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越瑞 刘华清

你是否還记得曾经那个少年？2019年4月的一个傍晚，人们像往常一样驾车行驶在上海卢浦大桥上，一辆白色轿车的急停打破了正常的交通秩序。车上突然跑下来一个男孩，冲到桥边纵身一跃，结束了年仅17岁的生命。据报道，跳桥男孩为某高职院校学生，事发当天与同学发生口角，在车上受到母亲的责备，便导致了一起极端事件的发生。

刚好有一项调查也是针对上海地区的中小学生的，结果显示，24.39%的学生曾有过自杀念头，15.23%的学生认真考虑过自杀，5.58%的孩子曾计划自杀，更有1.71%的孩子自杀未遂。

在物质条件越来越好的今天，为何儿童青少年自杀率不断攀升，并呈现越来越显著的低龄化趋势？本该无忧无虑的花季少年，为何频频成为自杀事件中的主人公？

他们的背后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痛苦。当看到孩子因父母、老师或同学的一句话而轻生的报道时，不要急于下定论，说他们的内心过于脆弱，或指责他们不负责任的草率行为。其实，那些表面的、我们能看到的原因，可能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冲动的行为，可能源自生物、社会、心理等多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

1.家庭原因

（1）“溺爱型”家庭：这类家庭的孩子在充满爱的环境中长大，但这种爱像狂风暴雨般让人无法喘息。父母本着完美主义的原则，希望能培养出“完美”的孩子。他们为孩子包办好一切，对孩子的要求有求必应。孩子只需按照父母设定好的模式来生活、学习即可。然而，这样培育出的只是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有的孩子则成为“生活低能儿”，离开父母寸步难行。有的孩子习惯了父母对自己的顺从，在家庭以外的人际交往中频频受挫。还有的孩子逐渐发展出类似父母的完美主义人格，无法忍受任何小的失误。他们的抗压能力、自我调节能力极弱，面临负性事件时找不到适当的排解途径，极易出现自杀、伤人等过激行为。

（2）“暴力型”家庭：父母不将孩子作为一个平等的个体来对待，他们永远只是父母的附属品。孩子每天战战兢兢地活着，生怕稍有不慎，就会激怒父母。不小心打碎餐具，划伤了手指，得到的不是父母的关心，而是一句“废物”。考试成绩没有达到父母的标准，迎来的将会是棍棒伺候。哪怕只是在身体不适时拒绝了父母的安排，也会换来无情的打骂。在这样充斥着各种言语和身体暴力的环境中成长，孩子最陌生的是父母的笑脸、温柔的言语，最熟悉的是父母的巴掌、粗暴的咒骂。这样的童年对孩子来说太过艰难，但他们不会停止爱父母，他们只会停止爱自己，死亡便成为脱离苦难的最好办法。

（3）“忽视型”家庭：随着时代的变迁、政策的改变，“忽视”正在渐渐成为很多家庭亲子关系中的新常态。由于父母工作繁忙，有的孩子可能到节假日才能跟父母见上一面，亲子间的关系很是淡漠。

有的父母虽然选择在家照顾孩子，但他们仅限于陪着孩子，而不是陪伴。除了保障孩子的温饱，从不去深入了解他们的内心。有的父母有大把时间玩手机、打麻将，但对孩子一起玩耍的请求，要么以“等我忙完”搪塞而过，要么就不予回应。有的父母把重心放在二孩身上，对老大的一些合理请求置之不理。殊不知，忽视是一种“无声的暴力”，其威力甚至比言语和身体暴力还要大。孩子无法理解成人世界的复杂，他们会把父母的忽视等同于自己不好。长期下去，孩子会极度缺乏安全感，觉得自己是可有可无的那一个。有的孩子会通过自杀行为来引起父母的注意，而有的则试图通过自杀来结束这种没有存在感的生活。

2.学校原因

这个时代，教育资源空前丰富。除了学校的基本课程，还有校外辅导，甚至足不出户也能接受线上教学。孩子们仿佛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因此，学校对学生的要求也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成绩优异似乎成为必须。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学生容易沦为学习的机器。他们学习并不完全出于兴趣和对知识的渴求，而是为了达到学校和老师的期望。繁重课业所导致的精神压力，加上长期的睡眠不足，极易引发学生身心问题，一点小小的挫折，可能就会造成他们情绪的崩溃，继而诱发过激行为。

此外， 学校在注重书本教育的同时，往往忽视了素质教育。学习成绩成为衡量学生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而学生的心理问题往往难以被发现或得到足够重视。

这种对心理问题的疏忽，也造成校园欺凌事件屡见不鲜。甚至一些受虐者因没有及时得到心理援助，渐渐演变成为施虐者。如此恶性循环，导致了学生自杀、伤人等恶性事件的发生。

3.社会原因

1774年，德国作家歌德发表了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故事的主人公维特，最终以浪漫且富有戏剧性的自杀告终。此书一经出版，就在社会上掀起了模仿维特自杀的浪潮，“维特效应”因此得名。

根据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邦对行为传染的定义，自杀行为也是一种社会影响。媒体对某一自杀事件的细节进行过度披露，从某种程度上会让徘徊在自杀边缘的人群产生一种“自杀很容易”的错觉，并为他们提供了“有效”的自杀方式，往往导致随后类似自杀事件激增。

而明星作为公众人物，本就具有榜样效应。如果媒体把明星自杀事件作为娱乐新闻，增添过多的艺术渲染进行大肆报道，如用“蝴蝶般的坠落”“加入了天使的行列”“用死亡完成了一个传奇”等诗意表述，却对明星自杀的真正原因，如癌症、抑郁等避而不谈，那么就将掀起难以遏制的自杀潮。这对于许多人群，尤其是懵懂无知的儿童，起到了极其不良的导向作用。

请这样帮助孩子们

1.家庭预防

英国著名的客体关系理论大师温尼科特曾提出“足够好的母亲”这一概念，要求母亲为婴儿提供足够但不会过多的抱持。在婴儿刚出生的一段时间，母亲要随时关注他们的情绪变化，及时回应他们的需求，帮助婴儿建立起全能自恋感;而随着婴儿能力的逐渐提升，母亲需要减少婴儿的依赖感，鼓励他们去探索外部世界，但在他们恐惧时，及时陪伴他们回归到安全的环境中，从而帮助婴儿建立起影响他们一生的安全感。

龙应台在《目送》中说：“家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段时光。”我们不要试图去做完美的父母，也不要试图去塑造完美的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有他们独一无二的人生轨迹。他们不是替代父母实现梦想的工具，也不是父母不良情绪的宣泄口。父母要做的就是陪伴孩子，让他们知道家永远都是温暖的避风港;倾听孩子，让他们知道生活中还有很多美好;接纳孩子，让他们知道所有的问题都有解决方法;信任孩子，让他们知道自己一直都很棒;尊重孩子，让他们真正成为自己。

2.学校预防

在教育中违背孩子发展的内在“时间表”，过度地揠苗助长，只会适得其反。因此，学校要依照孩子发展的客观规律，设定適宜的课程，避免过重的课业压力给学生带来的身心伤害。同时设置更加综合的课程，借助体育、音乐、美术等传统观念中的“副课”，让学生有机会将负性情绪投射到体育锻炼、艺术创造中。

学校要定期为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等课程，并在学校设立专职的心理辅导老师和专门的心理辅导室，鼓励有需要的学生向心理老师寻求帮助。同时，及时关注学生的心理状态，当发现异常情绪及行为时，及时予以干预。

学校要把教书育人的终极目标定义为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鼓励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不是用成绩来定义学生。

3.社会预防

自杀事件是媒体报道中一个不可避免的主题，但是要避免将此类悲剧演化为一场消费的盛宴。这类报道的着重点应放在鼓励人们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要避免在报道中运用“成功”“不成功”等具有诱导色彩的词汇来描述自杀行为。建议在相关报道中附上心理援助途径，如危机干预热线、心理援助中心地址等。

对于明星自杀事件，也应作为公共卫生问题进行中立的报道，除了要避免大版面、长篇幅的连续报道，也要避免添加过多的感情色彩。

此外，还需要对一些网站进行实名制验证，并对不良信息的流传做好源头管控，同时加大对各类影视作品、报刊杂志等的审查力度。

结语

朱德庸在他的漫画《当我从十一楼跳下》中，描绘了女主人公因生活痛苦而从十一楼跳下的经历。在那短短的几秒钟，她看到每层楼的人都有各自不为人知的不幸。跳楼前，她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最倒霉的人，而落到一楼时她才发现，自己其实过得还不错。

女主人公在与死亡咫尺之遥的时候，感悟到了生的美好，而我们这些仍然掌控着生命权的人，是否更应该珍惜我们的生命呢？

要知道，只要活着，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