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祎

【摘要】伊朗传统医学拥有悠久历史，是欧、亚、非三大洲诸民族国家医学相互交流融合的产物。十九世纪，受西方文明冲击，伊朗进行了军事和科学改革的尝试，随着实践的进一步深入，这种变革也延伸到了医学领域。整个十九世纪是世界历史中传染病大流行的时期之一，在此期间伊朗曾多次爆发严重的霍乱疫情。疫情的发生确实对伊朗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健康造成巨大冲击，但不可否认疫情也逐步唤醒了社会民众的健康卫生意识，推动了国家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加速了伊朗医学领域变革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十九世纪  伊朗  流行病  公共卫生  医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K37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17.016

伊朗传统医学具有悠久历史，十九世纪现代医学知识和医疗制度的引入，推动了伊朗医学领域的发展。诚然，任何流行病及疫情的出现都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的生命健康造成一定的甚至巨大的冲击，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无疑也会推动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对十九世纪传染病大流行的背景下在伊朗爆发的霍乱疫情进行研究，以期探索疫情对于唤醒社会民众的健康卫生意识，推动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以及加速医学领域变革的历史进程之意义。

传统医学向现代医学演变

与西方传统医学的发展相似，伊朗也具有丰富的医学史。在借鉴古希腊、古罗马和中国等传统医学的基础上，受宗教信仰及文化习俗的影响，伊朗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伊朗伊斯兰传统医学体系。按照希腊-伊斯兰医学的理论，伊朗传统医学主要有两种范式。

第一种医学理论被称为体液医学。[1]体液论最初来源于古希腊医学，七世纪初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和帝国的不断征服，阿拉伯人吸收了古希腊的科学和医学传统。[2]特别是九至十一世纪近两百年的“翻译运动”，阿拉伯人翻译了大量医学方面的古典书籍。这种理论认为土、气、火、水四种元素在人体内以不同比例混合形成了四种不同的体液，即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而人体则被认为是由此混合而生，并且这四种体液不断进行新陈代谢。[3]根据体液论的医学原理，疾病是机体内部体液的整体平衡紊乱，或者是在某个特殊部位体液的自然平衡遭破坏所致。希波克拉底认为，健康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四种体液在浓度和数量上相匹配，[4]而这种平衡状态随时可能受到季节、环境、饮食和日常生活等因素的影响。[5]

第二种传统医学理论被称为先知医学。[6]这种医学范式将伊斯兰教圣训，即以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和传统作为基石，融合当地的医疗习惯、巫术信仰，并吸取希腊-伊斯兰医学观念的符咒。[7]与体液医学将疾病的产生主要归因于自然因素的观点不同，先知医学理论认为超自然因素是引起疾病的主要原因。早期伊斯兰教对瘟疫的解释是把这些流行病看作是真主对穆斯林殉难和对非穆斯林惩罚的裁定。[8]伊朗伊斯兰教宗教人士多为先知医学的继承者，他们将宗教仪式纳入医疗实践当中，护身符和写有祈祷语的纸片往往用于减轻患者的痛苦，这种超自然的治疗方式也同样运用于对霍乱和瘟疫的防治。[9]相比较而言，体液医学主要存在于城市中，而先知医学则多为乡村医疗实践的主要形式。[10]鉴于伊朗现行的伊斯兰传统医学知识体系既无法科学地解释疾病的成因，也无法满足民众对于医疗救治的需求，医学科学领域的变革已成必然之势。

十九世纪中叶，伊朗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举措。道如福农科学研究院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医学从此成为学校教授的科目之一，[11]成为伊朗引入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的重要一步。研究院对传统醫学课程作出调整，翻译并出版了涉及药理学、病理学、眼科学、儿科学、解剖学等学科的现代医学书籍。[12]同时，研究院也负责制定伊朗的医学专业辞典，促进了伊朗医学术语标准化。此外，研究院还培养了一批本土医学骨干，他们在伊朗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发挥了引领作用。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被引入伊朗的同时，新的医学制度及医学标准也在伊朗同步发展。1882年，伊朗政府推行行医执照体系，建立了医师委员会，对医生进行考核并颁发委员会认定的行医许可证，取消了医学院固有的伊斯兰传统医学讲师职位，从而正式打破了伊朗伊斯兰传统医学的垄断体系。[13]

十九世纪末霍乱大流行下的伊朗

早在十九世纪前，霍乱就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流行的传染病。[14]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是世界历史上传染病大爆发的又一时期。在此期间，伊朗再次爆发了严重的霍乱疫情，此次疫情有两波浪潮。第一波浪潮起始于1889年6月，当时奥斯曼帝国驻巴士拉军营最先出现了疫情。[15]到了同年7月，这种疾病已经蔓延至军营周边城镇，居民间连续出现霍乱病例，整个城镇陷入恐慌，疫情爆发的消息也迅速传开。[16]8月初，一艘从巴士拉出发的英国轮船抵达伊朗布什尔港，尽管船上已经有乘客死于霍乱，但该船仍获准靠港，随后几天里霍乱开始在整个城市蔓延。[17]为应对霍乱蔓延，伊朗政府成立了应对霍乱疫情委员会。委员会建议对经过海上抵达伊朗港口的人员严格实行15天隔离观察，同时在伊朗陆路边境关口设立卫生检疫站，对从圣地返回伊朗本土的朝觐者进行检查，以防止疫情输入。

虽然应对疫情委员会制定了较为详细的卫生防疫政策，但防控效果并不理想。实际上，有效控制霍乱的传播，需要建立足够数量的检疫站，同时也需配备以供隔离的特定场所以及为被隔离人员提供饮食，显然这一时期伊朗政府缺乏足够的人力物力资源来应对突发的疫情状况。至同年10月中旬，疫情已经突破边境防线，蔓延至克尔曼沙赫，继续向哈马丹传播，并首次在学校中出现了感染病例。[18]这一事态的发展促使当地政府紧急关闭了学校，但学生中感染的人数仍在增加。在哈马丹的疫情中，死者多为老人和儿童，青壮年症状轻微，疫情高峰时期哈马丹每天约有25人死亡，此外，由于哈马丹靠近里海港口，同时也是赴俄商人和劳工的主要来源地之一，[19]使得沙俄政府对抵达高加索地区的伊朗人实行了隔离措施。此次霍乱的第一波浪潮并未继续向东扩展到哈马丹以外省份，首都德黑兰地区也未受到较大影响。

1892年，第二波霍乱浪潮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爆发，此后蔓延至西部城市赫拉特，持续了两个月并导致近3000人死亡。[20]鉴于赫拉特与伊朗之间密切的商贸往来，霍乱很快便传播到伊朗边境沿线的城镇，并进一步随着贸易路线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蔓延。1892年5月，疫情在马什哈德爆发，仅仅一个月内就造成5000多人死亡。与此同时，霍乱从阿富汗继续向北蔓延，于6月在里海东部阿什哈巴德地区爆发，沙俄政府下令停止与伊朗海港的所有往来。随着霍乱传播至尼沙布尔，截至6月底整个呼罗珊地区都爆发了疫情，7月初霍乱已经蔓延至首都德黑兰地区。[21]虽然伊朗政府在马什哈德至德黑兰的主要道路都设立了防疫站点，但无法排查无症状患者和早期轻症患者。霍乱向德黑兰蔓延的同时，也沿着高加索铁路向西传播至包含伊朗西北部的阿塞拜疆省在内的整个高加索地区。[22]此外，随着东南地区商队的流动，霍乱开始在加兹温肆虐，并进一步向南部省份蔓延，致使伊斯法罕、亚兹德和设拉子也爆发了疫情。此次爆发的霍乱疫情具有全球性流行病的特征，并最终随着气温回升和北半球夏季的到来，停止了疫情传播的浪潮。据统计，截至1893年5月霍乱疫情在伊朗大部分地区结束时，伊朗本土有超过10万人死亡。[23]

传染病大流行对伊朗公共卫生和医疗事业发展的影响

十九世纪的传染病大流行逐步唤醒了社会民众的健康卫生意识，改变了民众对于流行性疾病致病机理的认识。随着大量出版物从现代医学角度出发阐释致病机理，伊朗民众逐渐改变了传统体液医学的认识论，即传染病并非由所谓无形瘴气所致。此外，伊朗社会对于现代医学的态度也产生转变。起初，宗教人士和政府保守派对现代医学极力反对，认为现代医学作为一种非伊斯兰教意识形态的产物，将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多个方面对伊朗造成冲击。十九世纪后半叶，鉴于越来越多的成功案例证明了现代医学比现行伊朗伊斯兰传统医学更有效、更科学，社会民众逐渐开始尝试现代医学的疗法。至恺加王朝末期，公共卫生意识和个人健康理念已为社会民众普遍接受。受益于现代医学知识技术及卫生理念的影响，至二十世纪初伊朗总人口数达到900万，比1800年前后的500万人几乎翻了一倍。[24]

传染病大流行推动了伊朗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疫情爆发期间，伊朗首次建立了较为完备的遏制疾病传播的机制，即检疫隔离体系，成为防控疫情传播的良方。时至今日，检疫和隔离作为预防和遏制霍乱及其他传染性疾病传播的作法，已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十九世纪初，伊朗社会忽视了公共领域的卫生状况，然而随着人口不断增长，其所引发的卫生问题也进一步突显。1881年，伊朗成立了卫生委员会，专门负责国家的公共卫生，该委员会的建立是伊朗推行公共卫生体制的重要转折点。[25]流行病疫情结束后，卫委会更积极地向民众推广卫生保健规范。为了营造城市良好的卫生环境并有效阻断疾病传播的潜在因素，卫委会负责定期对公共浴室、学校、清真寺等大型公共场所的卫生状况进行检查。一再出现的霍乱疫情也推动了城市卫生和公共健康立法的进程，1913年，伊朗政府颁布法令旨在改善城市公共卫生环境。根据法案规定，政府设立专职机构维护城市环境卫生，同时将德黑兰的屠宰场搬到城外，并统一对全市牲畜进行屠宰，也要求民众注意保护饮用水源。该法案首先在德黑兰市实施，然后逐步向各地方省份推广。

传染病大流行加速了现代医学在伊朗发展的历史进程。受疫情冲击影响，民众呼吁国家建立更为完备的医疗机构。1900年至1902年，德黑兰建立了两所国立医院，1916年建立了第一所妇女专科医院，并将其作为伊朗医学院教授妇科疾病和助产课程的培训基地之一。[26]1918年，道如福农科学研究院医学部独立，成为一所专门培养现代医学人才的医学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21年巴斯德研究所的成立进一步推动了现代医学在伊朗的发展。[27]巴斯德研究所不仅开展传染病疫苗的研发和生产，同时也为医学生开设细菌学课程，时至今日依然是伊朗重要的医学研究和教育中心之一。现代医学的普及也进一步推动了伊朗民众对西药的需求，欧洲药品公司相继扩大了对伊朗药品的销售，截至1929年，德黑兰市的西药药店数量约有148家。[28]此外，伊朗本土医生尝试将现代医学理论与伊朗伊斯兰传统医学学说相结合，并逐渐采用现代医学的术语和概念。

余论

在社会发展历程中，疾病、医学以及公共卫生政策的演变推动了国家医学领域变革的进程。十九世纪现代医学知识技术和医疗制度的引入，促进了伊朗医学事业的发展，而霍乱大流行的影响无疑成为塑造伊朗近代公共卫生制度的里程碑。不可否认的是，十九世纪末的传染病大流行逐步唤醒了社会民众的健康卫生意识，引发了民众对于认识流行性疾病致病机理以及对现代医学态度的转变。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的出台，也推动了伊朗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加速了医学领域变革的历史进程。

（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系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自由探索项目，项目编号：2019TS065）

注释

[1][7][美]肯尼思·F·基普尔：《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张大庆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3页。

[2]Michael W. Dols， Medieval Islamic Medicin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p. 3-5.

[3]Nikki R. Keddie， Qajar Iran and the Rise of Reza Khan， 1796-1925，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2.

[4][古希臘]希波克拉底：《希波克拉底文集》，赵洪钧、武鹏译，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年，第219页。

[5]张大庆：《医学史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7～42页。

[6]H. Garrison， "Persian Medicine and Medicine in Persia"，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1：4， 1933， pp. 129-153.

[8][10][23]Amir Arsalan Afkhami， Iran in the Age of Epidemics： Nation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Public Health：  1889-1926，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4， 142.

[9]Michael W. Dols， The Black Death in the Middle Eas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21-142.

[11]Muhammad Salim Khan， Islamic Medicine， Routledge， 2008， p. 19.

[12]Cyril Elgood， Medical History of Persia and the Eastern Caliphate， Cambridge： CUP， 1951， p. 502.

[13]Neligan， A.R， "Public Health in Persia 1914-1924"，  The Lancet， 1926， （3）， p. 742.

[14][英]弗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迈克尔·比迪斯：《疾病改变历史》，陈仲丹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年，第124页。

[15][16][17]E.D. Dickson， 'The Outbreak of Cholera in Mesopotamia and Syria in 1889， 1890， and 1891"， Transactions of the Epidemi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8，  1893-1894， pp. 150， 129， 144-145.

[18]George N. Curzon， Persia and The Persian Question，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92， 1 vols， p. 510.

[19]Hassan HakimiaiL， "Wage Labor and Migration： Persian Workers in Southern Russia 1880-191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17， 1985， pp.  443-462.

[20][21][22]Camposampiero， "On The Recent Out break of Cholera in Persia"， Transactions of the Epidemiological Society of the London， 13， 1893-1894， pp. 154， 156-158， 159.

[24][25][28]Willem Floor， Public Health in Qajar Iran， Washington： Mage Publishers， 2004， pp. 11， 206， 291.

[26][27]Mohammad Hossein Azizi and Farzaneh Azizi， "Government-Sponsored Iranian Medical Students Abroad （1811-1935）"， Iranian Studies， 2010， （3）， p. 351， 352.

責 编∕郭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