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月菊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快速蔓延，给中日韩三国经济及三国间的经贸关系带来了巨大冲击。如何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至最低并尽快使经济得以恢复，是三国政府面临的共同课题。除了采取必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外，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强化东亚区域合作，无疑是最正确的选择。在疫情施虐的“危”中，我们也看到了区域合作的“机”，即疫情也为加速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创造了机遇。在未来中日韩FTA谈判中，设立“早期收获”清单至关重要。相信“早期收获”的达成，必将为促进三国间的经贸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创造更多机遇，从而有力推进疫后经济的复苏。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中日韩FTA  经济全球化  全球价值链  东亚区域合作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18.002

新冠肺炎病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全球。为抗击病毒蔓延，各国被迫采取限制移动、封锁国境、停工停产等措施，导致内需不振、外需骤减，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中。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4月14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新冠肺炎疫情将带来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深度参与全球化之中，并深受疫情困扰的中日韩三国也不能幸免。疫情不仅使三国的经济受到了巨大冲击，还严重打击了三国间的贸易、投资和生产网络。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对三国经济和经贸关系的冲击为背景，探讨新冠肺炎疫情下加速推进中日韩FTA谈判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实现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了中日韩三国经济

与欧美等国相比，中日韩在疫情防控方面做得可圈可点。中韩两国经济复苏的进程更是早于欧美国家;日本的抗疫前景虽然仍不十分明朗，但出现如欧美那样大暴发的可能性不大。即便如此，在疫情全球施虐，国际市场需求疲弱、全球价值链部分断裂的背景下，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中日韩三国经济也受到沉重打击。

受疫情影响，中日韩三国经济增速大幅下滑。中日韩三国均是世界上较早暴发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三国的贸易、投资和生产因此受到较大影响，经济增速大幅下降。据IMF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20年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增速将分别为1.2%，-5.6%和-1.2%。

中国经济首次出现单季负增长。中国是最早暴发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自2020年1月下旬起，全国进入近2个月的停摆状态。虽然中国及时采取了有效的“组合拳”应对疫情冲击，包括实施了严格的公共卫生健康措施，以及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等，使经济秩序快速恢复正常，但受春节及因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企业停工停产、外贸退单等因素的叠加影响，一季度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首次出现单季负增长，同比下降6.8%，大大超出预期。从贸易看，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比上年同期下降6.4%，其中出口下降11.4%，进口下降0.7%。从投资看，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16.1%。其中，基础设施投资下降19.7%，制造业投资下降25.2%，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7.7%。从消费上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高达19.0%。随着国内疫情的有效控制，4月起，中国的主要经济指标均呈现回升势头，二季度GDP实现了3.2%的正增长。但由于疫情在全球的快速蔓延，中國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来自外部需求减弱的挑战，使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韩国出口颓势殃及全年经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韩国国内停业和歇岗的情况大量增加。据韩联社报道，3月韩国临时歇岗人员同比大增363.4%，多达160.7万人，创1983年7月有统计以来的最大增幅。韩国企业海外工厂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截至4月6日，韩国企业约27%的海外工厂暂停运营。[1]这一情况因海外疫情的扩大而加剧。由于国内市场狭小，韩国经济高度依赖外贸。以2019年为例，韩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占GDP总量的64%，即其外贸依赖度高达64%。如果外贸大幅下降，韩国的订单势必缩减，企业投资下滑，企业利润和人员薪资减少，最终导致居民消费下降，经济增长低迷。本来，2020年2月份，韩国外贸已扭转了连续14个月的出口下降趋势，出口增长4.3%。然而，自3月起，因新冠肺炎疫情在韩国国内及全球的扩散，除医疗相关物资外，其他商品的进出口严重受限，出口再度出现0.7%的负增长。4月前10天，出口同比再度出现两位数的负增长，降幅高达18.6%。石油制品（-47.7%）、无线通信设备（-23.1%）、汽车零部件（-31.8%）的出口均低迷不振。面向中国（-10.2%）、欧盟（-20.1%）、美国（-3.4%）、日本（-7%）、越南（-25.1%）和中南美（-51.2%）的出口均出现减少。[2]截至6月20日，韩国出口同比下降10.9%，进口下降8.9%。内需不足加外需疲弱，严重拖累韩国经济复苏。据IMF的预测，2020年韩国经济全年将萎缩1.2%。

日本“2020奥运经济”梦断疫情。日本之所以下决心于2019年10月提高消费税至10%，是因为背后有2020年东京奥运会这个“金娃娃”的支撑。然而，疫情无情地打碎了日本“2020奥运经济”梦。日本不仅将失去近14万亿日元的预期经济收益，还可能因为延期而产生3万亿日元以上的经济损失。同时，疫情在本土和全球的快速蔓延，使本就不十分景气的日本经济如雪上加霜。日本银行发布的3月经济短观调查显示，大企业中的制造业行业判断指数比2019年12月下滑8%，非制造业下滑12%。其中，餐饮、住宿等服务业下滑70%，骨干企业下滑63%。[3]汽车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制造业，受疫情的冲击也非常强烈。丰田汽车从4月3日起暂停了日本五家工厂的七条生产线，将直接影响一系列雷克萨斯品牌车型和丰田普锐斯、4Runner SUV等车型的量产和出口，可能导致生产计划中的产量减少约3.6万台。马自达在3月28日到4月30日期间将位于日本西部广岛（Hiroshima）和山口（Yamaguchi）的两家工厂暂停运营13天。同时，该公司还从3月25日起，将墨西哥的工厂停产10天左右;从3月30日起，将在泰国的生产基地关闭约10天，这些举措会造成全球产能削减6万台。据日本经济新闻预测，由于在日本国内和国外的停产，日本七家汽车制造商的全球产量预计将比2019年下降50%。因此，多家日本著名智库对2020年日本实际GDP增长率作出了负增长预测，IMF的预测值更低，为-5.6%。安倍的突然离职，也使“安倍经济学”的前景堪忧，而日本经济要走出疫情带来的阴影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新冠肺炎疫情也严重冲击了中日韩三国的经贸关系。我们知道，中日韩三国均是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支持者和践行者。中日韩三国经济在互惠共赢的基础上深入开展合作，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经济关系。中国是日本和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韩国是日本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日本累计对华投资余额位居各国之首，韩国是近几年仅次于新加坡的第二大对华投资国。日本和韩国的在华企业数均超过3万家。可以说，中日韩三国的利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而深入地融合在一起。日本和韩国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助力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廉价的生产成本和良好的基础设施，同样为日韩在华企业创造了丰厚的利润，密切了三国间的经贸关系。然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沉重打击了三国的经贸关系。

从贸易关系看，在春节效应及疫情冲击的双重作用下，2020年1～2月，中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下降9.6%，对日本和韩国的进出口分别下降15.3%和10.8%，跌幅高于中国外贸的平均水平;中国对日韩两国的出口分别下降23.3%和7.4%。由于中国和韩国疫情控制较好，经济逐步走上正轨，第2季度起，中韩贸易状况有所改善，但1～8月中韩进出口贸易额同比仍然下降3.7%。自第二季度起，中日两国的进出口贸易开始缓慢复苏，但增长缓慢，1～8月两国的进出口贸易同比仅增长1%。从服务贸易来看，旅游消费受到的影响最大。以日本旅游市场为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占到整体访日游客人数近一半的中韩两国游客减少了出游。据日本国家旅游局（JNTO）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1～6月份，中国和韩国赴日旅游人数分别由上年同期的402万人和357万人减少至86万人和39万人。据日本观光厅4月15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1～3月，中国和韩国游客在日本的消费额同比分别大减44.7%和75.4%。[4]

从产业链看，疫情对三国经贸关系的影响，不能局限于最终消费品上，更要关注对中间品进出口的影响，及对产业链和供应链带来的冲击。中日韩三国均深度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是东亚生产网络的核心。此次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冲击十分严峻。疫情引发的停工、停产、停运，导致中间品出口严重受挫，有些产品的出口甚至出现了“断崖式”下滑或供应缺失，进而导致相关产业链出现断裂。如在中国疫情期间，湖北的“封城”措施，使中国的汽车零部件供应中断，导致日本和韩国的汽车企业不得不宣布暂停在日韩的生产线。虽然这一状况随着中国的复工复产有所改变，但由于中日韩三国也是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参与者，若全球疫情的蔓延趋势得不到有效抑制，会给三国与国际生产链上下游企业的合作和生产造成障碍，进而影响东亚产业链的修复。

从投资关系看，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预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将减少30%～40%。中日韩三国间的FDI也不能幸免。以2020年1月日本的对华FDI为例，投资额同比增长-27.7%。疫情冲击下，国际投资停滞的现象在2月和3月更加严重。第1季度FDI的整体情况比1月数据所显示的下滑幅度更大。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复苏，虽然第2季度日本和韩国的对华投资好于第1季度，但仍难以扭转负增长态势。

可见，疫情给中日韩三国经济及三国间的经贸关系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不仅导致三国经济增速大幅下滑，也沉重打击了三国间的贸易投资，使产业链和供应链严重受挫，甚至出现暂时断裂的现象。如何把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降至最低，尽快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步入正轨，是当前乃至后疫情时期，三国政府面临的共同课题。

加强区域合作将成为后疫情时期各国“抱团取暖”的现实选择

作为亚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增长重要推进器的中日韩三国，一直都是经济全球化的支持者、参与者和受益者。三国在深度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也深刻认识到，只有加强合作才是共克时艰的必由之路。然而，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及贸易活动造成强烈冲击的同时，也使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全球化进程可能因疫情的发生而进一步放缓。在此背景下，中日韩三国加强东亚区域合作便成为最现实的选择。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不容小觑。受疫情全球快速扩散的影响，无数商品和服务的国际生产被迫放慢甚至按下暂停键，直接造成全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需求萎缩，导致国际贸易增速大幅下滑。据世界贸易组织4月8日发布的报告预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贸易将缩水13%～32%，远超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5]疫情蔓延也增加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对全球供应链的运转和需求形成了多重打击，一些重要的产业链面临断裂风险。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也增加了投资者的悲观情绪。

病毒没有国界，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其外，独善其身。面对疫情，各国除了采取必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外，加强国际合作无疑是最正确的选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面对疫情给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带来的严峻挑战，对全球生产和需求造成的全面冲击，各国应该联手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加大宏观政策对冲力度，防止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6]3月26日，首次以视频方式召开的G20领导人峰会，向国际社会明确传递了强调团结合作、携手战疫的积极信号。

然而，面对这种新型的全球性危机，由于各国疫情发展情况、资源调动能力、抗疫思路等的不同，G20能否将峰会共识真正落实到实际抗疫行动中，仍是未知数。出口禁令、限制配额、截取医疗物资、甩锅转移国内矛盾等现象，对国际社会联合抗疫造成了严重干扰。[7]从目前一些国家采取的抗疫政策看，多是優先考虑国内利益和就业，具体表现就是限制贸易和资本流动，支持制造业回归。4月10日，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呼吁在华美国公司应考虑撤离中国，政府将为回归企业提供全部“搬家”费用。旋即，日本也宣布将提供20亿美元资金用以支持日企搬回日本或转向东南亚等亚洲其他地区。美国和日本政府鼓励制造业回归，一方面是考虑解决本国的就业问题，试图减轻因疫情带来的就业压力，缓和社会矛盾;另一方面是力图解决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本土产业空心化问题。这是因为疫情滋生了对经济全球化的新指责，如有些国家将N95型医用口罩、防护服及呼吸机等医用物质的短缺归咎于全球化，矛头直指产能的向外迁移。

受上述因素叠加影响，后疫情时期的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将进一步放缓，甚至可能出现短时的回退现象，经济全球化的调整周期可能被进一步拉长。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若不能摒弃单边抗疫的思维，国际合作恐难在短期内真正得以实现。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挫，国际社会合作抗疫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加强区域合作将成为各国“抱团取暖”的现实选择。疫情发生以来，中日韩三国守望相助，密切沟通交流，积极分享防控抗疫经验，采取务实措施，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部分缓解了疫情的冲击，为区域合作抗疫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也增强了三国密切合作、共克时艰的信心和决心。

新冠肺炎疫情给加速中日韩FTA谈判带来了新机遇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如何从危机和困难中捕捉和创造机遇至关重要。对于加强东亚区域合作而言，新冠肺炎疫情的“危”也给加速推进中日韩FTA谈判带来了新“机”遇。

首先，疫情使中日韩三国更加认清了加强三边合作的重要性。疫情重创了中日韩经济及三国间的经济合作，恶化外部贸易环境，也使得各方更加充分地意识到彼此经济的高度依赖性，只有进一步减免关税、消除贸易壁垒、畅通贸易，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促进投资，压缩企业经营成本、扩大贸易投资，才能减少疫情对各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这就为拓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推进中日韩FTA谈判提供了新机遇。因此，务实、快速地推进中日韩自贸进程，是新冠肺炎疫情下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战略选择。我们知道，自从2012年中日韩决定正式开展自由贸易区谈判以来，共开展了16輪谈判，围绕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规则等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磋商，但一直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中日韩三国可以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为契机，加快推进谈判进程，争取尽早达成“早期收获”计划，力争在促进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便利化，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保护知识产权，加强在公共卫生、医疗、健康、养老、环保、科技研发等领域的合作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以降低疫情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和“逆全球化”的冲击效应。

其次，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增强了对日韩两国的吸引力。虽然2020年第1季度的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较深幅度的下滑，但从3月以来的情况看，中国经济已逐渐恢复常态，各项经济指标逐步好转。3月份的工业降幅比1～2月收窄了12.4个百分点;服务业生产指数降幅收窄了3.9个百分点;投资和消费降幅分别收窄8.4个和1.5个百分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双双重回荣枯线以上，分别回升16.3个和22.7个百分点。此后，中国“六稳”和“六保”相关政策继续显效，促进居民消费、激发市场活力政策持续发力，经济持续向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8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货物出口累计增速等均由负转正。随着消费、投资、出口“三大动力”动能不断增强，中国经济增长势头愈发明显和稳定。在全球需求大幅下降的背景下，率先复苏的中国经济有望继续成为世界经济恢复的引擎，再次引领世界走出危机。对于高度依赖外部市场的日韩两国来说，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如同给不振的两国经济吃了一颗定心丸，两国对中国市场内需的恢复更是充满期待。鉴于疫情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可能加大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措施，中日韩三国“抱团取暖”的意愿将进一步增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进一步削减贸易和投资壁垒，制定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措施，并使其制度化，将成为三国的共同选择。

再次，疫情期间美国表现出的高度利己主义和保护主义，使日韩两国增加了对其美国盟友的不信任感。事实上，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优先”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日益成为其主导盟国关系的核心因素。美国不再顾及盟友的“情面”，大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频繁运用“制裁”、极限施压等手段胁迫他国就范，日本和韩国也未能幸免。可以说，美韩自贸协定的升级版和日美贸易协定的“早期收获”均是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下签署的，也使两国渐渐失去了背靠美国盟友大树的安全感。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全境的快速蔓延，使美国迅速成为世界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灾区。美国更是因此将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运用到极致，不仅随意截留盟友的抗疫物资，还毅然决然给加拿大等盟国断供抗疫医用物资。此外，美国还不停地甩锅中国、欧盟和世界卫生组织等，以减缓国内的舆论压力。美国的这些行为，日韩两国也看在眼里。疫情过后，为了加快本国经济的复苏，美国是否会再对盟友采取强压措施也未可知。日韩两国对美国盟友不信任感的增加，也将成为促使日韩回归东亚区域合作，加快中日韩FTA谈判的主要动因之一。

最后，疫情给加快中日韩FTA谈判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面对疫情对产业链、供应链造成的冲击，“脱钩论”“转移论”也浮出水面，日本甚至出资鼓励在华企业撤回本国或转移至亚洲其他地区，以分散价值链断裂的风险。中国为了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将价值链断裂风险降至最低，也全力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力争打造全产业链，向产业链中上游迈进。从这个角度看，疫情过后的确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经济全球化的既有格局，引起全球价值链的重塑，从而给区域一体化带来一定的挑战。但我们不能因为供应链、产业链的重塑及本土化趋势的加强就否定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质疑中日韩加强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意愿。

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工等成本的不断攀升，对外资投资优惠力度的逐渐减小，一些“微利”的跨国企业就开始选择性地撤出中国，将生产转移到东南亚等人工成本更低、投资优惠力度更大的国家或地区。但从市场规模、投资环境、生产技术、配套能力及市场的成熟度上看，东南亚等地区的国家是无法与中国媲美的。的确，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中国的停工停产造成一些产业链的短时断裂，也使一些企业产生了搬离中国的想法。但中国在控制疫情上所展现的制度优势和管理能力，进一步验证了它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的制造业优势。特别是疫情期间，云服务、IoT、远程控制等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使中国的优势更加凸显，增强了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可以预见，疫情后，外国对华投资总体上不仅不会出现大减，那些面向中国市场销售的产品与材料，还会加大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力度，因为这里有世界最大的市场、廉价而优秀的工程师队伍、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能力。因此，我们不必过分担心日韩在华企业的回归或转移，及其对区域合作产生负面影响。而要进一步增强三国加强区域合作、加快推进中日韩FTA的信心。

应力促中日韩FTA谈判尽早达成“早期收获”

加快中日韩FTA谈判，促成协议尽早达成，可以助力疫后三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鉴于三国在一些议题的诉求上仍有较大分歧，影响谈判的进程，因此，我们建议在未来中日韩FTA谈判中，参照已达成的RCEP协议条款，将现有谈判议题按难易程度进行分类，秉承先易后难的原则，分阶段推进FTA谈判，争取早日达成“早期收获”。

根据抗击疫情的经验，我们认为“早期收获”清单应包括贸易便利化协议，降低或减免农产品、化学品和医药品的关税，制定数字贸易和服务规则，加强金融合作、信息共享，构建风险预警机制等。

第一，贸易制度和手续的简化与协调是推动区域贸易自由化的重要措施，中日韩FTA谈判应通过先行达成贸易便利化协议，消除因繁杂手续而带来的重复工作、资金和时间的消耗，以有效提高通關效率，节省通关时间和成本，促进三国间的贸易流通。

第二，抗疫期间中日韩三国在农业、与抗疫相关的化学品和药品等行业的合作需求增大，中日韩的自由贸易谈判可以率先降低或免除部分农产品、化学品和药品的关税，并最大限度地消除上述领域的非贸易壁垒。

第三，抗疫期间，智能制造、在线消费、无人配送、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娱乐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得以实现，为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创造了无限商机，也展示了数字经济的无限魅力。中日韩均是数字经济发展强国，为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三国应携手制定数据跨境流动和服务规则，促进基于数据的现代生产和服务的跨境合作。

第四，中日韩三国都是“清迈倡议”成员，应加强金融合作，大力推动货币互换机制运行，以应对突发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中日韩应优先将加强金融部门合作制度化，扩大三国间的货币互换规模，维持金融市场安全。

第五，应对疫情的严重冲击，加强三方产业供应链安全信息沟通与协调、联合评估、风险预警等机制建设至关重要。因此，中日韩政府应尽快建立三方信息沟通与协调机制，及时分享信息和数据，及时预警风险等。

注释

[1]韩联社：《韩产业部长官：疫情下韩企约三成国外工厂停运》，2020年4月8日，https：//cn.yna.co.kr/view/ACK20200408004500881。

[2]韩联社：《韩国4月前10天出口同比减18.6%》，2020年4月13日，https：//cn.yna.co.kr/view/ACK20200413001000881。

[3]日本银行调查统计局：《第184回全国企业短期经济观测调查》，2020年4月1日，https：//www.boj.or.jp/statistics/tk/yoshi/tk2003.htm/。

[4]日本经济新闻：《1～3月访日消费额大减41.6%》，2020年4月16日，https：//cn.nikkei.com/industry/tradingretail/40206-2020-04-16-09-04-30.html。

[5]WTO： "Trade set to plunge as COVID-19 pandemic upends global economy"， April 8， 2020， https：//www.wto.org.

[6][7]习近平：《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求是》，2020年第8期。

责 编/周于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