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平元 王海涛

（濮阳县文物管理所 河南 濮阳 457000）

人类文化的依存环境的独特性，决定了文化产物的专有特征。虽然各种类型文化在艺术的高度上是相通的，但各自的文化元素又是独享的。一个民族的早期生存状况是孕育民族文化的温床，决定着文化形成、发展的方向。研究各民族早期的生存状况，对考察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早期生存状况与（自然）环境相结合，对确定文化发展方向作用巨大。

龙文化作为华夏文化中的典型内容，历时久远。从阜新查海遗址龙图案[1]，到濮阳西水坡M45 号墓出土的蚌塑龙[2]，均为新石器时期成熟的龙图案，龙文化贯穿着华夏族群的演变、进步。当人类文明发展到走出穴居时代，人工建筑就逐渐发展起来。从最初简陋的枝条搭建，到复杂的木结构建筑的出现、成熟，在文明的进步过程中，国家出现，龙图案被应用到建筑方面，中国古代建筑的典型特色是将龙纹作为建筑装饰的一项特殊内容，不时在古建筑方面有所体现，形成中国古代建筑的特色。

一、龙形象的考古发现

龙是我们中华民族崇拜的图腾，是民族的徽记，中华民族被称为龙的传人。在中国古文献中，记载龙的内容不时出现。《尚书》：“龙马衔甲。”《竹书纪年》载：“龙马负图出于河。”《山海经》关于龙的记载较多，如“龙身而人面”“鸟首而龙身”[3]等。龙的形象的来源多种，形象多样，说明龙的形象是不具体的，而是抽象化表示。

我国考古中，也发现了龙的形象。距今8000 年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用石块堆塑长达20 余米，宽1.8—2.0 米的龙的形象[4]。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墓葬出土陶壶，肩部绘有一双头大鱼，形似蟠龙[5]。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三组蚌塑的龙虎图案，其中M45 号墓葬出土的龙形图案，与秦汉以后龙的形象相差无几。

在近代的考古工作中龙形象时有发现，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6]、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7]、山西襄汾陶寺遗址[8]、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9]都出现了龙的形象。这些考古发现说明。最迟至商代以后，龙的形象已经常出现在国家君主、祭祀等特定环境中。

考古发现的龙的形象各种各样，有的近似猪，有的近似鳄，有的近似蛇，有的近似牛和鹿等，这和文献记载中龙的形象是一致的。关于龙的形成，虽然也有的认为“中国龙起源于龙卷风”[10]，还有的学者认为“（龙）崇拜形象由野猪实体开始向抽象化形象转变，是龙文化的孕育期”，龙是野猪的抽象化结果[11]。关于龙形象的形成，学界认识各有角度，结果多样，但大多数学者认同动物组合图腾说。

二、龙文化的孕育

独特的文化视角，催生出华夏文化的龙形象，也形成了民族文化的准图腾。不仅发挥了维系和团结民族精神的纽带，也承载着龙演化、发展的全过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体系完善的龙文化，直至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信仰。

考古资料已经证明，我国的原始农业起源于一万年前。在中原地区，距今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已进入了农耕时代。新郑裴李岗文化，发现了从农业生产到粮食加工全过程的大量农业生产工具，还出土有陶塑猪头、羊头，说明农业生产已相当成熟，而后创造了龙形象。这种较高生产力水平（当时）的生产方式，开启了华夏文明的全面到来。马克思关于文明史的描述是：人类思想进程与自然历史进程是同时进行的[12]。

早期的融合，在文化上无论图腾为何物，都没有被排除在文化体系之外，而是“均等”地参与到“神权”之中，创造了龙图腾。文化的包容性来源于开放的思想特质[13]，自伏羲氏、少昊氏、神农氏、轩辕氏拉开融合大幕，至“炎黄子孙”称谓的形成，华夏早期文化的包容性均得到了充分体现。这种形式（民族）与内容（文化）的充分融合，在华夏“新”文化中没有出现优劣之分，没有文化的优劣评判，体现了华夏文化博大的包容性。三代“国灭而祀不绝”即是具体体现[14]，这不仅加速了对周边文化的同化，也使各种文化要素被广泛接纳。研究者已经确定，三星堆文明的多种文化元素均在中原文化中有所体现。这种善于吸收、接纳的包容态度，使得华夏早期文化不但创造了龙形象，也孕育了儒家文化。就龙自身来说，也体现了一个“合”字，它是中国古人对蛇、兽、鹰、马、鹿、鱼等动物，和云、雷电、虹霓等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15]。这就避免了因宗教信仰不同而产生的文化冲突，消除了对人思想的禁锢，而又不缺少共同的精神信仰，共同的精神统领。儒家思想体系的确立，使华夏文化的包容性全面凸显。

三、龙纹饰和龙形构件

龙的形象成熟之后发挥着精神感召的作用。它被少数氏族首领或巫师手中所掌握，用以命令、影响族众。最早的龙纹的雏形，见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中。玉猪龙就是在红山文化遗物中发现的龙形的玉器饰物。

至商、周时期龙图案较多出现，主要出现在铜鼎、铜尊、铜簋、铜罍等祭祀用的青铜器物上，这种以国家力量来供奉的青铜祭器，与国家君主权力紧密相连，通过君主的权威，体现了龙的特殊地位。

此阶段未发现龙图案在建筑上的应用。随着陶土砖和瓦的出现，龙图案逐渐出现在某些建筑构件上。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成书于东汉时期的《三礼图》中，书中绘制的周王城建筑，屋脊两端就有龙形装饰物。1960 年湖北沙市郊区发现现存最早的纪年脊兽[16]。其中一件筒瓦脊兽的内壁刻有“元光元年”（公元前134 年），距今已2100 多年。

吻兽作为建筑构件，在两汉时期就已经比较完备。西汉以后，目前可见实物多出现在墓葬中。在陕北、山西北部等地的汉代画像石墓中，龙的形象比较多见，多为体形瘦长，腹有四足，头生两角，鳞片覆盖身体。体现了两汉时期的建筑及装饰风格[17]。如河南省南乐宋耿落二号汉墓，门楣正面，用减地线雕刻法刻有全身涂朱砂红彩的龙虎各一只[18]。龙形鸱吻唐代以后已经成熟。在屋面上使用脊兽，起初并不是龙型的，而是简单的翘突，后逐渐演变成动物形的脊饰，大多为鱼龙形，亦有鸟形，鸟形逐渐演变为鸱尾。如西安唐大明宫遗址中出土的巨型鸱尾[19]；至中唐或晚唐出现张口吞脊的鸱吻，华清池遗址中出土有兽形鸱吻。唐宋以后龙形的吻兽增多，明清时已很普遍，所饰龙纹四爪腾空，怒目张口吞住正脊，脊上插宝剑，称为“龙吻”“大吻”“正吻”，学术名称统称鸱吻。建筑物正脊以外的垂脊、戗脊上则常用兽头，所置兽头顺着脊的方向外望，故名望兽。吻兽的使用逐渐形成较严格的等级制度。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龙形图案大量应用于皇家建筑上，寺庙作为宗教场所也被敕令或默许使用。表达了龙形鸱吻较高的社会地位。

龙的神圣化，使得龙形纹饰成了封建帝王政治权势的一种标记，民间不得随便使用。而在皇家建筑装饰中，龙形纹饰几乎无处不在。龙作为皇家的独享，象征和代表封建帝王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尤其在明清，龙成为皇家专用图案，民间建筑禁止使用。由于长期树立起来的高贵形象，古代普通群众也有对使用龙图案的强烈向往，造成了民间隐晦使用现象的存在，在鸱吻上使用，就是通过抽象化的手法，隐晦地表达出来。

各地的寺庙、佛塔、祠堂等宗教建筑上，可以发现带有龙纹的建筑装饰构件。如河南清丰普照寺大雄宝殿前金柱柱础，为元代建筑遗物。柱础雕仰覆莲、云龙纹浮雕，每个柱础上雕龙4 条。殿内天花板为正方形格局，局内猩红颜色铺地，内作圆形图案，圆内各作金龙四条。济源市济渎庙玉皇殿的斗拱所配的昂，雕成龙形。山东省曲阜孔庙大成殿的回廊中，有28 根雕龙石柱，共雕刻团龙、盘龙1316 条，雕龙数量多，技艺精湛，意态生动自然。龙图案在古建筑装饰中的广泛应用，给中国大屋顶式的古建筑增添了灵性和情趣。我们生活中最常见龙形象，是广泛分布的石碑碑额，碑额大多雕刻为螭龙盘曲状。

四、结语

龙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20]，龙由融合而生，经首领巫师丰富其内涵，又回到民间完成了一个文化的生命轮回。龙文化作为华夏先民文明积累所创造出来的文化产物，它的形态多变，龙纹饰从青铜时代遗址延续至今。随着中国古代建筑的成熟，龙形装饰构件走进历史的舞台，使得龙形构件成为中国古代建筑装饰中特殊的组成部分。华夏民族的形成史，也是一部民族融合史，华夏文化的成熟是一个文化融合、同化的过程，龙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