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概念与方法：知识社会学对出版史学科构建的启示

2020-11-17范继忠

现代出版 2020年3期

◎ 范继忠

纵观近20年来我国出版史研究课题的命名和实际研究情况，①“出版史”概念客观上正取代“编辑出版史”概念成为研究出版活动历史的特定学术领域，这无疑是出版史学科独立发展至关重要的逻辑基础。出版史研究范式属于较典型的史学研究范式，②“主要从历史学的角度考察出版活动，注重对史料的收集、整理与论证”③。本文从知识社会学角度探讨出版史核心概念和方法，其理论前提是历史学作为时间之学、叙事之学、人文之学④的学科特质，及以原始史料、考证方法为基础的学科原则。

一、问题提出：出版史学科发展中的结构性欠缺

出版史学术传承和出版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出版史学科构建的难度。因植根于汉代以来相继产生、成熟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及书目、书话、画谱、笺谱、碑拓集等文本的编撰传统，中国出版史研究被公认为出版学科成果中最厚重的部分。古代史学、经学、目录学、校勘学诸学范式早熟，兼之当代出版学科整体涵盖广泛、客观上“重术轻学”⑤的特点，使出版史研究成果较之相近领域研究，呈现出方法新旧交错、语境参差不齐的明显特征。

出版史的学科共识和结构整合在21世纪前尚未有实质性突破。20世纪80年代后，“公共领域”“市民社会”“文化资本”等名词⑥频繁出现于历史学研究话语中，史学整体上的阐释模式更趋社会科学化，出版史研究却相对滞后，诚如汪家熔先生所言，2000年时仍“处于低谷”状态：“凡以‘中国出版史’为题目的，厚薄不等，都未能脱其窠臼……这类叫作出版史的，将书和出版混淆成一件事，书和文字载体也被混淆为一件事，中文中的‘出版’和英语中的publication被混淆为等值。”⑦汪先生揭示此问题甚为犀利，可概括为几点。其一，“书史”“印刷史”与“出版史”不做区分，将知识作为公共产品扩散过程的“出版”，与作为知识载体的“书”及作为知识复制技术的“印刷”混淆；其二，将文字载体与“出版物”概念等同，有骨书、石书、铜书之谓；其三，出版史与思想史、文学史、科学史等研究领域界限模糊，出版史概念中的“出版”特质未见凸显；其四，偏重个案、古代出版及1949年前“革命、进步的出版研究”⑧，出版史研究的领域和文化偏向明显，结构极不平衡。据对范军教授《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1978-2009）》基本资料的再统计，1978—2009年间，中国大陆共面世出版史研究著述（不含纯史料类和港台成果）约2 862种，其中“出版史志类”651种、“编辑史类”87种、“书刊文化史类”455种、“发行史·藏书史类”152种、“印刷史类”119种、“版本史·文献学类”377种、“出版人物类”176种、“外国出版文化史论著及相关资料”328种，而新闻传播史类著述总共约出版517种。⑨其中“书刊文化史类”、新闻传播史类著述成果较具理论性，只占约34%；其他类成果约占66%，其中“发行史·藏书史类”“印刷史类”“版本史·文献学类”“出版人物类”成果中的史料和阐释间杂难分现象普遍，“版本史”“文献学”则有相对独立的研究范式，出版史研究的整体学术含量显然不足。

近20年的出版史研究理论和方法进步显著，但呈现出多点并进的特征，缺乏凝练与集中。20世纪90年代末史学“规范化”与“本土化”关系大讨论，⑩使史学界“规范化”诉求愈益热烈。这种理论诉求与出版业态的快速转型，政府、学会和期刊的整体助推，及一批经过良好学术训练的中青年学人进入研究领域等因素形成合力，使出版史研究呈现出空前活力。有论者概括，21世纪头10年“革命史与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平分秋色”，近10年则革命史、社会史和现代化范式“并驾齐驱”⑪，新革命史范式、媒介生态环境范式掺杂其间，同时新媒介技术衍生出新研究方向、计量史学方法的运用和多学科交融也成为常态。“虽然大部分出版史著述仍聚焦在出版产业本身，但从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心灵史、传播史等多学科多维度切入出版史的研究日渐增多”；出版物在文本分析、思想呈现上的优势，又使“出版史似乎变成了一个‘时髦’的学科”⑫，吸纳文学史、传播史、思想史、翻译史等领域学者以各自学科视角进入，不但使得出版史研究本身更为丰富和立体，且带动了出版学界对“出版”“出版学”概念，甚至出版教育愈益深入的讨论。因社会学强调考察研究对象的“关系”和“结构”，与出版史的跨学科、跨时代特征相互呼应，经典社会学及文化社会学、媒介社会学理论，西方书籍史、媒介史研究方法在出版史研究中认同度较高，逻辑上也更易自洽。对中国近现代出版史、国外出版史的拓展尤其体现了社会史理念和方法的渗透，甚至衍生出深具理论原创价值的“出版生活史”⑬方向。

客观地看，出版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热，尚远未改变学科的结构性缺陷。其一，新方法引入多以具体研究对象为指向，多科异质，缺乏系统性。如近代出版企业、出版制度研究多直接运用现代企业管理和理论经济学理论，书籍研究借鉴西方书籍史范式探研，与期刊史、制度史、机构史、编辑史等传统出版史的重要领地尚未有机整合，社会学、传播学理论在出版史分析中多集中于局部、片段现象。各主要社会学科理论围绕出版的理论通约性概念阙如。其二，出版通史、断代史、地方史等整体史的编撰，如多卷本的《中国出版通史》《中国期刊史》等仍主要采用传统史论结合、竖排横写的大编年史式结构法，且存在各时期“论”法各异情况，整体构建相对缺位。其三，缺乏对传统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及考证法在方法论层面的有机整合；强调“中外分叙”和历史时段特殊性，弱于“打通作并置和比较研究”⑭。以上诸问题的关键症结在于：出版史学仍未对学科核心概念和主体研究对象做出准确、统一的认定。

二、出版史学科概念梳理对知识社会学知识论的借鉴

只有厘清出版史的学科核心概念和主体研究对象，出版史的学科谱系才能逐渐显现，进而学科体系的构架、学科方法的凝练才能够在一个明晰、理性的基础上推进。学科的外在形式表现为不同层级知识的集合体，辨清出版史庞大知识系统的本质特征，需要在相关社会科学中寻找一种以知识、信息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且有丰富研究案例和成熟学科框架的学科理论工具。知识社会学作为社会学家族中涵盖性最强的分支之一，“知识”是其研究内核；而着重“关系”和“历史归因”考察的社会学基本方法又与出版史研究的主旨相合。因而，以知识社会学的知识论（即认识论。一个学科的基础理论，通常由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部分组成）作为起点考察出版史的核心概念，是逻辑的必然，也是最可能找到出版史通约概念的途径。

知识社会学中的“知识”概念，涵盖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知识，强调其观念性、思想性和文化性。知识社会学是关于知识生产、演变和传布的社会学，属于文化社会学的下位学科；知识社会学的主要下位学科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从知识社会学开端期的马克思、孔德和涂尔干，到20世纪初学科初构期的舍勒、曼海姆，再到20世纪末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建构主义学者，其对“知识”概念的解释框架都是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种“观念”“思想”的集合。舍勒曾明确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主要研究群体的‘精神’。它追溯知识从社会最高层（精英所具有的知识）向下扩散所经历的各种法则和节律，以发现知识本身如何在各社会群体和社会层次之间及时分布以及社会如何调控这种知识分布过程：部分通过诸如学校和出版社这样的传播知识的机构，部分通过诸如秘密会社、教廷禁书目录、审查制度以及禁律这样的—禁止特定的社会等级、社会阶层或者阶级获得某些知识—限制过程，来调控这种过程。”⑮舍勒知识理论以其浓厚的先验和精神特征，被文化史家彼得·伯克称为“观念社会学”⑯。而彼得·伯克自己对“知识”的解释，则曾借用列维-斯特劳斯“信息可以看作生的原材料，而知识是经过烹调的食物”的比喻，认为知识是经过人脑“确认、批评、测量、比较和系统化”⑰等一系列加工的信息。

出版学界对于出版史理论框架、研究对象探讨的实际逻辑核心为“知识”概念。对出版史本质意义的追索，与出版史研究进展和对出版的诠释相辅相成，较具代表性的观点（以观点发布时间为序）主要有四种。第一，肖东发教授的十个方面论⑱，将出版史主要研究对象概括为历史文化背景、出版业概貌、出版管理与出版机构、出版地区、出版人物和社团、重要出版物、形式制度和装帧设计、流通与经营、中外出版交流、总体特点的分析及影响。第二，刘光裕教授的书籍传播说，即确定出版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以公众传播为宗旨，以作者为起点、读者为终点的书籍传播”⑲，其解说的理论严密度在偏于传统的出版史观中最具代表性。与其相似的还有于翠玲教授的出版史“书版”⑳中心说。第三，万安伦教授的四大维度说，认为出版载体、出版符号、出版技术、出版活动及成就既是出版学科研究的范围和对象，也是出版学科与其他学科得以区分的理论外延和学术边界。结合其出版学科结构“三原一方”㉑说，出版史研究对象意指以上四大维度的历史发展和演变。第四，李频教授的四维主体图像说㉒，即出版人、出版行为、出版物、出版效果四者及其互相之间构成的紧密逻辑链，合成出版史发展的主体图像。以上关于出版史对象和范围的讨论，大致呈现出从出版史社会活动论，到出版史书籍中心论，再到出版史要素论，最后到出版史整体建构论的认识线路，客观反映了学科方法论意识逐渐渗透出版史研究的逻辑进程。探析此链条的内在线索，可见出版史概念阐释中最突出的理论通约概念，当是隐含于“出版”活动各种现象背后的“知识”概念。“知识”是一种按照特定标准、经过系统加工的信息，而非强调人之获得性的认识，也非偏重大众性的单纯信息，与相对自然物存在的文化也不对等。承载和传播这些系统信息的核心载体即严格意义上的书籍。

据此，出版史学的概念可概括为：研究人类历史上围绕系统信息（知识）的出版活动，即知识的生产、加工、编辑、组织、复制、传播、接受、管理、效果评价等环节而展开的一系列文化行为，及各环节、行为间相互关系的专门史学科。出版史学科在坚持史料价值、考证方法的历史学基本原则前提下，将社会学及知识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等分支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作为学科主体理论及方法。

在相似的“知识”概念基础上，知识社会学的建构论意识、人文倾向对出版史研究的实用性走向有纠偏意义。舍勒将宗教知识（拯救或救赎的知识）、形而上学知识（关于文化的知识）、实证知识（实用知识或者关于控制自然界的知识）三类知识称为“基本知识”（也称“高级知识”）㉓，前两者大致与现代学科中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对应；实证知识则与现代学科中的自然科学与技术知识，及一部分较为依赖实验和数学运算的社会科学门类知识对应。这些知识作为社会得以运行的基础及必要的知识组成，在近现代社会中主要以公开出版物（书籍、部分报刊、多媒体出版物）为载体流通、收藏并实现其至关重要的“扩散”㉔目的。出版物传播知识的组织性、稳定性、标准性，使其天然具备建制化传播的特征，通过各级教育机构、公共图书馆、学术组织（及教会）、网络平台等实现其意识形态建设、知识普及和文化教化功能。

基于对“知识”认识的同质性，出版史学可合理借鉴知识社会学的“建构论立场”㉕，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知识的阐释回归社会文化的倾向，着重追寻出版现象的历史根源和价值意义。首先，改进出版史范式中以平面叙史为主的传统。与个案和主题研究相比，通史类出版史的研究、撰写在方法意识上相对滞后，仍以相对简单的“史”“论”各半、偏向政治史框架的特点，如中国近现代出版史部分频繁使用“维新”“洋务”“革命”“新文化运动”等关键词，将史事按照时间顺序平行平面大排列。只有追索特定时代知识生产、传播本身的独立线索，在整体叙史结构中强化出版事项间“关系”的深度聚焦和追因意识，方是解决此问题的突破口。其次，改变淡化思辨、弱于阐释的叙史模式。一些冠以图书史、编辑史、报刊史、出版发展史类名称的出版史成果，或刻意追求史志式写法，缺少思辨性甄别评判；或结构上形似编年史体或纪事本末体，但是贯穿其中的历史观甚为模糊。只有直接掌握以社会学方法为主，包括文化研究、书籍史、心理学、文学、符号学等有效的概念和分析方法，方能突出“问题性”，给予出版史叙事真正的思想力量。彼得·伯克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了著作《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其第三章题名为“核心概念”，其中列出19组为历史学提供的社会科学概念，至今仍是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伯克19组概念中“社会流动和社会区分”“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消费和交换”“心态、意识形态、话语”“交流和接受”“口述和书写”等概念组，对出版史切入问题、引入理论阐释工具具有直接参考价值。

三、出版史研究对知识社会学方法的多维参照

知识社会学在理论结构、方法意识和知识社会史研究三个方面，可为出版史学科提供有益的经验。

知识社会学的精神高度和人文目标，隐示着出版史学思想面向的拓展空间。出版史与学术性、思想性和实证性知识的天然联系，类似知识社会学与观念、精神、文化和逻辑规则密切勾连情形。略考出版史的学术研究史可知，在出版史研究中，受出版行业的“产业”定位和出版学科的实践实用倾向影响，出版史研究弱于哲学思考层面的自我辨认和反思，缺少立论高敞、论证严密的真正思辨意义上的出版思想史、出版文化史、出版产业批判史、阅读文化史等开拓学科思想格局的研究成果。而知识社会学在展开对知识现象个案、知识类型、知识共同体等具体研究的同时，对知识价值、知识的发生发育机制、知识特性等也形成一个持续的研究传统，如舍勒、曼海姆、福柯三位对知识社会学理论做出关键贡献的学者，同时也以其在现象学、意识形态理论和后现代哲学方面的研究而兼具思想家身份。曼海姆首先在知识社会学领域提出的“纯粹的经验调查研究”，强调“超然的视角”“关联论”和“特殊化”㉖几个研究原则，确立了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三个典范性步骤，即知识分析的基本社会学范式。而他关于认识偏见的根源、心理或非理性因素对知识的渗透、反对先在真理论和夸大数学知识及纯思辨活动等理论创见，在大胆解构西方古典认识论的同时，其对知识生产路径、知识类型的判别，至今仍是社会学、科学史、哲学史等学科跨不过的认识节点。

受知识演化逻辑支配的出版史学术实践，也正在凸显人文性、思辨性的发展路向。2020年初，出版学人发出“出版史首先应该是出版思想史”㉗的呼声，这既是出版学科发展的必然认识逻辑，也是出版史学人对学科结构性缺失的自我省思，同时也标志着出版史学科主体意识的强化。如果将出版史学科看作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出版思想史的角色，便类似于亚里士多德对其知识系统中“形而上学”（第一哲学或本体论）的定位，主要对出版史乃至出版活动做基本价值辨析和哲学阐释。出版思想史不仅仅是出版史、出版学的基础理论，对于当代出版实践，亦可成为直接的思想导引力量。其一，构筑评判知识的价值体系。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工具主要为哲学、文化学、符号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理论，这些理论的精细分析方法，在包容量化研究的同时，更擅长从语言、心理、情感层面观察知识传播中人、社会和经济的复杂关系，有助于从认识本源处解决出版业复杂业态和环境间的价值冲突；从西方自然法、传统儒家伦理、现代法理系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系统等层面综合评判知识生产、知识分配、知识管理，改变多媒体时代权力、技术、媒介不断侵蚀理性空间的问题。其二，为知识生产提供哲学和文明史层面的宏观指导。系统化信息(即知识）的生产，在出版实践中作“内容生产”的提法成为多数出版人的共识，知识的生产在人类学、文明史和哲学尺度上的高位认识非常必要。历史学即是未来学，只有相对抽离于知识市场、知识利润、传播技术或局部关系的出版思想史研究，才能理清以知识为核心的出版业未来方向、可能陷阱和自我认知的迷雾，消解和抵御“娱乐至死”、知识无限碎片化的文明逆流。其三，提炼出版史不同领域研究的精华，为当代知识传播提供可行经验。知识的传播有内在规律可循，出版史上的零散经验，如书籍的控制、地方性知识传播传统、知识人角色、社会文明度与知识管理关系等问题，可经由出版思想史的概念化再提炼，给当代知识传播以直接启示。

知识社会学的开放结构及成果为出版史学树立学术标杆。出版史学科的跨学科跨领域特点和历史积淀，在进入21世纪后，呈现出厚积薄发、兼收并蓄的文化气派，但其他学科方法与出版史结合的合理性、自洽性，及出版史与相关学科研究在理论、方法上的双向融合度都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如“在文化史研究中很少重视对出版史及出版在文化史中的作用的研究分析，而在出版史研究中则较少涉及广义的文化，没有将社会观念、社会思潮和社会心理（社会心态）等心灵史纳入研究视野”㉘，即是比较典型的一种；而借用西方狭义文化史研究范式、媒介环境学派理论和书籍史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出版史问题，也明显存在语境隔阂和内化问题。但正如有学者论及西方书籍史方法意义时所言：“因此理清西方书史与中国图书史、出版史和印刷史等的关系，既是深化西方书史研究的必然要求，也是最终能够实现‘西为中用’的前提条件。”㉙开放外向的学科结构，是激发出版史研究内在活力的必要途径，知识社会学也为此提供了正向例证。知识社会学的学术史即是一部学科批判和理论重构史，舍勒的学科构想便是在批判马克思和孔德的理论、汲取同时代各领域学者思想中完成的。20世纪60年代后，“知识社会学复兴的主要刺激来自于社会学之外”㉚，列维-斯特劳斯以“野性思维”、库恩以“范式革命”、福柯以“考古学”“谱系学”等新概念参与知识史的研究，激发了知识社会学本身的思想潜能。

知识社会史叙事结构及对象选择在出版史研究中的移用。在彼得·伯克的系列文化史论著中，集中探讨西方近代早期知识史的《知识社会史》，虽论证较松散、史料有待充实，但在阐释框架上卓有建树。伯克自陈这部论著是广义的社会史，“这个词如同一把伞一样，覆盖了经济史、政治史以及狭义上的社会史”㉛。伯克以知识的“表达”“建立”“定位”“分类”“掌控”“销售”“获取”㉜为角度，对西欧近代史特有的迭代知识人、大学与教会、出版机构、百科全书、图书馆及博物馆等众多文化事项做出全新的历史构建，使同样的历史元素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的科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阐释张力。这种对“知识现象”分类—归类—关系阐释—历史归因的历史建构方法，对出版史研究的拓展有直接借鉴价值。中国文化的历时性、多元性、连续性都比西方文化更突出，使得承载众多文化因素的出版史拥有巨大信息量，单一的科学史、文学史、政治史研究方法，都难以客观完整地表达以“知识”为核心的出版史叙事。约在21世纪头10年之前，出版发展史式的教材叙事文本，各知识板块之间的“黏性”往往较差，板块之间不同历史时期语境互不统一。如出版史传统中具有明确研究对象和知识体系的目录学㉝、校勘学㉞、版本学知识，因为与出版发展史的核心词“出版发展”缺少逻辑纽带，遂在教材中语焉不详，成为近于“失语”或游离于主流知识线索的模糊地带。按照知识社会史的结构方法，在中国出版史“古代知识的学术研究”大目下，目录学可表述为“古代知识的分类”，版本学可归于“古代知识的复制”，校勘学可表述为“古代知识的标准”，构筑起一个相对而言逻辑更清晰、话语更连贯的内容板块。其他诸如出版人、出版制度、藏书史、文字史等古代知识板块的同样情况，在知识社会史结构模式中皆可找到更为合理的表述。近年出版史学界在重写出版通史教材的叙事结构、理论体系和史料辅读方面，都卓有成效；但全方位整合出版史教材，仍需要方法意识在主题、个案研究上的累积和不断渗透。

伯克把知识社会史研究也称为“知识的历史社会学”“知识的历史生态研究”，或“知识文明史”。㉟伯克强调历史哲学、文化生态学、人类学的观察角度，继之提出更为独特的知识史叙事空间，如知识的“建构”和“制造”，知识拥有者实用的、地方性的或日常性的知识，微观社会学角度的小群体、小圈子、关系网或“认识论共同体”，知识的性别和地理研究㊱，以及源于发展经济学的“中心与边缘”㊲等研究角度。伯克在开始写作这部《知识社会史》前，声明其目标“‘基本上是但又并不完全是一个欧洲近代早期的历史’，试图探讨知识的创造和知识的组织，哪些人在哪些地方以及用什么方式接受这些知识，这些知识又如何被人们使用，等等……这些研究不是纯计量性质的”㊳。显而易见，在伯克的知识社会史“知识”空间结构性扩展前提下，知识社会史会相应衍生出知识政治史、知识性别史、知识人类学史、知识地理史等方向。

因与知识社会史“知识”概念的内在连接和同构化，出版史研究可从知识再阐释，地方知识和日常知识，围绕意见、思想、审美或性别、地理因素而形成的丰富群类知识，构建不同层级和内容的出版史阐释体系。对中国出版史研究而言，这首先意味着可将以往常在政治史框架、“事业史”框架中被遮蔽简化的出版人共同体知识，校勘学、版本目录之学、藏书史知识，出版生活史知识，出版文化丛㊴知识，民族语言出版知识等板块，纳入大出版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研究中心，而不再将其作为出版史的过渡性和边缘性内容。另一方面，新的出版史叙事体系将对传统出版史范式中的内容或继承或重构。除了以社会科学理论重新阐释出版史研究对象外，从知识建构论角度看，对“出版事业史”“出版发展史”叙史模式本身的成因、贡献、局限、价值，做知识史和思想史的寻因研究，属于传统出版史知识“再构建”而衍生的创新知识部分。

从19到21世纪，经兰克学派、“新史学”、年鉴学派和新文化史潮流的迭次洗礼，历史学对相关社会科学理论的借鉴、内化已经成为学术常态，如果抽离被彼得·伯克统称为“社会理论”㊵(Social Heory)的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历史学家将不仅无法很好地表达自己对历史的看法，甚至也难以对历史进行认真的思考”。史学对社会科学的借鉴，“是把概念中所蕴藏的丰富意涵和理论前提融入史学研究，甚至内化为历史学家观察、分析、解释历史现象的一种‘前知识’(pre-knowledge)或‘支援背景’(subsidiary awareness)”㊶。本文探讨知识社会学对出版史学科构建的启示，即是对前者作为出版历史研究的概念源、“前知识”和“支援背景”的具体阐释，欲为出版史学科拓展寻求一种新可能。不成体系，旨在抛砖引玉。

注释：

① 秦升泽,吴平.1978—2018 年编辑出版史研究的特征与趋势[J].中国编辑,2019(3)：26-34；王立平,谌磊.出版史研究的现状与趋势—基于近20 年出版史博士学位论文的统计与分析[J].出版科学,2019,27(4)：117-123.

② 伊安·哈金介绍了库恩对“范式”概念的关键解释：“范式”一词有“综合的”“局部的”两种用法，局部的用法专指“作为标准案例的这一种意义”。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导读12.

③ 吴赟,闫薇.出版学往何处去—出版理论研究的范式危机与革新路径分析[J].出版发行研究,2019(3)：15.

④㊶李里峰.从社会科学拯救历史—关于历史学学科特质的再思考[J].江海学刊,2014(6)：158,159.

⑤⑭ ㉑万安伦,曹晶晶,曹继华.对出版学科理论逻辑和结构范式的思考[J].出版发行研究,2018(4)：20,24,21-24.

⑥⑩ 杨念群.纠葛于若干对立概念之间的历史学[M]//苏力,陈春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464,461.

⑦⑧汪家熔.出版史研究二十年印象[J].编辑之友,2000(3)：61.

⑨ 以上数据统计依据的具体书目资料，参见：范军.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1978-2009）[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1-504.

⑪ 王雪莲,郭致杰.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新闻出版史研究范式变迁与创新[J].中国出版,2019(14)：35-39.

⑫⑱ 肖东发,张文彦.对话录：21世纪以来中国出版史研究进展及趋势[J].中国出版史研究,2015(1)：15,13.

⑬ 范军,欧阳敏.出版生活史：出版史学研究新视域[J].中国出版史研究,2017(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