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忠民

世俗化既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现代化建设内生动力得以形成的一个关键所在。从历史的角度看，与很多国家相比，在现代化之前的传统社会，作为总体上非宗教社会的中国，就存在着明显的世俗化取向，尽管这种世俗化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推进，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化开始形成并成为一种历史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这种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化，由于同中国历史上业已存在的、传统的世俗化取向两者间的某种“契合”，或者说这种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化由于具有某种历史基因的支撑，因而表现得更加明显、更加“充分”，进而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内生动力得以有效形成的一个更加重要的根源。

从现代化建设内生动力的角度着眼，从一定意义上讲，如果说新教伦理是西欧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之所以能够得以顺利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的话，那么，较之很多国家来说，更为明显的世俗化现象或“世俗化伦理”则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公认巨大成就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推动力量，而且还会对未来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产生巨大的影响。

中国世俗化现象何以日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长足发展，世俗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当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与很多国家相比，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中，中国的世俗化现象相对更加凸显，发展得相对更快。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项。

第一，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直接催生了中国的世俗化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最为重要的价值理念当属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在中国现阶段，无论是从民众层面来看，还是从政府层面来看，均是极为看重以人为本以及相应的世俗化问题，均是将之视为最为重要的行为及目标取向。在这样两股强大力量的共同推动下，中国社会当中的世俗化现象便得以大幅度、大面积地迅速生成和发展起来。

第二，中国历史上业已存在的世俗化传统对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化现象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助推效应。就总体而言，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世俗化的社会。中国的世俗化传统与现代化的世俗化，两者既有相互排斥之处，同时，又具有某种天然的“契合性”或“相通性”。

第三，大量社会成员对于贫困生活深刻的集体记忆助推了世俗化现象的迅速生长。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民生问题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中国社会目前大比例的社会成员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贫困生活。计划经济时代基本生活物品的匮乏已经成为中国大比例社会成员一种深刻的、挥之不去的集体记忆。中国民众较之其他国家的民众来说，更加重视基本生活水准等世俗化问题，唯恐贫困生活再次降临到自己和家庭。

第四，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焦虑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世俗化现象的扩张蔓延。

不能否认，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成员当中普遍存在一种紧张的社会心理状态亦即社会焦虑现象。这种社会焦虑几乎覆盖了所有群体和所有地区。普遍的社会焦虑心理，势必会使得民众对自己及家人的基本生存底线的保障产生强烈的诉求，希冀自己及家人能够在竞争程度日趋加重以及社会风险日趋增多的社会当中具有可预期的稳定生活，希冀生活水准能够不断得以提高。

中国世俗化的特点

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普遍而强烈的世俗化现象，呈现出如下一些明显的特征。

第一，切身生活尤其是物质生活上的需求成为中国民众普遍并且是期望值相对过高的人生目标。中国民众如今已经将事关切身生活的需求当成最为重要的人生目标，世俗化的基本行为取向已经根深蒂固。此外，还有一种情形值得注意，这就是中国民众对于现实生活目标的期望值相对过高。

第二，社会成员对于家人在基本生活上几乎负有无限责任。一般情况下，在当今中国，大量社会成员极为重视家庭家人的意识和行为往往具体表现为，对家人仍然负有几乎是无限的责任和义务。为了家庭和家人，社会成员不惜付出巨大的人力和资金的投入，而且这种投入对大量社会成员来说，往往是伴随其一生的，并非阶段性的。

第三，对于生活目标的追求极为勤奋努力。同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人的勤奋努力精神十分明显。中国人勤奋努力的劳作精神首先表现在大比例的劳动参与率。中国人勤奋努力的劳作精神还表现在劳动者对于工作的具体投入量上。中国每一个劳动者所投入的平均劳动时间在各个国家当中位居最前列的位置。

第四，十分重视目标实现路径的可行实用。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方法和路径，我们可以发现，贯穿其中的是一种十分可行实用的作法。其一，十分重视社会安全是现代化建设正常推进的前提条件。其二，采取渐进型的现代化推进模式。其三，确立可行有效并前后有效衔接的阶段性目标。

第五，极为重视教育。无论是从历史角度看，还是从现实层面来看，中国都是极为重视教育的。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是西方中世纪社会无法比拟的。从现实的角度看，一个人要想获得较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就必须拥有一个较好的职业，而较好的职业又往往要求必须接受过较高程度的教育。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因素叠加在一起，就使得中国社会同许多国家相比，极为重视教育，每个家庭为此不惜付出巨大投入。政府对于教育也十分重视，相应进行了比例越来越高的公共投入。

世俗化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助推效应

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一种强劲推进的势头，普遍而强烈的世俗化现象就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这一点，与很多国家明显不同。从一定意义上讲，就不同国家当中的社会伦理或国民性因素对于现代化的助推而言，西方一些国家的新教伦理（精神）与中国的世俗化伦理（精神）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同工异曲的效应。

在西方一些国家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当中，“新教伦理”无疑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而中国普遍而强烈的世俗化现象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一点，是中国的现代化有别于西方国家以及许多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不同之处。对于现代化建设而言，中国世俗化所具有的现实切身生活上的需求成为中国民众普遍的人生目标以及社会成员对于家人在基本生活上几乎负有无限责任的特征意味着中国民众非常“想干”，中国世俗化所具有的民众对于生活目标追求极为勤奋努力的特征意味着中国民众非常“肯干”，中国世俗化所具有的民众十分重视实现路径的可行实用的特征意味着中国民众非常“会干”，而中国世俗化所具有的极为重视教育的特征意味着中国民众十分看重人力资源的更新换代因而非常“能干”。对于现代化建设来说，广大社会成员“想干”“肯干”“会干”以及“能干”，这一切汇聚交集在一起，就必然会生成一种强大的、涉及面广泛的而且是源源不断的现代化建设内生动力，进而能够有力地推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快速、持续地前行。

具体言之，从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具体历程来看，中国普遍而强烈的世俗化现象对于现代化建设来说具有巨大的助推效应。

第一，有助于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主、个体户以及自雇者的大规模有效形成。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为重要的基础性进展之一，就是在制度和政策层面上承认了广大农民的自主经营及劳动的权利，承认了广大劳动者自由流动的权利，承认了广大个体户以及私营企业主自主经营的合法性。这是逐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基于世俗化生活的强烈需求，为了过上越来越富裕的生活，大量已经摆脱人身依附性的民众直接投身到现实的市场经济当中，形成巨量的非公有制企业主和个体户。

正是因为中国民众对世俗化目标的强烈追求和极为勤奋的努力，加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载体单元的多样化和有效性，从而使得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显然，如今已经不能想象，如果离开与世俗化紧密相关的数量巨大的非公有制经济各种载体单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还能持续地进行下去。

第二，直接助推消费内需的日趋旺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民众收入在普遍提高，民众日常生活水准持续不断提高越来越成为一种可能和现实。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民众基于普遍而强烈的世俗化意识，必然会越来越重视生活质量不断改善的问题，换言之，越来越有信心不断扩大自身及家庭的消费支出。与之相适应，中国的消费内需必然会得以大幅度、大面积地有效拉动，进而形成强劲的现代化建设的内生动力。

从中长期角度看，基于世俗化的影响，中国的消费内需至少还有这样几个大的生长点。第一个大的生长点，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拉动作用。第二个大的生长点，是逐渐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拉动作用。第三个大的生长点，是用于旅游和文化娱乐的支出明显增加。第四个大的生长点，是老龄社会的巨大需求。

第三，有效助推了国民文化素质以及人力资源、人力资本大面积、大幅度地升级换代。中国民众对于教育的高度重视，使得人们在教育上舍得大量投入，即便是在某个特定的“教育产业化”有失偏颇的导向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之初的几年），民众在教育上仍然舍得大量投入。再者，政府自21世纪之初开始，逐渐加大对教育的投入。这一切，促使中国的教育事业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间获得了历史性的发展，进而带来的是国民文化素质以及人力资源、人力资本大面积的升级换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教育的巨大变化，用“翻天覆地”一语来概括实不为过。除此之外，中国教育事业以及国民文化素质的巨大进步至少还有两个明显的表现。一是，学习型社会建设战略目标的提出。二是，教育事业国际视野的逐渐形成。

教育事业的巨大发展所带来的是国民文化素质大面积、大幅度的升级换代，是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的升级换代。这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四，社会安全局面持续得以维持。在一个普遍重视现实生活、看重世俗化的社会，尤其是在一个不止一代人对社会动荡（包括政治动荡）有着切肤之痛的社会，中国民众必然十分看重社会安全问题。社会安全局面的长时期保持，能够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最为基础性的前提条件，大幅度地减小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本和不确定性。

由上可见，普遍而强烈的世俗化现象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意义。而且，由于世俗化现象更加事关民众日常生活层面的事情，因而世俗化现象使得民众对现代化成果具有广泛的汲取性，并使得现代化建设本身具有一种有机生长性以及扩散性。这些进而使得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更具有一种不可回逆性。

问题与解决之道

较诸他国，在中国，普遍而强烈的世俗化现象对于现代化建设无疑具有更加明显的积极推动作用。这一点，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之所以取得举世公认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有别于其他许多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明显不同之处。

同时，我们还需要看到的是，对于现代化建设而言，中国普遍而强烈的世俗化现象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弊端。这些弊端如不予以消除或抑制，听之任之演化下去，势必会形成许多负面效应，进而会阻碍或扭曲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

第一个明显的弊端，是过分看重物质利益。对于社会成员普遍的行为取向来说，物质利益和精神需求两个层面的追求缺一不可。没有物质利益层面的行为取向作为支撑，精神层面的行为取向难免行之不远，反之亦然。客观上看，虽说世俗化现象本身就是侧重物质利益层面的一种行为取向，其本身并没有问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精神层面的行为取向如果长期得不到相应的发展，而只是任由世俗化行为取向单方面占据压倒性的位置，那么，世俗化的行为取向就会片面做大，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唯利是图、拜金主义一类有害社会现象的出现，进而对整个社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这种有害的社会现象在中国现阶段已经初露端倪。

第二个明显的弊端，是民众对物质生活欲求的期望值容易迅速高企。同物质生产相对缓慢的发展速度相比，人们期望值的提升速度却是容易迅速提高，有时甚至会以指数式的方式急剧扩大。一个社会，如果只是看重世俗化、看重物质利益层面的事情，则意味着社会成员理性成分的匮乏。理性成分的匮乏，必然又会使人们对物质生活欲求的期望值缺少必要的限制而容易迅速提高甚至是膨胀起来。

社会成员这种日益高企的生活欲求期望值对于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十分不利。日益高企的生活欲求期望值容易催生一种两难现象的出现，即：一方面，如果一概予以满足，则不仅会过早地助推中国进入早熟型的高福利社会，导致国家的财力不堪重负，而且还会养成一种不劳而获、不公正的“懒人”现象，削弱社会成员“勤奋努力”的工作积极性，削弱现代化建设的活力，致使现代化建设的后续推动力量逐渐减弱；另一方面，如果不予满足，则容易使大量社会成员程度不同地产生不满和挫折感，进而形成一种对峙的心态，甚至会产生程度不同的民粹主义式的抗争，加重甚至是严重加重社会矛盾纠纷，进而影响到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社会安全局面。如今，这种情形在中国已经初露端倪。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同计划经济时代相比，中国民众如今的生活水准已经普遍迈上了一个巨大的台阶，但是民众普遍的“幸福感”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

第三个明显的弊端，是“短期行为”的盛行。中国社会正处在急剧转型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社会规则体系也处在一个重建的时期。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在目前的中国，法治社会的建成还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因而社会存在着不少规则的“空挡”或是“真空”的部位。在这样的情形下，“短期行为”“搭便车”的现象便在一定范围内盛行起来。另外，还有一种传统的因素不可忽视。作为一种行为方式的路径依赖，中国为数不少的社会成员或多或少地还是采取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取向的特点是，相对重视“私德”而相对轻视“公德”，以有利于自己和家人的利益增益为出发点，别人及社会的事情则放在其次的位置。从一定意义上讲，如果不从长远着眼，而是只顾及眼前利益的话，那么，最有利于自己和家人利益增进的有效作法，就是不顾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见效快的短期行为。显然，这种带有传统色彩的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短期行为的蔓延。“短期行为”的盛行，为社会留下较大的后患。

如何才能有效地用好世俗化这一优势，使之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效应达到充分化状态，并同时能够有效地消除和抑制其弊端？对此，需要做的事情有很多。其中，关键的事情至少包括以下几项：

第一，为民众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日益扩大的自由选择空间。

对于世俗化的追求，是民众特别是中国民众最为基本的利益诉求。民众对于世俗化追求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社会所能够提供的自由发展空间有多大。一个社会，如果能够为民众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必要的，而且是日益增大的自由选择空间，那么便意味着这个社会的民众能够拥有合乎自己意愿的更多的生活方式的选择余地、更多的自主创业机会以及更多的差异化的生存和发展状态。这种情形，不但符合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而且由于能够顺应民众最为基础性的意愿，因而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使民众的创造热情以及创造智慧得以充分迸发释放，从而有效地推动现代化建设。具体到当今中国社会，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至少做好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通过公正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来消除存在已久的社会成员不同身份之间的不平等对待。另一件事情是，将社会成员的自致性努力同其自身生活状况的改善直接捆绑在一起。政府对于民生的改善固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众基本生存亦即世俗化目标的实现都依靠政府来实现。应当看到，如果民众将依靠政府的作为来实现自己世俗化的目标，那么，一是政府不可能拥有这种财政能力，也不可能拥有足够的精力和职业技能；二是必然会导致民众期望值不切实际地迅速攀高。有鉴于此，应当确立一个基本的导向，这就是除了基本生存线之外的世俗化目标，民众必须依靠自致性努力来实现。

第二，推动民众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协调发展。

从宏观层面上看，在一个社会当中，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包括物质生活需求和文化生活需求。这两大类内容缺一不可，共同支撑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而且，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渐建立，民众基本物质生活水准的满足越来越不成为问题，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讲，民众对于物质生活的需求程度呈边际递减的情状，对文化生活的需求程度则呈边际递增的情状。而世俗化虽然也包括一些理性成分等文化层面的内容，但主要是侧重物质生活层面的内容。正如本文前面所提及的那样，在中国现阶段，由于传统世俗化因素的根深蒂固以及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化现象的形成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国的世俗化现象十分凸显，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推动作用。但应当看到，中国普遍而强烈的世俗化现象同时会造成某种相对不重视文化生活的弊端，致使中国的文化艺术、教育以及科学等事业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长远看，这种弊端会程度不同地导致现代化建设畸形化现象的出现，严重妨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有鉴于此，中国应当对基础教育、基础科学、文化艺术等事关文化生活方方面面的领域，进行较大力度的推动。就此而言，应当在教育、基础科学、文化艺术等领域，选择一些关键部位，进行重点投入，培育一些有效的增长点，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推动文化生活的发展。另外，国家还应当大力度倡导文化的重要性，形成重视基础教育、基础科学、文化艺术的社会导向，使这些领域的从业者拥有相应的尊严感。唯有如此，方能弥补中国现代化建设当中文化生活发展的短板，并为现代化建设当中的物质生活发展水准的升级换代提供有效的支撑和保障。

第三，以法治建设抑制世俗化隐含的弊端。

法治建设是阻遏世俗化可能弊端的不可或缺的方式。中国目前世俗化现象之所以会导致一些弊端如短期行为、私德逾界的出现，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法治不彰。现代意义上的法律以良法（以现代价值观如自由、平等、公正为立法依据的法律）为归依的人们行为的规则体系。法律体系划定了人们的行为边界，即：一个社会允许人们做什么，不允许做什么；鼓励什么，禁止什么。世俗化现象可能催生的短期行为以及连带而生的投机行为，客观上讲虽然会产生某种“即时”的经济效益，但总体上讲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这种短期行为之所以盛行的原因，说到底在于社会使之付出的代价过小，在某个时期甚至没有付出代价，相反，短期行为的实施者在某个时期的受益却是相对较大。也正因为如此，短期行为能够程度不同地充斥于世。再如，中国目前世俗化现象容易产生的另一个弊端是私德的逾界，有时甚至会压过公德，使之不显，并由此程度不同地导致市场经济不规范、腐败现象、公益事业发展滞后等多种负面效应。显然，中国社会只有通过法治建设，方能有效地消除至少是抑制世俗化的可能弊端。通过法治建设，中国社会才能够使人们对世俗化目标的追求有章可循，以合乎法律规则的行为追求、实现合乎自己意愿的世俗化目标。如是，中国普遍而强烈的世俗化的潜在优势方能变为现实，对于现代化建设推进方能产生最大化的积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