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亚雪

《全唐诗》中，诗歌数量将近五万首，题材和风格多样，可谓全面反映了唐代的诗歌创作成就和社会风貌。其中有一类“放生诗”，这类诗歌主要记录作者放生寄托之事，在写作模式与情感寄托方面别具特色。这类诗的创作特点主要有：多以第二人称进行写作;有固定的三段写作模式;寄托着唐人爱生护生的复杂情感。唐人放生之举与唐代放生诗折射的思想内涵与儒家、佛教、道教文化密切联系，三者相互交融，深刻地影响了唐人的价值观。

一、作者分布与写作对象

《全唐诗》共有29首直接以放生为主题的诗歌，它们分别是：宋之问《放白鹇篇》、窦巩《放鱼》、柳宗元《放鹧鸪词》、吕温《道州北池放鹅》、卢仝《观放鱼歌》、刘言史《放萤怨》、李绅《忆放鹤》、雍陶《放鹤》、许浑《放猿》、薛能《丁巳上元日放三雉》、李群玉《放鱼》、司空图《放龟二首》、罗邺《放鹧鸪》、崔涂《放鹧鸪》、王仁裕《放猿》、《遇放猿再作》、冯道《放鱼书所钥户》、李中《放鹭鸶》、曾麻几《放猿》、吉师老《放猿》、易思《郡城放猿献卫使君》、齐己《放鹭鸶》和《辞主人绝句四首》（《放猿》《放鹤》《放鹦鹉》《放鹭鸶》）以及白居易《放鱼》《赎鸡》《放旅雁》。

以上29首放生诗歌中，放猿诗6首，放鱼5首，放鹤4首，放鹧鸪3首，放鹭鸶3首，放鸡2首，放白鹇、放鹅、放雁、放龟、放鹦鹉、放萤各1首，其中放猿诗数目最多。就类型来看，禽类占比较大，如鹤、鹧鸪。从作者看，30首放生诗共涉及22位作者，其中初唐诗人1位（宋之问），中晚唐诗人21位，占绝大多数。这些放生诗在写作模式和诗歌结构上有相似特征。

（一）“放生诗”多以第二人称出现

第二人称的口吻表现出亲切自然、温柔慈爱的情感特征。例如，王仁裕的《放猿》“放尔丁宁复故林，旧来行处好追寻”，诗人以第二人称相称所放之物，对所放之物进行殷切嘱托，或嘱托其自由高飞，或嘱托其多行善举，展现出爱护生灵的爱心与慈善之念。

（二）三段式的叙述模式

放生诗一般在前半部分叙事，后半部分寄托情思。例如，白居易的《放鱼》比较经典地体现了放生诗的创作“套路”。诗歌记述了诗人放生的全程：清早买来蔬菜和鱼，见鱼可怜之状心生怜悯，决定放还，放生后殷殷叮嘱：“南湖连西江，好去勿踟蹰。施恩即望报，吾非斯人徒。”一般的放生诗要经历这几个叙述“套路”：交代动物来历—心生不忍—设法放还—殷殷叮嘱。诗人所交代的放生之物的来历、放生之法、所持情感各有不同，但叙事时大都会使用这三段叙事结构。

（三）放生诗的情怀寄予

放生诗强调“放”“还”两个字眼。动物本在山林，被人捉来，这是一个不自然的过程，“放”是诗人将动物从这种不自然状态放归自然状态的过程，放归生灵，还予本就属于它们的自由天地。唐人放生的思想是与万物共生的，放生诗用“还”这一亲切而温柔的字眼，构成了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吉师老的《放猿》“放尔千山万水身，野泉晴树好为邻。啼时莫近潇湘岸，明月孤舟有旅人”所秉持的就是这样一种思想，诗人放猿将其还归自然，又在最后嘱托猿猴，勿要惊扰行人，呈现出一派和谐的相处氛围。

爱生、护生之外，诗人放生之举还别有寄托。一是借放生表达个人宏伟志向。比如，雍陶的《放鹤》“努力莫辞仙路远，白云飞处免群鸡”借仙鹤高飞来寄托自己凌云之志。二是借放生表达个人对自由的向往以及功名的厌弃。人入仕途，正如飞鸟落入罗网，身处其中只觉污浊不堪遂生恋归之心。吕温的《道州北池放鹅》“能自远飞去，无念稻粱为”正表达了这种寄托。三是借放生诉说自己的不得志。比如，刘言史《放萤怨》曰：“放萤去，不须留，聚时年少今白头。架中科斗万馀卷，一字千回重照见……那将寂寞老病身，更就微虫借光影。欲放时，泪沾裳……”纵使一生读书千卷，青云之路仍是渺茫难见。诗人借放生来表达个人不得志之怨，怨气浓重。学者刘亮在《论唐诗中的“猿”意象》一文中谈到，身处笼中之“猿”与失意文人在境遇上有相似之处，所以很多文士开始用“在槛之猿”象征自身的怀才被羁。诗人在放生活动中借动物的重获自由表达自我美好祝愿与期许。

二、放生诗与儒释道三家思想

放生之举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从先秦发展至唐代，其中交织着儒、释、道三家思想文化。

先秦时期，我国就有朴素的好生仁善思想。《列子·说符》一篇记载了现存最早的放生故事：“邯郸之民，以正月元旦献鸠于简子。简子大悦，厚赏之。客问其故。简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可见，当时已有了放生的崇尚。《孟子·梁惠王》曰：“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其中体现出好生思想。放生这一举动正体现了唐人对于好生思想的秉持。放生诗中，诗人的好生乐生、济世情怀、凌云壮志都是儒家思想的体现。卢仝的《观放鱼》借放鱼一事来赞颂太守护生、爱民、济世的情怀与德行：“昔鲁公观棠距箴，遂被孔子贬而书。今刺史好生，德洽民心，谁为刺史一褒誉。”白居易《赎鸡》曰：“常慕古人道，仁信及鱼豚。见兹生恻隐，赎放双林园。”放生行为流露出诗人对古人仁信、恻隐之心的仰慕与仿效。

佛教以不杀生为戒律，主张放生护生，强调普度众生。《梵网经》有言：“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常住之法，教人放生。”将放生之举与六道轮回观念联系在一起，告诫世人救护、放生。南北朝时，佛教对我国影响渐深。陈宣帝太建年间，“释智顗目睹民众以捕鱼之网相连四百多里，于是购买江海湾典段为放生池，为渔民讲《金光明经》，渔民闻法改行转业，好生从善，并献临海江沪溪梁六十三所，达三四百余里，为放生池”。及至唐代，放生習俗更为流行。唐肃宗乾元二年有诏，设立放生池八十一所，并由颜真卿撰《放生碑文》。放生诗的作者有不少僧人和向佛之人。齐己为诗僧，作过五首放生诗，可以看出佛教思想对其放生行为的影响。

道教崇尚“神仙道术”，许多动物被道教作为祥瑞进行崇拜。龙、凤、龟、鹤被道教作为“四灵”。鹤被视为神仙的象征，任昉《述异记》载“鹄生五百年而红，五百年而黄，又五百年而苍，又五百年而白，寿三千岁”。长寿、仙风道骨，这些特点使它成为道教修道成仙的理想寄托。唐人爱鹤，爱其形体姿态优雅洁净，品性栖逸不群，爱其仙风道骨，多寿祥和。放生诗中，雍陶的《放鹤》“努力莫辞仙路远，白云飞处免群鸡”也将鹤与寻仙联系在一起。司空图《放龟》“却为多知自不灵，今朝教汝卜长生”也提到了龟的长生与占卜之能，这些都与道家思想联系在一起。

唐代，儒、释、道三家并行，彼此碰撞交融，放生诗集中体现了三家思想，并不是界限分明或彼此对立的，而是在三者交融之上呈现出新的特质，这种思想影响下产生的诗歌既有山林之趣，又离尘世不远，温柔可爱。例如，卢仝笔下《观放鱼》的太守有与客闲游山水的闲情逸趣，有仁爱慈悲的怜悯之心，又有济世爱民的情怀，呈现出唐代独特的时代特征与包容宽厚的民族品性。

放生诗中交织着唐人独特的生活情趣和唐人对万物、山水自然之爱。在诗中，物情与人情紧紧连接在一起。当唐朝国势走向衰微，士人在现实与理想的打击之下变得心灰意冷时，他们转向学佛、学道、隐居而寻求精神排遣，借自然景物、风光物态来抒发自我情感。这时候，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反观自身，寻求隐逸安闲与宁静超脱，更多地转向山林自然，更多地转向亲近动植物，而众多的放生诗的也在此时应运而生。

（西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