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洋，叶胜男

（武汉大学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wangyang.whu@foxmail.com）

近年来，中国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对城市功能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求，城市大型基础设施工程加速建设。邻避工程是指对大多数人有益，但对建设地周边一定范围内的居民有潜在负面效应的工程[1]，常见的邻避工程包括垃圾发电厂、火力发电厂、城市变电站和风电场等。邻避工程对周边居民带来的风险被认为是客观存在的，而公众所主观构建的感知风险可能与其存在一定偏差。由于缺乏程序化的科学研究，普通公众的风险感知普遍受到信息、文化、情感、群体行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2]。随着互联网与大众媒体迅速发展，在复杂信息的传播和网络舆论的推动下，公众感知风险被持续放大，邻避冲突愈发激烈，影响范围逐步扩大。公众反对使得邻避工程选址困难，建设滞缓，甚至缓建停建。邻避冲突的频繁发生亦会削弱政府公信力，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因此，改善公众对邻避工程接受程度，有效化解社会冲突是当前邻避工程建设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国内外学者从个体特征、认知、情感和情境多方面对邻避工程的接受度进行了研究[3～7]。个体特征包括个人经济、居住和房产情况等；认知涉及公众对工程有效性认识、利益感知、风险感知、支付意愿等；情感包括个体的共同纽带感、政府信任、公正判断、负面情绪等；情境涉及到物理距离、社会经济背景、政治制度、政府决策、经济补偿和公众参与等。邻避冲突中，无论是公众认知构建还是情感形成，都受到公众对所接收信息加工过程的影响。通常公众对邻避工程的反对活动是工程影响范围内居民聚集形成，公众间的信息沟通在这种群体行为形成中起到重要作用。公众情境理论主要适用于研究沟通交流行为，而理性行为理论是研究个体行为意图的经典理论，因此，综合运用公众情境和理性行为两种理论，能有效分析信息活动和邻避工程接受度形成过程。

公众情境理论（Situational Theory of Publics，STP）认为信息寻求和处理行为受到问题识别，约束认知和涉入程度等影响[8]。信息寻求和信息处理是个体对信息主动或被动的交流方式。当个体意识到某个问题存在并思考如何应对解决（问题识别），而这其中某些感知障碍（约束认知）因素可能阻碍人们对特定问题采取行动，若个体与此问题联系（涉入程度）紧密，越能帮助其进行信息交流活动。本文力图从信息寻求和信息处理行为视角，描述利益相关群体对邻避工程信息获取和交流过程，考察其风险感知的问题识别，约束认知中参与和表达意见的障碍及参与社区活动的涉入程度[9]。公众情境理论常用于沟通行为的研究，并逐渐扩展到公共卫生、公共行为等其他决策研究领域。另一方面，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心理学、消费者行为等关于态度行为的研究[10～12]，其假设行为意图是行为发生的直接前提。理性行为理论中的态度和主观规范被认为是行为意图的重要预测因子，其与信息活动共同发挥作用，形成公众对邻避工程的接受程度。

本文结合两种理论，研究在邻避工程案例中，态度、主观规范和信息活动对邻避工程接受度的作用，以及问题识别、约束认知、涉入程度对信息活动和接受度的影响。

1 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公众情境理论的基本假设指出：问题识别程度和涉入程度越高，约束识别程度越低，居民发生信息活动的可能性就越大[8]。邻避工程给公众带来的主要困扰是其潜在负外部性。本文中问题识别的程度用风险感知加以衡量[9]，当居民对工程项目的风险感知越强，更有可能去搜集或分享与之相关信息。一般来说，人们不倾向于去交流那些他们觉得没有能力介入或改变的事[8]，当公众认为反对邻避工程耗时费力，存在很多阻碍时，信息活动就会减少。公众的社区关注度和参与度越高，越有可能产生相关的信息活动。由此得出如下假设：

H1：公众对邻避工程的风险感知（问题识别）对信息活动有正影响；

H2：公众对反对邻避工程的约束认知对信息活动有负影响；

H3：公众的社区活动参与度（涉入程度）对信息活动有正影响。

理性行为理论认为，态度和主观规范是行为意图的关键预测因子。汪洋等[13]发现建设工程社会影响并不直接作用公众响应，而是依靠态度进行调节。因此，本文假设若公众对邻避工程表示出支持，则可能对邻避工程的建设有更高的接受度。主观规范是一种社会压力的认知，公众信息缺乏时可能更受到主观规范影响做出选择[11]。即如果公众认为周围的人对邻避工程的接受度高，那么他更倾向于接受邻避工程的建设。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4：公众态度对邻避工程接受度有正影响；

H5：主观规范对邻避工程接受度有正影响。

公众情境理论假设公众需要更多信息以做出决定。当个体遇到需做决策的情况时，信息的潜力可发挥重要的作用[8，10，12]。McKeever[10]发现信息活动能极大程度解释公众的募捐行为意图。邻避事件中，居民的信息活动越积极，就会得到更多关于邻避工程的信息，从而产生更加客观的认知，也更能接受邻避工程的建设。为使模型更加完整，本文亦考虑了问题识别（风险感知）对主观规范和态度的影响[14]。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6：公众的信息活动对邻避工程的接受度有正影响；

H7：公众对邻避工程的风险感知（问题识别）对主观规范有负影响；

H8：公众对邻避工程的风险感知（问题识别）对态度有负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构建的结合STP和TRA的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结合STP和TRA的研究假设示意图

2 研究设计与模型分析

2.1 数据来源

变电站是电力系统中对电压和电流进行变换的电力设施，其选址受到负荷分布和供电半径的制约不能远离负荷中心，须设立于居民区和供电场所附近，因此常造成公众对其潜在影响的担忧，是城市中较常见的邻避工程。变电站由政府和建设运营方主导建设，他们更关心其经济效益和建设工期，强调其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可控且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15]。但是，由于公众对政府和建设运营方常缺乏信任，加上网络媒体中各种关于变电站危害的信息，使得附近居民难以消除对变电站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担忧[16]。近年来，由于居民区建设对电力需求剧增，导致我国许多城市频繁发生因变电站规划建设引发的邻避冲突事件，如上海虹杨变电站、宁波“澄浪”变电站事件等。

本文选取武汉市东湖高新区某 110KV变电站为案例，该变电站是为解决武汉光谷这一经济中心和人口密集区的用电问题而规划建设。由于其选址在武汉某职业学院校区内，周边临近多个大型小区及人流密集商场和广场，最近的小区距离该变电站选址仅一街之隔（约 10m），小区内已有 2所幼儿园，约300m处有1所小学。该变电站建设影响范围广泛，影响人群众多，由于担忧其潜在的噪音和辐射等危害，工程建设引发周边居民强烈反对[17]。本次调查选在该变电站周围3km范围内，随机抽取影响范围内小区居民进行调研。调研历时一周，共发放45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42份，有效回收率为76%。问卷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如表1所示，样本总体符合当地人口分布特点。

2.2 问卷设计

本次调查问卷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调研背景，介绍该变电站基本信息和目前发展情况；二是受访者人口统计学信息；三是变量测度，包括问题认知、约束认知、涉入程度、信息活动、主观规范、态度和接受度等方面。问卷采用李斯特5级量表法进行打分。参照已有研究[8，9，18～20]，本文各变量所包含的指标如表2所示。

表1 样本特征（N=342）

表2 变量与测度

2.3 模型分析

2.3.1 信度与效度检验

信度是指量表的一致性，表示随机误差影响结果的程度，α系数大于0.6即满足信度要求[21]。本文采用SPSS 20.0软件求得α系数为0.706，大于0.6，且各个因素的α系数在0.676～0.861之间，均大于0.6（见表2），说明量表具有可接受的内在一致性。效度即有效性，指测量工具能准确反应考察内容的程度，可以用KMO值和Battlett球体检验来测量效度水平，一般来说，当KMO＞0.6且Sig＜0.001时则满足要求[21]。本文采用SPSS 20.0软件计算得到KMO值为0.798且Sig＜0.001，说明各指标具有可接受的相关关系。

2.3.2 因子分析与模型修正

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是为了验证模型结构的合理性。在删除因子负荷过低的指标之后，剩下指标的因子负荷都在0.6以上（p＜0.001），且各因素AVE值大于0.5（见表2），说明测量模型具有良好收敛效度。Skew和Kurtosis各指标绝对值都小于2，数据服从正态分布。一般来说，χ2越小越好，CFI值和TLI值应大于0.9，RMSEA值和SRMR值应小于0.08。本文初始模型的输出值中，除SRMR（0.0842）之外各项指标均符合要求，说明还需进一步进行修正。根据AMOS的修正指标，“主观规范-态度”的MI（Modification Indices）值高达49.043，考虑到无论从实际出发，还是文献研究角度[22]，主观规范对态度确实存在影响，故而对其建立因果关系。修正之后模型各拟合指标均满足要求（CMIN/DF=1.603，TLI=0.958，CFI=0.964，RMSEA=0.042，SRMR=0.0649），说明模型拟合良好。

3 实证研究

3.1 路径分析与假设检验

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其中，H1和H7假设不成立，即问题识别对信息活动和主观规范都没有显著影响，而H2和H6的检验结果与假设相反，约束识别对信息活动有正影响，信息活动对接受度有负影响，其他假设均成立。各个因素对接受度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如表3所示。

图2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

表3 潜变量之间的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和总影响

3.2 结果分析

3.2.1 信息活动改变公众接受度的难度

主观规范对接受度有正影响（β=0.54，p＜0.001），且主观规范对接受度的影响比信息活动更大（间接影响值 0.235，p＜0.001，总影响值 0.775，p＜0.001），是接受度的最强预测因子，这与大部分研究的结果相同[11，12]。态度对接受度有正影响（β=0.47，p＜0.001），其影响仅次于主观规范。而信息活动对接受度的影响为负（β=-0.11，p＜0.001），这说明公众对邻避工程的接受程度主要取决于主观规范和态度，即当公众已形成对邻避工程强烈的消极态度，或感知到来自周围不支持邻避工程的群体压力时，即使再多的信息也很难改变其原先对邻避工程的消极接受程度。同时，问题识别对信息活动和主观规范无显著影响，但可通过影响态度间接影响接受度（间接影响值-0.08，p＜0.01），表明公众对邻避工程的问题识别程度越高，则对其态度亦越消极，接受度越低，这也反映出公众非理性的一面。在面对邻避工程潜在健康风险时，公众首先可能并不是积极寻求相关信息以做出理性判断，而是直接形成对邻避工程的反感态度，进而先入为主地反对其建设。相关对核电站的风险感知研究也发现，信息获取不足以改善居民的负面情绪，即使有足够的信息，公众仍会因恐慌害怕而反对核电站建设[23]。即若公众对于邻避工程具有高水平的风险感知，已形成消极态度，信息活动就难以挽回并发挥作用。

3.2.2 邻避工程关键信息沟通机制缺失

信息活动对接受度有负影响（β=-0.11，p＜0.001）。研究表明：建设主体与利益相关居民间的信息沟通并未发挥良好的桥梁作用，反而降低了公众对工程的接受度，表明此种沟通较为低效，公众接收的信息趋于零散，亦缺乏科学性与系统性，这与来自建设方有效信息较为滞后和缺失有关。

邻避工程建设中，建设方往往采取内部决策后直接公告选址地点和建设规模并匆忙动工，面向公众的信息披露不够全面及时，常对公众诉求持回避态度。同时，由于正常信息渠道闭塞使得公众转向求助网络，而此种信息对邻避工程常以消极和片面为主导，将进一步放大公众对风险的感知。加之沟通交流机制不畅，对邻避工程建设中各种疑问无法获得满意答复，信息交流活动仅局限于公众内部，这种横向交流加剧“污名化”信息扩散，更易煽动集体负面情绪，而若此时政府和建设运营方未能及时解释和安抚，公众在负面信息和恐慌情绪的共同作用之下易做出不接受邻避工程的决策。

3.2.3 公众参与低效降低公众的接受度

约束认知对信息活动有正影响（β=0.16，p＜0.005），并通过中介作用对接受度产生负影响（间接影响-0.02，p＜0.05），约束识别对信息活动的作用与假设相反。在以往对环境与社会管理的研究中，募捐、购买绿色产品等社会环境行为都不直接与生命健康安全或自身利益相关，因此当公众感到此种行为费时费力时，更倾向于不进行相关信息活动[9]。而研究表明：邻避工程不同，其建设使公众感受到自身及家人的生命健康安全、经济利益受到严重威胁，且此种危险可能长期存在，此约束已不能减少公众渴望了解关键工程信息和与他人交流此种信息的意愿。相反，公众还会在不信任感和被剥夺感的驱动下更积极地进行信息交流活动。我国对邻避工程的建设决策一般采用“决策-公告-辩解”（DAD）模式[24]，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往往更注重经济技术因素，而忽略公众态度。当公告出现反对声音再加以应对，这种模式给公众态度的表达设置了巨大的障碍。近年来，DAD模式的劣势在世界各国越发突显，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发展，公众健康与权利意识的提高，约束和障碍的感知会带来公众对政府、建设运营方的不信任感和自身权利被剥削的不公平感，引发强烈的负面情绪，从而降低公众接受度。可见，设置约束阻碍公众表达意见并非可行的邻避工程管理策略。

3.2.4 邻避工程管理重点关注活跃人群

涉入程度对信息活动有正影响（β=-0.38，p＜0.001），且通过中介作用对接受度产生负影响（间接影响值-0.04，p＜0.01）。研究表明：社区中活跃人群对事物有较高的参与度，他们任何时候都积极关注社区事务，参与社区活动，其比一般人群具有更积极的信息活动。一般来说，积极活跃且不支持邻避工程建设的人群是邻避冲突中的关键人群[9]。一方面，相比于一般人群，活跃人群能主动接收更丰富信息，在信息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的情况下，他们具有更敏感的感知风险，从而对邻避工程持更强烈的反对态度；另一方面，活跃人群比一般公众更为频繁地进行信息交流，是信息的主要传播者。他们倾向于将已知的任何信息传达给周围人，而无论信息真实与否，所以更能助长负面信息，甚至是谣言传播。从公众情境理论看，此过程活跃人群往往还扮演着情绪感染者角色，易加重负面情绪的传播。因此，政府应特别关注活跃且不支持工程建设人群。

4 建议

（1）增强信息引导作用，重视信息内容的公开透明、科学客观及官方信息宣传的主导地位。一方面，信息应公开透明，准确客观，主动公布邻避工程的选址决策过程，环评材料等详细工程信息，明确其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和已采取的应对措施。让公众充分了解自身风险，减少轻信谣言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应采取更加形式多样的方式与公众沟通。鉴于目前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占主导地位，建设方应加强与各媒体之间的合作，除传统报纸、电视、网站等媒体外，尝试新媒体互动，加强舆论引导作用。社区层面，应及时与公众进行信息交流，如开展面对面讨论会、专家讲座、建立社区咨询点，积极向公众传播相关知识，解释答疑，将公众合理诉求纳入工程方案。

（2）政府应该转变决策理念，从传统“决策-公告-辩解”模式尽快转为共同商议、共同决策、达成合作。在项目决策到实施的各个阶段，应该保证信息共享，提高公众参与，畅通公众意见表达渠道。可以社区为单位，选出业主代表，定期参与领导交流会，传达公众意见。在社区中建立居民意见收集点和信息咨询点，构建普通居民与专业人员信息交流的平台。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积极反馈，参观类似工程范例，减少公众承担风险，缓解公众负面情绪。

（3）活跃公众可能更加注重自己在决策和实施中的话语权而不是经济利益，可通过授予其一定权力来提高参与度。在项目决策和实施全过程中积极与之商讨谈判，从而增强活跃人群的信任感，努力与其建立共识。

（4）充分考虑到后期转变公众态度的难度，应提前预案，提前宣传。在选址决策之前，应通过社区较大范围普及城市发展和工程项目建设及影响相关知识，包括相关工程项目的安全技术知识，建设必要性和紧迫性，工程的社会环境影响，公开对项目选址决策进行科学论证，从而构建公众科学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增强公众社会责任意识。

5 结语

本文以两种理论作为切入点，对研究案例进行了实地调研与数据收集，借助结构方程模型方法进行分析并取得了有益结论。依据理性行为理论，本文假设公众为理性人，可根据获得信息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决策。但实际情况中可能存在非理性，甚至极端个体。同时，邻避工程对公众产生的风险存在客观实际性和主观构建性两方面，两者之间由于信息获取、文化差异、知识背景和情感依赖等因素而存在一定偏差，本文以风险的主观构建性，即公众的感知风险为主，而由工程引发的实际社会环境风险将在后续研究进一步补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