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晶

摘 要：文章以中国科学研究体系所遭遇的全新的“道德危机”作为切入点，分析了其与中国科研评价体系痼疾间的联系。在采用组织学视角来对现行解决“痼疾”的辦法进行分析、整合的同时，本文着眼对在危机过后建构更加“道德”的中国科研评价体系提出了对策和建议。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下，中国科研评价体系的改革方向必须从过去十年间越来越极端量化和指标化的思路中调头，寻求将构建科研管理者和科研工作者间的“共识”和“信任”等道德因素融入到新的科研评价体系中。

关键词：科研评价体系;道德;科研管理

自2019年11月开始，中国科学家的科研诚信以及支撑它的科研评价体系遭遇了一个“危机”时期——以国内某知名大学校长为代表的若干院士级重要学者的学术成果，在国外学术打假网站和北京大学饶毅教授的实名举报声中遭受严重质疑。公众开始关注到，即使是那些功成名就、位居高位的科学家，也可能难逃当今重发表、重数量的中国科研评价体系的扭曲，从而甘冒挑战科研诚信的道德风险。尽管危机中的公众态度、社会舆论不可避免地带有轻信、偏激的弊端，不可能据此来对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和整个科研体系做出鉴定。但必须值得科研管理机构和决策者重视的是，对科研体系及其中主体动机的质疑，一旦出现便是极其危险的信号：因为道德话题最容易引发社会的广泛参与，会迅速超出专业领域的边界并演变为公共事件。而科研管理机构和决策者在此类道德话题引发的公共事件中负有“双重责任”——首先是因为他们对专业的失控，引发了公众关注;其次是因为道德动机的问题，必定源于管理者在评价体系中对科研主体的激励不当。

文章的目的在于呈现中国科学研究体系所遭遇的全新的“道德危机”，并进一步分析其与中国科研评价体系痼疾间的联系。在采用组织学视角来对现行解决“痼疾”的办法进行批评和整合后，本文着眼对如何在危机过后建构更加“道德”的中国科研评价体系，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一、科研评价体系的老问题与新批评

众所周知，“量高质低”是偏重于成果产出总量指标的科研评价体系最为公众诟病的弊端。为此，中国的科研管理结构和决策者，已经在过去十余年间采取了成效可见的改革措施，并且在相当程度上迅速重塑了科研共同体和公众对于科研评价的观念与认知。仅以国家科技部2010年和2019年发布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进行对比为例，在2010年，管理机构和决策者对发布结果的关注点还是“国际论文数量和被引次数世界排名”，但2019年就已经转变为只对“卓越论文”、“高被引论文”和“热点论文”这样的影响力指标进行统计和分析了。同样的，由于高校教师是我国国际期刊论文生产的主力，对科研评价体系的改革也自然延伸到对大学评价体系的改革中。例如，在上海交大发布的全球大学学术排名体系中，各高校在《自然》、《科学》、《细胞》（合称“CNS”）上发表论文数量在相对排名体系中的权重同其发表的SCI、SSCI论文总数所占权重相当，这种对在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科研成果的“重奖”，清晰释放出科研管理机构和决策者更青睐“高质量”科研产出的信号。

但是，上述在科研评价体系中引入并强化“影响力”指标的做法，其实从一开始就饱受国际、国内科研共同体和社会舆论的“道德批评”。首先，这种批评认为所谓高“被引论文”、“顶尖刊物”的标准依然是量化的、客观的，引入它们，只是便于科研管理结构和政治及行政决策者们以“外行”身份来给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这些“内行”分配资源，而内行们对于自身成果的“同行评议”依然只能发挥“参考价值”。这种批评认为由行政官僚，而非科研工作者们，来主导对于科研评价体系的改进，既在技术上不科学，更在价值上不道德。其次，从奖励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到奖励在SCI、SSCI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再到奖励在顶尖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甚至是奖励高被引论文的数量，其重视产量的基本逻辑“思路”实际并未改变，反而是能够获得奖励的途径越来越少。这不仅不能改善“发表还是出局”的功利氛围，而且加剧了大学和科研机构将职称聘任、科研奖励、住房福利和其它津贴等资源同不断收窄的“刊物等级目录”相挂钩，迫使年轻教师和科研工作者在愈加受限的晋升通道中成长时，变得更加机会主义，更加忽视诸如教学、培养学生和公开讲座这类旨在传播科学知识和素养的“道德”行为。最后，更糟糕的是，以高被引论文和顶尖刊物为导向的科研评价体系在收窄奖励路径的同时，使得科研竞争越来越陷入“赢家通吃”的恶性格局。长此以往，即便“赢家通吃”的恶性竞争可以催生更多的“高被引论文”和顶尖刊物文章，它们也只是其中缺乏创新但以资源堆砌见长的“跟随性”、“同质化”研究——生怕被拒稿的研究者们只报道与主流范式一直的研究结果，甚至会为了获得容易被接收的论文而冒道德风险、伪造数据。

来自道德层面的批评声音还指出，中国科研评价体系用追求“高影响力”来获得“高质量”的逻辑，实际上是用科研成果的“学术影响力”代替了其“社会影响力”，容易诱导科学家们忽视甚至逃避将其学术发表转化为社会福祉。一旦考虑到大量“高影响力”论文实际上是由公共经费所资助的课题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它们的“高影响力”越来越受益于其多学科交叉属性所带来的高引用率时，如果其作者仅被鼓励去钻营生产类似知识而无心造福公众或扶持其它相关学科，那么造成这一局面的科研评价体系就确实存在道德上的缺失。这种道德缺失在社会常态下虽然被不断讨论，但容易被局限在科研评价和管理的专业领域内进行，在公众舆论压力不足的情况下，难以得到相关机构和决策者的重视。然而，在经历过“祛魅”并愈发理性的现代社会，一旦出现社会危机和公共事件，公众便要向“权威”问诊——社会领域的权威一个是“政府”，一个是“科学”。如果公众发现科学家们本来拥有可以预防或解决危机的知识，却坐视不管、无动于衷，那么驱动科学家行为的科研评价体系及其相关管理机构和决策者，就必然成为公众泄愤的对象。

二、科研评价体系中的道德元素

试图不断完善和改革中国科研评价体系的管理机构与决策者，竟然不断招致批评，甚至是超出专业边界的道德批评，关鍵在于其策略的底层逻辑存有偏差。身处行政体系中的科研管理机构和决策者，习惯于将规模庞大的科研工作者队伍也纳入“科层制”的模式下进行绩效评估，以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来界定自身同科研工作者间的合作。在这种模式下，管理机构和决策者容易认为，科研工作者作为国家经费和资助的代理人，只要有完备的激励制度，其策略和行为就一定可以符合委托人的预期。因此，只要找到更加合理的指标以及适当的权重分配方案，将其引入新的科研评价体系，那么科研工作者就会选择去生产更“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过去十年间，中国科研评价体系用被引率和期刊影响因子来代替论文数量作为更高权重的评价指标的做法，就是这种底层逻辑持续运行的集中反映。如果浅显地揭示这种“激励”逻辑的偏差，可以认为其激励的工具是同指标挂钩的“利益”，而科研工作者的利益同其道德标准、诉求间并不等同;甚至，越是“强激励”，对科研工作者道德标准和诉求的扭曲就越严重。更深刻的理论解释则是，根据阿罗的“不可能”定理和霍姆斯罗穆的不完全契约理论，任何试图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指标和规则都不可避免地会诱发相应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招致道德风险并最终瓦解委托人和代理人进行“高效且道德”地合作的可能。正是由于中国科研评价体系的改革长期致力于高效地驱动科研工作者生产“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忽视了强激励所必定隐含的道德风险，才不得不面对来自公众和社会越来越严重的道德批评。

三、科研评价体系如何走出道德困境

创新型国家的科研体系必须是科研管理机构、决策者和广大科研工作者的“有机”组织，即一个依靠共识、信任和绩效指标体系共同凝结起来的复杂共同体。单纯依赖绩效指标体系而激励的组织是“机械”的，组织成员蜕变为绩效指标牵连下的“木偶“——一方面缺乏道德驱动下的主动性，难以从事探索未知领域这种公共收益大、个人收益低的创造性事业;另一方面也缺乏道德底线，会为了达到核心绩效指标、兑现个人短期和局部的利益而牺牲其它指标，损害真个组织整体和长期的利益。因此，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下，中国科研评价体系的改革方向必须从过去十年间越来越极端量化和指标化的思路中调头，寻求将构建科研管理者和科研工作者间的“共识”和“信任”等道德因素融入到新的科研评价体系中。

现代管理学已经为在组织和管理系统中引入“共识”、“信任”等道德因素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首先，管理机构和决策者必须通过行动和事实来确立整个组织对“道德”标准的信念，必须在各个层级为奖励科研道德树立典范，传递明确的信号——既能让管理者和工作者都确认整个组织对“道德“价值的重视，又能理解这些道德规范、标准同自身行为间的联系。其次，上述“共识”必须通过落实为制度保障，才能构筑起管理者与工作者以及工作者之间的“信任”。只有将道德奖惩、管理者对道德奖惩的长期承诺以及科研工作者对“道德”内涵的补充、完善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制度，科研工作者才会愿意为坚守道德底线付出代价，管理者才敢于“信任”科研人员会精益求精而不是滥用经费，管理的监督成本才能大幅削减，为真正有意义的科研工作节省资源。这种构筑信任的制度可以包括，在科研评价中引入更大权重的道德监督与更多元身份的监督主体，鼓励科研工作者对其主持的工作进行道德承诺并相应给予更大的“自主权”，以及在职称聘任和晋升过程中引入类似的“道德承诺”作为评定依据和后续信用评价信息等。

参考文献

[1] 科技部.科研人员要勇挑重担，全力投入科技攻关任务，把论文写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N]http：//www.most.gov.cn/kjbgz/202001/t20200129_151264.htm.

[2] 2019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发布[N]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11/432888.shtm.

[3] 2010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发布[N]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12/256428.shtm.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研究课题项目“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研究”（2017LZXZZ012）。