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元稹一生之中，谏官、御史官、翰林学士等三个文官身份对其仕宦及文学活动影响极深。元稹身上的谏臣意识往往与文学创作实践与文学观念的生成密不可分，乃是贞元、元和时期谏诤风气的缩影。御史官对于文学之直接影响在于其所撰的与职事相关之文字，其职事活動或可成为创作的素材。元稹任职翰林学士期间最大的文学成就便是改革制诰。元稹因其文学才能而得到擢升，亦因得任翰林学士而愈加名满天下，文学创作因担任此职而有所促动。文官职位与地方官职位的交错让元稹在政事与文学之间增加互动，形成对文学的疏离与融合，文学文本的内涵愈加丰富，元稹的任职经历与其文学创作有着紧密的联系，具体职位所形成的职业痕迹深深地留存在他所创作的文本中。

[关键词]文官职位;元稹;文学创作;身份意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唐代胡姓士族与文学研究”（14BZW047）。

[作者简介]田恩铭（1973-），男，文学博士，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教授（大庆 163319）。

士大夫与专制制度的关系乃是依附生存的关系，他们亦在改革制度的进程中逐渐适应专制体制，故而，唐代文士阶层依然是在体制内祈望改变社会地位，这种变化正是在角色转变中完成的，只是并不会一帆风顺。一旦社会角色发生变化，他们会对既往的角色实践进行思考，经历对自家身份认证之自觉过程，才会对其仕宦、生活、文学活动等诸多方面发生影响。

元稹一生之中，谏官、御史官、翰林学士等三个文官身份对其仕宦及文学活动影响极深，任此三职后均有地方任职的经历。据白居易《元公墓志铭并序》，元稹任地方官有三个时间段：一是因任谏官得罪人而出为河南尉;二是因敷水驿事件而由监察御史贬出，自元和五年至元和十三年皆在地方，任江陵士曹参军、通州司马、虢州长史;三是长庆三年至大和五年，因裴度弹劾出学士院后拜相，又因事罢相而为同州刺史，后为浙东观察使，又为武昌军节度使，期间因调回长安稍有间隔，却时间极短。本文即以元稹任“清望官”之谏官、御史官、翰林学士期间的职事活动为中心，分析其诗文中的身份意识。

一、谏官身份与元稹诗文的谏诤意识

元稹任谏官时间并不长，元和元年（806）四月至九月，任左拾遗。据白居易《唐河南元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并序）》云：“稹既第，判入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属今天子始践祚，策三科以拔天下贤俊，中第者凡十八人，稹冠其首焉。由秘书郎拜左拾遗，不数月，谠言直声动于朝廷，以是出为河南尉。”因直获罪只是元稹仕宦经历的第一次贬谪。元稹暴卒后，白居易有《元公墓志铭并序》为之盖棺论定，云：“二十八应制策，入三等，拜左拾遗。即日献《教本书》，数月间上封事六七。宪宗召对，言及时政，执政者疑忌，出公为河南尉。”这几个月的任职对于元稹的影响却是非常大的。

据《旧唐书·职官志二》，左、右拾遗，古时无此官，武则天时始置，从八品上，“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若贤良之遗滞于下，忠孝之不闻于上，则条其事状而荐言之。”[[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四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45页。]白居易也说：“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旧唐书·白居易传》）从理论上说，拾遗不独可以谏诤天子之过失，而且可以纠察宰相之失误，虽“其秩甚卑”，而“其选甚重”（白居易《初除拾遗献书》），左拾遗在谏官中职位虽低，却是皇帝的侍臣和近臣，[赖瑞和：《唐代中层文官》，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6页。]又需要任此职者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惜代价地论事议政，往往会遭遇仕宦之挫折。士人阶层因谏官之重要性，自觉地形成了谏诤传统，此传统可分为政治与文学两个部分：政治实践需落实在文字之中，文字遂由实用而为文学。谏官群体的政治实践实际上肯定了文学的谏诤传统，因此文人积极参与谏诤活动。任左拾遗期间，元稹留下了多篇重要的谏诤文字，此一阶段的任职经历对于他的文学创作起到了推动作用。论及谏官经历对于文学的影响，傅绍良认为：谏官的人格修养，以及由此引出的感物言志的创作习惯，还有讽谏实践等三个方面构成了文学的政治母题，进而干预生活。士大夫不仅是官员，也是执笔创作的文人，两种身份兼具，谏官身份让他们渴望求仕为官，养就强烈的道德批判意识。作为守道者，身处文人阶层的谏臣难以摆脱与现实的关系。[傅绍良：《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2页。]元稹因敷水驿事件被贬为江陵户曹参军，赴任途中所作《阳城驿》刻意突出了阳城的直正品格，白居易在《和阳城驿》中称赏元稹与阳城一样能够坚守本位。元稹任职江陵以后，寻访到甄逢、甄济父子的事迹还给任史官的韩愈写信，希望能采摭入史，正是由于其任谏官、御史官所形成的职业操守。

任左拾遗后，连上《论教本书》等文章，元稹《叙奏》云：“元和初，章武皇帝新即位，臣下未有以言刮视听者。予时始以对诏在拾遗中供奉，由是献《教本书》《谏职》《论事》等表十数通，仍为裴度、李正辞、韦熏讼所言当行，而宰相曲道上语。上颇悟，召见问状。宰相大恶之，不一月，出为河南尉。”[[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337页。]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自注云：“予元和元年任拾遗。八（脱‘月字）十三日延英对，九月十日贬授河南尉。”元稹《听庾及之弹〈乌夜啼引〉》：“四五年前作拾遗，谏书不密丞相知。谪官诏下吏驱遣，身作囚拘妻在远。归来相见泪如珠，唯说闲宵长拜乌。君来到舍是乌力，妆点乌盘邀女巫。”[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52—253页。]《旧传》云：“稹性锋锐，见事风生。既居谏垣，不欲碌碌自滞，事无不言，即日上疏论谏职。又以前时王叔文、王伾以猥亵待诏……乃献《教本书》。”[[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第4327—4328页。]《新传》云：“始，王叔文、王伾蒙幸太子宫，而桡国政，稹谓宜选正人辅导，因献言曰：……有自以职谏诤，不得数召见，上疏曰：……辄昧死条上十事：……。”《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唐纪》五三云：“稹上疏论谏职，……顷之，复上疏，……因条奏请次对百官、复正牙奏事、禁非时贡献等十事。稹又以贞元中王伾、王叔文以伎术得幸东宫，永贞之际几乱天下，上书劝上早择修正之士使辅导诸子。”[[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七，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753—7754页。]《考异》就此次序曰：“稹《自叙》及《新传》，先上《教本书》，《论谏职》在后。今从《旧传》。”纵观元稹任谏职之活动，此一任职对当时的谏官群体并未发生相关文学影响，如参加文学活动或者与谏官有文学交游等等。这种影响往往发生在离职之后。元稹因论事而被贬河南尉，在此期间会因职位、地域之变化诱发其在思想层面对自家的谏诤活动加以考量，而后形成人格上的自我陶冶，政事活动对文学活动形成刺激之作用，一旦认定自身活动的正义性，便会继续在其他职位上显现其谏臣意识，再由谏臣意识而化为谏诤情结。

元稹有《献事表》《论教本书》《论谏职表》《论追制表》《论西戎表》《迁庙议状》等文，论事不可谓不密集，说其恪尽职守足以当之。元稹身上的谏臣意识往往与文学创作实践与文学观念的生成密不可分，乃是贞元、元和时期谏诤风气的缩影，正是因为有着强烈的谏诤意识才会有元稹、白居易参与的“新乐府运动”，才会有韩愈、柳宗元参与的“古文运动”，这些文人虽然受三教融合的影响，却依然以儒家思想为中心为官求仕，不失进取之心。任谏职对于元稹文学创作的影响并不是中唐之个案，“唐代文士精神与谏诤意识是高度统一的，陈子昂、杜甫、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都是具有强烈谏诤精神的文人代表。文学与政治的结合，文士与谏臣的结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姚中辰主编：《中国谏议制度史》，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96页。该书第292—293页论白居易任左拾遗时期的进谏存在误差，此时白居易以左拾遗为翰林学士之职，非为左拾遗身份。傅璇琮对此予以辨正，参《唐翰林学士传论》，沈阳：辽海出版社，2011年，第100页。]所谓文士精神与谏诤意识高度统一的载体恰恰是留下的谏言，这些文字所呈现出的知识精英形象才是最具有可信度的。

二、御史官身份与元稹的反思精神

监察御史负责“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邢狱，肃整朝仪。”[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81页。]如赖瑞和所论：“监察御史官品虽低，仅是正八品，乃是清贵的职位，是士大夫仕进的途中才能迁转的官职。”[赖瑞和：《唐代中层文官》，第54页。]御史官需要选任刚果劲直、坚明劲峭之士，[霍志军：《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51—56页。]元稹差几近之。元稹由左拾遗出为河南尉，因母亲郑氏去世而丁母忧。元和四年（809），除监察御史，充剑南东川详覆使。弹奏故剑南西川节度使严砺、又弹奏山南西道，因获罪权贵被分务东台。元和五年（810），分务东台的元稹弹奏河南尹房式，遭罚俸召回长安，其在东台不到一年，弹奏数十事。[周相录：《元稹年谱新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9页。]据白居易《元公墓志铭并序》：“丁陈留太夫人忧，哀毀过礼，杖不能起。服除之明日，授监察御史。使于蜀，按任敬仲狱得情。又劾奏东川帅违诏条过籍税。又奏平塗山甫等八十八家冤事。名动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后多以公姓字名其子。朝廷病东诸侯不奉法，东御史府不治事，命公分台而董之。时有河南尉离局从军职，尹不能止。监察使死，其柩乘传入邮，邮吏不敢诘。内园司械系人踰年，台府不得知。飞龙使匿赵氏亡命奴为养子，主不敢言。浙右帅封杖杖安吉令至死，子不敢愬。凡此者数十事，或奏、或劾、或移，岁余皆举正之。内外权宠臣无奈何，咸不快意。会河南尹有不如法事，公引故事奏而摄之甚急。”元稹奉诏回长安途中，发生敷水驿事件，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自元和四年二月至元和五年三月，元稹任监察御史计一年余，要比任左拾遗的时间要长一些。任职时间虽短，但居其位则谋其事，元稹在长安与洛阳这两京职位上却大有作为，以致于因得罪权臣而远贬江陵。

御史官对于文学之直接影响在于其所撰的与职事相关之文字，其职事活动或可成为创作的素材。[霍志军：《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第127页。]因任御史官者进士及第为多，又为善属文者，彼此之间的交往中自有文学因素，元稹与李夷简的交往便是如此。元稹任御史官期间，主要的文字俱与职事活动有关，以弹奏论事之表状为主，因韦丛去世并有悼亡之诗文。其任御史官对于任职时期的文学活动并无直接影响，或因职务之变动，如分务东台发些感慨，亦或因韦丛逝于洛阳，因地域之流动而有所触动。对于任御史官期间的职事活动，元稹是于长安赴江陵的途中及任职通州期间完成了自我的思考。如元和七年（812），江陵士曹参军任上所作《酬别致用》，诗云：“达则济亿兆，穷亦济毫厘。济人无大小，誓不空济私。”正是在不断反思的基础上坚定其信念。再如元和十三年，通州司马任上所作《酬乐天闻李尚书拜相以诗见贺》，诗云：“初因弹劾死东川，又为亲情弄化权。百口共经三峡水，一时重上两漫天。尚书入用虽旬月，司马衔冤已十年。若待更遭秋瘴后，便愁平地有重泉。”诗作首联自注云：“予为监察御史，劾奏故东川节度使严砺籍没衣冠等八十馀家，由是操权者大怒。分司东台日，又劾奏宰相亲因缘，遂贬江陵士曹耳。”[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第767页。]直到贬官后的一段时期，御史官与其文学创作方得以联系紧密，并成为贬谪期的一个书写主题。元稹將诸多的想法蕴于诗文中，尤其在与白居易的唱和、唱酬之作中展现出来，如将元稹诗作与白居易《和答诗十首》结合起来，即可明晰元稹的心路历程。白居易《赠樊著作》云：“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并对其因直获谴多表不平之意。每到一处，元稹皆以地域之名物而思及自身，将因直正被贬之过程反复思量，形成以此一时期任职经历为中心的政治母题的集中书写。

三、翰林学士与元稹的文学书写

元和十三年（818）三月，李夷简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白居易《闻李尚书拜相因以长句寄贺微之》：“怜君不久在通川，知已新提造化权。夔契定求才济世，张雷应辨气冲天。那知沦落天涯日，正是陶钧海内年。肯向泥中抛折剑，不收重铸作龙泉。”何以言祝贺？盖因李夷简与元稹多有交往。元和四年，元稹为监察御史，李夷简为御史中丞，两人相处甚洽，后李夷简到山南东道、剑南西川任节度使，元稹不仅曾去襄阳拜访，还有《贻蜀五首》之《病马诗寄上李尚书》写给李夷简。[周相录：《元稹年谱新编》，第166—167页。]诗云：“万里长鸣望蜀门，病身犹带旧疮痕。遥看云路心空在，久服盐车力渐烦。尚有高悬双镜眼，何由并驾两朱轓。唯应夜识深山道，忽遇君侯一报恩。”李夷简拜相，元稹即权知通州州务，年底移虢州长史，第二年冬，入朝为膳部员外郎。元和十五年（820）五月，迁祠部郎中、知制诰，赐绯鱼袋。长庆元年（821）二月，迁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赐紫金鱼袋，即白居易《元稹除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赐紫金鱼袋制》所谓“一日之中，三加新命”。通过勾稽可见，任翰林学士之前，元稹有过一段任郎官经历，虽然时间不长，却已经对其文学创作有所促动，这种促动与职位相关。据白居易《元公墓志铭并序》：“长庆初，穆宗嗣位，旧闻公名，以膳部员外郎征用。既至，转祠部郎中，赐绯鱼袋，知制诰。制诰，王言也。近代相沿，多失于巧俗。自公下笔，俗一变至于雅，三变至于典谟。时谓得人。”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928页。]从此段叙述可知，元稹此际已经开始改革制诰文体，变俗为雅而成范式。

据白居易《元公墓志铭并序》：“上嘉之，数召与语，知其有辅弼才。擢授中书舍人，赐紫金鱼袋，翰林学士承旨。”[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第四册，第1928页。]元稹《翰林学士院记》附题名云：“元稹：长庆元年二月十六日，自祠部郎中、知制诰，行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仍赐紫金鱼袋。”岑仲勉《补唐代翰林两记（卷下）翰林承旨学士厅壁记校补》云：“抑稹除中舍之制，系朝散大夫守中书舍人，此作‘行，当误。鱼袋下应补充‘字。”元稹任职学士院，“学士院由翰林学士、承旨学士、学士院使、院吏组成，穆宗至文宗期间还断续存在过翰林侍讲学士和翰林侍书学士”。[毛蕾：《唐代翰林学士》，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5页。]此一时期，翰林学士无定员，如韦执谊《翰林院故事》：“大抵召入者一二人，或三四人，或五六人，出于所命，盖无定数。”[傅璇琮、施纯德编：《翰学三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6页。]李肇《翰林志》亦言：“凡学士无定员，皆以他官充，下至校书郎，上至诸曹尚书，皆为之。”[傅璇琮、施纯德编：《翰学三书》，第4页。]李肇所说的“皆以他官充”值得注意，傅璇琮曾专门以白居易为例分析过翰林学士并非实职，而是以他官充任。“校书郎、左拾遗等是官，翰林学士、知制诰等是职，凡翰林学士，都须带有官衔。”[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第100页。]翰林学士建立于唐玄宗开元时期，承旨学士则是后设的，居翰林学士之首。据元稹《承旨学士院记》：“宪宗章武孝皇帝以永贞元年即大位，始命郑公为承旨学士，位在诸学士上，居在东第一阁。”[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散文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735页。]翰林学士入职，除中书舍人外，还要通过以制诰和诗赋为主的五道文考试，白居易即以通过考试入学士院为翰林学士。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附题名：“相元稹：长庆元年二月十六日，自祠部郎中、知制诰充，仍赐紫。十七日，拜中书舍人。”元稹则以中书舍人直入，未参加考试。“一日之中，三加新命”之荣誉感非常人可成之。

关于唐代翰林与文学的关系，傅璇琮有极为精到的论述，他梳理了翰林学士与文人的诗歌唱酬、翰林学士对于文人的影响、翰林学士对于改革制诰的作用等诸多方面。[傅璇琮：《唐代翰林与文学——以文史结合做历史文化的探索》，《唐翰林学士传论》，第36—78页。]元稹任职学士院的文学活动有哪些呢？所作文章主要是制诰，诗作多与李建、白居易、李景俭、杨巨源等好友相关，盖因翰林学士最忌结朋党，清直无党是一个择取标准。[毛蕾：《唐代翰林学士》，第43页。]即便元稹小心如此，裴度依然弹奏元稹结党，《资治通鉴》卷二四二长庆元年十月云：“翰林學士元稹与知枢密魏弘简相结，求为宰相，由是有宠于上，每事咨访焉。稹无怨于裴度，但以度先达重望，恐其复有功大用，妨己进取，故度所奏画军事，多与弘简从中沮坏之。度乃上表极陈其朋比奸蠹之状，以为：‘……臣自兵兴以来，所陈章疏，事皆要切，所奉书诏，多有参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轻，遭奸臣抑损之事不少。臣素与佞幸亦无仇嫌，正以臣前请乘传诣阙，面陈军事，奸臣最所畏惮，恐臣发其过，百计止臣。臣又请与诸军齐进，随便攻讨，奸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碍，逗留日时;进退皆受羁牵，意见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无成，则天下理乱，山东胜负，悉不顾矣……。”裴度《论元稹魏弘简奸状疏》言：“又与翰苑近臣，结为朋党，陛下听其所说，则必访于近臣，不知近臣已先私相计会，更唱迭和，蔽惑聪明。”裴度《论元稹魏弘简奸状第二疏》云：“其第一表、第二状，伏恐圣意含宏，留中不行，臣谨再写重进。伏乞圣恩宣出，令文武百官于朝堂集议，必以臣表状虚谬，抵牾权幸，伏望更加谴责，以谢弘简、元稹;如弘简、元稹等实为朋党，实蔽圣聪，实是奸邪，实作威福，伏望议事定刑，以谢天下。”裴度所谓朋党当与李绅、李德裕有关系。《旧唐书·李德裕传》云：“时德裕与李绅、元稹俱在翰林，以学识才名相类，情颇款密，而（李）逢吉之党深恶之。”结党之证据则是长庆元年的科举案。《旧唐书·穆宗纪》云：长庆元年三月，“敕：今年钱徽下进士及第郑朗等一十四人，宜令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等重试以闻。”《资治通鉴》卷二四一长庆元年载：“（段）文昌言于上曰：‘今岁礼部殊不公，所取进士皆子弟无艺，以关节得之。上以问诸学士，德裕、稹、绅皆曰：‘诚如文昌言。上乃命中书舍人王起覆试。夏四月，丁丑，黜（郑）朗等十人，贬徽江州刺史，宗闵剑州刺史，汝士开江令。”据白居易《元公墓志铭并序》：“寻拜工部侍郎，旋守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公既得位，方将行己志，答君知。无何，有憸人以飞语构同位，诏下按验无状，上知其诬，全大体，与同位两罢之，出为同州刺史。”元稹的翰苑生活也并不长，亦不到一年，却是他最为难忘的一段经历。

元稹任职翰林学士期间最大的文学成就便是改革制诰。[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第591页。郭自虎：《元稹与元和文体新变》，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58页。]陈寅恪认为：在当时一般人心目中，元和一代文章正宗，应推元白，而非韩柳，其《读莺莺传》云：“今《白氏长庆集·中书制诰》有‘旧体‘新体之分别。其所谓‘新体，即微之所主张，而乐天所从同之复古改良公式文字新体也……在昌黎平生著作中，《平淮西碑文》（昌黎集叁拾）乃一篇极意写成之古文体公式文字，诚可称勇敢之改革，然此文终遭废弃……惟就改革当时公式文字一端言，则昌黎失败，而微之成功，可无疑也。至于北宋继昌黎古文运动之欧阳永叔为翰林学士，亦不能变公式文之骈体。司马君实竟以不能为四六文，辞知内制之命。然则朝廷公式文体之变革，其难若是。微之于此，信乎卓尔不群矣。”[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18—120页。]此一时间亦是元稹诗歌传播的高峰期，据白居易《元公墓志铭并序》：“公凡为文，无不臻极，尤工诗。在翰林时，穆宗前后索诗数百篇，命左右讽咏，宫中呼为元才子。自六宫两都八方至南蛮东夷国，皆写传之。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第四册，第1929页。]后来，元稹出院而赴浙东任职，在与翰苑同事李德裕唱酬往来中依然追忆翰苑之旧事，足见翰苑任职对于元稹的重要性。

按照赖瑞和的分类，左拾遗、监察御史属中层文官，翰林学士属于高层文官。元稹任此三职时间都不长，任左拾遗、监察御史期间，文学活动和职位之间并无直接的关联，离职后在文学创作中对于职位意识有所思考，这时才会形成对于过往身份的再认识。任中层文官之际，元稹往往砥砺德行，追求直正，极为自觉;后入高层，自觉意识弱化许多，这是因为左拾遗、监察御史在各自职事内均是起步之官，任此职时元稹尚年轻气盛。任翰林学士一职则不一样，元稹已多经磨难，不复往日之盛气，此职位之要求亦高。从对文学活动的影响来看，翰林学士之职自具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翰林学士不仅仅是帝王身边的宠臣，而且名望甚高，能够提携文士并改变文学风尚，其作品传播亦达到最佳之效果。元稹因其文学才能而得到擢升，亦因得任翰林学士而愈加名满天下，文学创作也因担任此职而有所促动。任职学士院对于元稹的文学活动发生的促动作用要到后来才能显现，如任职浙东形成浙东唱和诗群，并与翰苑旧友李德裕酬唱往来，文官职位与地方官职位的交错也让元稹在政事与文学之间增加互动，政事与文学的相互刺激使得文学文本的内涵更加丰富，形成了以政事为中心的主题书写效应。

总而论之，元稹一生不改进取之志，且一直为之努力。“纵观元稹一生，前后虽有穷达之别，而无论穷达皆要有所作为，其积极用世之心是一以贯之的。”[裴斐：《元白雌黄》，《裴斐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79页。]在元稹身上，文学与政事虽然不是同步发展，却相互影响。任职时期，文学是文学，政事是政事，或因政事滋生文学书写话题，却不是决定因素。卸任以后，往往在诗文中追忆曾经有过的生活图景。元稹的文学活动多以家庭生活、友朋交往为中心而展开，政事则是一条伏线，待到职事终结方才浮出水面，与过往的职事活动相联系的文学活动往往后发。无论如何，元稹的任职经历与其文学创作有着紧密的联系，具体职位所形成的职业痕迹深深地留存在他所创作的文本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