带给他们的心理障碍亦或者自身的矛盾情绪，他们的关系也只停留在同居过小日子的阶段。直到一天，陈娟受同事顾菲菲的启发，突然萌发了生一个合法孩子的想法，正式向苏秦提出了结婚的要求。种种原因之下，两人没有结婚而是选择了以“一纸合同”约束的方式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合同婚姻，其中从概念、经济、称呼到理赔和生育都做了详细的计划，最后还一致约定，在合约期满，双方有选择终止和续约的权利。一切看起来都似乎合情合理，但由于前妻李小冬的介入，这一纸合同在进行200 多天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李小冬在家乡犁城因滑旱冰摔伤了腿住进了医院，苏秦不顾陈娟的反对执意要去照顾前妻，而当他做完一切重新回到与陈娟的“爱巢”时，却发现桌子上散落了99 片玫瑰花瓣，这个数字与他们最后的合同时期相吻合，还有100 天他们的合约婚姻就到期了，究竟是续签还是终止？他不禁陷入了深深的困惑，最后，作者只写到又一片枯萎的花瓣在苏秦眼前落下了，也未曾给予一个明确的答案。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城市就像是“围城”，城市里的人既享受着城市现代文明带来的物质和便利，也苦恼于城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之下所带来的精神紧张、人格压抑以及人被物化甚至异化的种种弊端。这篇小说的笔触所触及的正是现代城市的前沿地带，他敏锐地将视线聚焦到了变化转型中的城市和城市人的生存状态，借助两性关系与婚姻生活这样一场貌似“游戏”的“合同婚姻”，把读者引入城市的隐性深处，零距离地来窥探现代城市人陷入情感困境的“私生活”。这些充斥着“一夜情”、“外遇”、“情人” 等种种非法情感填充的无聊空虚，所隐藏的不仅有现代都市人的情欲错乱与精神危机，更是社会转型后现代城市人的价值观与一个钢筋水泥构筑的新世界里有声和无声、有形和无形的碰撞，它所反映的正是新一代城市人在传统婚姻面前无所适从之下的叛离，他们像是富有斗争精神的反抗者，舍弃了无味的婚姻，带着不屈与倔强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不屈服于世俗社会，城市不仅成了他们生命的载体，成了他们抵御和承受婚姻情感伤害的遁甲，也是他们内心逃避现实追求自由的乐园，他们渴望城市的开放能容纳他们猎奇新鲜的欲望，能淹没他们放纵的空想，他们不断地寻求自救，寻觅一种新的活法保护自己，避免受到婚姻的伤害，而这种通过契约形式缔结的荒谬婚姻，不仅是对合法婚姻的亵渎，也是对于传统道德的一种轻视和叛逆，这种有意义而无结果的尝试，让这些“反抗”的城市人重新陷入了自织的另一张复杂的巨网。都市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并没有通过一纸合同就能消解，但人对于城市的依赖几乎超越了对婚姻和情感的依赖，成为现代城市人的一种风尚。

二、合同：个人化言说下的男性困惑

潘军说过：“我小说里所描写的就是一种精神苦难，就是一个男人一生几十年的精神磨难。”中国是一个延续几千年集体主义传统的群体性社会，20 世纪80 年代，外国文学思潮相继被介绍到中国来，弗洛伊德将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归结于性，认为应当从性、从个人的角度去阐释一切；萨特的存在主义标举对自由的追求，强调“自我”的存在是存在的核心，文学开始不断向“个体”和“自我”倾斜。90 年代的后现代写作观提倡群体话语向个人话语的扭转，使作家们清醒地认识到：写作是个人的事。除了叙述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之外还可描绘各种边缘性的内容，其中就包括个体取代集体这种新的叙事景观。因此，在政治意识形态逐渐淡薄的时代，人们也纷纷将目光从历史际遇转向个人空间，作家们也开始推崇多元化、个人化叙事的书写。一直以来，男性始终处于社会主流文化中心，文化的传统规约了他们的话语方式，大多数男性作家的小说都侧重于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关注而忽视自身的性别叙事和个人体验。潘军却侧重于通过对个体的生命的体验来描述客观意义上的一些生活现状，他以一个男性的视角去讲述故事，充满着男性的思考、自白以及男性的自我想象，《合同婚约》也正是从男性的立场出发对婚姻和爱情进行探讨，希望能在普遍受到质疑的人性中展现出男性复杂而又温情的一面。

苏秦这个男主人公形象的塑造既不同于以往的浪子形象，也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正统男人，他是漂泊在都市的新市民知识分子，但骨子里仍是个受过正统教育的文化人，因袭了中国封建文人的一些劣根性，但也承继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与女性的交往中，从开始的择偶要求“通情达理，秀外慧中”到扩大后的“看着顺眼、聊着开心、睡着舒服”，从起初的不想要孩子到父母逼迫后的答应生养，都显示出了这个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在婚恋场上对传统观念的一种背叛和最后无奈被传统文化征服的窘状。他习惯性地自以为是，有着男性应据主导地位的天生优越感，既享受着与女性们的肉欲之欢却不愿意承担任何的责任。在他的观念里，物质丰裕的时代，男女们都渴求情感的丰富和肉欲的自由，不应该受道德和情感的束缚。而在前妻受伤之后，他又宣称：“只要这个女人还没有被别的男人接过去，她就还归我管。”我们无法去揣测这句话背后所想表达的真实思想，也不能用“负责”或者“滥情”去定义苏秦对前妻的错位关心，但这句话却很符合传统观念里“一日夫妻百日恩”的情调，作者在这里也塑造了一个矛盾的男人形象，如果他真爱前妻，又为何选择离婚。看似这个男人在贪婪地享受着多情，但承受迫害最重的却也是这个男人，两个女人都维系在他的情感支柱上，他却做不到“鱼”与“熊掌”都兼得，前妻最终没有回头，陈娟的“合同”也没有善终，他在两个女人的左右拉扯中一无所获。

诚然，在市场原则和契约意识渗透之下的生活领域，崇尚理性、自由和等价的交换无错，但是感情婚恋也全适应于此吗？作者正是站在男性的视角写出了男人在现代都市社会的困惑，男人犹如从大地里挣脱的树苗，向着自由空间生长，在经历了数载风雨骄阳的磨洗之后，却又以种子和落叶回归了大地母亲。他们不像是对传统的决裂，反而是像一只倦飞的归鸟对家园时空和世事变更产生了疏离感，最终不知何去何从。当情感责任与自由之间的冲突无法解决时，他在婚恋场上的挣扎与尝试，只是换来了一种不伦不类、不明不白的生存状态，并没有获得一个满意的答案，这种尴尬的合同也正是现代生活的一个缩影，企图超出伦理和法律的束缚，挣脱制度化生存而进行的叛逆和突破，终究只是一张废纸，一场碎梦。

这部运用了了以心照心、城市人对城市人的叙事，刻画了当代人在情感现实上的焦灼与困惑，揭示了当代知识分子既要两情相悦又要保持个性自由的矛盾处境，并由此对人类婚姻制度的合理性与爱情观的现代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合同婚姻》的畅销不是对大众的媚俗迎合，而是抹平了雅俗鸿沟，在更深的角度上表现了最现代的思想，探究了人性的深层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