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徐保亮

一、克拉克瓷滥觞

隆庆开海，明朝海外贸易模式进入转轨。

此时，海上贸易不再局限于朝贡贸易，再加上大量美洲白银涌入，沿海商品经济勃发，原有的海外贸易早已在国家与社会的博弈中出现了变动。

中国东南部的厦门、漳州之地，“饶有心计与健有力者，往往就海波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盖富家出赀，贫人以佣，输中华之产，骋彼远国，易其产物以归，博利可十倍”。无独有偶，此时的东南沿海一带时常有欧洲船即西洋式帆船出没，它们有一个象征性的名称——“克拉克”船。

这个名称缘起于一次西方殖民者在远东的冲突事件：160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不久，便在马六甲海峡俘获了一条葡萄牙商船，船号为“the Carrack Catherira”，船上载有大量的丝、瓷器和漆器等物。克拉克（Kraak）是荷兰人对当时葡萄牙货船的称呼，至于从Kraak 上缴获的瓷器，荷兰人称为Kraak瓷器。船上的青花瓷器，即克拉克瓷器，重量近60吨，数量约10万件。这批瓷器被分别在荷兰的米德尔堡和阿姆斯特丹以30 000 000多荷盾的价格拍卖，轰动了整个欧洲。

此后，“克拉克”逐渐成为东方人对欧洲船的代名词——克拉克 （Kraak）， 西方人则把船上中国明朝万历时期及其类似风格的瓷器统称作克拉克瓷器。

克拉克瓷器是明代外销瓷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种。目前发现最早的克拉克瓷器是明代万历元年景德镇生产的瓷盘，最晚的是清代康熙早期福建窑生产的瓷盘。

克拉克瓷既具有欧洲的趣味，又保留了东方的制瓷传统。克拉克瓷器的造型主要有盘、碗、 瓶、军持等，以盘为多且具典型性。器物一般薄胎，盘有圆口、菱花口等，内底微凹，圈足微向内斜，足上多粘有砂粒。其中在纹饰表现手法上更是丰富，平面性构成、立体性表现、色彩与装饰、图案与标志，可以说皆为独有，纹样特征极其明显。故而，克拉克瓷的纹样风格也成为当时海上贸易陶瓷的主要表现方式，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

二、克拉克瓷题材上的中西纹样比较

明末期，外销瓷远销到了欧洲各国，中国的瓷器文化与欧洲文明发生了直接碰撞 。其中，克拉克瓷器成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公司经营的重要商品，大量运往欧洲。据不完全统计，仅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万历三十二年到顺治十三年（1604—1656年）销售到荷兰的瓷器就达到300万件，平均每年近6万件。瓷器成为欧洲家庭中不可缺少的装饰品和日常用品。遗存在国外的克拉克瓷器比重远比中国的多，质量也比中国国内的好。尤其是在纹样的选取和绘制上，留存在西方的克拉克瓷在图绘水平和品质上都较胜一筹。

从目前各地所能见到的明清时期克拉克瓷来看，装饰纹样题材的选取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中国传统纹样题材

这一类克拉克瓷虽然远销海外，但不管是器型还是装饰，基本上都是中国传统样式。或者虽然器物造型有欧洲特点，但装饰题材仍然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历史故事、民俗传说、诗意山水、花鸟等作为主题，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情调，而且成套器具往往绘有相同的中国题材纹样，显然是批量制作的结果。这一类克拉克瓷是明末清初荷兰东印度公司运销的主要商品。

具有东方独特意蕴装饰的克拉克瓷输出到欧洲之时，强烈的异域色彩和神秘感刺激了西方人的好奇心和探访欲望，克拉克瓷的销售事件同时成了欧洲国家在陶瓷艺术领域方面的 一个重大的分水岭。

当然，欧洲人购买中国瓷器的欲望无可厚非是受到《马可·波罗游记》一书的影响。当时中国文化在欧洲受到追捧，从欧洲人的绘画作品中也可看出，对东方神秘文化的热情也是历史罕见的。一些被曲解化的东方故事和民俗传说引起了欧洲人的兴趣，再加上欧洲王室成员生活品质渐渐细腻化，上层统治阶级开始追求极度奢靡的精神文化生活，他们觉得收集这些具有东方文化韵味的瓷器，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也是欧洲统治阶层社会地位和权力的标榜。与之相伴的是瓷和茶文化正渐渐渗入贵族和少数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中，瓷器成为上流人士日常生活中一种不可或缺的艺术品或日用品，成为一时风尚。

如此一来，一些绘制精美的克拉克瓷被大量外销到欧洲各地。

然而，这些瓷器的装饰纹样并不具有西方人所惯常的审美习惯。独有的陶瓷纹饰艺术风格旨在重现东方文化的艺术风采，这种具有奇异文化属性和独特装饰的瓷器最先受到关注，导致欧洲人购买和收藏能充分表现图案和装饰的大盘。克拉克瓷大盘不仅是最先外销欧洲国家的瓷器，也是销售最多的瓷器类型。也就是说，在克拉克瓷被运送到西方的17世纪，中国传统纹样题材的克拉克瓷是这一时期的主要风格。

（二）中西合璧式的纹样题材

17世纪早期，中国克拉克瓷大多数是为亚洲市场烧制，从器型、纹饰到用途，对欧洲人来说都是陌生的，当时的欧洲人却被这些陌生的精美瓷器所打动，浓厚的东方气息和供人遐想的文化差异，使这些瓷器成为人们象征身份、地位的奢侈品。这说明当时流传到欧洲的瓷器数量稀少且价格高昂，不过也说明过于纯粹的东方形制使瓷器限制了欧洲人的日常生活需要。

在不断地贸易过程中，欧洲人开始对购买的克拉克瓷改颜换貌，镶嵌上各式金属附件，改为适合自己文化习俗的器具，比如，在瓷器的表面出现一些具有西方人所特有的文化符号、圣经故事和特定物象花卉装饰，如玫瑰、郁金香等具有西方情调的纹样装饰开始出现。除一般纹样装饰之外，器型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尽管这些变化是有选择性的，循序渐进式的变动。单就餐具来说，中国的陶瓷餐具不可谓不繁，但是并非欧洲人制作蛋糕、面包的常用餐具，故而也不能适用欧洲人的生活习惯，然而，一以贯之的克拉克大盘依然是常销之物。

就大盘来说，大部分为中国传统纹样的装饰，但是随着订购者的需要，大盘上出现了一些西方人所喜欢的纹样。但是这些纹样并不是纯粹的西方纹样，是中国瓷工根据欧洲人提供的图形，用勾线添彩的方式进行描绘，而且当时欧洲订制者所提供的画稿模型并非仅仅是陶瓷画稿，还包括一些玻璃器、陶器、金银器上面的装饰，所以在这些纹样脱模为形时，难免沾上中国画法的一些痕迹。

根据当时外销瓷的大量订购，克拉克瓷的制造过程并不是局限某一区域、某一窑厂独立完成的。就中西合璧上的纹样装饰来说，还有一些克拉克瓷是在福建漳州、江西景德镇等地烧好素瓷胎后运到广州再加彩，由广东的瓷工根据海外市场的需要上釉施彩，也就是“广彩”。那么在同一器物上出现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艺术的混合现象并非显见。

还是以瓷盘为例，中部主题图案为西方日常生活场面，边框则衬以中国日常生活图案；或边饰为西方图案，主题纹饰为中国传统纹样。清代康熙年间出现的大量伊万里样式，也属于这类。但是，这种伊万里式的陶瓷并非中国所独有，由日本模仿中国陶瓷而烧制的样式，随后又由中国瓷工模仿伊万里陶瓷进行制作并输出。这跟明末清初中国社会动荡有一定的关系。

在伊万里陶瓷样式中有一类被称为伊万里金蓝手的产品，以青花和蓝色为底，施加金彩及红彩，在装饰纹样多以重彩、金彩，一些欧洲人喜欢的花卉卷草、绵羊豹狮更显其奢华面貌，非常富丽堂皇，正与当时欧洲流行的洛可可风不谋而合，于是这些伊万里陶瓷深深受到欧洲人的喜爱，颇为流行。

需要说明的是，有一类十三行题材也是克拉克瓷中一个很有特色的品种。广东珠江外围的长洲岛和十三行对来华贸易的欧洲商人有着特殊的情感意义，克拉克瓷上的纹样和图案对十三行和岛内外的场景都有描绘，这些图案清晰地记载了他们来中国进行商贸活动的场景。这样，很多欧洲商人离开中国各地港口时，会有意识地订制、设计、购买具有与当地相关场景、风俗、人文图案的瓷器，尤其是有当时商贸活动频繁的十三行街道、商铺、厂房、仓库等纹样的克拉克瓷。在这些瓷器纹样上可以看到当时的湖海码头，以及码头上竖立的各国国旗，还有海面上标志有各种符号的各国船只，很多东方人和西方人游走其间。关于十三行的克拉克瓷产品在1765—1795年间特别流行，常见器型有大碗和大盘。

随着欧洲资本经济的发展，欧洲的人口数量也有了非常明显的增长，仅1700年，欧洲人口就约有1亿，那么克拉克瓷走进欧洲人日常生活之中，就意味着为克拉克瓷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三）欧洲式纹样题材

仅欧洲各国博物馆收藏的明清瓷器，包括了大量的克拉克瓷。这些克拉克瓷造型丰富、纹样多变。就陶瓷的纹样题材来说大致包括中国传统题材、中西合璧式的纹样题材与欧洲式的纹样题材三类，其中后两类基本上是为欧洲市场专门制作的输出瓷器，中国国内较为少见。

具有欧洲风格的克拉克陶瓷都是专门为欧洲市场特制的，有剃须盘，执壶，双口瓶，带柄的杯、罐、碗，船形或头盔形的调味瓶、咖啡壶，鹅、鸭、鱼之类的动物形汤盆，咖啡壶造型近似锥形，下宽上窄，顶部有盖，异常别致。从这些新颖别致的克拉克瓷器型和装饰中，可以充分体现出中国工匠对生产经营策略的积极改变，为迎合市场需要，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也体现出当时克拉克瓷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海外陶瓷贸易的活力。

关于欧洲样式的克拉克陶瓷的装饰纹样，一般是按照欧洲商人或者欧洲订购者的要求进行绘制，并有很大一部分是严格依照顾客所提供的版画及图样来绘制，一般称之为 “订烧瓷”。这类订烧瓷虽然品种丰富、个性鲜明，但数量并不多。

“订烧瓷”的运作程序分为两种：一种是欧洲商人每年八九月到达广州后，把物品模本、画稿与定金一并交给中国十三行的买办，通过买办把订单送福建漳州、江西景德镇等各大窑厂，第二年再从买办之处取回上一个贸易季的订烧瓷。另一种是欧洲买办直接在中国各地购买素胎瓷，运到欧洲，由欧洲瓷工上釉施彩，这样更能根据欧洲市场的需求来设计、制作图样。由于从准备所需品目录或完成订单之间有一个漫长阶段，这就要求必须有周密计划。例如，在1725年春制订的回运货物目录在9个月后才被送达巴达维亚，第二年的9月才能取到订货单，并再用9个月运回欧洲，因此，在订购货物到收到货物之间有两年半，甚至更长的等待时间。

由于“订烧瓷”的人力资源和货币资源占有成本较高，占用资金时间较长，手续非常繁复，商业风险系数大，对于商品销售以利益为先的商业活动来说，这一类克拉克瓷不可能成为当时的主流。大多数“订烧瓷”是用作私人交易，有些则是商人及船员们作为纪念品或礼物。

这类克拉克“订烧瓷”的装饰题材有西洋人物、花卉、肖像画、田园风景、城市港口、贵族生活、希腊罗马神话、历史传说、圣经故事等，还有德国式纹样以及标示家族的徽章，也有欧洲设计师独自设计的式样，比如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在1734年聘请阿姆斯特丹著名画家科尼利厄斯·普龙克设计了持伞仕女、花亭人物、三博士、四博士等5款图样。由画家绘制的水彩及铅笔素描设计图稿，这些图稿一度收藏在荷兰国家博物馆。具体来说，由科尼利厄斯·普龙克设计的样稿，1936年完成的持伞仕女系列克拉克瓷订单共有1279件，其中有6个盐碟，12 个分菜盘，6个大直杯，12个冷却杯，432个9寸盘。根据当时订制合约记载，设计者与东印度公司之间还有一定的版税协定，每一种设计要做成6份。

荷兰东印度公司1736年8月 23日的备忘录中显示，克拉克“订制瓷”设计式样在中国和日本都要分别做成青花和彩瓷两种，而且在日本做的内圈要大一些。1737年，第一批持伞仕女系列瓷器共1279件运抵荷兰，青花和青花矾红描金者各一半。但是，因为这类产品价格太高，1741年公司就中止了与普龙克的合作，各大窑厂也很快停止。

除此之外，意大利画家范萨斯高·雅宾尼（1578—1669年）创作的一系列反映西方古典传说火、水、土和气四行的绘画也是18世纪克拉克瓷器上较为流行的题材。

总的来说，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新航路开辟，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商人的推动下，东方的瓷器成为大宗交易物品，甚至是陶瓷贸易开启了全球化贸易的趋势，中国的经济体渐渐进入世界贸易中，虽然伴随着顺治、康熙以来的海禁，但是不到一个世纪中国国门将会被打开。

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后来居上，取代葡萄牙商人在世界贸易中扮演的角色。他们采用开拓商业基地和贸易订货的方式，把东方的瓷器改造成外形适合欧洲人日常生活需要、从形制和装饰美感上符合欧洲人审美需求的国际贸易商品，从而使东方的瓷器在欧洲由以前的奢侈品转变为生活日用品，拓展了克拉克瓷器的欧洲市场。

不得不说，荷兰人成为推动克拉克瓷外销欧洲的最有利的推手，也对世界瓷器贸易和陶瓷业的发展创新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克拉克瓷的纹样形式

明清之际，中国的陶瓷生产进入了极盛期，这时制作的瓷器质量精美、产量巨大，能充分满足世界陶瓷市场的旺盛需求。根据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统治者也阶段性地允许世界各国在东南部沿海设立贸易机构，以方便各国采购中国瓷器。如此一来，在南部沿海各大码头的商贸活动非常灵活自由，从产地到销售都非常便利，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克拉克瓷的生产和销售。就当时克拉克瓷的器型和纹样来说，欧洲各国的陶瓷商队为了开发中国瓷器贸易的潜力，除继续进购具有东方样式的瓷器之外，也为了使之更适合欧洲市场的需要，逐步把中国瓷器的基本式样和装饰花纹改造成西方式样，或者创作出新的样式来适应销售的需要。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是第一个主动设计、开发中国瓷器的公司之一。

（一）克拉克瓷的开光纹样形式

开光是克拉克陶瓷较为突出的纹样装饰方法之一。

图1 八开光克拉克人物纹盘

图2 八开光克拉克花卉纹盘

明清以来，为了使器物上的装饰变化多样，或突出某一形象，往往在器物的某一部位留出某一形状，其中以扇形窗户为主（如图1），兼有蕉叶形、菱形、心形、桃形、圆形等形状空间。随后在这些形状空间里饰以花纹，山水、花鸟、走兽、虫鱼、翎毛，克拉克瓷的开光格子内的西方样式鹿、山羊、玫瑰、郁金香等皆可常见，除做这方面的纹饰图绘之外，还会在开光的格子内对景泰蓝、漆雕、金银器上纹样图案进行借鉴和采用。

克拉克瓷的开光格子除了注重主要内容的纹绘之外，一些匠人还会有意地设计各种样式的边框，这些边框在保证基本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在开光的框子上做文章（如图2）。比如，开光的框子呈现出圆形、椭圆形、菱花形、莲瓣形，甚至有的克拉克瓷表面采用了大开光与小开光相间的形式。

不管是大开光，还是小开光，在框内描绘图案和纹样，都好似在陶瓷表面“开窗”。有窗则光亮明朗，因为“窗”“光”谐音，也称“开光”，为“开堂子”。开光的样式跟古代建筑墙壁上开窗户不无关系，演变到陶瓷上，一般会在陶瓷表面的主要部位进行开光，一般会勾勒出扇形、圆形、长方形、方形、云头形、菱形、花瓣形等栏框，在开光的框格内描绘图案，以增加陶瓷装饰的意趣，使其主题表达更为突出。尤其是到了明清之际，不管是内销瓷，还是外销瓷，开光装饰均比较丰富。

在克拉克瓷中，最具特色的开光部分普遍采用多层次的开光样式。不管是放射状排列的开光，还是环绕四周排列的开光，开光的方格子里皆绘有优美的花卉、山水、虫鱼、缠枝等纹饰。在大开光和小开光组合的克拉克瓷装饰中，小开光的框格内一般做一些符号，或者简单的纹饰装饰，如圆点、绶带、文字等，这样大小开光组合的克拉克瓷构图严谨、纹饰繁密、主次分明。其中比较突出的开光图案仍然以克拉克瓷大盘表现较为充分。

克拉克瓷大盘的基本图像是：盘内底心为第一层，也是最主要的装饰区域，这个区域内的图案构图完整，与绘画相似。在大盘的内壁有两层装饰带，盘壁一般会有8～10组开光图案，以辅助盘底的主题图案，这些辅助图案比较简洁，设计感较强，一般来说包括一些花卉图案和吉祥纹饰，比如福、禄、寿文字图案和螺、伞、莲、鱼、蕉叶、珊瑚等，有的也截取一些卷轴书画作为小开光装饰。

开光的间隙均填绘锦纹或璎珞纹。开光的个数也依情况而定，克拉克瓷在开光形式一般有四开光、六开光、八开光、十开光、十二开光等双数开光。克拉克瓷整体的开光装饰形式主要采用了“连”和“套”的形式，数个开光图案呈放射状连成一片，密实而整体感强。

“连”，一般是数个开光相连的布局形式，在克拉克瓷开光纹饰中较为常见。但是更多情况下会和“套”的开光形式组合使用，而且有同形套光和异形套光的形式，即在大开光中套用了小开光，这种方法造成的开光图案层次感强，具有一定的节奏感和华丽感，而且还会利用瓷器表面原有的底子，把开光之间的空隙连接起来，或者直接“借廓开光”，更增加了图案的密度感。还有一些在克拉克瓷的素底子上进行开光，但是并不普遍。

克拉克瓷的开光形式虽然分为“连”和“套”的形式，但是也不局限于此，更多的是利用丰富多变的开光手法和图案形式，以及东西不同的装饰风格进行再次组织和创作，在多种法式的拆解和组合中，创作出新的面貌和形式，表现出克拉克瓷开光装饰的蓬勃生命力。但是，在繁复和多变的组合过程中，存在着机械和重复的弊端，不得不说是为了适应当时大量的海外订制，有时间和成本上的考虑，是典型的商贸外销瓷弊端，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克拉克瓷的生产和商贸情况。

（二）克拉克瓷纹章样式

16世纪，是航海技术全面发展的时代，不管是哥伦布、麦哲伦，还是东方的郑和，世界航海体系渐渐形成。东西方唯一不同的是，中国的航海家并没有使中国与世界形成大规模持续性来往，而西方的航海家则促成了西方与世界持续性的规模来往，不管是贸易，还是殖民掠夺。

16世纪，葡萄牙人到达中国。之后，他们在广东东莞、宁波的贸易和战争，在澳门的借用租地，唯一的目的就是获得最大利益，所以他们通过一系列的争夺和贸易，来建立丰功伟业。在陶瓷贸易上的一个特殊表现是，葡萄牙人来到中国之初，就订制了非常具有西方鲜明特征的纹章瓷。

纹章瓷是外销瓷中最为特殊的一类。纹章瓷一般会在陶瓷器物表面显眼的部位绘制欧洲国家的城市、贵族、军团、公司的标志和图案，这与当时欧洲各国贸易、政治往来中经常使用的纹章有关。关于纹章瓷的订制应该比大量的订制克拉克瓷略早些，或者同时萌芽，同属于16世纪，这个时间段显得非常重要，因为西班牙人占领马尼拉，大量白银成为货币，流入中国。可见欧洲新兴国家与中国联系之紧密，所以关于纹章瓷的订制也并非偶然现象。

纹章瓷的图案一般会在中间设置一个方形的框格，这个框格大多有几何纹的外框线，然后再由各种具有设计感的花瓣或者花卉环绕其中，类似家族徽章、皇冠。这些纹章可能是一个标记或是图徽之类（如图3）。

当然，纹章瓷纹样的设计也不仅仅限于几种图案，图案中不仅有花卉，还有兵器、人像、文字等，有的直接就是一句哲人箴言。大多数情况下，一个较为完整的纹章瓷包括冠、头盔、披风、盾牌、托器以及写有铭词的绶带等几个部分（如图4）。纹章瓷的冠是家族，或城市中等级的标志。以英国为例，不同的冠则代表着公、侯、伯、子、男各级爵位。盾牌则没有过于严格的限定，一般会按照持有者的个人意愿而定，盾形纹样的纹章瓷的底子有蓝、红、黑、绿、紫5种颜色。

纹章图案存在着大量的动物形象，这些形象跟西方宗教故事和神话传说有很紧密的联系。其中最多的包括神鸟、神兽、龙、鹰、怪兽、犬、鱼、狮子、熊、狼等，而以狮子和鹰最为常见。狮子的图样为了保证构图的美观和经典性，一般以侧面站立为主，鹰大多都展开双翅，非常具有动感。

这些动物图案能够在纹章瓷中出现，从某种角度来说带有特定的寓意，比如狮子象征威严、勇猛和高贵，是权力者的象征，老鹰则代表着智慧和自由，熊和狼则代表顽强和坚韧，跟自身家族的宣言和口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纹章瓷始于16世纪，18世纪才开始在欧洲盛行，特别是荷兰、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德国和美国等国，其中英美最多。据不完全统计，18世纪中国销往欧洲市场的各类纹章瓷约60万件，其中1722年销售到英国的纹章瓷约40万件。

这种情况跟当时直接参与东西贸易的人员有关，比如，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长一般是贵族，而且这些贵族的大多数人带着家族的使命，会在陶瓷贸易中顺便订制自己家族、公司、城市的纹章瓷，必要的情况下也会为雇主、朋友等订制一定数量的纹章瓷。如此一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长及其亲戚及公司相关成员的家族纹章瓷在全部订购的克拉克瓷中占有相当数量的比重。在前后200多年的克拉克瓷贸易过程中，曾有300多个欧洲家族到中国订制过纹章瓷。

纹章瓷早期多用青花，图案在器物中央，而且特别大，到了后期，随着上釉基础和多种釉色的使用，则多用粉彩和五彩，图案也跟着缩小，而且常置于纹章的边缘部分。纹章瓷发展到18世纪也表现出不同风格，这跟当时的艺术创作有关。纹章瓷的图案也会形成巴洛克式、洛可可式和新古典主义式等几种不同的风格。

巴洛克式讲求夸张的外表，动感十足，在当时颇受欢迎；洛可可式的纹章瓷颜色活泼，细腻优雅；新古典主义式的纹章瓷则构图相对比较简洁，讲求对称，经常为铲形或椭圆形，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风行。

图3 四开光克拉克纹章盘

图4 粉彩克拉克纹章瓷八方盘

纹章瓷毕竟是订制瓷的一种，需要符合订制者的要求，所以除家族徽章、公司徽章之外，还有少量的名人徽章，名人徽章中皇室占了不小的比例，这部分也是海外贸易商人获利的重要部分，除此之外，名门望族或知名人士订制的瓷器更加丰富了纹章瓷，并在当时形成一定的风气。比如在授勋、结婚之类喜庆典礼时，就会订制纹章瓷，图案一般是非常具有设计感的家族徽章。为纪念新婚而订制的纹章瓷，往往要饰以男女双方家族的徽章，两者结合之后制作出新的纹章瓷图样。可见当时制作纹章瓷的社会需要，这种需要不但继承了原有徽章的图案，而且还会创作出新的纹样，从一定意义上促进了纹章瓷纹样的丰富和完善。

16—18世纪，欧洲各国所使用的纹章瓷，从皇室、贵族到新兴的中产阶级都委托商人代为办理。因此，也是海外贸易者获取暴利的重要手段，同时是对克拉克瓷外销贸易的促进和拓展。

以上可以明显看出克拉克瓷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东西交流下纹样的变化，不仅对中国陶瓷具有特殊的意义，对西方陶瓷的制作也具有非凡的价值。这些纹样图示不仅是西方贸易往来的实物见证，也是东西方文化传播互融的重要载体。

四、克拉克瓷纹样的功用

克拉克瓷的纹样绘制自然是为了对瓷器进行装饰，装饰则是为了美观。然而，克拉克瓷的纹样装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陶瓷的使用目的，即脱离物尽其用的工艺美学观点。当很多原因汇聚之后，造成早期的克拉克瓷并非用来使用，而仅仅是用来展示，即脱离了陶瓷的使用价值。而在中国，这些陶瓷根本不会被中国人当作日常用品来使用，也不会在国内进行销售，只有少部分地区把克拉克瓷当作陪葬用品。所以，克拉克瓷在纹样装饰上的变化，会使得克拉克瓷在东西方的功用上出现某些不同。

（一）克拉克瓷纹样的展示功能

至于克拉克瓷输出到欧洲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有多方面讨论。要知道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订购到克拉克瓷之后并不是直接贩卖到欧洲进行销售，而是采用了沿途销售，并作为中转的贸易策略，但是最后运送欧洲家乡的克拉克瓷大部分是以质量最优者居多。但是，早期这些克拉克瓷并不是主要用来使用的，而是用来收藏和展示的。

1616年10月10日，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位叫汉·彼得兹·科恩的职员，给他们远在欧洲的董事写过一封信，信中提到一批成套的克拉克瓷器，中国人从来不使用，只拿来进行出口，而且不论多少损失都会卖掉。

中国人之所以不顾损失地卖掉有三个原因：第一，克拉克瓷制作手法较为粗糙。就万历年间的克拉克瓷来说，制作省掉了二至三道工序，并采用最简单的垫烧，瓷胎也较少修葺，外底面上有放射性跳刀痕，圈足不圆，口圈与足圈有很多是一刀平削，少做打磨。第二，克拉克瓷胎质太薄，不实用，易碎裂。第三，克拉克瓷的纹样装饰瓷工绘制得较为简洁，难免拙劣，题材虽然新颖，但难免诟病。即便到了后期，纹样绘制水平提高，但是绘制的纹样题材并不是中国人所喜好。这三点直接导致克拉克瓷只做外销，并不做内陆市场的考虑。

既然中国人不使用，为什么欧洲人还竞相购置呢？

这跟当时欧洲对中国瓷器的偏好有关，因为他们很少见到像玉一样的盘子、餐具，还有盘子上清晰的异域图案和绘画，对于刚刚接触到瓷器消费的欧洲人来说，无疑是充满猎奇意味的。所以，这些具有装饰意味和异域图案的克拉克瓷，被欧洲人大量购买和收藏。

既然欧洲人把克拉克瓷作为陈设品，并非作为实用品，则对于克拉克瓷的质量、厚度及耐用程度不予考虑。所以，克拉克瓷作为日常陈设和展示远远要高于克拉克瓷的实用功能。

（二）克拉克瓷纹样的纹章功能

纹章瓷的订购和使用，的确在西方有特殊的功能。

上文已经提到纹章瓷是家族、爵位或城市的标志，而且在爵位的纹样上有着严格的限定，其他的家族纹章、纪念纹章、婚庆纹章则相对活泼些。所以，这一类的克拉克纹章瓷具有特殊的社会功用，而且拥有一定的数量。由于其特殊的功用，上面的图案一般绘制较为精美，比如为了保证构图的美观和经典性，一般以侧面站立为主，鹰大多都展开双翅，属于克拉克瓷纹样装饰的上层之作。

（三）克拉克瓷的陪葬功能

“打破为实，落土为安”的丧葬习俗中国自古有之，具有克拉克瓷纹样的陶瓷虽不曾大规模内销，但是在江西境内发现了许多克拉克瓷的陪葬用品。如江西省博物馆藏的朱翊矧墓瓷盘，此盘外壁为八开光，开光框格内为向日葵图绘。瓷盘内壁口沿部又设置为八开光，呈莲花瓣状，莲花瓣框格内装饰着吉祥图案菊花、芭蕉、浮萍和牡丹，框格衔接部分设置了立柱，立柱上又装饰了锦纹和缨络；瓷盘内壁中心区域又有八开光，框格呈八边菱形，菱形框格上装饰有半圆花蕊和云首纹，菱形框格内绘有竹石花卉、祥云灵雀图案等吉祥纹饰。如此繁密的开光图案并非中原风格，也不符合汉族文化丧葬倾向，但确实在丧葬用品中有所发现。

当然，并不是这位王公贵族不能购买具有汉族风格的瓷器进行陪葬，最大的可能是受到了当地老百姓陪葬风俗的影响。而且在江西一带，陪葬的克拉克瓷大部分是残次品，成本较低，再加上纹样新奇、图案寓意模棱两可，能充分满足对死后世界的不可捉摸的想象。

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并不是因为克拉克瓷装饰纹样的独特性才使其成为江西一带的丧葬用品。克拉克瓷之所以在江西一带成为陪葬品，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丧葬的克拉克瓷为残次品，不适用，陪葬可以减少成本；第二，独特的纹样满足了冥界一定程度的想象；第三，可以把这些残次的克拉克瓷变废为宝，“打破为实，落土为安”，反正是要摔碎，对逝者是寄托，对生者也是慰安。到后来，江西一带有专门制作克拉克瓷进行陪葬的，这样可以省掉很多工序，为节俭成本，纹样也没有专门的外销瓷那样繁复，只是大略具有克拉克瓷的装饰形式，比如开光、标记、文字，大多简洁省略（如图5）。但是克拉克瓷作为丧葬用品，仅在江西少部分区域内，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盛行。到目前为止，仅发现江西广昌、南城和会昌三县的明末清初墓葬中有克拉克瓷殉葬品。

图5 仁和世徐祭器四开光纹盘

明代末期，墓葬使用残次的克拉克瓷，或者做工粗糙的克拉克瓷作为陪葬用品，一方面说明广昌、南城等地的先民不违“丧道”，另一方面证明克拉克瓷器的残次品和粗制品的大量存在。那么把克拉克瓷变废为宝，将其残次品和粗制品陪葬的现象，应该是克拉克瓷器的残次品和粗制品有了大量的积累，才有可能另做他用。那么，将这一大批克拉克瓷处理为丧葬用品无疑是其中的一个方向。

五、结论

克拉克瓷在东西方经贸往来中身份独特。中西文化交流、海上贸易展销订制以及其他特殊的历史因素，使得克拉克瓷更加具有特殊的意义。

关于克拉克瓷的诸多研究中，克拉克瓷纹样的研究最为特别。毕竟从留存的大量实物资料来看，克拉克瓷的纹样变化相当活泼，而且储存了大量的图像学、风格学、历史学信息，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定历史时期东西方陶瓷文化的交流、互融，并持续发展的特殊状态。

总的来说，克拉克瓷纹样既具有浓郁的欧洲趣味，又保留了东方的制瓷装饰传统。克拉克瓷器的纹样不仅在题材上具有世界性，东方的传统故事和西方的宗教布道皆可观览；克拉克瓷纹样在形式上更是特别，其中以开光的样式尤为突出，在开光的框格形式和内容上充分展现了东西文化交融的丰富变化，再加上特殊纹章瓷纹样大量订制，更加具有非凡的意义；从克拉克瓷纹样功能上除了必要的装饰表现之外，克拉克瓷纹样的展示功能在欧洲订购者手中表现得更加突出一些，这有别于其他陶瓷的纹样装饰，而且克拉克瓷纹样的纹章标志功能和中国的丧葬功能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

换句话说，克拉克瓷纹样在题材、形式和功能上的丰富性，以及在表现手法上的独特性和专有性，使克拉克瓷纹样历史意义明显，对今后东西方陶瓷图像学、艺术学的发展和突破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再加上克拉克瓷特殊的历史身份，本身就是东西方陶瓷共生、共荣和发展的一座桥梁，必然会在今后的显学研究中凸显其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