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计

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制定的“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这一新规以全面系统的规则设计，传递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信号。至此，社会争议已久的正当防卫认定悬念，终于有了清晰的答案。

作为一项重要的现代法律制度，正当防卫寄托着民众朴素的正义观念，更是公民无法及时获得“公力救济”的危急之时，以“私力救济”对抗不法侵害的天然权利。

然而，这一早已载入我国刑法的法律武器，却是现实中常常难以兑现的奢侈品。

从十多年前的“邓玉娇刺杀淫官案”，再到近几年的“于欢刺死辱母者案”“昆山龙哥案”“涞源反杀案”“赵宇见义勇为案”等，因正当防卫认定争议所引爆的公共事件连绵不断，汹涌的舆论浪潮倾诉着民间对公平、正义和权利的集体焦虑，也揭开了正当防卫制度在现实司法生态中的种种困境。

譬如，司法实践中涉正当防卫案件的裁决，时时陷入有违常理的机械思维、悖离实际的教条误区，以事后的冷静理性取代事发时的紧迫情境，对防卫人近乎洁癖的苛求，导致诸多理应认定的正当防卫，被误判为防卫过当甚至互殴案件。更有甚者，“人死为大”等传统观念的误导，滋生了正当防卫认定的“唯结果论”倾向，随之而生的不问是非、息事宁人的“和稀泥”司法捷径，最终纵容了“谁闹谁有理”“谁死谁有理”等乱象。凡此种种，使正当防卫的认定被套上层层的保守枷锁，不仅导致认定率长期徘徊于低水平，也使法律赋予公民的正当权利，异化为事实上的“睡眠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