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芳实

[作者单位：凯里学院人文学院]

晓苏的短篇小说有个特点，即开头的语言就呈现出一种奔向目标的姿态，之所以说是一种姿态，是这里的“奔向”不急不缓，但态度坚决；整篇小说都在为之服务的那个目标，我们称为结尾。在其新作《家庭游戏》(《作家》2020年第5期)中，游戏在小说结束时做了人员调整，小说的结尾反过来给整个叙述罩上了一片祥云。

我们可以把《家庭游戏》当成寓言来读，因为我们阅读体验的欢快最终来自故事指向的那些寓意。但是，它并不像一般寓言那样直接揭示背后意味深长的道理，而是借用暗喻中的相似性特点，用家庭游戏来比喻官场规则，再在家庭与官场的重叠中揭示那个隐藏着的东西。事实上作家对人名的刻意安排，就在提醒大家注意小说中“寓”的指向，比如从丰收到入仓的谷丰、谷香到谷仓，更具提示意义的是谷未熟和谷已黄。

就官场政治而言，大家都知道这样一条铁律：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容易忽视另一条铁律——权力只为赋予它的人负责。谷已黄被提名任家庭春节聚会的纪律部长，但谷丰(家庭最有权势的人)否定了这一提案，直接任命谷未熟任纪律部长，也就是说，谷未熟的上任并不是家庭成员共同选举的，而是谷丰任命的，所以，他的权力是谷丰赋予的。按上面的那条铁律，谷未熟的权力应该只为谷丰负责而不是为家庭所有成员负责，但一个五年级的孩子并不懂得官场政治，他误解了自己权利的属性。他严格履行职责，对所有违反既定纪律的人都罚款，从堂姐到他的父亲，再到身份最高的爷爷。当然，这些处罚都没有违反那条铁律，因为纪律是谷丰定的，谷未熟的行为在向全家人负责的同时，也向赋予他权力的谷丰负责。但是，最后是谷丰的妻子(可以把他俩看成一体)违反了纪律，这就触动了权力赋予者的利益，换句话说，谷未熟忽视权力的赋予者转而向家庭所有成员负责，他违反了官场的基本规则，被撤职是必然的结局。

小说的深刻在于，当家庭最高身份的爷爷骂脏话被谷未熟罚款后，谷丰耳语劝说自己的父亲接受处罚，但当他自己被处罚时却被触动了那根叫权威的神经，也就是说，在他的权威面前，亲情不值一提，哪怕是自己的老父亲。这本是一场家庭游戏，却折射出了官员根深蒂固的权力意识，折射出了权力意识的可怕程度。

真正谙熟(或许只是一种直感)这一铁律的是谷已黄，他是家里除爷爷奶奶之外唯一没有在游戏中任职的人，所以他渴望权力；而比渴望更重要的是，他懂得如何获取权力。其一，他一个初中生便能思考自己与掌控自己命运的人的关系。他想把校长写成题目叫《我最敬佩的人》的作文里的那个最敬佩的人，但他却在担心“假如我们的语文老师正好和校长有矛盾怎么办？”，如果真有矛盾，当然会得罪语文老师，这其实是谷已黄在另一层权力结构中进行的风险评估。其二，他有一种与年龄不相符的忍耐定力。落选时能很快调整情绪，并为谷未熟的当选鼓了掌，当选时正襟危坐，显出很平静的样子，他的不悲不喜确实表现了工于心计的老道。烟头事件，他指导谷未熟“破案”——他并没有维护违纪者，但他在知道谁是违纪者的情况下的做法，巧妙地维护了自己与叔叔的关系。其三，他有为权力赋予者负责的意识和行为。他没有任何权力，不需向谁负责，但是，向握有权力的人负责，则是获取权力的最佳捷径，所以，谷已黄为维护爷爷的声望和大伯(谷丰)的权威，提议设定处罚年龄以免除对爷爷的罚款，而在大妈违纪之后，他挺身而出，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这其实是一场交易，谷已黄最终以取代谷未熟而赢得了胜利。

真正能够使家庭游戏(官场规则)得以正常运行的，是权力赋予者与权力获得者之间的合谋。谷丰需要权力获得者对自己负责来展现自己的权威，谷已黄需要权力赋予者给自己权力来享受行使权力的快感，正是在这样的相互需求中，谷丰才大胆暗示谷已黄:

当然，假如谷已黄忘了及时转交这笔钱，那么……

我爹话没说完，谷已黄突然站了起来，看了我妈一眼，又看了我爹一眼，目光散乱地说，对不起大伯，这事不怪大妈，是我没有把那一百块钱及时交给她。

谷已黄的心领神会在他们之间完成了一个崇高而神圣的仪式。

我们说可以把小说当成寓言来读，是因为它具有寓言的特点，但它毕竟是小说而不是寓言。我们知道，除古今中外流传下来的经典寓言之外，一般的寓言创作总会让人产生警惕，担心故事的目的是背后那个道理，从而忽视了故事本身。就小说而言，欧洲18世纪启蒙文学中的哲理小说，就有不少把小说形式看成是宣扬哲理思想从而达到启蒙目的的工具，于是小说在不顾自身艺术规律中变成了“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家庭游戏》不同，它在艺术表现上也是相当成功的。

从叙述风格上看，小说呈现了一种“轻逸”姿态。家庭游戏只是一场游戏，罚款的数目也不伤大雅，因为小说毕竟带有寓言特点，所以在揭示那个“寓意”之前，作家在刻意地消解表层叙事的沉重感，显出一种简单、轻快的叙述风格，与作家另外的小说如《姑嫂树》《夜来香宾馆》等叙述有所不同。小说叙述者“我”清澈的眼光、谷未熟木头木脑的执着、爷爷奶奶的天真和谷已黄周密的心思，在叙述上都显出了一种拒绝深刻的叙事追求。

“轻逸”并不只是叙述，按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所言，它还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在小说中，“轻逸”叙述的背后是官场规则的沉重，所以，这一“轻逸”才能彰显自身的价值。法国诗人瓦莱里说过这样的话，“应该像一只鸟儿那样轻，而不是像一根羽毛”。

从结构上看，小说呈现出双重结构的特点。

一重是小说本身的结构，即家庭游戏规定了三个方面的纪律，然后故事的发展围绕违反三条纪律来展开，这样的安排虽然有让人产生情节被事先规定，叙事受到束缚的疑问，但是，考虑到小说所具有的寓言特点，这一构架是完全成立而且紧凑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谷丰妻子违反纪律的时候，私款报销的违纪行为却并不在规定的三条纪律中，也就是说，小说隐藏了一个话题，就是即使没有谷已黄来顶替违纪行为，大妈的违纪也只是退钱而找不到罚款的依据，更进一步说，纪律的制定者先天就把自己排除在了受罚的对象之外。

二重结构由家庭游戏与官场规则构成。小说真正认识这一构成的是叙述者谷苗子：“我近乎愤怒地说，谷未熟还是个小孩儿，你们对他下手也太狠了！我爹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家庭游戏，你何必这么当真呢？我冷笑一声说，是因为你们太当真了。”其中的“下手”和后一句的“当真”，直接拎出了藏在后面的官场。小说后部分关于谷丰难堪并作出撤销谷未熟的职务转而任命谷已黄的描写，官场规则就开始像一团黑雾一样往小说里挤，它甚至能起到阻碍读者阅读的作用。家庭游戏与官场规则所形成的张力，减缓了小说的叙事节奏，却恰到好处地形成了在场和不在场共同编织的一张网，它应该是这篇小说最出彩的地方。

当然，小说中三个主要人物都塑造得很生动，但因为性格表现都非常清晰，这里就不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