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琰

(河北艺术职业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改编电影是近年来中国电影的一大热门趋势，但是如何对电影进行本土化改编，使电影内容适合中国观众的审美标准则成为一大难题。电影《大赢家》改编自日本作家都井邦彦的小说《永不结束的游戏》，2007年韩国导演罗熙赞将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率性而活》。在日本原版小说故事中，性格老实的巡查平田道夫由于过于认真地投入演习而带来一片混乱，故事的喜剧效果与讽刺意蕴也随着平田道夫与其他角色的胶着不断达到高潮。韩版翻拍电影与中国翻拍电影《大赢家》都是基于日本小说改编而成，因此本文主要将韩版与中国翻拍版进行比较，进而深入分析《大赢家》的本土化改编策略，后者着重于对人物和故事主线进行本土化改编以突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中小人物心酸的心路历程与励志人生。

一、人际伦理的转向：角色的本土化建构

电影《大赢家》的本土化改编策略首先体现在人物的设置上。韩版电影《率性而活》中的主角郑度满曾经是一位侦查科刑警，由于举报市长贪污而遭报复被降级为交警。但是《大赢家》在改编中取消了人物职业的特殊性，这一区域性翻拍的改编结果即是将故事主角设置为一名叫严谨的普通银行职员，一个生活在中国社会中的小人物。

小人物一般指人物设定平凡、没有特殊背景的角色，最早是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中经常出现的角色。小人物严谨也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那一个。他长相普通、家庭普通、工作普通，在来来往往形形色色的人群中是常被人忽略的。但是也正因为严谨的平凡与普通，才突出了他在扮演劫匪时的一丝不苟所产生的巨大反差。在其他银行职员都认为这次抢银行的演习只是一个走形式的过场时，严谨却由于认真扮演劫匪，给联合演习的警察和银行职员们带来很多的麻烦，由此产生了电影核心的戏剧冲突：认真的劫匪与不配合的群众。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伦理观念中，“人”是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的——他是所有社会角色的总和，如果将这些社会关系抽空了，“人”就被蒸发掉了。而严谨之所以不被同事喜欢就是他为人过于严格死板，因此不能妥善处理个人与他人的社会关系，导致周围的人觉得他死板不懂得变通。在人物的设置上，《大赢家》让主角更贴近我们的生活，使我们在身边的环境中将小人物重新进行观察，通过将小人物式的主人公放置在异乎寻常的境遇中，来展现平凡人的道德坚守与社会产生的矛盾与冲突。

在人物本土化建构方面，《大赢家》另一个不能忽视的改编特征就是将中国社会中的家庭文化融入电影中。韩版电影《率性而活》主要为了表现郑度满对原则的坚守，因此没有过多展现他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因为郑度满是被指定去扮演劫匪的人，只需要将这个正义的人物放在与他作为警察相反的极端情境下，情节即会朝向矛盾发展。而家庭观念是中国人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家庭对个体的影响突出地体现在《大赢家》的本土化重构的努力中。尽管中国传统大家庭的观念在西方思潮不断的刺激下逐渐趋向小家庭的模式，但是一些传统的家庭观念依然潜存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家庭中。如严谨作为家里的长子要对父母和妹妹进行各方面的照顾，为了家里人开心将自己的不满与委屈压在心底。

个体在成长阶段中最初所建立的就是与家人的关系，家庭关系对个体的成长有着举重若轻的效果，因此如果家庭关系处于不和谐的状态，作为社会人的个体很难与社会中的其他人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在扮演劫匪的严谨与警察对峙间，穿插了一段严谨对为何自己会走上“犯罪”道路的独白。严谨在家庭中感受不到亲人对他的关爱是其走向不归路的原因之一，他在独白中呼吁家庭应该多关爱这些备受冷落的人，因为在中国人的情感观念里，家是作为最后一个避风的港湾而存在。同样一对爷孙也正是在被无限拉长的抢劫演习中，爷爷对孙子的关心才不限于上一代对下一代的“身体”关怀，比如让孙子少玩手机，也开始了解孙子精神上的生活而逐渐拉近了代际间的距离，爷爷与孙子两代人之间也获得了更多的情感上的认同。

二、叙事话语的创新性改编

镜头语言无疑是电影叙事中较为重要的一环。在韩版电影《率性而活》中，郑度满为了抢劫银行而做的准备都通过镜头语言加以呈现。在镜头讲述的过程中，观众只有通过思考才能理解镜头语言所要表现的内容。安德烈·戈德罗认为对视觉画面做类似语言学的描述，其困难在于“画面展现，而不述说”。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才可以思考电影镜头是怎样表意和讲述的。单一的镜头的演示较易获得叙事的连续性，但是由于受到画面多样化的威胁，每一次镜头的变化都有可能打断正在进行的叙事，可能使观众不能完全理解电影中人物的行动。因此在《大赢家》的改编中，严谨在为抢银行做准备时，每一步都由他自己讲解这么做的原因与方法。字幕将虚构世界以内或以外的所有话语固定在胶片上，但是字幕只能依次来对画面进行讲解，声音的录制则既能重新找回失去的词语和画面的同步性，又能对台词或解说、对它们的准确位置等实施一种理想的控制。《大赢家》正是靠严谨对行动的解说，才能将观众真正带入一个抢劫犯的真实情景中。通过人物身上带有的状态牌，如“牺牲”“捆绑”“昏迷”等，与严谨对造成其他人物此种状态的原因的说明，如警察老姚因为不满严谨使演习时间延长，不承认自己已经是牺牲状态，认为自己是警察穿了防弹衣，依旧可以制服劫匪，但是严谨说姚警官确实牺牲了，大家通过观看录像得出严谨作为劫匪打中的是姚警官的额头。通过画面与声音的双重叙述，使得观众对抢劫的真实性与严谨对抢劫的认真态度有了最充分的了解，从而获得更加真实的浸入感。

人物语言的本土化也是《大赢家》本土化重构的策略之一。褔柯认为，话语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即一定的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文本而展开的沟通活动。因为警察没有满足劫匪严谨的要求，严谨决定杀掉牙疼的女职员邢云株以让她先去看病，女职员此时因为看病时间已过，遂脱口而出“让领导先死”。而银行大堂经理周游和职员小胖为了谁先死而获得结束演习的权利时，小胖说“领导应该把机会让给群众”。在人物这一段对话中，展现出话语与权力两者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中国社会中，领导一直作为榜样的形象而进行树立，因此在邢云株一句“让领导先死”既体现出领导在群众心中的应该勇于担当的社会文化心理，又讽刺了只有在这种假演习中领导才如此富有牺牲精神。在整部电影中，经常由人物对话将观众包围在一个现代中国社会中，如警察想用感化劫匪严谨的方式，找来了严谨的妈妈在银行门口喊话，结果严谨妈妈利用现场众多媒体和观看的群众来帮严谨相亲，仔细介绍严谨的各方面条件。《大赢家》在话语与现实的冲突中不断制造喜剧的效果的同时，也带来了关于现代中国社会的缩影写照。

三、艺术风格与深层价值的双向重构

《大赢家》作为中国版的翻拍电影，削弱了韩版电影《率性而活》一条最重要的主线，即用黑色幽默对官僚主义进行讽刺。《率性而活》中，警察郑度满因举报市长贪污而被调去交通科，在交通岗位上的郑度满又对新来的警察总署李承宇开出交通违规罚单，尽管李承宇反复强调自己的总署身份，但是郑度满依旧开了罚单给他。在韩版翻拍中，电影的开始就已经埋下了对官僚主义讽刺的线索。韩版电影的风格从影片的开始就已经展现给我们它黑色幽默的内核，《率性而活》的艺术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俄国批评家巴赫金提出的狂欢诗学的重现。巴赫金曾对梅尼普体的特点做过以下描述：这种艺术体裁往往“有极大的自由进行情节和哲理上的虚构”，并且在两极性中展开叙事。

警察与劫匪的角色特点无疑就是两个虚构的极端对立。因此，在韩版电影中通过设置认真的劫匪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警察这一组对比，所产生出异乎寻常的境遇里带来的黑色幽默是其风格的要旨所在。而在《大赢家》中，人物角色与个性的两极对立被取消了，核心人物被设置成一位普通但工作认真的银行职员，但是在这个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普通人身上，导演却通过围绕这一人物所展开的情节进而展现出更多当代人所面临的困境。虽然取消了梅尼普体式的对官僚主义的讽刺，但是通过展现严谨这一小人物对是非对错原则性的坚守，电影对中国的“面子”文化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在中国人的人格组成中具有很重要的他人成分，因此就产生了在别人面前“做人”的观念，这种观念含示着一个人将社会观众对自己的看法看得比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更为重要，因此产生了一种看重“面子”与“门面”的心理。因为严谨对待演习的认真带来诸多麻烦，导致银行行长吴小江对他表示不满。在众多媒体和银行领导面前，行长吴小江非常希望这一演习尽快结束，给银行系统与公安系统挣足面子，但是严谨对扮演劫匪的认真态度使得演习结束受阻，并屡屡给警察造成困难，吴小江最后利用严谨交换人质的机会进入银行对严谨和其他职员进行训斥。中国翻拍的《大赢家》更多是通过闹剧的形式，将这一抢劫银行的演习表现出来，尽管减少了梅尼普讽刺式的极端情境，但更符合中国本土逻辑的故事发展。即便《大赢家》与《率性而活》影片的风格不尽相同，但是《大赢家》依旧遵循中国式的逻辑发展带来了更符合中国情境的冲突与笑料。

由此，《大赢家》也传达了较之《率性而活》更为本土化的价值观念。在韩版电影中，对官僚主义的讽刺以及对警员郑度满认真严谨的个人价值观念的颂扬相辅相成；而《大赢家》对中国社会里普遍存在的日常“哲学”进行了批判，反驳庸俗低效的形式主义。在电影《大赢家》中，几乎每一个人都对认真扮演劫匪的严谨说过类似“差不多得了”“你咋这么较真儿”等这类的话，而行长吴小江对严谨的训斥中，充斥着等级地位不平等所带来的权力关系，说话的一方自然是权威，具有“掌教化”的身份地位，因此受教的一方就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因为中国文化中没有“人格平等”的概念，因此社会身份便成为等级秩序的外显标准。但正因为严谨对待扮演劫匪的认真态度与坚持，更加显示出平凡人坚守个人价值观的可贵。

综上所述，电影《大赢家》无疑是一部较为成功的改编电影，尽管削减了韩版电影《率性而活》的一条核心主线，黑色幽默的风格与对官僚主义的讽刺略失锋芒；但通过其本土化的改编策略营造了丰富的艺术效果，使得观众在获得笑料的同时，开始反思自身所处的社会与个人价值。在更为贴合中国文化的人物设置与对中国伦理文化的讽刺中，人们无疑会发出深刻的疑问：在越来越浮躁的社会生活中，我们是否能像严谨一样，面对上级与同事的指责与无奈还能坚守住自己的原则、保持自己的道德底线？《大赢家》在电影的结尾为严谨安排了一个光明的未来，他获得了事业爱情的双丰收。这无疑是对由严谨所代表的那一类人的艺术补偿——虽然认真可能会输，但一直认真肯定会有不同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