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睿哲

内容摘要：《鸡鸭名家》这篇文章在汪曾祺先生的写作中具有重要意义，既反映了他文风的转变，又体现了许多“汪曾祺式文章”的典型风格，例如：语言朴实隐秀、人物灵动。无论是从叙述上还是人物塑造上看，都是一篇难得的好文。本文从叙述和人物两个方面，分析《鸡鸭名家》文字风格及产生原因，重点分析陆长庚这一人物形象，挖掘《鸡鸭名家》中的人物之美、人情之美、人生之美。

关键词：汪曾祺 《鸡鸭名家》 真善美

《鸡鸭名家》是汪曾祺先生于27岁创作的作品，亦是他“大器晚成”的“晚成”转变之作。

首先来谈叙述。

汪曾祺先生文字的风格，正如他自己在《岁朝轻供》中说的那样：“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可是在早年，他的文字也是张扬的、华丽的，《复仇》《职业》《老鲁》中都可见一斑，直到《鸡鸭名家》，才能够明显感觉到先生语言风格的趋淡，这种淡不是白水，而是像高汤一样，返璞归真，可清甘可醇厚，总之令人回味悠长。这里摘录《复仇》和《鸡鸭名家》各一段文字以示对照：

从山顶上滚下去，滚下去，滚下去，落进山下的深潭里。从极低的地方传来一声牛鸣。反刍的声音（牛的下巴磨动，淡红色的舌头），升上来，为一阵风卷走了。虫蛀着老楝树，一片叶子尝到了苦味，它打了一个寒噤。一个松球裂开了，寒气伸入了鳞瓣。鱼呀，活在多高的水里，你还是不睡？再见，青苔的阴湿;再见，千草的松软;再见，你硌在胛骨下抵出一块酸的石头。老和尚敲磐。现在，旅行人要睡了，放松他的眉头，散开嘴边的纹，解开脸上的结，让肩膊平摊，腿脚舒展。 ——《复仇》

小徒弟不放心，轻轻来问一句：“起了吧？”摇摇头。——“起了罢？”还是摇摇头，只管抽他的烟。这一会正是小鸡放绒毛的时候。这是神圣的一刻。忽而作然而起：“起！”徒弟们赶紧一窝蜂似的取出来，简直是才放上床，小鸡就啾啾啾啾纷纷出来了。余老五自掌炕以来，从未误过一回事，同行中无不赞叹佩服。道理是谁也知道的，可是别人得不到他那种坚定不移的信心。这是才分，是学问，强求不来。 ——《鸡鸭名家》

《复仇》的节奏是紧凑的，像快餐店里的用餐铃，一下接一下地响着，《鸡鸭名家》的节奏是舒缓流畅的，像柴火一点点、细细地烤着签子上的肉，偶尔翻个面，听小火“啪啦”“啪啦”的声音。

汪曾祺先生的文章朴实却不落于流水，与音韵和节奏的运用有很大的关系。《人间草木》中写道：“牛肝菌色如牛肝，滑，嫩，鲜，香，很好吃。青头菌比牛肝菌略贵。这种菌子炒熟了也还是浅绿色的，格调比牛肝菌高。菌中之王是鸡，味道鲜浓，不可方比。”，全段读下来就像唱了一首民谣，长短句相间，用词精确，朗朗上口。

如果说朴实的风格细水长流，朴实中的俏皮则足以撑起“隐秀”二字。

汪曾祺先生喜欢用问句，在这一篇中更是问了6遍“刚才那两个老人是谁？”，关于这点褒贬不一，有人觉得突兀累赘，有人觉得别有韵味，我更倾向于后面那种说法，倒不是说我“唯名家论”，而是这实在是与我小时候的生活太过贴合。《鸡鸭名家》中的“我”是一个不怎么机灵的憨小子，他的视角更像是一个小孩在发呆，胡思乱想，“我”先是思考“那两个老人是谁”，看到父亲在处理鸭掌，又想到了鸭掌，看到父亲活动着的手，又想到手，忽然又想回那两个老人，于是又思考，可是“我”看到鸭子又想到了买鸡鸭的回民、店主人的酒糟鼻、金彩绚丽的大公鸡……汪曾祺先生的文字结构很“随便”，所以读起来很像是在话家常，“在叙事中抒情，用抒情的笔触叙事。怎样表现倾向性？字里行间”。如此，反复问“刚才那两个老人是谁”就更像一个这种性格的小孩的风格。说到这里，汪曾祺先生自身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也是这种状态，在他小辈们写的《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就描写过汪曾祺先生创作时常常在字里行间发呆，呆痴“进去了”，如香菱学诗“精血诚聚”，一篇篇好文章就是如此诞生的。

《鸡鸭名家》里的问句还有结尾：这两个老人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呢？他们的光景过得怎么样了呢？类似的结尾还有很多，比如《大淖记事》：十一子的伤会好吗？会。当然会！汪曾祺先生善用问句，旁人模仿起来只会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可是汪曾祺先生用起来却总能让人拍手叫好，原因在于先生文字中的俏皮“不着急”，因为“不着急”所以才显得真诚，驾轻就熟，不然实在容易落入“耍花招”之流。文如其人，这种文字风格与汪曾祺先生的个人经历与性格有关，先生的一生曲折、漂泊，但他依然认为“生活是很好玩的”，颇有“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之感。他不嫌弃栀子花“品格不高”，说它香得痛痛快快，不认为君子就应该远离庖厨，反而成为美食大家，高邮的咸鴨蛋因他一篇《端午的鸭蛋》畅销多年。哪怕是在改造时期，汪曾祺先生的文字（如《葡萄月令》）也是充满着对劳动的尊重、对自然的热爱，他亲自体验葡萄种植，化身“果农”，像养孩子一样记录了葡萄的成长。但这并不是说汪曾祺先生就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他展现给我们的淡然和灵性亦是在一次次生活的考验中积累下来的，在纪念沈从文先生的文章《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中，他说到自己想过自杀，而沈从文先生用一句话点醒了他：“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的确，有一支笔就会不怕什么，哪怕到了悬崖也有笔如刀，汪曾祺先生也确实做到了，并用自己的文字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

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成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有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便是汪曾祺先生的文字魔法。

其次来谈人物。

《鸡鸭名家》中写了两个人物：余老五和陆长庚。一个孵鸡，一个放鸭。二人都是名家。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放鸭的陆长庚，人们也叫他“陆鸭”。他的出场实在特别，首先是倪二的鸭子丢了大家都推荐他，吊足了观众的胃口，其次镜头一转，在嘈杂的茶馆，大家找到了正在赌牌的陆鸭，讨价还价之后讲定了十块钱，又等他不慌不忙把牌打完之后才跟着倪二去了。

汪曾祺先生用很简洁的笔墨描写了陆鸭的外貌——瘦瘦小小，神情总是在发愁，就像一只成了精的老鸭，又说他已经多年不养鸭了，见到鸭就怕。这样的描写实在是不敢相信他是个靠谱的人，可等他到了湖，只见他“把船撑到湖心，人仆在船上，把篙子平着，在水上扑打了一气，嘴里啧啧啧咕咕咕不知道叫点什么，赫！——都来了”，等鸭子都到齐了，他又换了个强调唱，文文雅雅、摇摇摆摆，引导鸭子向岸边游来，舒闲整齐有致，就像用兵似的，落在了“和”字上。更精妙的是，陆长庚望一眼就能估算出鸭子的数量，望一眼就识别出了鸭群中有一只被裹来的老鸭，从众多鸭子中随手挑拣出最肥的，用手一掂就准确说出了数量。

陆长庚养鸭也爱鸭，疼到了骨子里，才拥有了与鸭对话的“魔法”，提及他不养鸭的原因，他说道是因为曾经的一场鸭瘟让他看着鸭子一只只在荡里死去，看着死，毫无办法。陆长庚说是“蚀了本钱”，可我认为对于他来说更像是失去了伙伴、也失去了骄傲。

陆长庚是“什么事都轻描淡写的”，帮倪二找回鸭子之后立马又拿著价值不菲的酬金赌钱，别人说他输得光光的，他回答“没有！还剩一块！”，汪曾祺先生在写这一段文字的时候也是“轻描淡写”的，就像是邻居来我家拜访，向我讲述他一个亲戚的故事，可是一个生动的陆鸭就这样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技艺精湛又活泼真性情，性格骄傲又常常自嘲，我想笑，可是笑不出来，于是也只能跟着文中的小孩问一句：“这两个老人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呢？他们的光景过得怎么样了呢？”

返璞归真，足以见真功夫，温润纯净，足以见真性情，这是我对两位鸡鸭名家的评价，也是对汪曾祺先生的那一份“恰到好处”的笔墨的看法。从小人物落笔是先生文章的显著特色之一，从小人物里折射出的大时代，则是另一个话题。在这篇文章中，我且只将它读为一个故事，感悟里面的笔墨之美、人生之美、人情之美，止于亲和之中的敏锐，达于温情之上的通透。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