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蕾

当前，如何利用好数字文化产品或服务丰富群众文化供给、做好心理疏导、提升舆论引导效能，成为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关键之一。数字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要求人们重新审视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根本特征和逻辑，把握文化治理的目标与内在要求，提出数字文化企业参与文化治理的建议。

文化治理的内涵

“治理”一词，不同于“统治”“管理”等概念，强调主体的多元化，包括公共部门、私人机构和个人共同参与；“治理”的过程是调和利益冲突并采取多方联合行动；“治理”的依据不仅包括法律规章等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非正式制度安排。中文语境中的“文化治理”，由中国台湾学者王志弘率先进行了较为系统和学理化的界定：“通过文化来遂行政治、经济和社会场域之调节与争议，以各类组织、程序、知识、技术、论述和行动为运作机制而形成的体制/场域”[1]。这一界定意味着跳出文化本身，将文化作为治理的手段，与政治（塑造文化领导权）、经济（产生文化经济利润）和社会（辨析社会阶层）场域的接轨，从而产生不同的实践形态。文化治理与政治接域，其核心目标是掌握文化领导权，培育公共精神以促进社会凝聚与融合，这也是文化治理的核心功能。文化治理与经济接域，主要是指文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和对发展的推动作用。文化治理与社会接域，主要牵涉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整合，文化认同感、归属感的培育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