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静 夏子麟 赵旭

英雄母亲送夫送子上前线

北京密云县一位名叫邓玉芬的母亲，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他们全部战死沙场。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庄户人家写下这样一副对联： “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百折不挠争取民族解放。” 横批是： “抗战到底。”这是中华儿女同日本侵路者血戰到底的怒吼，是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宣言。

——2014年7月7日，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

“杨家将”世代忠勇护国，前仆后继，其中最让人感动的便是佘太君。作为名将之妻，她精通韬略，其八子多数殉国。西夏侵扰时，她以百岁高龄，率领杨家一众寡妇征战。而在邓云芬的身上则上演了现实版“杨家将”：抗日战场上，为保卫国家，她送丈夫和六个儿子上战场，等来的却是一个又一个噩耗。

在北京市密云区张家坟村的山岩上，一尊5米高的花岗岩雕塑刻画了邓云芬的形象——她左手握着布鞋，右臂挎着针线筐，眺望远方的目光坚定而深邃。每当路过此处，村民们都会心存敬仰。在他们看来，这位几乎为抗日献出全部亲人的老人，是当之无愧的“当代佘太君”，她的家人就是“当代杨家将”。她的故事成为中国人不畏强暴、血战到底之抗战精神的真实写照，被一代代人口口相传。

天下有哪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平安健康？可邓玉芬在家国大义面前选择了让儿子挺身而出。每次送儿子上战场，她都会流下泪水，但她却不会让儿子们看到。

“我的曾祖母把大儿、二儿、三儿送进游击队，让四儿、五儿参加了村里的自卫军模范队。她和我曾祖父一边开荒种地，一边为八路军运军粮、背子弹、跑交通。”邓玉芬曾孙、北京市密云区张家坟村党支部副书记任宏伟说，她托人给前线的儿子捎去话：别惦记家，安心打鬼子。

1891年，邓玉芬出生在密云县水泉峪村。幼年家境贫寒，未成年就嫁到邻村张家坟村任家，靠租种地主的几亩土地过活。从小在苦水里泡大的邓玉芬，生就一副刚强的性格，她不怕穷，不信命，相信只要儿孙满堂，总有过上好日子的一天。正是怀着这种希望，她年复一年，含辛茹苦拉扯大7个儿子。

1932年2月，东三省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华北地区。1933年，邓玉芬的家乡被日本侵略者划为“满洲国”。自此以后，当地百姓便坠入了日伪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为了糊口，邓玉芬三个年纪稍长的儿子只得离家外出谋生，夫妻俩也被迫带着几个年龄小的儿子，搬到张家坟村东南的猪头岭山上开荒度日，维持生计。

在日伪统治下，日军还在精神上对民众进行奴化教育，妄图在文化上控制中国。他们除了大肆散布“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和平反共”等奴化言论，还胁迫中国人说日语、唱日本歌、升日本国旗。邓玉芬虽然只是一个农家妇女，可是她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她懂得国家民族大义，痛恨日本侵略者。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邓玉芬看在眼里，恨在心中。为了不忘本，每年的清明节，她都要带上儿子去祖坟祭祀逝去的亲人，并反复教育孩子们不要忘记“咱是中国人，到死也不能忘了祖宗”。对于日本人开设的教育科目，邓玉芬坚决不让自己的孩子参与。

1938年6月，宋时轮、邓华领导的八路军第四纵队经平北挺进冀东，开辟根据地。

八路军还迅速在各村办起了夜校和妇女识字班，对农村妇女开展扫除文盲和抗日爱国主义教育，教大家始终不忘“我是中国人”“中国人就应该爱中国”。抗日政府的举动，让邓玉芬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邓玉芬经常带着孩子参加学习，并通过识字班和八路军有了接触。

在和八路军的接触中，她一次次聆听八路军宣讲抗日道理，觉得句句都说到了自己的心坎上，越听心里越豁亮。邓玉芬明白了作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只有参加抗日，拿起武器来打鬼子，才能维护国家民族的安全，才能翻身。深明大义的她便和丈夫商量，把儿子们叫回来。

1940年7月，丰滦密第一支游击队——白河游击队在猪头岭上成立了，邓玉芬的两个儿子老大永全、老二永水光荣地加入了这支游击队。从此，邓玉芬一家的命运就和八路军、游击队紧紧连在了一起。而且，在邓玉芬的带动下，全村上下涌现出男女老少齐动员的参军热潮。

三个月后，由于抗日队伍作战减员严重，兵力不济。邓玉芬又将三儿子任永兴送到了抗日队伍上，她对三儿子说：“一定要英勇杀敌，不要管妈。进入队伍后，也不要想妈，不能给队伍丢脸。”

三个儿子外出抗敌，邓玉芬成了家里唯一的顶梁柱。她承担起全部的家务活，并带领余下几个尚且年幼的儿子开荒种地，好让自己的丈夫腾出手为八路军运军粮、背子弹、跑交通。邓玉芬的家也成为八路军和伤员的经常住所，她为八路军烧水做饭，缝补衣服，亲如一家;为伤员接屎接尿，喂汤喂水，没有一句怨言。

为了帮助八路军伤员尽快恢复身体，邓玉芬经常拿出家里寥寥可数的粮食，变着花样为伤员补充营养，好让受伤的战士早日康复。

自从八路军来了那天起，谁也说不清她究竟养好了多少伤病员。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指战员和丰滦密县区干部、游击队员几乎人人都知道，猪头岭上有个温暖的家，家里有一位亲切慈祥的邓妈妈。

1941年秋，日军为了阻止八路军向“伪满”地区推进，开始对丰滦密抗日根据地发动万人大扫荡，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疯狂制造“无人区”。

为了对抗日军的疯狂行径，抗日根据地政府发出了“回山搞春耕”的号召，邓玉芬一家决定重返“无人区”搞春耕，准备边生产，边与敌人进行斗争。然而没有料到的是，邓玉芬的丈夫和四儿子、五儿子却在备耕中遭到马营据点的日军偷袭，惨遭杀害。邓玉芬闻讯犹如五雷轰顶，悲愤交加，几次晕厥过去。

然而，不幸并没有放过这个可怜的母亲。1942年秋，大儿永全在保卫盘山根据地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1943年夏，被抓走的四儿永合惨死在鞍山监狱中;1943年秋，二儿永水在战斗中负伤回家休养，因伤情恶化无药医治死在家里……

1944年春，日本侵略者再次对无人区进行疯狂“扫荡”，一连七天七夜搜山剿岭，乡亲们纷纷躲进深山。逃亡的过程中，邓玉芬跟六儿子走散了，她只好背着刚满7岁发着高烧的七儿子和逃难的群众躲到一个隐蔽的山洞里，一藏就是好几天。

此时，一股敌人逐渐接近乡亲们藏身的山洞，如果孩子的哭声传到敌人的耳朵里，不仅会暴露目标，甚至会给隐藏在此处的乡亲招来杀身之祸。

这个时候，正好搜山的鬼子就到这个洞口跟前了。也是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邓玉芬从破棉袄里拽出一些旧棉絮，狠狠地塞在小七嘴里，紧紧地抱着小七。”

许久之后，日本兵终于走远了，邓玉芬赶忙将小七嘴里的棉絮掏出，然而此时，小七的脸已经憋成了深紫色。饥饿和长时间缺氧，夺走了小七的生命。这个还没有来得及取大名的孩子，在母亲怀里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面对沉重打击，邓玉芬再一次咬牙挺住了。掩埋好幼子后，她化悲痛为力量，搞生产、做军鞋，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八路军伤员的照料上。她失去了五个儿子，就把八路军战士当作自己的孩子。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八路军能早日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亲眼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邓玉芬日夜等待的这一天终于来了，那一天，邓玉芬来到亲人坟前， 眼含泪花，对九泉之下的丈夫和儿子们说：“鬼子被咱们打败了，咱们胜利了！”

从1942年到1944年，不到两年的时间中，邓玉芬先后失去了六位亲人。然而，正当大家为抗战的胜利而欢欣鼓舞时，战火再次燃起。国民党反动派又发动了内战。残酷的现实让邓玉芬无法无动于衷。她又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送六儿子永恩参加了县支队。六儿子走了，她忽然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身边仅剩下这一个孩子，万一六儿子有个三长两短，她就再也没有可以陪伴的亲人了！

第二天一早，她赶到县支队驻地，想领六儿子回家，只要她向领导张口说明情况，六儿子就能脱下军装随母亲回家。可是到了驻地，看到一队队的战士，玉芬又犹豫了：哪个孩子没有妈？都不上战场，谁来保卫乡亲们的胜利果实？别人的孩子也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我怎么能如此自私啊？想到这儿，忍住了眼里的泪水，她改变了主意，还是要把六儿留在部队。她叮嘱六儿子任永恩：“不要惦记家里，好好打仗，立了功回来见妈！”

六儿子没有让妈妈失望。1947年8月，他在密云县河北庄战斗中立了功，受到嘉奖;1948年在攻打黄坨子据点的战斗中却壮烈牺牲了。他立了功，却永远不能回来见妈妈了。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帮助这位伟大的母亲，国家为她建了房，免除一切开支，但邓玉芬却怎么都不舍得用，出门连一分钱的东西都不舍得买，她说：“国家不富裕，我已经很知足了，不能再添麻烦。”

1970年2月5日，邓玉芬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享年79岁。

为了传承邓玉芬的伟大爱国精神，2012年，密云县委县政府在石城镇张家坟村新村中心，建设了邓玉芬雕塑和主題广场，并开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爱国主义与传统革命教育，培育民族精神与民族气节。她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也给后人留下了永恒的精神财富。

绵绵燕山岭，巍巍司马台，挺拔不曲的红杉树，奔流不息的潮白河，见证着一代又一代山里人的牺牲奉献，见证着普通百姓对党的一片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