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诞 李 娜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142)

“减税”是政府对其它市场主体行为的调节,“降费”是政府对“设租寻租”行为的自我调节，两个调节旨在重塑资源配置的格局与方式(张斌，2019)，释放供给侧潜力。

“财政三元悖论”认为减税、控制债务与赤字、增加财政支出不可能同时发生，财政支出的“棘轮效应”可能导致减税与支出之间的矛盾。“减税”与“减收”不是等同的概念，在两者的因果关系确定上，要看是否具有共变性、次序性，并排除竞争性的解释。减税政策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不能脱离经济增长谈财政收入。全面评价“减税降费”政策需从经济效应、分配效应和财政效应三维度分析(郭庆旺，2019)，低税负对经济增长的激励效应得到相关文献普遍认同，但减税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则没有一致结论。

一、相关文献回顾

(一)国外研究

国外文献通常使用政府债务水平评价一国或地区的财政可持续状况，政府破产或假偿债务都是财政不可持续的表现。以Barro(1979)为代表的财政可持续性研究，主要在经济增长框架下讨论一国最优的政府债务结构以及国债与税收关系等。Buiter(1985)提出政府“可持续的财政”计划，关注的重点是政府偿债能力约束。也有文献利用有关债务指标或政府跨期预算约束方程，分析财政可持续条件下政府负债率应满足的条件(Hamilton，1986；Blanchard，1991)。Bird(2003)将财政可持续性定义为， 政府的自有收入要能覆盖政府的公共支出。Furceri et al.(2010)使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方法证实政府债务作为财政刺激政策的短期有效性，而Ghosh et al.(2013)认为政府可在有限程度(财政空间)内调整财政行为，并使用非线性反应函数测算了政府债务率的变动。

(二)国内研究

出现财政收支缺口时，弥补财政赤字主要有发行政府债券和赤字货币化两种方式。中国一般采用发行政府债券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关注政府债务问题是全面贯彻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一项重要工作(何代欣 等，2019)。国债庞氏策略不一定导致“庞氏骗局”，当经济处于动态无效时，引入国债策略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陈共 等，2000)。债务依存度和偿债率的提高会影响财政稳定，为维持财政稳定，在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时，赤字占GDP比重应控制在3%以下(余永定，2000)。刘尚希(2004)认为，赤字不可持续、债务不可持续和财政不可持续是财政风险的表现形式，都可能导致政府拥有的公共资源不足以履行其应承担的支出责任和义务，政府不能通过扩张赤字、债务与税收来维持或扩大支出。政府的债务可持续性是财政“输血政策”最重要的约束条件，可以利用政府资产净值来评估政府偿债能力(张春霖，2000)。

国债实际利率、经济增长率、国债投资收益等共同塑造了债务空间，政府的债务行为受到债务空间约束。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天然内置于财政分权框架之下，地方政府的发债行为既受到债务空间的约束，又具有主体能动性，地方政府债务与分税制度不完善、地方官员激励的扭曲效应、地方融资平台不规范、宏观调控和财政政策需要等问题联系在一起，从而变得更加错综复杂(龚强 等，2011)。财政动态平衡角度下的财政可持续性要求预期未来政府盈余的现值不小于现阶段的债务水平(白彦锋 等,2019)。杜彤伟等(2019)将财政可持续性定义为地方政府主动通过财政调整行为来改善恶化的财政状况和降低财政风险，财政线性反应函数的结果表明中国既有财政行为不可持续，财政纵向失衡不利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有显著的门槛效应。何德旭等(2020)的研究表明，《预算法》2014年修订后，地方政府债务整体上几乎不存在违约风险。

综上，可以看出国内外对财政可持续性分析的异同，国外注重数理模型的逻辑论证，衡量财政可持续性的方法更新较快，国内的讨论既丰富了财政可持续性的内涵，也有中国式财政分权框架下的论证分析，而分析的起点都是明确其定义和内容。本文将财政可持续定义为一定时期内，政府的收入足以满足公共支出，且包含债务的清偿(张学诞 等,2019)。主要基于政府债务是可持续财政的未来确定性支出，债务可持续性是财政可持续性的必要条件，政府赤字率或负债率是衡量财政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这也符合国内外研究范式。目前国内有关减税与财政可持续性之间关系的研究以理论分析为主，本文欲对减税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模型剖析影响中国地方财政可持续的要素。本文可能的创新有：一是构建符合地方特征事实的财政可持续性评价体系；二是利用动态模型评估减税、经济增长及预算约束变动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三是分析地方政府负债率与合意负债率偏离的区域异质性特征。

二、机制分析与理论模型

(一)地方债务约束方程

《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对自身债务负责，但也表明“地方政府难以自行偿还债务时，要及时上报，本级和上级政府要启动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和责任追究机制，切实化解债务风险，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1)《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中央政府最终还是会对地方政府施以援手，这种预期是地方债务面临软预算约束的关键(王永钦 等，2016)。

设以T表示财政收入，P表示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而言，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属于收入部分)，D表示待偿还的政府债务总额，i表示债务的名义利率，iD则表示当期的政府债务利息支出，E表示除债务利息外的其它基本财政支出，(Dat-Dat-1)为a地区t时期的新增政府债务或新增赤字规模。根据以上条件可得地方政府债务的静态约束方程：

(Dat-Dat-1)+T+P=iD+E

(1)

式(1)等号左边表示政府收入，包括发行债券、税收和转移支付所得；右边表示政府支出，包括利息支出和其它基本财政支出。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国国债发行预算数一般由财政赤字和国债利息组成，2009年起地方国债利息支出列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则名义赤字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税收、转移支付的差额，由式(1)可以得到地方政府赤字的组成部分：

X=(Dat-Dat-1)=iD+E-T-P

(2)

在式(2)中，国债利息支出与累计债务余额正相关，反映了因债务余额累加带来的财政支出压力递延效应。减税政策实施后，中国债务付息支出规模不断扩张，中央和地方利息支出占其财政支出比重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地方利息支出占全国利息支出的比重波动较大，2015—2018年，地方利息支出占全国的比重从0.45%上升至1.72%。(2)计算所得。数据来源为财政部历年全国财政决算，并统一扣除了发行费用。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若减税导致税收收入下降，则会导致政府赤字规模扩张，如图1从全国赤字率变动情况来看，官方公布的赤字率(3)2014年始，官方公布赤字率的计算方式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大于收入的差额)/GDP，其中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大于收入的差额=(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全国财政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2014年之前为(一般公共财政支出-一般公共财政收入)/GDP。在2012年转为上升，而实际赤字率(4)2014年始，实际赤字率的计算方式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GDP，2014年之前为(一般公共财政支出-一般公共财政收入)/GDP。在2011年预警了上行趋势，实际赤字率从2015年开始超过3%，2018年高达4.08%。若将赤字分为中央赤字和地方赤字两个部分，从图2可以看出中央赤字规模占全国的比重较高，但从2012年开始，地方赤字规模占比呈持续上升态势。

图1 全国赤字率水平(%)

图2 地方赤字规模占比(%)

(二)均衡点分析

静态约束方程从地方政府财政收支方面分析了债务形成机制，进一步引入经济增长因素以及通货膨胀的影响，可得政府负债率的动态收敛路径。若将国债的名义利率表示为通货膨胀率π与国债实际利率r之和：

i=π+r

(3)

并将赤字分成两个部分，除债务利息外的基本财政支出与收入的差额形成基本赤字Z和债务利息形成的赤字iD：

X=Z+iD

(4)

使用z=Z/Y表示基本赤字占名义国内生产总值Y的比例，即名义基本赤字率，联合式(1)、 (2)和(4)可得政府债务的增长率：

(5)

假设国内生产总值的名义增长率为n，为实际增长率g与通货膨胀率π之和：

n=g+π

(6)

使用d=D/Y表示当期政府债务占名义国内生产总值Y的比例，即政府负债率，则政府负债率的增长率可以表示为：

(7)

当政府负债率为均衡状态时，此时仅需维持当下的政府债务规模，不再进行扩张或缩减，当年发行债务规模与到期国债还本加付息规模一致。此情况下，政府负债率的增长率为0，可得政府负债率的动态约束方程式：

(8)

解式(8)可得均衡时的政府负债率：

(9)

基本赤字可以分解为基本财政支出、税收收入和转移支付三个部分，使用eff、tax和pay分别表示基本财政支出、税收收入和转移支付占生产总值比重，表示当期规模大小。正常经济系统内，国债的实际利率小于实际经济增长率，因此假设在r

(10)

(11)

对税收和转移支付求偏导数的结果为负，理论上表明，当其它因素不变时，税收收入或转移支付减少对政府负债率的瞬时变化率的影响为正，即税收或转移支付对政府负债率的负向激励。长期减税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压力不可忽视，政府收不抵支时产生的财政赤字将会传导至地方政府债务端。受减税影响，转移支付资金也面临增速放缓压力，2008—2018年，转移支付增速从33.47%下降至8.1%，各地区的转移支付依存度稳中有降，地方总体转移支付依存度从37.27%下降至32.76%。转移支付制度下，中央扮演了对地方尤其是困难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兜底的角色，且转移支付可能带来“公共池”问题和“财政幻觉”等，进一步扭曲地方财政行为，如扩张举债融资规模，同时对地方财政和税收努力总体上呈现负激励效应(崔志坤 等，2019)，但也有研究表明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综合影响为正(杜彤伟 等，2019)。受多重效应叠加，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持续性的综合性影响需进一步测算。财政支出规模的偏导数为正，理论上表明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财政支出扩张可通过赤字规模扩张拉升地方债务水平。

比较静态分析忽略了时间因素，无法描述均衡状态调整的过程，从而忽略了模型内在不稳定性和新均衡难以达到的可能性。长期则需要说明运动过程的收敛特征，可借用动力系统讨论均衡点的稳定性和收敛路径。当政府负债率为均衡状态时，将式(7)改写为式(12)，表示政府负债率的增长条件：

(12)

若存在均衡解，则存在一个微分方程系统：

(13)

d(0)表示满足初始条件的唯一值，是任意常数确定化的结果。解微分方程可得国债均衡状态的收敛路径。解微分方程式(13)可得通解为：

d(t)=Aeλt+d*

(14)

已假设d(0)存在，可得：

d(0)=A+d*

(15)

A=d(0)-d*

(16)

将式(16)代入式(14)，可得微分方程特解为：

d(t)=[

d(0)-d*

]eλt+d*

(17)

要证明均衡状态的稳定性，则需通过泰勒展开找到均衡点周围的线性化系统，即局部稳定的条件。d在d*处泰勒展开可得：

(18)

则该线性系统对应的特征根为：

λ=r-g

(19)

(20)

综上，在r

三、数据特征与模型构建

(一)地方债务数据的特征事实

《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限额举借的债务需列入本级预算调整方案，因此，自2015年起，地方债务余额数据均可通过财政部公布的全国财政决算得到。2015年之前的数据，估算方法主要分为两种：一是收支缺口法(张忆东 等,2013),将“地方政府投资与可用收入之差”作为地方政府年度新增债务，并叠加得到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吕健，2014；洪源 等，2015；缪小林 等，2019)；二是使用地方发行的城投债、地方国债转贷收入和政府债务收入估算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毛捷 等，2018)。本文根据以上两种方法进行了估算，发现：当估算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时，基期的数据需使用当年新增债务规模来代理，且估算后的数据需进行线性调整后才能与财政部公布的债务余额高度相关；当估算政府新增债务时，使用新增债务规模数据则会遗漏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总量特征和还本付息状况。对比发现，目前采用2012—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数据可将数据缺失率最小化，且口径一致性最高。因此，本文使用的数据为2012—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数据，其中：2015—2018年的数据来自财政部公布的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与专项债务余额之和，这两类债务之和基本上可以与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进行匹配(刁伟涛，2017)；2012—2014年的数据为各地区政府性债务审计的结果中使用的窄口径政府债务，即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Wind数据库也使用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匹配了2015年前后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数据。(5)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数据中，2014年缺失8个，2012年缺失3个，2013年有26个数据根据《2013年6月政府债务审计结果》估算，其余缺失数据依据GDP增长率进行估算(刁伟涛，2017)。

(二)模型构建与说明

洪源等(2015)使用经济发展、公共投资和公共福利三种需求因素，估计了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需求，认为地方政府债务与公共需求的匹配程度决定了其效率的高低。考虑到财政支出效率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有效财政空间”可作为衡量财政可持续性的标准(杜彤伟 等，2019)。张学诞等(2019)认为，在分析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因素时，可通过建立约束矩阵的方式将约束条件分为初始要素、结构要素和趋势要素三个部分。结合上文机制分析与理论模型的构建，本文参照“约束矩阵”的分析框架将影响政府负债率及其收敛路径的变量分为初始要素、结构要素和趋势要素，具体内容如下：

初始要素变量的选取。主要反映财政收支状况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一是使用税收收入增长率测度减税对地方债务率的影响，二是地方政府债务资金主要流向地方市政领域(张忆东 等，2013)。因此，使用地方政府市政领域投资规模衡量公共投资需求变动的影响(6)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中有7个行业的政府投资以地方政府为主：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结构要素变量的选取。主要反映政策冲击和收入结构的影响：一是以2015年为节点设置虚拟变量，2015年地方政府积极推进债务置换及PPP项目，使地方政府财政空间发生变化，债务置换前后地方债务偿付利息和偿债压力发生了较大变化；二是由于转移支付与地方自有财政收入相比稳定性较弱，因此选取转移支付依存度来衡量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受外部财力牵制状况。

趋势要素变量的选取。选择GDP增长率和国债利率作为趋势要素变量，主要反映影响政府负债率收敛速度的因素。

关于数据来源：GDP增长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税收收入增长率原始数据来自历年《中国财政年鉴》；公共投资需求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国债利率参照何德旭等(2020)的方法计算得到，其中2013—2017年的原始数据来自历年《中国金融年鉴》，2012年和2018年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各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为了反映不同状态下各要素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以及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建立了三个模型：

(21)

(22)

(23)

式(21)为静态模型一，解释变量仅包含初始要素和结构要素，主要反映了地方政府当年税收收入、市政领域投资需求、转移支付依存度和政策调整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式(22)为静态模型二，相较式(21)，加入了趋势要素，反映了三要素共同的影响。式(23)为动态模型，相较式(22)，在解释变量中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反映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可能具有路径依赖和动态递延特征，或债务累积对财政可持续性影响的滞后效应。其中，i和t代表地区和时间，λit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估计方法上，本文使用了31个省级面板数据代表了样本的总体特征，无需通过个体特征推断总体，因此选择固定效应估计静态模型。在动态模型中，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此方法可同时利用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提供矩条件，一定程度上丰富样本信息。估计时，将债务水平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内生变量，初始要素、结构要素和趋势要素严格外生，为预防地区差异可能导致的异方差以及序列相关问题，采用两阶段稳健系统矩估计，并选择纠偏估计量计算标准误，以便进行统计推断。

模型中变量的定义及说明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及说明

四、模型回归与稳健性检验

(一)回归结果和稳健性检验

国内外在讨论财政可持续性时常使用政府负债率3%和债务率60%两条红线，因此本文进一步使用政府债务率替换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地方政府债务率数值上等于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值，由于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以及政府性基金收入都可有效形成政府收入的常规补充部分，因此本文定义：政府综合财力=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转移支付及税收返还+政府性基金收入。其中：2012—2013年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数据来自《2008年—2013年全国各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情况》(7)详见：《地方财政研究》，2015年第1期，第97页。，其余年份来自各地区预算执行报告以及依申请公开的结果；转移支付及税收返还数据，2012—2014年来自历年《中国财政年鉴》，其余年份来自全国财政决算。

表2中debt1为以政府负债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静态模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模型线性关系显著成立；动态模型AR(2)检验结果为0.67(p=0.505)，不能拒绝“扰动项无自相关”的假设，因使用了纠偏估计标准误，Hansen检验结果表明所选取工具变量总体有效。

关于初始要素的影响。在静态模型一中，税收收入增长率的下降显著地拉动了地方债务水平的上升，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造成了消极影响；公共投资需求状况显著正向拉动地方债务水平，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膨胀的投资需求与税收收入增长率下降共同作用，扩大了财政资金缺口。在静态模型二和动态模型中，初始要素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逐渐变弱，与理论分析的结果一致，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与国债利率在模型稳定性和收敛路径上相对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关于结构要素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静态和动态模型中，转移支付依存度均显著地正向影响了地方债务水平。这表明实际中转移支付可能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影响。正向拉动地方负债率的可能的原因：一是转移支付可能会带来的“粘蝇纸效应”和“财政幻觉”，导致地方财政支出过度膨胀，而转移支付对财政努力的负向激励则会进一步加剧收支不平衡；二是财政分权体制下，有限任期内的晋升激励连带“公共池效应”产生的道德风险导致赤字规模扩张，多重因素叠加导致转移支付总体上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负向影响。反映政策变动的虚拟变量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表明地方债务约束变动显著正向影响了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

关于趋势要素的影响。经济增长率在静态和动态模型中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统计上表明经济增长可有效缓解地方债务压力。经济增长推动地方债务水平收敛到均衡状态，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经济增长带来财政收入增长，缓解财政支出压力；二是政府债务资金多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公共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对债务资金需求度较低；三是减税带来经济效应和预期效应，总体上达到缓解财政可持续性压力的效果。动态模型中，政府负债率的滞后项和债务利息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统计上表明地方债务水平存在动态递延特征。债务积累可能通过两个渠道影响当前债务水平：一是地方政府总体债务规模庞大，导致地方债务水平累积性增高以及长期财政可持续性压力加大；二是债务余额上升会导致未来年度高额付息支出，国债利率对债务水平的正向拉动进一步表明债务高企对财政可持续性的消极影响，而付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升高将会产生挤出效应，进而降低其它支出份额，也会增大财政可持续性压力。

表2中debt2为以政府债务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替换被解释变量后，静态模型的显著性以及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基本无差异，动态模型的AR(2)检验结果为-0.21(p=0.835)，不能拒绝“扰动项无自相关”的假设，Hansen检验结果表明选取的工具变量总体有效，进一步验证了模型设定的稳健性。在地方债务约束方程中，影响财政赤字水平的重要因素除收入端外，还有支出端，比较静态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其它约束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对政府负债率存在正向的拉动。加入财政支出这一理论上的重要变量是否会影响实证结果？基于已有使用财政支出效率对地方政府“有效财政空间”的影响的研究(杜彤伟 等，2019)，本文加入财政支出效率变量effic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其中，财政支出效率数据为DEA-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的结果(8)财政支出效率的估算方法为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产出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为投入指标，为使数据更加平稳，使用选取指标的对数形式并利用DEA-Malmquist模型估算，以估计结果的技术效率值作为财政支出效率值。。由表3可以看到，关键解释变量符号和显著性无明显变动，进一步验证了三要素约束的可行性。

表2 使用负债率和债务率作为财政可持续性代理变量

表3 增加财政支出效率作为控制变量

综上，在动态模型中，债务水平的一阶滞后项、经济增长、转移支付、债务利息水平和年度虚拟变量显著地影响了财政可持续性；与静态模型的对比发现，不考虑经济水平与债务递延的影响，减税显著地提高了地方债务水平，增加了财政可持续性的压力，这种压力传导可能体现在地区税收收入增长率下降，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债务缓解可支配财政空间的缩减。长期财政可持续性关注的重点在经济增长、债务递延效应的影响，减税的经济效应与化解存量债务在地方财政可持续性中更加重要。此外，还需要关注的是转移支付对地方债务水平的正向激励，当下转移支付制度显著不利于财政可持续性。

(二)对合意负债率的偏离

机制分析证明了政府负债率均衡点的存在性、稳定性以及收敛路径，利用静态和动态模型的回归结果可得到政府负债率的拟合值，即以其作为政府负债率的合意值。回归过程中，由于使用样本残差代表总体残差，随机扰动项的估计量可以反映个体实际观测到的负债率与条件期望之间的偏差，因此使用样本残差可以有效度量地方政府负债率的偏离程度。这种偏离也有可能是由于模型设定偏误或其它不可观测因素造成的，则可以借用均方根误差设定偏离区间，以剔除未观测到的因素的影响。

(24)

根据残差与模型均方根误差之间的关系，可以衡量各地区实际负债率与合意负债率之间的偏离程度(洪源 等，2015)。如式(24)，均方根误差反映了估计值与实际值的总体偏离程度，如果偏离幅度大于模型均方根误差，则为显著偏离。基于此，本文分别设定三种偏离状态：(9)如果模型的残差绝对值大于均方根误差，那么模型拟合值会落在置信水平为95%的预测区间外，从而在5%的水平下认为这种偏离是显著的。“不足偏离：εit<-RMSE”“合理偏离：-RMSE<εitRMSE”。基于静态模型二和动态模型的回归结果，使用政府负债率可拟合出地方政府负债率与合意负债率的偏离状况，具体见表4。

表4 存在显著偏离状态的地区与时间

静态模型中，多数地区发生了连续区间的偏离，北京、贵州和青海在统计区间内常发生过度或不足偏离状况，说明相关地区政府债务水平波动较大；发生不足偏离的地区在分布特征上以西部地区居多，从整体的经济和财政水平估计的结果来看，相关地区仍存在可发债空间，可适当借款融资促进地方发展。动态模型中，多为离散区间的偏离，地区分布特征上仍然以西部地区居多。可能的原因是：考虑到地方债务余额累积带来的风险，连续区间内，地方政府可对债务余额进行动态调节，不同年份之间的平滑效应增强了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总体上，从可能发生的频次看，北京、云南、贵州、青海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地区。其中：北京、云南和青海在统计区间内的税收收入平均增长率属于下位圈，(10)北京在统计区间内GDP和税收收入平均增长率排名分别为27和24，贵州排名分别为1和2，云南排名分别为4和26，青海排名分别为12和21。这可能是导致其债务偏离的原因之一；贵州近年的经济发展和税收收入增长水平较高，结合其债务水平偏离情况，可能因2015年之前的过度偏离带来的债务经济，高估其后期偿债能力，导致其可能陷入“债务驱动”陷阱，加剧其财政可持续性风险。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主要分析了减税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可能造成的影响，结论与政策建议具体如下：

一是减税给地方财政资金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当地方政府选择扩张债务缓解压力时，部分债务空间较窄地区会过度偏离合意债务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地方财政可持续性。若将分析扩展到长期连续区间内，动态机制下，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跨期修正机制对债务规模进行调整，但存量债务规模与国债利息水平依然显著威胁到了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经济增长则有利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

二是地方政府负债率与合意负债率之间同时存在“过度偏离”与“不足偏离”。“过度偏离”地区要积极化解存量债务，增强监控力度，并限制举债规模；“不足偏离”地区可根据地方治理现状，强化地方债配置，提升地方公共服务水平，优化地方投资结构等。地方政府债务行为的强波动反映了债务管理的碎片化，这种相机反向调整机制可能会造成债务率的过度波动，形成稳定且有计划的债务管理机制对于优化地方债务资源配置十分重要。

三是预算管理与转移支付制度是地方债务管理重要的支撑。《预算法》赋予地方政府一定条件下的举债权，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转移支付则削弱了地方财政收支约束关系，地方对中央“救助”的预期扭曲地方行为，有可能导致地方财政资金的过度需求以及财政支出“效率陷阱”。需警惕转移支付带来的风险，在积极推进转移支付制度法制化的同时，优化转移支付内部结构，维护长期财政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