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平安

[作者单位：武汉市文联]

比之于这颗星球上的其他物种，人类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有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的核心，则在于知晓一切生命的有限性。古人仰观天轮周而复始，俯察大地四季更迭，体验自身生老病死，对冥冥中弥纶天地、主宰万物的大道和度量生命的时间，便不能不心存敬畏，自孔夫子伫立黄河之滨那一声浩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起，这种哲学的、宗教的思索，文学的、艺术的表达，就代代相沿，从来没有停止过，只要有人类存在，这种思索和表达，就会永远继续下去。

在百度上输入“《对衰老的回答》”，你会发现诗人周涛写于1982年的这首诗，连同方明老师声情并茂的朗诵，仍然占有很大的点击量，在公众号和微信群中的传播，也煞是热闹。依我浅见，一首诗、一篇散文、一部小说，如果三四十年后仍然广受读者喜爱，甚至于能使人潸然泪下，便足以证明其生命力了，即便还不能称为经典，但大致是行走在通往经典的路上。若问其中的奥秘，那一定是含有某种超越时间的元素，并且使这种元素得以审美的表达使然。

然而仅凭这一笼统的、教科书条文式的言说，还并不足以对这首诗有更深入的了解，比如，既然“青年也没工夫去想老”，那么时年只有36岁的周涛，何以就“想到自己的衰老了”，而且“甚至于在梦中都能感到/生命的船正在下沉”呢？单单用诗人的多愁善感就可以解释吗？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当年，回到这首诗写作的20世纪80年代初叶，虽然“时代背景”“时代精神”一类的术语，一度被视为陈腐的概念，从文学批评的辞典中删除了。不过这丝毫不会减弱过来人每想起那个年代就激起的心跳。

那是一个冰河解冻大地回春的季节，中国刚刚从梦魇中苏醒，痛惜蹉跎了10年光阴是老中青普遍的社会心态，这种社会情绪必然会借助感觉敏锐的诗人(广义)呼喊出来。1980年，时年同样36岁的诗人杨牧发表了《我是青年》，感叹“青春曾在沙漠里丢失/只有叮咚的驼铃为我催眠/青春曾在烈日下暴晒/只留下一个难以辨清滋味的杏干”；稍晚些时候，谌容的小说《减去十岁》，更是以荒诞的手法向上苍去讨要失去的那段宝贵年华。这些诗文都毫无例外地引起了老老少少强烈的心理共鸣，一时洛阳纸贵。原因无它，杨牧诗中有一句“哈……我们都有了一代人的特点”，模糊地表达了而后陈思和先生提出的“共名”现象。

站在这一历史节点上，回应时代提出的重大而统一的主题，有人舔舐伤痕，有人反思苦难，有人呼唤改革，而大梦初醒时年轻人内心的迷惘及其朦胧的表达，则成就了当代文学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朦胧诗。

周涛，以及以“三剑客”集体发声的另外两位诗人杨牧、章德益，行走的却是另外一条路径。

多年以后，在文学地理学几成显学的今天，我们不再拘囿于以时间为唯一尺度，而以地域为分界线成为研究文学演变的另一视角，回望集合在“新边塞诗”旗下的那一批诗人，如何挟卷一股豪迈刚健之风，振奋了无数浩劫之后迷惘委顿的心灵，加入新时期文学大合唱时，我们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俗谚彰显的东方智慧，便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这一方水土，是大西北的高天厚土、沙漠瀚海、雪山冰峰，是荒蛮苦寒的生存环境；这一方人，是生于斯长于斯的13个兄弟民族，是王震将军麾下的军垦战士，是口里支边的热血青年，是在政治风暴中如沙尘般吹落到边塞的各界精英，是被饥荒驱赶走西口的盲流……再远一些，还有大汉开拓欧亚孔道的探险家，行走在古丝路上的商旅，在石壁上开凿洞窟描画飞天的画家，出使塞外吟咏边关的诗人……正是这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滋养了这一方诗人，锻造了他们的文化人格和精神气质，涵养了他们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建构了他们的话语方式和语言表达。

遵循这一思路，对周涛做一番简略的传记式扫描，则其诗其文风格的形成，不啻是文学地理学一个经典的个案。

周涛祖籍山西，生于北京，长于乌鲁木齐，大学就读于新疆大学中语系——包括周涛研究的学位论文在内的许多文章，在语涉作者生平时，均无一例外地将“中语系”误作“中文系”，盖因“中文系(汉语言文学系)”开设于几乎所有中国高校，而研究维吾尔语言文学的“中语系”则在中国独此一家——在作为末代大学生扫地出门，赴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近两年后，周涛分配至喀什噶尔团委工作，那是南疆一个维吾尔族聚集地，直至1979年特招进入新疆军区创作组。

这一人生轨迹足以告诉我们，周涛何以会以“半个胡儿”自居了，马背民族与伊斯兰文化的雄强精神和阳刚大气，渗透到他的血脉中，他试图借此来祛除“现代病”，强壮中原汉民族为物欲虚脱的精神气脉，无怪乎周涛在文学界以“狂”闻名了(贾平凹就曾书“狂涛”二字以赠)，其实这正是一种文化的自觉，在早期的新边塞诗中已见端倪，在后期的散文中更是一种基因性存在，这首《衰老的回答》与之是一脉相承的，它保证了在时代共名覆盖下的文学大合唱中，不至于被众声淹没。

不妨对比一下中国古代诗人“对衰老的回答”。

读王羲之《兰亭集序》，触动人心的是作者情感在喜与悲之间的大幅跳跃。明明是“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暮春，又是曲水流觞、吟诗作赋的雅会，而由眼前美景的短暂性，想到人生的“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竟情不自禁而发出“岂不痛哉”的叹喟，而对“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体悟，更是“悲夫”不已，即便是“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诗仙李白，不也有“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的伤感之言吗？这不过是人类面对衰老以及生死大限的情感反应罢了。当然，除了喜怒哀乐，人皆有之的普遍性之外，若将生理性的情感情绪审美化，中国古代诗人却格外钟情悲情的抒发，个中诀窍，韩愈一语道破曰：“欢愉之词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韩愈《荆潭唱和诗序》)于是，自《诗经》 “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诗经· 魏风》)起，中国诗人便一路 “歌且谣”来，哪怕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也好，悲情牌是最容易打动人心的。

周涛对衰老的回答中，是不容许悲伤存在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容许这种负面情绪主宰自己的。诚然，他也曾有过“年龄的吃水线己使我颤栗、吃惊”的情绪，如前所述，那不过是分担了枉入红尘若许年的普遍社会情绪罢了，“颤栗、吃惊”不同于“痛哉”“悲夫”，它只是一种短暂的、应激性的情感反应，而细察诗中的情感表达，不难发现其大异于新时期前业已固化的，那种单一的、直线性的抒情模式，而是呈现出复杂的、曲线性状态。午夜梦回的“颤栗、吃惊”陈于前，而“人生就是攀登”，“走上去”的自励随其后，为一跌宕反转；对“自己的老境”“设想”之后，略无萎靡消沉之心，而萌拔剑起舞之志，为又一跌宕反转。如此三翻两抖，全诗遂借抑扬之笔，成摇曳起伏之态。

这种情感的波澜，正对应了、暗合了，从而共鸣了万千读者的痛点和兴奋点。“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翻译成彼时的社会流行语则是：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补回来。这种痛定思痛之后乐观的、积极的、向上的时代精神，也即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文明虽历尽劫难而仍得以延续至今的奥秘所在，它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存在于民众之中，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必定会借助于诗人的个体呼喊出来，“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尧典》)，实在是千古不易之言。

2019年，已经告别诗坛多年，举起一面“大散文”旗帜，在散文世界横扫千军，新近又在长篇小说领域一试身手的周涛，忽然转过身来，在新边塞诗的发祥地《西部》(当年的《新疆文学》)上发表了8首总题为《死亡哲学》的组诗，告知了一个诗人的还乡。正是人生易老天难老，37年光阴说过就过去了，此时周涛，已经是一个古稀老人了，而时移世易，此时的中国文学，一元而共名的状态已不复存在了。

我们完全可以将《对衰老的回答》和《死亡哲学》作前后相续的链接，将之视为诗人对同一主题在不同年龄段的回答。大凡走近生命暮年的老人，都不免会像那个忧郁的王子哈姆雷特那样，去思考“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这个question(问题)，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中国已然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成为新时代面临的重要风险和挑战。爱尔兰诗人叶芝写于1893年的一首小诗《当你老了》，竟穿越时空成为今日中国的流行歌曲，耐人寻味的是，它并非作为情歌被人传唱的，人们忘记了那原本是爱情的真挚表白，其间显然可以窥见接受美学的影子。在时代不再提供统一主题的当下，周涛再一次触摸到了社会的痛点，而且向前一步，由对“衰老”的回答，到对“死亡”的思考。

“回答”与“思考”的差异，一个最直接的标志，就是抒情主体的挪移。不言而喻，包括《对衰老的回答》在内的绝大部分抒情诗，诗人都是或鲜明或隐匿以“我”的面目出现的，而《死亡哲学》则不然，直接言及死亡的几首，都是以“你”展开的，第一首《如果床头悬一柄利剑》总共24行，“你”字竟然多达10个，一种紧迫的、急促的节奏，就借这一高频词为组诗奠定了基调。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说过，能把自我对象化是哲学思维的标志(大意)。以此观之，“你”“我”的一字之变，其意义就不单纯是节奏的营造了，它带来的变化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谁对“你”发言呢？自然是“我”，是那个隐匿在诗中的诗人周涛。言语的对象“你”又是谁呢？还是那个诗人周涛。诗人周涛一分为二了，即是说，他把自我对象化了，他者化了。距离的拉开带来的是情感和态度的变化。如果说，《对衰老的回答》中的周涛是热情的、感性的；《死亡哲学》中的周涛则是冷静的、理性的。前者鼓荡的主要是儒家的入世精神，后者则混杂了庄禅的出世思想。前者意在回答特定时代的挑战，属于形而下层面；后者则意在思考人类的终极命题，属于形而上层面。当然，两者都必须以审美的方式、诗的方式来兑现。

自柏拉图提出“哲学是死亡的排练”的论断，将死亡设为哲学研究的终极目标，并且从发生学角度，阐述了死亡的本体论和世界观意义后，死亡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中的探讨一直经久不衰。中国主流文化中缺少彼岸意识，同属于轴心时代的孔子，当弟子季路请教怎样侍奉鬼神时，孔子的回答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再问死亡的道理时，孔子干脆回答：“不知生，焉知死。”(《论语· 先进》)此即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 齐物论》)。周涛的思想资源，也很难突破“存而不论”的边界，所以“你无法想象它/当然，也无法躲开”，这里诉说的是死亡的必然性，而“再机灵的人也将和它/撞个满怀”，强调的则是死亡的偶然性。民谚有“一样生，百样死”之说，所谓寿终正寝得享天年，在古人眼中是一种福气，和瘟疫事故各种天灾人祸“撞个满怀”，则是死亡的非常态，而人生的悲剧性，恰在于非常态即为常态。在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肆虐全球，死亡的阴影在五大洲徘徊不去的当下看来，周涛既是自醒，也是提醒红尘中沉浮，忘记了死亡存在的芸芸众生，“死亡却想得起所有的人”，“它才是你的宗教”，“争执，冲突，傲慢，妒忌”，“只要想到你也会死掉/人世间的诸多屁事/便不值得再烦恼”，这其实就是对“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了悟，而唯有“放下”，“心无挂碍”，“远离颠倒梦想”，方可“无有恐怖”(《心经》)，当“这一天终于来了”之时，才能“如释重负”。总而言之，周涛皈依的显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智慧，他并没有越出中国历代文人“据于儒,依于道,逃于禅”的窠臼。

当然，这种人生轨迹，并非一条直线走到底，更非冰炭不可同器，在《西北狼》中的反转如灵光一现，印证了周涛生命的底色，仍然是一条西北汉子的强悍人生。西北狼不无悲壮色彩的一生，“饿死也学不会吃草”的倔强，是“掠食者的宿命”，其实正是兑现了周涛37年前的誓言：“我愿接受命运之神的一切馈赠/只拒绝一样：平庸”。千年以下，儒道释一直水乳交融于士人一身，在诗人周涛身上又返照出历史的光影来。

熟悉周涛的读者，阅读其新作，当惊异其诗风之大变，一如容颜之大改。唯美是彼时周涛追求的美学理想，意象叠加则是兑现其理想的审美手段。哪怕是对人生晚景的想象性铺展，也是采用宣叙调方式歌唱出来，一股将栏杆拍遍的慷慨激昂之气扑面而来。周涛如此，杨牧也如此，如前所述，这是彼时热烈刚健乐观自信的时代风气使然。

而今周涛新诗，删繁就简，洗尽铅华。即便从最外在的文本呈现，也能直观到长句少了，短句多了；意象少了，直白多了；张扬少了，内敛多了。一句话，唯美喜好，让位于冲淡平和，而激昂慷慨之风，已被沉郁顿挫之气替代了。唐人孙过庭论书法三境界有言：“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书谱》)书法如此，诗歌何尝不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