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朝，吕华斌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广洲 511300）

审美时尚是有规律可循的，它的形成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它对审美活动的影响较为直接，对社会群体行为的影响，还体现在审美时尚环境变迁中人们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审美倾向。目前，艺术创作的质量和审美体验的深度主要取决于创造性想象，因而当代设计师善于运用审美风尚来增强创作的时代感，以确保再造想象的过程中，审美主体透过“物化”风尚将审美文化再现于独具魅力的再造纹样之上。

一、审美时尚的定义

“审美”是指人与世界在非功利状态下产生的一种关系，是人们对世界认知的一种独特方式，倾向于主观心理感受，因而对事物的认知具有较大的偶然性和差异性。而“时尚”最早显现为中世纪晚期欧洲宫廷和上层贵族之间流行的一种生活风气和现象，法国学者吉勒斯·利浦斯基将其实质概括为：“个体主义的美学”和“诱惑的美学”，表明它是社会的产物，受社会环境的约束，对社会主体意识的影响较为广泛。同时时尚具有轮回性，它的变迁与审美观念的变化息息相关，二者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融合，给审美主体带来一种无形的影响，如此，为审美和时尚这两个概念逐渐成为一个偏正复合的单一范畴词语奠定基础，并慢慢发展成为当代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背景下的一个范畴。审美时尚是大众在一定时期内普遍表现出对某种审美对象的热爱，这种审美趋向可以快速地反映社会群体的审美追求，是新的审美观念形成的先驱。审美时尚的形成受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它与社会学和心理学交叉发展，其主要表现为美学视阈下，一种新颖的审美模式带给人们模仿和从众的心理暗示，继而成为社会上某个时间段的普遍倾向，最终给大众带来不同的审美体验。

目前，许多专家学者对审美时尚的内涵有不同的解读，这些解释的方向大致有三种：一是侧重于美学的概念体系，即审美思潮所派生的趋同化审美实践，是一种由少部分人倡导并引发众人模仿的审美现象；二是侧重于心理学的概念体系，即从个人对新事物的兴趣爱好和自我表达的需要，群体对个人的影响等方面去研究时尚的心理动机；三是侧重于社会学的概念体系，即从个人或群体在社会中的角色互动方面去探讨审美时尚中审美主体的心理动机。

>图1 陵阳公样

>图2 真红穿花凤锦图

>图3 波斯风格

>图4 粟特风格

二、“旧样”至“新样”的发展过程

隋唐时期流行“团窠”与折枝花样，前者为“陵阳公样”，后者为“新样”，因二者构图程式新颖，可以将其视作蜀地织造技艺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佳作。据黄修忠《蜀锦织造技艺：从手工小花楼到数码织造技术》一书中对二者的描写，可知“陵阳公样”是唐朝人民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的结晶，由初唐时期益州大行台窦师纶所创，因其被封为陵阳公，故取此名，该纹样以联珠团窠为主要构成骨架，团窠中的主要题材是对羊、对狮、对鹿等动物纹，多寓意吉祥、兴旺和权威（图1）。它是唐代刚健祥和的时代精神再现，也是唐代兼容并蓄的中国式之美的呈现，反映了唐朝人民追求平稳、冷静、坦然、静穆的独特民族心理。

“新样”是唐代晚期蜀地创制的一种写生花鸟纹，用于蜀地丝织物之上，尤以蜀锦为主，“新样”锦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旧唐书》之上，最初制品是半臂背子，曾为西川所贡皇室之佳品。据考古发现，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间，吐鲁番381号墓出土的真红穿花凤锦（图2）即为唐代“新样”。从残存部分可以推知整幅锦面为二方连续组成的相同团花，纹样以五彩大团花为中心，花团外围有四只凤鸟相对展翅穿翔在花间，飞鸟的尾部附近有四簇对应写生小团花和小飞鸟，与主体纹样组成放射性菱形花簇。锦面色彩有真红、粉红、果绿、棕色和海蓝，是依据实际比例进行色彩的搭配，其幅边色彩属于蓝色和粉色。该出土的锦缎上还保存了一条宽2.7厘米的横向带子，与主体团花纹样一横一纵，错落有致，形成散点式的二方连续纹样，带子的上下两边还用细线相隔，下方还有一个大约1cm宽的果绿无花纹剪痕。它与前期“陵阳公样”最大的区别是写实花鸟纹所带给审美主体的一种春意盎然的审美倾向。

再将新疆出土的波斯风格（图3）和粟特风格的蜀锦（图4）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南北地区织造的差异，促使各地域锦缎之间的风格相互融合发展。随后这些锦缎在风格上趋于同化，在构图上偏向于联珠纹，但渐渐打破“陵阳公样”固有的技法，开始采用不同形式去表现各地域的审美时尚，如上图中波斯风格锦缎已经开始使用单个纹样的形式，并增添了动物纹之外的植物纹作为圆形周围的装饰纹样，为后期以写生花鸟纹为主的“新样”流行于唐代晚期做了一定的铺垫，另从保存至今的唐代壁画中也可以感受到这种写实风尚所呈现的特殊美感。

整体而言，从千年蜀锦残片中可以读出过往时空的生活情景。唐代富足的生活背景造就了唐朝人民兼容并蓄的审美风尚，其纹样也凸显出了大气、精致和开放的特点。中国传统审美中“以象明意”，偏重意象，如《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其中“象”则为意象。在唐代“旧样”至“新样”的发展过程中，“新样”中的纹样元素渐渐被视为一种意象被提炼出来，它不仅展现着科技的发展会影响审美客体美感存在的形态，也阐释了审美观的不同，会使审美客体各擅其美，正如苏轼《孙莘老求墨妙亭诗》所云“燕瘦环肥”的典故。

三、“新样”审美时尚形成的原因

（一）丝路互通下纬线显花技术的出现

晚唐时期纺织技术的繁荣发展，成都还专门设立了生产五色背子的织坊，致使唐后期官服上的“新样”进行了一次创新与模仿的上行下效。由此可推断，“新样”最初织造时间是初唐，前期流行于官宦之家，至唐后期才开始批量化织造并流行于民间。唐后期受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纺织生产的重心逐渐由中原地区向南方移动，造就了江南地区纺织品种类丰富的格局，尤以唐代丝织品的发展为甚。此外，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东西方技术的交流互通，使该时期西北地区的纺织业也有较大进步，生产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高昌锦、丘慈锦、疏勒锦等。与此同时，西方毛纺织技术的传入，使中国在此时期产生的蜀锦纹样中带有明显的西方毛织物图案的风格，“新样”的审美时尚在这种丰裕的社会背景下渐渐趋于一体化。

此外，老官山汉墓曾出土的四台织机也恰到好处地证实了唐代织造机器的不断改良，并间接展现了唐代成都地区的纺织技术发展迅速。“新样”锦的织造机器则是《天工开物》中记载的“花机式”，即成都小花楼织机，该织机采用木、竹等材料，加以传统木工技艺中的抖榫、双榫、插榫等方法加工而成，该机由机架、提花装置、投梭、打纬、送经、卷取六大部分组成，在唐前期蜀锦一般采用平织的方式，先设计图案样式，再进行挑花结本，经线控制样式，纬线控制颜色，到后期织机便改良成可以用纬线来显花，这促使唐代后期“新样”开始风行。

由是观之，在唐代政治经济繁荣发展和各地域文化频繁交流的社会背景下，纬线显花织造技艺的发展为“新样”风行于唐代晚期奠定了文化基础，促使“新样”的审美时尚在政治经济背景下呈现出美感的多样性。

（二）胡风影响下官服纹饰诏令的修订

据《中国丝绸艺术史》一书第七章丝路大转折中记载，纹样的审美意识嬗变，是中西文化交流与丝绸之路艺术交织的结果。从汉晋云气纹到大唐“新样”的审美嬗变中，可以推知“新样”的风格演变处于逐步丰富的过程。它吸收了东西方文化的精华，由动物题材转化为花卉题材，其构图程式也由联珠团窠慢慢向折枝团花转变。还应特别指出的是，这两个时期刺绣纹样与织造纹样有些一模一样，但呈现出来的美感却有较大区别。刺绣因其是个体通过手工完成的，所以它展现的纹样线条韵律感和装饰性较为强烈，而织造大多采用机器完成，因而其纹样色彩丰富且元素具有循环性，这也再次证实了在丝路互通的经济格局下，“新样”的审美时尚具有社会性和融合性，它的流行与织造技艺的发展有较大的联系。这种受胡风影响而带来的审美嬗变与融合，使“新样”伴随着文化交流而呈现出极具包容性的纹样形态，促使唐代晚期官服纹饰转向以写生花鸟纹为主的“新样”，并延续着大唐盛世的文化精神，成为了流传至今的一种时尚。据卢华语《小议“新样”》记载，“新样”流行于唐代晚期的原因有如下三点：

第一，唐代蜀锦织造技艺的发展。唐代中后期出现了纬线显花的织法，这在显花技术上算是史无前例的一大进步。该织造机器不用去更换经线和提综的顺序，只用改变纬线的颜色，就可以织出纹样相同而颜色不同的织物，并且织造艺人还可以通过改变经线和提综的顺序，然后使用纬线来显示花型，从而织造出不同的图案样式。上述的考古发现和文化交流历程，已经论证了这种缘由有较大相关性，唐代显花技术的发展使复杂而变化多端的花鸟纹饰更易于纺织，从而为“新样”的流行提供了技术前提。

第二，唐后期，花鸟画成为一种独立的画科登上历史舞台。花鸟画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以树木、花鸟、虫鱼等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一个重要画科，它的出现传达着唐朝人民对植物花卉的喜爱，这对“新样”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三，官服纹饰的变化，促使以花鸟为主的“新样”开始流行于唐代晚期。唐代官服之上纹样是唐朝人民身份地位的一种物质载体，皆有明文规定，如武德年初，诏令表明三品以上的官员一般穿大科绫罗，五品以上的官员则穿小科绫罗。后期因花鸟纹饰的兴起，文宗将该诏令改为三品以上的官员穿鹘衔瑞草或雁衔绶带以及双孔雀纹样的绫，四品五品以上的官员穿地黄交枝纹样的绫。

四、结语

由上可知，“新样”流行于唐代晚期并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与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息息相关，它出现于初唐时期而流行于唐代晚期的主要原因有三点：其一，是因为唐代晚期蜀地的气候更为适合益州三熟蚕的养殖，为益州的丝绸生产提供了上等的原材料；其二，纬线显花织造技艺的发展为唐后期“新样”审美时尚的风行奠定了文化基础，促使“新样”的审美时尚在政治经济背景下呈现出美感的多样性；其三，文化交流促使唐朝人民的审美发生嬗变，因而审美情感也随之而变，晚唐时期官服纹饰中大量出现花鸟纹，由文宗的诏令中可知其纹样代表着一定的社会地位，因此带动民间服饰纹样进行了一次自上而下的摹仿，如此以花鸟为主的“新样”便得以由文化符号转变为审美符号，继而形成唐代晚期所特有的审美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