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华早报》11月11日文章，原题：中国拉动内需取决于更好的社会福利和农村收入在外部环境变得恶劣和不确定的当前，有志于民族复兴的中国必须制定未来5年和面向2035年的计划。

与新加坡或韩国不同，中国的经济规模庞大，这意味着不能永远依赖出口。随着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消费市场，面向国内的增长是可行的。

从11月10日在上海落幕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到“双11”的网购狂潮，我们见证了中国消费力的巨大潜力和变现。

但比起中国消费的数量或质量，其精简形式才是真正令人瞩目的。中国新的柔性制造使得个性化、甚至是定制化的商品从工厂及网店直接送到消费者手中成为可能。

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对中国来说并非新理念。为取代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中国领导层大约在15年前首次提出了消费驱动增长的想法。中国内地的消费占经济的比例异常低（2019年为39%），虽然比2010年的33.8%有所提高，但仍远低于美国的67%和香港的69%。

尽管过去几年消费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这一点要放在历史背景中看。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其净出口和投资大幅增长，但却牺牲了家庭消费。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00年的46.4%下降到2010年的33.8%。

上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头几年，消费比例甚至更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但此后30年里，消费一直在下降，直到最近10年才略有恢复。

为什么中国没有成功地提高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一种解释是中国国民储蓄率非常高，去年占该国GDP的45%。相比之下，以财政审慎著称的德国，其国民储蓄只占GDP的25%。受社会保障不健全、以前的独生子女政策和子女赡养年迈父母传统观念等因素影响，中国民众喜欢储蓄。

另外，国民储蓄高也与中国社会保障不发达有关。如果政府在社会保障上多花钱，公民就没有必要多存钱了。

同时，家庭收入偏低。去年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仅占GDP的43%。原因不一而足。有些可能是过渡性的，是中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果。直到最近，剩余劳动力使工资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而城市化在提高家庭收入的同时，往往压低了家庭劳动力在产出中的比例。

其他结构性因素可能也在起作用。中国经济的资本效率可能不高，一些国有部门或许从经济中获取垄断利润。但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雇主和雇员的社会保障缴费负担都很重。

中国过去一段时间为改善贫困家庭的命运做了许多尝试。比如废除了农业税，禁止地方政府向农村家庭收取费用，推出并扩大了最低生活保障社会福利方案。尽管取得了进展，但收入和福利的不平等依然存在。

中国消费驱动增长战略成功与否，可能取决于如何有效协调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的演变。▲

（作者温斯顿·莫克，陈俊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