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计

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制定的“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这一新规以全面系统的规则设计，传递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信号。至此，社会争议已久的正当防卫认定悬念，终于迎来了清晰的答案。

作为一项重要的现代法律制度，正当防卫寄托着民众朴素的正义观念，更是公民无法及时获得“公力救济”的危急之时，以“私力救济”对抗不法侵害的天然权利。然而，这一早已载入我国刑法的法律武器，却是现实中常常难以兑现的奢侈品。从十多年前的“邓玉娇刺杀淫官案”，再到近几年的“于欢刺死辱母者案”“昆山龙哥案”“涞源反杀案”“赵宇见义勇为案”等等，因正当防卫认定争议所引爆的公共事件连绵不断，汹涌的舆论浪潮，倾诉着民间对于公平、正义和权利的集体焦虑，也揭开了正当防卫制度在现实司法生态中的种种困境。

譬如，司法实践中涉正当防卫案件的裁决，时时陷入有违常理的机械思维、悖离实际的教条误区，以事后的冷静理性取代事发时的紧迫情境，对防卫人近乎洁癖的苛求，导致诸多理应认定的正当防卫，误判为防卫过当甚至互殴案件。更有甚者，“人死为大”等传统观念的误导，滋生了正当防卫认定的“唯结果论”倾向，随之而生的不问是非、息事宁人的“和稀泥”司法捷径，最终纵容了“谁闹谁有理”“谁死谁有理”等乱象。凡此种种，使正当防卫的认定被套上层层加码的保守枷锁，不仅导致认定率长期徘徊于极不正常的低水平，也使法律赋予公民的正当权利，异化为事实上的“睡眠条款”。

从本质而言，正当防卫制度旨在确认此类行为在道德上的正当性，乃是正义观念的法律化。这就意味着，法制的具体构造，决定了正当防卫能否从观念正义走向实质正义。然而综观现行刑法，相关法条的过于原则、抽象，并不能为正当防卫提供清晰的认定尺度，而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其他犯罪在法制层面的界限模糊，不仅容易误入“罪与非罪”的认定歧途，也使司法的自由裁量徒增过重的负担，难免“司法判断”与“民意表达”的严重冲突。

事实上，近年来围绕正当防卫的案例讨论，其争议焦点正是认定标准等关键问题。由此推动的个案公正，诸如“于欢刺死辱母者案”的二审改判、“昆山龙哥案”直接认定为正当防卫等等，也的确彰显了民意的力量。然而，正当防卫制度的真正激活，终究不能依赖公共舆论和个案纠偏，而是必须立足普适性的规则细化和制度重构。从这个意义而言，正当防卫认定新规的诞生，正是司法理念自我更新、民意倒逼法制进步的必然产物。

综览22条、洋洋四千多字的新规，全方位覆盖了准确理解、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诸多细节，其精细程度远超一般的司法文件。尤其是，从“坚持法理情统一”之类的总体要求，到明确厘清各种界限的具体规范，无不直面现实的司法难点和积弊，为正当防卫走出认定迷思提供了权威指南。由此宣示的支持正当防卫、守护社会正义的鲜明立场，更是深深契合了社会大众朴素的正义观念和道德情感，这对推动正当防卫制度回归立法初心，将这一沉寂的权利还给人民，乃至为见义勇为提供更为有力的法制背书等等，意义深远。

另一方面，以规则改进鼓励正当防卫制度落地，并不意味着脱离法治框架的权利滥用。对正当防卫认定的合理“松绑”，也不意味着纵容“以防卫之名行不法侵害之实”。对此，新规同样具有足够的清醒和理智，围绕滥用防卫权所设定的诸多情境辨识、尺度把握等等，体现的正是司法应有的审慎美德。同样，捍卫正当权利和遏制滥用权利的合理平衡，也对司法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司法，既要回应民意关切、尊重人间公理，防止自囚于“专业主义”的牢笼，也要追求事实真相、坚守法律底线，抵御盲目的社会偏见绑架司法理性。

从更深的层面而言，新规也是法制建设与公共民意良性互动的典范。在此过程中，司法专业思维与民间善恶常识的思想碰撞，天理、国法与人情的深度融合，为国家法制改革、公民权利兑现奠定了坚实的共识基础，也为民间正义认知、公众法治信仰开辟了广阔的提升空间。

这样的法治效应，无疑有着宝贵的复制价值，而这，也是正当防卫认定新规的范本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